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亂肇始于康熙帝接受有開國之功的吳三桂和其他漢族將軍的撤藩之請，雖然受封于云南的吳三桂原本以為康熙不會同意這一請求。其后，吳三桂立刻從云南聯(lián)系了國姓爺?shù)乃米余嵔?jīng)。鄭經(jīng)以臺灣為據(jù)點，劫掠著中國沿海地區(qū)以及荷蘭和中國的船只。吳三桂舉起了造反大旗，他擁立明朱后裔，聲稱要光復明朝政權。
1674年4月，鄭經(jīng)和受封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加入了吳三桂，戰(zhàn)事正式推進。清朝政府和年輕的康熙帝面臨著事關王朝存亡的最嚴峻考驗（清朝下一次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還要等到約兩個世紀后來自西方的猛烈進攻）。對于許多期待明朝光復的日本和朝鮮的觀察者來說，清朝似乎在第三代就會滅亡，清朝歷史的正當性也將由此受到質疑。后來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樣的想法足以體現(xiàn)出吳三桂的叛亂對清朝的存亡構成了多大的威脅。
鄭經(jīng)
三藩之亂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1674年3月，從北京返回的朝鮮使節(jié)發(fā)出了先行知會，將第一份報告送達朝鮮宮廷。在同年的晚些時候，即1674年7月8日，吳三桂和鄭經(jīng)的反叛檄文的抄寫本（后者所署的日期僅是兩個月前），以及一份長崎唐通事制作的對中國商人的詢問報告通過飛腳從長崎送抵江戶。當時的老中久世弘之將這些檄文交給擔任大學頭和圖書頭的林鵝峰，并命令他在9日將它們帶到江戶城。在林鵝峰到達之時，老中們正聚集在一起討論這場叛亂可能對日本帶來的影響。遺憾的是，正如幕府的其他決策一樣，這次討論的內容也沒有留下記錄。
在那之后，長崎開始有規(guī)律地向江戶遞送有關叛亂進展的報告。來到長崎的所有中國船只都會在到達之后立即受到唐通事的審問（或者也可以說是向他們報告）。所有報告都會被送到江戶，它們將在那里受到林鵝峰的處理和老中的審查。
9月9日，老中稻葉正則交給林鵝峰另外兩份關于中國形勢的報告和一幅中國軍事情報地圖。地圖中，云南、四川、陜西、廣西、臺灣、廣東、河南與福建的大部分地區(qū)都處于反清勢力的支配下。將這幅地圖與現(xiàn)代學者制作的其他軍事地圖和解說進行對比后會發(fā)現(xiàn)，這幅地圖相當準確。朝鮮政府期盼清朝早早滅亡或許并不是在無中生有。
10月，稻葉正則交給林鵝峰通過琉球-薩摩路線送來的現(xiàn)存的第一份報告。林鵝峰將其譯為日文并交還稻葉以待老中審議。11月15日和23日，對馬藩藩主宗義真向幕府提交了從朝鮮搜集來的第一份戰(zhàn)爭報告。這些報告在4個月前起草于對馬藩，其中包括朝鮮政府從燕行使那里得到的情報。在其他報告通常只需要2個月就能到達江戶的情況下，這些報告為何花了4個月，其中緣由尚不明確。由于1674年最后9個月的對馬江戶藩邸日記現(xiàn)已不存，因此幾乎沒有可以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史料。
在考察這些報告的內容以及江戶處理它們的制度前，我們需要先簡要概述幕府搜集外國情報的主要路線以及它們的特征和問題。
路線一：來到長崎的“中國”商人-唐通事（漢語翻譯）-長崎奉行-江戶（老中、林家）。這條路線在《華夷變態(tài)》所收文書涵蓋的時間段（1644-1724）內提供了最多情報。這單純是因為在到達長崎的所有外國船只中，中國船只的數(shù)量最多。一般來說，出于以下原因，這些情報是最準確的。其一，他們不受外國政府或組織之類盤根錯節(jié)的干預勢力的控制。其二，每位船長都知道他們的報告會被拿來與其他船長的報告進行比對。如果他們提供錯誤情報，他們有可能受到懲罰。其三，通事們精通中文，這不同于日本人面對荷蘭人報告時的狀況。但另一方面，大部分船長都沒有親自到過比南京更深入的中國內地。因此，除非船長們有自己的國內情報網(wǎng)，不然他們的大多數(shù)情報最多不過是港口傳聞，或是由港口官員散播的消息。對于船長們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控制海路并對他們造成直接威脅的鄭經(jīng)，而不是遠在幾百英里之外的內陸的吳三桂。中國商人在長崎受審之事在中國廣為人知，以至于歐洲的耶穌會士在他們寫給上級的報告中也提到了此事。耶穌會士慣于在報告中強調日本人會揭發(fā)試圖偷渡到日本的天主教徒之事。
