“典型”形象及其敘事：對當前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考

“與其說“典型”意識在當代兒童文學的寫作中正逐漸淡去，不如說是文化和文學的當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對于當代兒童文學的童年書寫和形象塑造來說，有意識地探索人物核心的敘事體式，或許是將童年人物及其精神引向深處的一個重要通道。而歸根結底，如何更好地書寫兒童和童年，才是我們今天重提典型形象問題的最終目的?！?/p>

“ 典型 ” 形象與文化、藝術語境

兒童文學不談“典型”久矣。這里的“典型”，不單是一般語用層面所指的作品中成功塑造的代表人物形象，同時包含了對這一形象的普遍性、重要性及其敘事核心地位的強調(diào)。近年來，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繁榮迅速擴容了兒童形象群體，然而其中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且足以成為公共談資的“典型”形象，相對來說卻十分稀少。我以為，某種程度上，這是當代童年文化變遷和兒童文學藝術拓展的表征之一。

首先，從童年文化的角度看，當代兒童群體早已告別“共名”階段相對一致的文化認同，分化出了空前多元、多面、多層的亞文化群落及亞文化現(xiàn)實，在這一背景下，代表特定群體的某個兒童形象在兒童讀者中能夠激起的共名感，自然有所減弱。同時，新媒介時代全面開啟以來，文學生活在兒童文化生活中所占空間明顯縮減，兒童文學中的兒童形象遠不再是兒童眼中惟一的生活模本，自然也難以像過去那樣激起“全民性”的熱情關注與普遍認同。 

其次，從藝術自身的角度看，“典型”形象的暫時退位其實也是當代兒童文學朝著更為豐富、細致的藝術圖譜分化、發(fā)展的征兆。從“典型”人物觀統(tǒng)攝下解放出來的兒童文學，得以向更廣闊的時空、生活以及更豐富的藝術趣味敞開書寫的筆墨。例如，近年蔚為大觀且成果豐碩的童年回憶性質(zhì)的兒童文學寫作，在過去僅以典型人物為核心的文學時代，恐怕難以得到充分的關注和發(fā)展?！堆T》（彭學軍）、《一個人的花園》（謝倩霓）、《童年河》（趙麗宏）、《童眸》（黃蓓佳）、《吉祥時光》（張之路）、《白霧》（劉玉棟）、《阿蓮》（湯素蘭）等童年回憶題材的兒童小說，雖講述各式角色的經(jīng)歷、見聞等，其藝術表現(xiàn)的焦點卻非人物本身的典型性或代表性，而是從個體身上流淌而過的那種生活和時間的獨特滋味，以及細膩而動人的世態(tài)人情。這些小說中的人物，或如過客般從主人公生活的河流中乘筏而過，或在行動上雖貫穿情節(jié)始終，但主要功能則在于提供一個觀看的視角、一種體驗的承托。它們的結構大多也是屏風式的，一扇風景連著一扇，我們跟隨主人公移步換景，仿佛走過一段有形的時光。正是在這樣相對自由的結構中，文學的觸須伸向了日常生活最不起眼的角落，并且從中發(fā)現(xiàn)了珍貴的感覺和趣味。

在另一些當代主要題材類型如校園小說、幻想小說等的創(chuàng)作中，形象的趣味性取代典型性的考慮，更多地成為了兒童文學藝術表現(xiàn)的核心關切。當代兒童文學發(fā)展史上，對于兒童“形象”的粗暴干涉曾一度以“典型”的名義籠罩作品，導致觀念主導形象，政治吞沒文學。兒童文學從上述歷史中學到的重要一課，是意識到對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來說，生動的個人性和鮮活的趣味性永遠是第一位的要素。在創(chuàng)作、接受、批評的多重層面，特定的兒童形象是否生動有趣，比之這一形象是否典型，無疑更受到作家、讀者和評論界的看重。而在新時期兒童文學藝術變革的背景上，這種藝術重心的悄然轉移，同樣體現(xiàn)了當代兒童文學美學的重要進步。

