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婦女的從軍

明代婦女從軍之例，明末清初學(xué)者魏禧作了下面簡單的概括：“烏馬寡婦佐胡宗憲平倭，石柱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殲亂，俺答三娘子哈屯比妓練兵附明，八百媳婦土酋之妻各領(lǐng)一寨?！边@是明代婦女從軍的真實例子。此外，魏禧在其所著《兵經(jīng)》一書中，已經(jīng)考察了自古以來名將利用婦女參與軍事活動的史跡。至于婦女如何“助戰(zhàn)”，亦即如何發(fā)揮婦女在軍事活動中的作用，魏禧進而作了如下詳細(xì)闡述：

但欲為誘襲，當(dāng)以女前而隱其兵，或廁少年之軍于婦人內(nèi)，一如彼地裝飾，從中猝發(fā)?；蛞詪D人男服，持竿乘城，搬運瓦礫?；颢@彼婦人列之于前，彼軍顧惜，則令其運土填濠，我軍后發(fā)；彼不顧惜，則迫其點放銃炮，擊打其軍。或縱婦人使彼獲而迷淫，俟其陰氣耗奪，軍氣不揚，乘怠擊之。又淮、鳳流民能走馬踏繩、飛刀擲標(biāo)，百不爽一，以為戲者，亦可助戰(zhàn)。

誠乎古人所言，兵為詭道。為了取得軍事勝利，甚至可以借助婦人之力。魏禧此說，顯然對古代兵家之說作了更為詳盡的發(fā)揮。至于上面提及的“淮、鳳流民”，其實是指那些專門從事雜技一類表演的江湖女藝人。

明禹之鼎《女樂圖》

在說到婦女從軍之前，先引明末風(fēng)行于妓女中的“尚武”之例，加以簡單闡述。據(jù)史料記載，明代南京秦淮的名妓，有時喜歡身著戎裝，與士大夫一起打獵。關(guān)于此，張岱有下面的記載：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勛衛(wèi)、甥趙忻城，貴州楊愛生，揚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王月生、顧眉、董白、李十、楊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馬?！瞿祥T校獵于牛首山前后，極馳驟縱送之樂?！喜粫垣C較為何事，余見之圖畫戲劇。今身親為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勛戚豪右為之，寒酸不辦也。

這是模仿宋代梁紅玉故事，當(dāng)然不能說是婦女從軍之例，但至少說明在士大夫的眼里，女子穿上戎裝，也不失為一件風(fēng)雅之事。對那些名妓而言，除了為了迎合士人的這種風(fēng)尚之外，內(nèi)心深處顯然也不免有一種從軍的念頭。從明代的史料來看，妓女確實有從戎入幕之例。如明末南京珠市之妓郝文姝，字昭文。史稱其人談吐慷慨風(fēng)生，下筆亦可成琬琰。后寧遠(yuǎn)大將李如松“物色之，載媵車中”。后遼東戰(zhàn)事時，郝文姝承擔(dān)掌記之職，稱為“內(nèi)記室”，凡所有奏牘，均由其負(fù)責(zé)。

婦女從軍典范，前有花木蘭，后有梁紅玉。明代婦女女扮男裝從軍，一如花木蘭之行，當(dāng)以明初韓氏女最為著名。據(jù)記載，明初四川有一韓氏女，在遭受明玉珍之亂后，改穿男子服飾，從征云南，其間長達七年，根本無人知曉。后遇到她的叔父，才回到鄉(xiāng)里成都，改穿女裝，與她一起從軍者，無不感到驚異。至洪武四年（1371），嫁給尹氏為妻。成都人以“韓貞女”相稱。

明代邊政大患，分別為“北虜”與“南倭”。自明代中期以后，“盜賊”四起。每當(dāng)遇到社會動蕩，或者兩朝鼎革之際，均有婦女投身軍伍的記載。

明代婦女參與軍事活動，除了從軍這一直接參軍之外，一些武將的妻子在軍情緊急的情況下，挺身而出，助丈夫守城，保全邊城，也可以算是婦女間接參與軍事行動。關(guān)于此，在明代流傳著“二婦全邊城”之說，這兩位婦女堪稱代表性的人物，一個是遼東廣寧衛(wèi)指揮僉事趙忠之妻左氏，另一位則是參將蕭如薰之妻楊氏。

正統(tǒng)十四年（1449），趙忠守備鎮(zhèn)靜堡，正好趕上蒙古部落入侵。趙忠力戰(zhàn)不勝，攻圍甚急。正當(dāng)此時，其妻左氏說：“此堡破在旦夕，吾寧死不受辱，君其勉之！”說畢，與母及其三個女兒一同自縊身亡。趙忠經(jīng)其鼓勵，頗為感憤，拒守愈堅，此城得以保全。這件事上報到朝廷以后，皇帝下令贈左氏為“淑人”，下諭祭祀賜葬，并旌其門曰“貞烈”。

