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年5月13日倫敦，眾多作家、演員、音樂家、出版商和政治家等前來參加桂冠詩人德萊頓的葬禮，其中有十幾位來自一個成立于1690年代的“基特貓”俱樂部（Kit-Cat Club）。這樣開場，顯然是有寓意的，這是“貓仔們”（Catlings）命運轉折的時刻。自此，“貓仔們”嘗試引領英國文明的進程——尤其是在德萊頓最喜歡的文學和音樂領域，肩負起他們的“愛國責任”，大力培養(yǎng)英國本土的藝術人才。
集體肖像的兩條線索
《“基特貓”俱樂部》書封
《“基特貓”俱樂部》（the Kit-Cat Club，London: Harper Press，2008；以下引用本書均只標注頁碼）的特點之一，是眾多傳記的綴合，最后一章（“尾聲”）可以看作這幅集體肖像的“文獻綜述”。不妨以讀者熟知的英國散文大家艾狄生（Joseph Addison）和斯蒂爾（Richard Steele）為例，略作介紹。十八世紀的書商柯爾（Edmund Curll）以第三人稱撰寫的《回憶錄》，可以算作最早的群體傳記，該書付梓之際，艾狄生剛剛去世。詩人蒲柏的《致阿布思諾醫(yī)生》（1734）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獻之一，其中的名句“陽里不屑一顧，陰里無限嫉妒”“明里把頭點，暗中白一眼”，幾乎奠定了半個艾狄生的形象。約翰生博士的《詩人傳》，也選擇性地征用了這些材料。其實，大多“貓仔”都在《詩人傳》中露過臉。約翰生同情艾狄生，低估了斯蒂爾，盡管他也認識到后者的個人魅力。浪漫主義作家當然不會亦步亦趨?？吕章芍瘟νλ沟贍?，認為他充滿“十足的人性，這源于他的溫和，心地善良”；黑茲利特（William Hazlitt）也喜歡斯蒂爾作品里“自然的印記”（384頁）。
艾狄生（Joseph Addison）
整個十九世紀，艾狄生和斯蒂爾在英國正典中的地位是相當穩(wěn)固的，部分原因自然是《旁觀者》和《閑談者》的大量發(fā)行，以及那些迎合英國學校、家庭圖書館和出口殖民地的廉價版本，更是數都數不清。艾狄生權威傳記作家彼得·史密瑟斯（Peter Otway Smithers）斷言，《旁觀者》對英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可能會超過《圣經》以外的任何其他作品。二十世紀上半葉，盡管不再流行（伍爾夫曾感嘆，從當地圖書館借閱他們作品的讀者越來越少了），艾狄生和斯蒂爾在受過教育的英國人中，仍然是家喻戶曉的。1960年代開始，貓仔們受到攻擊，左翼批評家指責，艾狄生和斯蒂爾是資產階級的“啦啦隊”，又不忘巴結貴族。1970年代，社會學方法（最顯著的，是性別和種族研究）在英國文學系興起，但這也無助于“基特貓”俱樂部的研究。麥克瑞（Brian McCrea）在1990年出版了專著《艾狄生與斯蒂爾，壽終正寢了》，出色地分析了這群輝格文人緣何在二戰(zhàn)后遭受了“有益的忽視”（柏克評價大英帝國對美洲政策的說法），倒是同一時期的“托利寫手”（比如斯威夫特）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和尊重（388頁）。作者說，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對斯圖亞特王朝晚期和主導此一時期的輝格文學的興趣，才被重新喚起。
其實，“基特貓”涉獵的領域極廣，不僅關乎德萊頓鐘愛的文學和音樂，還涉及建筑、園藝、室內設計、肖像畫等，在烹飪、禮儀、報刊寫作，尤其黨派、議會政治等方面，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丁盎刎垺本銟凡俊返膶懽?，沿著兩條路徑展開。第一條是文化的，光榮革命后的英國精英階層，不愿意繼續(xù)被看作法國人的“哈巴狗”，他們昂首闊步，要建造一個后革命時代的充滿文化自信的國家。這個理想到十八世紀中期，將會變成現實。屆時，在英格蘭的每一種藝術形式中，無論建筑，音樂，或者繪畫，都呈現出一種混合著外國元素的，但又非常英國化的風格，歐陸的古典主義與英國歷史的浪漫主義元素總是十分巧妙地結合起來。此種手法的創(chuàng)始者，就是這些貓仔。貓仔們苦心孤詣地借鑒法國戲劇、建筑和園藝文化，同時也從維也納或者威尼斯引進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化樣板。不過，他們的最終的目的是挪用和完善這些舶來品，建立一個更現代、更獨特、更具有英國情調的新古典主義。