對 “ 典型 ” 的新要求

“典型”范疇是“古典”時代文學理想的某種表達，它傳遞出人們試圖借助文學洞察、把握世界、生活以及人自身的雄心。這也是為什么亞里士多德認為以“可能發(fā)生的事情”為描寫對象的“詩”比之以“已發(fā)生的事情”為描寫對象的“歷史”更為“真實”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詩”能于特殊的現(xiàn)象中見出普遍的規(guī)律。而經(jīng)典“典型”形象的基本內(nèi)涵，即是上述普遍與特殊、或稱共性與個性的統(tǒng)一。前者意指典型是對于生活中一類具有共性的形象的文學把握，后者意指典型形象對于普遍性的把握不是通過抽象的提取、概括，而是經(jīng)由生動、特殊的個體性，這是文學表現(xiàn)之于科學解釋的根本區(qū)別。

事實上，當代兒童文學并不缺乏既體現(xiàn)一定共性、又具有生動個性的兒童形象。比如近年流行的校園幽默兒童小說，其中兒童主角的塑造往往既有比較生動的個性和趣味，也反映出當代兒童校園生活的某些共同經(jīng)驗。再比如這些年不斷進入兒童文學關注視野的鄉(xiāng)村留守兒童形象，既呈現(xiàn)了這一童年群體的基本生存狀況，其性格特征也在逐漸趨向生動。為什么其中鮮有得到人們普遍關注的“典型”形象？除了文化環(huán)境和藝術分化的原因，是否也存在著創(chuàng)作自身的問題？ 

或許，與其說“典型”意識在當代兒童文學的寫作中正逐漸淡去，不如說是文化和文學的當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化和文學生活都相對簡單的年代，一個文學形象要激起公眾化的同感和移情，它所面對的文學要求，比之寫作現(xiàn)實和閱讀經(jīng)驗都變得空前豐富的時代，無疑要復雜得多。換句話說，今天的兒童和成人讀者對于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的期望，遠非一點共性調(diào)和一點個性那樣簡單。我們期待“典型”的個性和共性所共同指向的普遍性，不僅僅是某類個體身上的某些共同點，也是透過人物及其命運揭示出與童年的當代生活、文化和命運有關的某些重大內(nèi)涵；同時，這種內(nèi)涵因其與最切己的個人體驗、命運之間的深刻關聯(lián)，而給讀者的情感、認識造成有力的沖擊乃至重塑。

仍以當代兒童讀者最熟悉且喜愛的城市校園生活題材為例。在童書市場經(jīng)濟的催化下，這類作品中的兒童角色逐漸衍生出兩類常見的模式，一是“同桌冤家”的喜劇模式（主角及讀者年齡中偏低），二是“青春偶像”的韓劇模式（主角及讀者年齡中偏高）。其兒童角色往往類型鮮明，趣味十足，校園生活經(jīng)驗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從“典型”的要求出發(fā)，在“喜劇”式的游戲和“韓劇”式的波瀾之外，我們還期待從這類形象身上看到童年精神與生活的更多深廣度。例如，校園生活對兒童來說，其獨特的復雜性和難度體現(xiàn)在哪里？如何理解、書寫這種寄寓于日常性的童年生活的復雜性？兒童如何在這一看似簡單的復雜性下摸索、理解、把握、掌控生活的方向？在這樣的摸索和探尋中，童年的哪些方面實實在在地撼動了我們？校園兒童形象如能介入這些問題的思考，其立體性和深度都會大不一樣。 

再以留守兒童形象為例。與前一類兒童形象的塑造相比，關于留守兒童形象及其生活的書寫要面對另一種難度——大部分將城市兒童校園生活寫得有滋有味的作家，身邊都不乏生動的現(xiàn)實城市兒童模本，但對大部分作家來說，選擇留守兒童題材首先是出于一種文學道義的立場，寫作者與其寫作對象間的經(jīng)驗隔閡由此大為增加。在不少留守兒童角色身上，我們往往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一群體的某些基本生存狀況，如雙親缺位、監(jiān)管缺乏、經(jīng)濟窘困、情感無依等，以及這些狀況對兒童個體可能造成的基本影響，卻很少能夠看到屬于一個獨一無二的生動個體的那種豐滿、深切的生存經(jīng)驗和生命體驗，像《我親愛的甜橙樹》那樣，將底層貧困孩童生活世界的那種細膩的豐富和復雜的單純，寫得真切而又動人。公眾熟知的留守兒童生存現(xiàn)狀在一個具體的孩子身上激起的生活經(jīng)驗和情感體驗，到底是什么樣的？這種經(jīng)驗和情感的豐富性何在？在一個真實的孩子對生活困境的承受中，最打動我們（而非僅僅激發(fā)某種同情或憐憫）的究竟是什么？面對這些問題，僅僅文學地復制留守生活中的新聞事件是不夠的，還需憑借文學獨特的感受力、洞察力，進入留守兒童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深處，使留守兒童的文學形象在血肉上進一步豐滿起來，也在審美內(nèi)涵上進一步豐厚起來。