萬歷三十年（1602），蕭如薰以參將之職守御寧夏平虜堡。當(dāng)時正值哱劉勾結(jié)蒙古部落，以數(shù)萬之眾圍困此堡。守御的軍隊勢單力弱，人心惶惶。正在此時，其妻楊氏專門拿出自己的首飾用來犒勞手下軍士，并且親自率領(lǐng)一些健壯的婦女登上城墻，命蕭如薰出戰(zhàn)，晝夜苦斗，致使敵人退卻。

又有一位劉夫人，名淑，江西吉州人，嫁給王巡撫之子王次諧為妻。其父劉鐸曾任揚州知府，天啟年間為魏忠賢所殺。劉夫人幼年聰穎，能作小詩。崇禎十七年（1644）有兩朝鼎革之變，劉夫人嘆道：“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滄海君借椎報韓。然愿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弒義帝者?！庇谑桥e起義旗。當(dāng)時云南統(tǒng)兵官所率“蠻兵”，“精悍冠諸軍”。這位統(tǒng)兵官聽說劉夫人之名，請求謁見。夫人開壁門見之。云南統(tǒng)兵官“具牛酒于軍中，高宴極歡”。然而這位云南統(tǒng)兵官，不過是一介武夫，而且陰持兩端。一次，酒醉之后，與劉夫人爭長短，語出不遜。劉夫人大怒，即于筵前按劍欲斬其首。統(tǒng)兵官“環(huán)柱走，一軍皆挽甲”。劉夫人擲劍笑道：“殺一女子何怯也?！彼骷埞P，從容賦詩一首，辭旨壯激。統(tǒng)兵官又悔又懼。劉夫人道：“妾不幸為國難以至于此。然妾婦人也，愿將軍好為之?！庇谑强珩R馳去。劉夫人作為一個女子，曾一時統(tǒng)率云南“蠻兵”，而且極具豪氣。

明末還有一個婦女統(tǒng)兵的例子。王氏，為劉孔和之妻。劉孔和，長山人，為內(nèi)閣大學(xué)士劉鴻訓(xùn)的次子。讀書懷大略，慕陸游之為人，所著有《日損堂詩》數(shù)百首，盡學(xué)陸游。明末棄諸生從戎，隸屬劉澤清麾下。他的妻子鄒平人王氏，亦擅長騎射。弘光朝時，劉孔和與其妻王氏各率一軍，王氏號令之嚴(yán)，甚至超過孔和。后孔和為劉澤清所殺，王氏間關(guān)北歸，出家為尼。

明陳洪綬《斗草圖》局部

東南沿海地區(qū)出現(xiàn)的“倭寇”問題，同樣使婦女投身抗倭的行伍之中。這一類活動，在文學(xué)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徐渭所作的《雌木蘭替父從軍》北曲雜劇。徐渭為何要將古樂府詩改編成戲曲作品？究其原因，有下面兩個：

其一，自己的切膚之痛。有一件事使徐渭相當(dāng)痛悔，就是湖州歸安雙林鎮(zhèn)的嚴(yán)家曾約他訂婚，他當(dāng)時拒絕了。但在倭寇侵掠雙林時，嚴(yán)家被搶劫，嚴(yán)翁被倭寇砍斷一臂而死，嚴(yán)氏二女被擄。消息傳到紹興（今屬浙江）時，徐渭相當(dāng)激動，他寫下了《宛轉(zhuǎn)詞》詩：

宛轉(zhuǎn)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歸來妝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作詩后不久，他又聽到確實消息，嚴(yán)家長女在被擄后投河自殺，二女放還亦死，于是又寫了《宛轉(zhuǎn)詞》的第二首：

訝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無分，死后空余情。粉化應(yīng)成碧，神塞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徐渭在《嚴(yán)烈女傳》中說：“事聞，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為當(dāng)其時，茍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獨且奈何！”他既痛恨倭寇的殘暴，又埋怨官兵的腐敗，發(fā)出“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的悲憤。

其二，婦女抗倭事實的激發(fā)。一方面，徐渭在抗倭戰(zhàn)爭中痛切感到的是婦女被擄掠的悲慘，特別是嚴(yán)烈女的犧牲給他的刺激最為深刻。另一方面，當(dāng)時廣西少數(shù)民族參與抗倭的軍隊中，有田州瓦氏，完全是女土司統(tǒng)率軍隊，在松江作戰(zhàn)，顯得相當(dāng)勇敢，曾在俞大猷的指揮下獲得金山之捷。后又受趙文華督促，在漕河涇血戰(zhàn)中付出巨大犧牲。朱察卿描寫瓦氏兵初到上海，當(dāng)?shù)厝嗣癫渡卟敦堃怨┸娦瑁小督细惺略姟罚?/p>