俱樂部聚會場面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紹這本書的“半個故事”，也就是它的第二條路徑，俱樂部和英國憲政的關系。
英國人偏愛俱樂部，由來已久。俱樂部數量的激增，則是在“基特貓”成立之后。單就十八世紀而言，大約一萬兩千家俱樂部，遍布于英格蘭的大小城鎮(zhèn)，蘇格蘭擁有不少于三千家，威爾士還有七百五十家。1730年代，此一趨勢蔓延到了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倫敦自然是俱樂部的重鎮(zhèn)，十八世紀中葉，每天晚上兩萬多名紳士，活躍在這些五花八門的俱樂部里；十八世紀末，甚至出現了兩性混合的俱樂部。按哈貝馬斯的說法，俱樂部是“公共領域”或者“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德國學者看重十八世紀的英國，不惟當時的經濟蒸蒸日上，更因為它的社會流動、結社和新聞自由。喬治時代各種俱樂部的激增，并沒有威脅到國家安全，仿佛它們和政府是可以共存的，甚至是互動互利的。
作者認為，“基特貓”是一所為英國指明發(fā)展方向的俱樂部。它的幾個創(chuàng)始人生于1660年代，恰值君主復辟，而最年輕的一代貓仔謝世之際，約為1760年代，下院的地位大致確立下來，“貴族的世紀”已經拉開了帷幕。按著自由派歷史學者普魯姆（J. H. Plumb）的說法，1720年以后，英國社會進入了政治穩(wěn)定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輝格當權者的“一黨獨大”（single party government）。一小撮和貓仔關系密切的“輝格小圈子”（Whig Junto），常常把俱樂部作為白廳之外的重要交流之地，這里絲竹并奏，煙霧繚繞，酒酣耳熱，其樂融融，不僅可以加強內部團結和領導，還可以“將立法機構牢牢地控制在行政部門的手中”（392頁）。貓仔們秉持共同的政治經濟目標和文化價值觀念，俱樂部就是圍繞這一新意識形態(tài)而非憑借血緣關系或者王室恩庇形成和維系的。
不可小覷的“貓仔”
除了上面提到的艾狄生和斯蒂爾，還有誰是“貓仔”呢？第二章（“締結友誼”）不僅引入幾個重要的人物，更是搭起了全書的“理論框架”。威斯敏斯特公學1680-90年代正在擴招，為當時日益膨脹的政府部門提供新型紳士。這絕不是信筆寫來的，作者了解當下英國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所謂的“財政-軍事國家”。簡而言之，“不流血”革命（切莫忘記，蘇格蘭和愛爾蘭充斥著流血沖突！）之后，英國開始與法國進行了長期的爭霸斗爭，不妨稱作“第二次英法百年戰(zhàn)爭”。“九年戰(zhàn)爭”（也叫“威廉國王之戰(zhàn)”）算是第一場，據估計，它占了威廉治下公共開支的百分之七十五，大約每年要吞噬五百萬英鎊，到他統(tǒng)治末期，戰(zhàn)爭費用總計超過四千萬英鎊，政府債務超過了一千四百萬英鎊。接下來的“安妮女王之戰(zhàn)”（也叫“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在1713年結束時，政府債務已上升到三千萬英鎊。連年的反法戰(zhàn)爭，不僅導致了政府投入和借貸的增加，還刺激了行政機構的擴張。英國政府各部門的職員規(guī)模飛速增長起來，尤其是稅收部門和各種“委員會”。這些行政人員強化了政府的征稅能力，而穩(wěn)定的財政收入也保證了政府的信用，有利于政府進一步擴大借貸的規(guī)模，最終讓龐大的戰(zhàn)爭機器得以良好有序地運轉。（參見廖平論文《“財政-軍事國家”論在西方學界的發(fā)展與演變》，《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一期）
