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中的政府職能理論

【編者按】2023年是亞當·斯密誕辰300周年。這位“經濟學之父”身上充滿著矛盾：他天賦異稟，14歲就讀格拉斯哥大學，17歲入讀牛津大學，25歲成為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正教授；但同時又素有癡名：讀書時經常發(fā)呆，懶得給朋友們回信，一生未婚也沒有子嗣。他只留下兩部著作——《國富論》被奉為現(xiàn)代經濟學“開山之作”，《道德情操論》卻被視為倫理學的經典。

300年來，亞當·斯密的思想仍影響著現(xiàn)代經濟學的發(fā)展軌跡，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歷史的迷霧。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澎湃新聞推出“亞當·斯密300年”專題，邀請多位學人從歷史、哲學、經濟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這位“現(xiàn)代經濟學之父”的多重面貌。

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與政治理論密切相關，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是通過經濟學說發(fā)展了近代以來的政治理論，正如很多研究者看到的那樣，“盡管斯密贊同自由放任，仔細考察《國富論》，可以發(fā)現(xiàn)，他賦予政府各種各樣的任務?！保╗美]亨利·斯皮格爾：《經濟思想的成長》，晏智杰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頁）在《國富論》中，斯密著力對政府的職能做出了拓展，這一拓展還為近代政治提出了新的愿景，它們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政府的第三項職能

人們通常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一本經濟學著作，它重點討論國民經濟與財富的起源，在《國富論》中，斯密既開創(chuàng)性地討論了財富的三個來源——勞動、資本、地租，還詳細地考察了經濟史上的貿易往來，集中論述自由貿易的原則，反對政府干涉經濟。在此意義上，它當然是一部經典的經濟學著作，甚至如后代經濟學家所稱贊的那樣，它是一部“經濟學的《圣經》”。但實際上，《國富論》的影響從來就不單單發(fā)生在經濟領域，“亞當·斯密的初衷無疑是為世界建立一種完整的社會哲學”，（[英]詹姆斯·博納：《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歷史關系的考察》，張東輝、夏國軍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68頁）在該書剛出版時，斯密的蘇格蘭朋友們就曾祝賀它在“政治科學”而非“政治經濟學”方面做出的貢獻，（[英]馬克·戈爾迪、羅伯特·沃克勒：《劍橋十八世紀政治思想史》，劉北城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31頁）也正是在《國富論》中，斯密專門討論了政府的職能。

斯密指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yè)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shù)人的利益），這種事業(yè)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shù)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保╗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59頁）這樣，斯密就系統(tǒng)提出了政府的三項職能——防止外敵侵犯、保護社會治安與發(fā)展公共事業(yè)，每一項職能都不可偏廢。

斯密提出的三項職能其實分別對應的是國防、社會治安和公共事業(yè)，其中發(fā)展公共事業(yè)構成了政府的第三項職能的主要內容，“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饕獮楸憷虡I(yè)社會，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保╗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93頁）

在斯密之前，近代的政府職能理論主要以英國哲學家洛克為代表，洛克認為，政府的目的在于保護財產，為了實現(xiàn)這項目的，政府的職能只在于對內懲罰犯罪對外保護安全，其中保護安全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國防防止外敵入侵，懲罰犯罪是針對國內侵犯他人自由與財產之人的懲罰。斯密在洛克的政府職能基礎上增加了“建設并維持公共事業(yè)與公共設施”的內容，他指出，政府在承擔公共事務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職能，這些職能既包括興建公共設施與公共工程——具體包括建設橋梁、道路、港口等工程，也包括維持公共事業(yè)——具體包括政府興辦教育，甚至還包括政府對教會的支出等內容，這些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yè)是個人無法完成的，它們需要政府的參與。在此，我們看到，斯密并不是簡單地主張政府的消極無為，而是把建設公共工程、發(fā)展公共事業(yè)作為政府的第三項職能固定下來了，這一定位具有重要突破性意義。

第三項職能的愿景內涵

斯密認為，政府不但要承擔國防與社會治安方面的職能，還提出政府要發(fā)展公共事業(yè)，并把它看作是第三項職能。在斯密這里，這項職能是有目標指向的，其目標就在于為政府提供財政開支，實現(xiàn)富國裕民，富國裕民由此成了近代政治的一個新愿景。