典型形象與 “ 人物核心 ” 敘事

在我看來，當下兒童文學童年群像中“典型”形象的相對缺乏，還有一個敘事技術層面的原因。

“典型”形象是文學人物核心時代的重要標志。這里的“人物核心”，不僅包括我們常說的“中心人物”的意思，更是指人物成為整個敘事圍繞其展開的那個核心，亦即敘事作品的環(huán)境、情節(jié)、細節(jié)等，均致力于塑造、表現(xiàn)、推進、渲染作為其核心的“典型”人物性格與命運，而“剔除一切對烘托人物性格沒有幫助的偶然的東西”（別林斯基語）。在這樣的寫作中，敘事的推進在表，性格的演進在里，每一敘事部分都緊緊圍繞典型形象的核心，并在其書寫中承擔不可或缺的功能。作為軸心的人物被敘事的紡錘緊密包裹，其中每一根敘事紡線的展開，或正寫，或反寫，或細描，或皴染，都將人物性格帶向更豐富和深刻的維面，最終也將人物自身帶向他（她）的命運。正是借助這樣結構緊密、筆墨充分的表現(xiàn)和烘托，“典型”形象才擁有了較之一般文學形象更濃深的輪廓和更鮮亮的色彩。正如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在多少情節(jié)與細節(jié)的鋪墊和推動下，才最終醞釀出她投身車輪的那個突然瞬間，從而使這個形象和她的悲劇長久地烙印在讀者的記憶中。 

這種人物核心的敘事方式，在今天的兒童文學寫作中已久不占主流。大量兒童文學作品采用的是并聯(lián)體或串聯(lián)體的敘事方式，由一個或若干個中心人物貫穿一系列并行或前后相銜的故事，各個片段間既有上下關聯(lián)，這種關聯(lián)度又不甚密切，個中人物的性格在不同的故事里反復上演，其內(nèi)涵則基本停留在同一層面。這類結構并非不能造就典型形象，林格倫筆下的埃米爾、戈西尼筆下的小尼古拉等，都是從并聯(lián)或串聯(lián)敘事結構中誕生的典型頑童形象。但這些形象作為“典型”的成功塑造，同樣離不開人物核心的敘事意識。在這些作品的單個故事片段之內(nèi)，相關敘事依然緊緊圍繞人物性格的表現(xiàn)展開，無數(shù)看似分散的生活細節(jié)，其實無不緊貼著這個人物的小核心。就像《淘氣包埃米爾》中，連埃米爾因為把頭卡進湯罐里而落淚的細節(jié)，都被處理成為其典型性格的巧妙烘托，而這個細節(jié)本身也在典型性格的照亮下變得充滿異彩。

又或如前文提到的童年回憶題材寫作，其敘事多以時間為主線，隨著時光的推移，生活發(fā)生相應的變化，人物也確有成長，但其前后經(jīng)歷與角色性格形成并無緊密、必然的因果關聯(lián)，而是更多地作為相對松散的生活事件，在人物身上敲下回憶和感覺的烙印。這類小說的寫法，原本就非以形象的典型性取勝。猶如普魯斯特的名作《追憶似水年華》，題名、意境、氛圍、感覺等均給讀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有多少人記得書中的那位敘述者主人公有無姓名呢？

最重要的是，一種敘事中的人物核心意識，會把我們自然而然地帶向關于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內(nèi)容的更為細致、深入的琢磨和思考中。要使這個形象充分承擔起敘事核心的角色，作家就必須從中發(fā)現(xiàn)足以支撐一定長度的敘事過程以及圍繞它生發(fā)展開的豐富內(nèi)容。同時，在這樣的敘事進程中，這個形象以及它所代表的童年生命的廣度和深度，也將得到更充分的發(fā)掘和表現(xiàn)。對于當代兒童文學的童年書寫和形象塑造來說，有意識地探索這種人物核心的敘事體式，或許是將童年人物及其精神引向深處的一個重要通道。而歸根結底，如何更好地書寫兒童和童年，才是我們今天重提典型形象問題的最終目的。

本文發(fā)表于《文藝報》2017年8月9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