萬里迢遙征戍士，虎符星發(fā)路何遙？帳前豎子金刀薄，閫外將軍寶髻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兒眠草為尋蛇。軍儲不惜人間供，愿斬鯨鯢凈海沙。

基于上面兩個原因，徐渭后來就以古樂府《木蘭辭》為基礎(chǔ)，編寫了《雌木蘭替父從軍》的北曲雜劇。

《雌木蘭替父從軍》雜劇，其主題是歌頌?zāi)咎m參軍保家衛(wèi)國的愛國精神?！赌咎m辭》的故事比較簡單，經(jīng)過徐渭的編寫，添上木蘭的父親花弧以及回鄉(xiāng)以后嫁王郎的情節(jié)。全劇有兩折：第一折描寫花木蘭喬裝替父出征，從換鞋、更衣、試刀、練槍、拉弓、跨馬直到離家后的征途情景，都寫得相當(dāng)生動。第二折寫花木蘭征戰(zhàn)十二年，凱旋還家，在路上與同行的軍士談話，故意說些隱語，以便回家后改為女裝。徐渭塑造的花木蘭，成為愛國婦女的典型，受到人民的喜愛，一直流傳下來成為傳統(tǒng)的優(yōu)秀劇目。從昆曲到京劇以至各種地方戲，演花木蘭的劇目始終盛行。其實，它是抗倭戰(zhàn)爭的思想反映，并且對后來的愛國戰(zhàn)爭仍然起著積極的作用。

明代婦女在“賊”亂中也有不俗的表現(xiàn)，有些甚至投身軍伍，且舉下面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如正德年間，劉六等剽掠山東。一日，路過東平州，當(dāng)時有姑嫂三人，正好躲避戰(zhàn)亂回家。途中有一賊見到她們頗有姿色，就將她們趕入林莽之中，將大姑與嫂強奸后，正要將小妹強奸。小妹一等此賊上身，就兩手交按賊頸，隨之大喊，于是其嫂踞坐在賊背上，而大姑則抽出賊人之刀，將其砍死。報官之后，得到了賞格。嘉靖二十一年（1542），北方蒙古部落入侵山西汶水。其中兩賊到了一座村莊，正好遇到姑嫂二人躲避，其中之姑躲到一口枯井中，而嫂卻為賊所擒。賊問：“剛才還有一女，去了什么地方？”其嫂答：“在井中?！眱晌毁\人，一在上，一下到井中。姑嫂一同用力，將上面一賊也推入井中，二賊一同死于井中。這兩件事，可見婦女在戰(zhàn)亂時期所表現(xiàn)出來的勇敢。

云南景東府治東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統(tǒng)年間，土知府陶瓚襲職，正好趕上麓川“叛寇”入境，陶瓚的祖母阿曩率所部御賊，斬首頗多，得保一方平安，朝廷下令進封阿曩為太淑人。

至于“女子軍”與“夫人城”之名的出現(xiàn)，更可證明婦女同樣可以成為防御“寇賊”的中堅力量。如香山指揮林興，其妻蘇氏。正統(tǒng)年間，粵寇黃肅養(yǎng)突然進攻廣州城。當(dāng)時林興正好帶兵外出，城上已是無人防守。蘇氏率領(lǐng)一些軍士之妻，“援兵登城，貫甲若男子”。“粵寇”退兵，使全城安然無恙。為此，廣東人稱她們?yōu)椤芭榆姟?。沁水縣東北有一個竇莊，是張銓的故居。先前，張銓的父親尚書張五典認(rèn)為海內(nèi)將亂，所以筑墻為堡，相當(dāng)堅固。崇禎年間，“賊”進犯竇莊，當(dāng)時張五典已死，張銓也已經(jīng)盡節(jié)，而張銓之子又在北京做官，只有夫人霍氏守家。眾人一致建議棄堡而去，夫人對她的小兒子道澄曰：“避賊而去，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亦不保，等死耳，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于是，親自率領(lǐng)童仆，嚴(yán)加守御?！百\”至，圍而攻之，堡中矢石并發(fā)，“賊”傷甚眾。一連進攻四天，還是沒有將竇莊攻破，于是只好退去。當(dāng)時那些出莊到山谷躲避者，則大多被淫殺，只有張氏宗族得以保全。兵備王肇生對此加以表彰，題此堡為“夫人城”。崇禎十六年（1643），“賊”兵賀錦等攻保定。當(dāng)時舉人張國纮與守城者商議，丁壯登城而守，而女子則運石。張國纮妾楊氏率先倡導(dǎo)，城中女子無不響應(yīng)。不久城陷，楊氏死于譙樓之旁。