1、增加政府財力

正如很多學者看到的，“盡管斯密強烈反對對市場機制進行干預，但是確切地說，他并不是反對所有的政府行為。一般而言，他支持政府提供軍事保障、主持公正以及提供私人經營無利可圖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設施?！保╗美]雷·坎特伯里：《經濟學簡史》，劉雁冰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我們進一步考察斯密所列的政府職能便會發(fā)現(xiàn)，斯密首先是從財政開支角度來論述上述職能的。在斯密看來，不僅他所擴展的第三項職能，而且他所堅持的洛克意義上的前兩項政府職能的履行都需要政府開支，其中“建設并維持公共事業(yè)與公共設施”的職能更是需要財力的支持，“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饕獮楸憷虡I(yè)社會，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保╗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93頁）斯密專門舉例指出，“一國商業(yè)的發(fā)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梁、運河、港灣等公共工程。這類工程的建造和維持費用，顯然，在社會各不同發(fā)達時期極不相同。”（[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93頁）在此，斯密不僅擴展了政府的職能，還點明了經費對于履行傳統(tǒng)職能的重要意義，正因為此，發(fā)展經濟理所當然地成了政治的重要工作，政府為了更好履行職能（既包括前兩項職能，也包括第三項職能），它必須著力發(fā)展經濟、增加財力。

2、實現(xiàn)富國裕民

斯密的政府的第三項職能不僅提出了發(fā)展經濟、擴展財政實力的要求，還進一步提出了政府發(fā)展經濟所應該實現(xiàn)的目標——富國裕民，即國家財力充沛、民眾生活富足。斯密指出，“被看作政治學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計，或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頁）。

實際上，在促進民眾的生活富足的問題上，斯密再次對近代政治的定位做出了重要突破。我們知道，在洛克那里，政府只需對民眾的權利提供消極性的保護，如果民眾受到侵犯，政府將提供權利救濟，這種保護是消極性的，政府并不主動去擴展民眾的經濟福利。而如今，斯密的政府職能正逐漸變得“積極”起來，政府開始主動關心民眾的收入，這是一項擴張性的目標，它在保護現(xiàn)有權利基礎之上承諾給民眾“更多的”物質利益。在斯密這里，政府不僅要保護權利，還要更要讓民眾變得富裕享受更多的物質福利。這就在事實上為現(xiàn)代政治提出了一個新的愿景——發(fā)展，這是一個全新的、擴張性的愿景，在今日之政治中，人們越來越把經濟發(fā)展、生活富足看作是美好政治的一個重要內涵，其實，這個愿景的理論表達正出自斯密，這是斯密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影響。

《國富論》

對自由政治的重申

斯密主張政府承擔經濟職能、主張政治實現(xiàn)富國裕民，這一思想突破了洛克所主張的政治的保護職能，既擴展了政府的權力，也提供了一個擴張性的愿景，但是斯密并未走向大肆擴張政府權力的政治極權之路，他依然強調經濟發(fā)展不得損害人的自由，也不能侵犯個人的財產，而且這兩項因素還構成了經濟發(fā)展的前提。在此意義上，斯密雖然主張政府的經濟職能，但他依然堅持了近代政治的權利立場。

1、自由對于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在政府的目的問題上，斯密的主張和洛克較為接近，他也強調保護財產和防止侵略“法律和政府似乎也只有這個目的：它們只保護那些積累了巨資的人，使他們能夠平安地享受勞動的果實?！珊驼€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yè)，不受外來的侵略”（[英]坎南編著：《亞當斯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陳福生、陳振驊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76-177頁）。他認為政府的政策需要服從于這個根本目的。

在此基礎上，斯密指出，只有在自由的條件下，才能實現(xiàn)最大程度的經濟增長，“在私人行動獲得最大自由的時候，私人利益最有可能與公共利益相結合?！保╗英]詹姆斯·博納：《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歷史關系的考察》，張東輝、夏國軍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82頁）在論述政府職能的履行方式時，斯密更是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骸翱傊?，一種事業(yè)若對社會有益，就應當任其自由、廣其競爭。競爭愈自由、愈普遍，那事業(yè)亦就愈有利于社會?！保╗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11頁）因為，只有充分的自由競爭，減少政府的干預，才有可能實現(xiàn)經濟的發(fā)展。斯密還舉了不同的例子來說明這一觀點，他指出，“歐洲政策主要是依以下三種方式促成這樣的不均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職業(yè)中競爭的人數(shù)，使其少于原來愿意加入這些職業(yè)的人數(shù)；第二，增加另一些職業(yè)上的競爭，使超越自然的限度；第三，不讓勞動和資本自由活動，使它們不能由一職業(yè)轉移到另一職業(yè)，不能由一地方轉移到另一地方”（[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14頁）。在他看來，限制競爭最后反而帶來發(fā)展的不均衡，自由競爭才能實現(xiàn)最佳效果。同樣的結論也適用于貨幣利息問題，斯密指出，國家總以為高利貸盤剝是不道德的，于是制定出法律來限定借貸利息，但事實證明，制止高利息不但無效，反而進一步助長了成本帶來了罪惡，“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盤剝的罪惡，反而使它加甚，因為，債務人不但要支付貨幣使用的報酬，而且要對出借人冒險接受這種報酬支付一筆費用”（[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37頁）。只有政府放任自由經營，才可能出現(xiàn)最佳的結果。