馬修·普賴爾（Matthew Prior）和查爾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就是在這所威斯敏斯特公學結成了深厚友誼。不過，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普賴爾出身非常卑微，父親是個木匠。某日，小馬修在白廳附近的萊茵酒館打工，風流倜儻的多塞特伯爵照常進來飲酒作樂。關于這位伯爵，《詩人傳》講了一則趣事：幾位爵爺在鬧市狂飲，酒至酣處，儀表失態(tài)，引得民眾指指點點，他們索性赤身裸體，狂罵圍觀者。小馬修在酒吧后面，正捧著一本賀拉斯文集，伯爵便請他將其中一首頌歌譯為英語，不一會兒，韻腳精致的譯文完成了，伯爵大為震驚，選擇不同段落，再三測驗，結果屢試不爽。幾年前，馬修曾入威斯敏斯特公學，習得拉丁文，父親去世后，不得不輟學。伯爵當即決定資助他完成學業(yè)。伯爵后來還為馬修在海牙（英荷同盟總部所在地）安插了一個“外交部”秘書的職位。馬修干得很出色，甚至得到了法王的青睞。某日，他應邀參觀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的赫赫軍功，被繪成精美的油畫，多處懸掛。法國大使問：“貴國的王宮，可曾有這樣的紀念物？”馬修答曰，“王宮未曾有，民間隨處可見”。
蒙塔古（Charles Montagu）
蒙塔古就是《詩人傳》中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倫敦西區(qū)富麗堂皇的曼徹斯特宮，是這一家族在倫敦的宅邸，恰好位于萊茵酒莊的對面。蒙塔古的飛黃騰達，也少不了多塞特的引薦，他很幸運，娶了個萬貫家財的妻子。當然，他在下院如魚得水。1692年，多塞特、蒙塔古和薩默斯（John Somers），并列為樞密大臣。蒙塔古是“輝格小圈子”里最年輕的，日后，還兼任財政大臣。威廉國王對這位“貓仔”另眼相待，因為他大力支持軍需供給法案，積極推動財政部的工作。為了解決政府卷入的戰(zhàn)爭困境，他在1693年一次性籌集了一百萬英鎊的長期貸款。歷史學家麥考利將這筆錢視為英國國債的緣起。傳統(tǒng)的借貸手段，多為短期的，比如政府通過向債權人發(fā)行海軍券、軍需券來抵押當年的稅收收入，而債權人日后可以憑著期票進行兌換，獲取他們的本金及利息。短期貸款的利息很高，而且很難延期償還。在威廉統(tǒng)治期間，長期債務只占政府債務總額的三分之一。但日后隨著戰(zhàn)爭規(guī)模的擴大，認購“國債”將成為投資者較為可靠和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成千上萬的富人紛紛借錢給政府。
蒙塔古本人還為政府設計過帶有賭博性質的彩票，這也是向公眾借款的方式之一，彩票的面額比較小，只有十英鎊。1694年，議會通過了籌備成立英格蘭銀行的法案，這更是蒙塔古的一大功勞。根據法律，英格蘭銀行可以在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然后“低息”貸款給政府（第一次出手，就是一百二十萬英鎊，又一次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政府則授權銀行出售股票、存款放貸和發(fā)行貨幣。計劃和操作都很成功，十幾天的時間，英格蘭銀行的全部股票就被搶購一空。正是憑借由此而衍生出的借貸制度，政府日后能夠通過英格蘭銀行或東印度公司（以及1711年成立后的南海公司）以比較可靠和廉價的方式籌集所需要的貸款。這實質上是將“國債”轉化為英格蘭銀行或東印度公司的股份。國債持有人將債券換成股票，而英格蘭銀行或者東印度公司則代替他們成為政府的債權人。當然，政府每年要向英格蘭銀行支付相應的債務利息以及管理費——威廉三世政府的貸款利率為百分之八，安妮女王政府的貸款利率為百分之五，在《烏得勒支和約》簽訂后，這一利率降至百分之三左右（參見Frank O'Gorman著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Arnold, 1997, p.40）。1714年，財政部開始提交每年一度的預算，議會要對此進行審議和批準，議會的年度會議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議會實際上成為光榮革命后英國金融體系的擔保人?？梢哉f，這比《權利法案》具有更廣泛、更深遠的憲政后果，光榮革命的參與者恐怕很難預料到。
英格蘭銀行與貓仔的利益密切相關，蒙塔古本人為英格蘭銀行提供了兩千英鎊的本金，成為銀行的股東之一。他還勸朋友效仿，比如另一位貓仔，大名鼎鼎的書商唐森（Jacob Tonson）也認購了五百英鎊的國債。蒙塔古不忘提攜自己的朋友，除了馬修，還將幾位校友“貓仔”推舉進了“貿易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上面提到的薩默斯一手組建的，很快它將成為管理殖民地事務的核心行政機構。薩默斯在中殿法律學院進修時，以聰慧聞名。其父也是律師，在內戰(zhàn)期間曾站在議會一邊，薩默斯繼承父業(yè)，同樣加入了輝格黨陣營。1688年6月，薩默斯為拒絕執(zhí)行詹姆斯二世命令的七位主教擔任法律顧問，出庭與國王抗辯。當倫敦民眾在街上慶祝七位主教無罪釋放的當天，威廉應邀入侵英國。又是一個歷史轉折的關口。詹姆士一意孤行，任命了十二名大法官，大大敗壞了法官群體的風氣。自威廉當政始，法官的任命就不再以“國王的滿意”為依歸，新興的法官獨立，是光榮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薩默斯是個難得的表率。