在崇禎年間，更是出了一位天下聞名的女英雄，她就是秦良玉。董說有一首《秦良玉詞》，專門描寫了秦良玉的颯爽英姿：“追奔一點繡紅旗，夜響刀環(huán)匹馬馳。制得鐃歌編樂府，姓名肯入玉臺詩?！毕旅娓鶕?jù)史料記載，對秦良玉之事稍作介紹。

天啟元年（1621），宣撫使奢崇明反叛朝廷，于是石砫宣撫使掌印女官秦良玉就前來“勤王”。秦氏世代出任宣撫司，秦良玉之兄邦屏、邦翰，曾援遼力戰(zhàn)而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而出，才得以回到家鄉(xiāng)。奢崇明“厚遺”秦氏，請求她助一臂之力。秦良玉斬來使首級，留下銀子，率領(lǐng)所部精兵萬余，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趨，偷渡重慶，扎營在南平關(guān)，扼奢崇明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其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并進。此外，秦良玉又留兵一千守護忠州，以為犄角，移文夔州，設(shè)兵防御瞿塘，以為上下聲援。

其后，秦良玉又大破“流寇”。女將掌兵，一時無兩。崇禎末年，秦良玉親自率領(lǐng)三萬精兵支援夔城。過夔州一步，即為石砫司，防守夔州，其實就是守家。當(dāng)時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鄉(xiāng)，巡撫邵提春派遣陸遜之到秦良玉軍中視察。陸遜之到了軍中，秦良玉“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余人，然能制度其下，視他將加肅”。秦良玉為陸遜之設(shè)宴接風(fēng)，嘆道：“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yīng)死，所恨與邵公同死耳?！辈痪茫百\”大至，張令被射死，秦良玉所率石砫土司兵亦全軍覆沒。秦良玉單騎去見巡撫邵提春，道：“事急矣，盡發(fā)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土?！鄙厶岽喊l(fā)覺楊嗣昌與自己有矛盾，而四川又無現(xiàn)糧。此外，他對秦良玉這一“峒寨之人”還是持懷疑的態(tài)度，于是謝絕秦良玉之計。

石砫女帥秦良玉，率師勤王，深得崇禎皇帝器重。崇禎帝曾“召具賜彩幣羊酒”，并親自寫詩一首，加以表彰，詩云：“蜀錦征袍手制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上面所列，均屬正面的婦女從軍典型。她們從軍的目的，或為“保家”，或為“勤王”“衛(wèi)國”。當(dāng)然，在明代，也有婦女從軍的另外一種典型，因為生活所迫，投身綠林?！澳复笙x”就是典型一例。

小說《水滸傳》中，眾盜賊中有“母夜叉”孫二娘。揆之明代史實，也有一位“母大蟲”，成為道路上的劫匪。萬歷二十三、二十四年（1595-1596）之間，畿南霸州、文安一帶，有一健婦剽掠，諢名“母大蟲”。其人年約30歲。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在馬上施展長槍。在地上放一顆豆子，她在馬上迅速馳過，用槍將豆子一剖為二，回頭騎馬過來，又能將豆子剖為四份，其槍術(shù)相當(dāng)精通。道上與她相遇者，不知她的能耐，與她格斗，必為她所殺。這位“母大蟲”在當(dāng)?shù)貦M行了三四年，前后有丈夫數(shù)人，稍不當(dāng)意，就親手將其殺死。當(dāng)時有一位徽州人王了塵，善用鐵鞭，聽說了此婦的絕藝之后，拼命與她角斗，半日未分勝負(fù)。兩人講和，相見恨晚，并結(jié)為夫婦。王了塵后來發(fā)覺她殺人太多，逐漸為官兵所搜捕，恐連累自己，就偷逃入京。此婦恨極，率精兵數(shù)人一直追到京城。京城守軍發(fā)現(xiàn)其人，就急忙聚集選鋒軍前去搜捕，卻被她逃出城，直至郊外才捕獲，磔于市。明末史家談遷筆下的女響馬，大抵與上述“母大蟲”可歸于一類。據(jù)談遷記載，有嘉興人某擅長射箭。路過山東時，遇到一位女子“單騎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于是女子叫道：“君無相苦，當(dāng)下馬少有所語?！彪S后對其說道：“吾閱人多矣，愿事君奉箕帚?！边@位嘉興人從其言，帶她回到家鄉(xiāng)，結(jié)為夫妻，“作孟子湖暴客”，亦即夫妻一同做土匪。這則史料記載的女主人公盡管已佚其名，而且其事跡與“母大蟲”多有相似之處，在史源上是否同出一處，亦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她們所從事的是劫掠生涯，則是毫無疑問的。

（本文摘自陳寶良著《明代婦女生活》，中國工人出版社，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