斯密進而認為，自由的經濟政策不能僅限于對內，對外也得實現(xiàn)自由的貿易，并且英國正因為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帶來了發(fā)展，最終，在斯密看來，國家必須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只有自由的政策才能促進經濟的發(fā)展。

2、財產安全對于經濟的重要意義

斯密提出了經濟發(fā)展的愿景，為了這一實現(xiàn)愿景，斯密還進一步論述了財產安全對于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雖然斯密的著眼點在于安全對于經濟的影響，但是他對財產安全的強調還是回到了洛克的權利政治立場上。在財產安全方面，斯密尤其強調政府保護財產對于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意義。斯密根據(jù)大量的經濟學事實指出了，只有實現(xiàn)了財產安全，人們才會有發(fā)展經濟增加財富的動力，社會經濟才能興盛發(fā)達；反之，如果財產得不到保障，人民便沒有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社會經濟最終也將衰退枯竭?！霸谝磺猩畋容^安定的國家里，有常識的人，無不愿用可供他使用的資財來求目前享樂，或求未來利潤。……如果不幸，國家專制，君主暴虐，人民財產隨時有受侵害的危險，那么人民往往把資財?shù)拇蟛糠植啬淦饋??！保╗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67頁）

為此，斯密從財產安全得以保障的程度來考察了歷史上的不同時代的經濟發(fā)展歷程。在奴隸制時代，奴隸們除了求得生存之外并無任何個人財產，他們也就失去了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不會再去創(chuàng)造大量的價值?！耙粋€不能獲得一點財產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求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關心?！保╗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68頁）而到了封建制時代，農民在繳納地租后還能有部分結余，于是他們才有了改善生產的動力并最終推進了社會財富的增長，“農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們有時覺得，投下一部分資本改良土地，對自己有利益”（[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71頁）。由此，斯密得出結論：人們只有在自己能夠享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時，他們才具有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當人們勤勞的結果確有親自享受的把握時，他們就自然會努力來改善他們自身的境遇，不僅要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娛樂品”（[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81頁）。對于人們追求自己經濟的行為，政府應保障這種逐利的自由，因為只有激發(fā)起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社會的財富才可能在整體上不斷增長。

亞當·斯密

斯密的政治思想史地位

正如本文開篇即指出的，斯密的影響不僅在于經濟學還在于政治思想史，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政治思想史的傳統(tǒng)中對斯密做出評價。首先，斯密繼承了洛克的傳統(tǒng)，強調政府職責在于保護社會，防止外部敵人的入侵，同時，政府還需要盡可能保護社會成員，使其不受其他成員的侵犯，由此，他強調政府在國防與社會治安方面的重要職責，這些觀點與以洛克為代表的權利政治主張相當一致。

其次，也是更具突破意義的地方在于，斯密認識到政府需要承擔的公共職能，并由此職能主張經濟對于政府履職的重要意義，主張政府必須具有足夠的財力。在提出政府第三項職能基礎上，斯密還進一步提出政治的目標在于“富國裕民”，這個目標既要讓國家變得財力充沛，還要讓民眾變得富庶，這樣的目標突破了洛克意義上的消極保護職能，在這方面，就如施特勞斯指出的那樣，“盡管斯密繼承了一種傳統(tǒng)——洛克是這一傳統(tǒng)的偉人，然而這一傳統(tǒng)已經發(fā)生了性質截然不同的重要變化，斯密促成了這種變化的發(fā)生”（[美]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政治哲學史》（下），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0頁）。自斯密開始，經濟發(fā)展成為了近代政治的重要愿景，它對近代政治愿景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最后，我們還要看到，斯密雖然主張富國裕民的經濟職能，但他依然堅持維護民眾的財產與權利，并把國家看作是維護安全的基本保障，這就重回了洛克的權利政治立場，斯密所提倡的政府的第三項職能或者富國裕民的經濟愿景與自由放任、與保護安全的傳統(tǒng)并不沖突，甚至保護安全、自由放任反而成了思想經濟增長、擴展經濟職能的重要條件。

所以，總的說來，斯密是在洛克開創(chuàng)的權利保護的傳統(tǒng)中對政府的職能做了重大拓展，這一拓展還對今日的政治職能與政治愿景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確實使得近代政治思想傳統(tǒng)發(fā)生了變化，但在促成這種變化之后，斯密并沒有隨著這種變化而去，而是再次回到了權利保護的傳統(tǒng)之中，并且，在他的定位當中，權利保護與經濟發(fā)展還實現(xiàn)了兼容，權利保護政治經濟發(fā)展的前提。在今日之愈加重視經濟發(fā)展的政治定位中，斯密的思想無疑給我們提供了諸多啟示，這也是我們在今日紀念斯密誕辰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