書商唐森（Jacob Tonson）
憑借輝格黨資歷和法律知識，薩默斯在政府中飛速晉升。他主持起草了《權利法案》，這是君主立憲制的基石；先后被任命為大法官，總檢察長，掌璽大臣，并擔任上議院議長。1695年，薩默斯已經成為四名“輝格小圈子”的領袖之一，這四人算得上是“內閣中的內閣”。它為何這么牛？在下議院，他們的絕活是有效地組織集體投票；再者，擅長說服倫敦金融城的財閥，讓他們主動提供大額資金支持戰(zhàn)爭。一如他的貓仔同僚蒙塔古，薩默斯也是一位精明的籌款人。威廉國王在歐陸忙于戰(zhàn)爭時，薩默斯是英國的七位攝政之一。他還是一位藏書家。私人圖書館里的法律文獻，十分齊備，這得益于上面提到的書商唐森。唐森小心翼翼地討好這位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朋友，并定期與他在貓仔俱樂部會面。金融城的商業(yè)和出版，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和法律，就這樣交織一處。另外，薩默斯其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讓第二代貓仔、那位以《旁觀者》聞名的散文作家艾狄生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刻意模仿他的舉手投足。日后，“旁觀者先生”借助剛剛流行的期刊，將一整套的禮儀教授給了全體英國人民，喬治時代紳士舉止的新理想，就這樣普及開來。薩默斯還被稱為是輝格黨的“命根子和主心骨”，柏克有篇名文，自稱是“新輝格”，祈求薩默斯這位“老輝格”的英靈來裁決一下，究竟誰（柏克抑或?？怂梗┎攀禽x格的嫡傳。
俱樂部聚會場面
《“基特貓”俱樂部》的第四章詳盡介紹了1697年某個冬日的聚會。在這次晚宴上，談話轉向政治和戰(zhàn)爭的討論，年輕的貓仔們在贊助人面前，免不了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倫敦詹姆斯廣場上，公眾正在為《里斯維克和約》舉行慶?；顒?，贊美和平的詩歌不絕于耳，但蒙塔古和薩默斯這兩只貓仔心知肚明，《里斯維克和約》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根本問題，即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二世駕崩之后，誰是下一個繼承人，這是控制歐洲權力平衡的關鍵。享有繼承權的法國、奧地利各懷鬼胎，而英國和荷蘭將全力支持奧地利，反對法國的任何圖謀。所謂的和平，只不過英、法暫時喘口氣而已。貓仔們主導了此后的戰(zhàn)爭政策，他們下定決心，除非軍事上大獲全勝，否則決不罷手。
馬爾博羅伯爵
當然，這樣的軍事勝利離不開金錢的支撐，馬爾博羅伯爵（后封為公爵，他是丘吉爾家族的開創(chuàng)者）對此一定是深有體會的。1704年春夏之交，他統(tǒng)帥數萬大軍急行兩百五十英里，橫越歐洲，馳援奧地利，軍需給養(yǎng)問題是最最令人牽腸掛肚的。同年12月，這位公爵自歐洲戰(zhàn)場凱旋，受到大英帝國臣民的熱情歡迎。女王和大臣正討論建造一座紀念碑，來銘記布萊尼姆之戰(zhàn)的勝利。財政部非常愿意出資在牛津郡修建一座私人住宅，也就是布倫海姆宮。馬爾博羅立馬與范布魯（John Vanbrugh）接洽。選擇貓仔建筑設計師，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女王和整個國家都對這位公爵表達了感激之情，他當然也要有投桃報李之意。這位一度不乏托利情結的公爵，十分感念那個“輝格小圈子”，后者不遺余力地在議會通過推動軍需補給法案，這是軍事勝利的絕對基石。布倫海姆宮的修建，標志著馬爾博羅公爵和“輝格小圈子”間形成新的政治聯盟。
貓仔們力主歐洲戰(zhàn)事，不惜血本地資助和維系英荷聯盟，自然也引來了批評。自1690年代以來，某些托利分子一再指出，金融利益集團操控政府，歪曲民意，執(zhí)意于擴軍備戰(zhàn)。當時的公共借貸機制十分復雜，如股票、期貨交易所的萌生，股份公司的涌現，“股票販子”“熊市”“牛市”等，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詞匯。當然，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新興金融利益的輝格大鱷們。斯威夫特有篇名文《論同盟國的行為》（1711），令約翰生博士大為傾倒，其觀點一言以蔽之，無非是：財政、信貸、軍事和行政機構的擴張——這些東西實際是對威廉和輝格小圈子的歐洲戰(zhàn)爭政策之回應——是國家或者政府腐敗和退化的苗頭。這種對過度擴張和政府開銷的擔憂，顯然是此后幾個世紀托利思想中一以貫之的主題。
君主和議會：伙伴關系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貓仔們”都在追求明確的具有輝格傾向的政治議程。作者告訴我們，1714年至1762年間，英國政府只有九年的時間不受貓仔首相掌控（392頁）。俱樂部的最后一代會員里，就有英國的第一位首相沃波爾，其政治學徒生涯，是在這個俱樂部里熏染出來的。正是從“輝格小圈子”那里，沃波爾學會了如何利用報紙和新聞，將文化政治化，或者政治文學化，通過恩庇和私人晚宴來巧妙地行使公權力。
哈貝馬斯看重的“公共領域”，是在君主立憲的框架下形成的，因而準確地理解此一時期議會和君主的關系，至為重要。首先，光榮革命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削減君主的行政職能。革命的參與者也許并不關心政治秩序的長期演進，他們彼時直接遭遇的是詹姆斯二世反復無常的行為所帶來的眼前麻煩。即使是那些眼光長遠的同時代人，似乎也更關心如何確保土地階層的財產和特權，而不是維護和拓寬議會的權力。所以，威廉三世依然能夠召集和解散議會，可以選擇自己中意的大臣，實施自己偏愛的外交政策（他有時故意隱瞞某些重要細節(jié)，不讓大臣了解實情）。在1696-1697年與法國的瓜分西班牙談判中，威廉簡直就是自己的外交部長，指派自己的荷蘭代表進行操作，根本不讓英國大臣參與其中。比較而言，在行使王權方面，安妮女王不如威廉三世那么積極主動。自1707年起，君主不再行使議會立法否決權，但在法律意義上仍然保留這一權力。而且，戰(zhàn)爭本身也創(chuàng)造了一套名副其實的恩庇體制，國王可以通過創(chuàng)設貴族、賞賜官職和年金、任命主教和上院議員等手段來控制議會，尤其是上院。威廉統(tǒng)治結束時，二十六位現任主教中，有十八位接受他的提名，一百一十二位世俗貴族中，至少有三十六位得益于他的封爵（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41）。
逐漸地，王權和議會之間的權力平衡開始向議會傾斜，主要的原因無他，越來越多的事務要在議會進行。1689年至1702年間，議會頒布了八百零九項法案，而查理二世治下的二十多年（1660年至1684年），這個數字只有五百三十三項。威廉三世無法像他的前任君主那樣，隨意地宣布議會休會。與此同時，1689年至1714年間的歷任君主，都面臨著一些非常棘手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軍需供給和貸款），他們難以“任性地”行使行政職能。針對性的軍事供給和?？顚Ｓ玫燃夹g手段，在實踐中慢慢地摸索出來，這些都意味著，議會投票通過的支持戰(zhàn)爭的物資和款項必須用于特定的目的和對象，威廉或他的大臣們很難打著“宏觀規(guī)劃”的幌子任意挪用。
在這樣的相互利用和相互牽制的“憲政實驗”中，君主和議會雙方不經意地變成了一種伙伴關系。英國議會，與其說是王室的對手，不如說是國王在一系列保守變革中的同謀。輝格貴族竭盡全力支持君主制，而不是推翻君主制。就連麥考利和屈韋林這些輝格史學家也承認，光榮革命不乏防御和保守的傾向，旨在保護貴族之家的特權。不過，此一保守性或者防御性，不應掩蓋如下事實：“輝格小圈子”對幾位國王的順從，那是絕對有條件的，兼有尊重與怨恨，并納服從與獨立，實為一種格于形勢的、務實的舉措，一種復雜的、巧妙的折中，這似乎是英國憲政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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