路線二：北京-福建-琉球-薩摩藩-江戶。由于琉球王國一方面在大多數(shù)事務上受控于薩摩藩，另一方面也定期派遣朝貢使前往北京，并派遣學生前往中國學習，因而我們可以期待從琉球獲得安全的、相對準確的直接情報。通過這條路線獲得的最早報告是在1674年8月，它于10月抵達江戶，其中包括原始的中文文書和十分準確的報告。但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幕府再也沒有從這個路線獲得過情報。報告中的大部分內容都與當年早些時候通過長崎獲得的檄文相同，但兩份來自
1674年從福建回來的朝貢船的報告卻提供了關于吳三桂和耿精忠聯(lián)盟的重要而準確的消息，此外還包括關于福建總督范承謨被耿精忠囚禁的詳細且精確的敘述。琉球的情報搜集由于鄭經(jīng)的活動和由戰(zhàn)爭造成的中國路線的中斷而受阻。
路線三：荷蘭商人（荷蘭商館長）-長崎荷蘭通詞（荷蘭語翻譯）-長崎奉行-江戶。在收集中國大陸情報方面，來自這一路線的報告是最不重要的，因為荷蘭人的主要利益在海上。荷蘭人的確偶爾會提供關于臺灣鄭氏的重要情報，但關于中國大陸的情報則并不多。正如叛亂的雙方都曾拉攏琉球一樣，1675年，福建總督（viceroy）——應該指的是耿精忠——希望同荷蘭人展開貿易。荷蘭人將此事及時報告給了長崎。
在荷蘭商人返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后，商館長在1677年將他們的交易情況報告給了幕府。商館長同時報告道，應鄭經(jīng)和耿精忠之請，一些荷蘭人留在福州，他們將在那里進行一場海軍展示。關于中國整體局勢的細節(jié)，荷蘭人報告得很少，但通過將報告的內容減少到他們直接參與的事務，他們保障了報告的高度準確性。不過遺憾的是，這一準確性由于長崎荷蘭通詞（荷蘭語翻譯）的介入而大大貶值。這一時期的荷蘭通詞對荷蘭語是出了名的無能。甚至在17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長崎的通詞們還不得不要求荷蘭人將他們的報告先譯成葡萄牙文（日本人對葡萄牙文更熟練一些）。當荷蘭人用荷蘭語的“皇帝”（Kayser）來指稱康熙帝時，通詞卻在報告中將其寫作“北京的首領”（北京の大將），這種錯誤早已見怪不怪。此外，荷蘭人的情報也不完全可靠，因為他們有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歪曲報告的習慣。
路線四：北京-漢城-釜山-對馬藩-江戶。幕府與朝鮮建立關系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收集大陸情報。朝鮮每年向北京定期派去使節(jié)，以向皇帝祝賀新年和接受清朝歷法，這象征著朝鮮在中華世界秩序中的藩屬國地位。這些定期回到漢城的使節(jié)會帶回有關中國的最新報告。同時，朝鮮也在鴨綠江邊的義州維持著與中國的邊境貿易，這個貿易場所成為第二個情報來源。前文已指出，漢城收到的關于吳三桂反叛的最初通報正是來自1674年春的使節(jié)團。被認為適合讓日本人知道的消息會傳遞到倭館所在的東萊府使手中，并由東萊府使告訴倭館館守，再由倭館館守告知對馬藩。在例如1646年和1675年末的特定情況下，朝鮮譯官會被派往對馬藩報告情況。1675年的報告全都是關于三藩之亂的。當對馬藩藩主在江戶時，這些報告會通過飛腳發(fā)送給他。報告經(jīng)過藩主適當?shù)闹貙懞髮⒆鳛榉鞅救说膱蟾嫣峤唤o老中。當藩主在對馬藩時，報告就會被發(fā)送給駐留江戶藩邸的留守居家老（在藩主不在江戶期間管理藩邸的家老），再由他轉交給當班老中的秘書。最早的報告由宗義真親自口頭報告給老中。在他于1675年初回到對馬藩之后，書面報告成為慣例。
正如30年前的清朝征服中原一樣，這些關于三藩之亂進展的報告也在十年間吸引著幕府決策層的注意。正如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所說，外國的情報“如果沒有到達‘消費者’（政治決策者）手里的話就一點用處也沒有”。這對于處于17世紀背景下的此事而言也同樣管用。因此，為了全面理解幕府的情報機制，有必要對這些報告的處理方式展開調查，也有必要考察這些報告的內容。如上所述，關于叛亂的最初通報在1674年7月8日從長崎送抵江戶。長崎奉行把它們送交老中，老中將其轉交給林鵝峰并讓他譯成日文，這樣全體老中就能在第二天的城內討論中商議它們。報告包括吳三桂和鄭經(jīng)的檄文，以及一份唐通事詢問福州2號船船員的報告。三周后，唐通事又送來了咬吧6號船、東寧8號和9號船的詢問報告。它們都來自同一路線，這條路線在日后常態(tài)化。
9月9日，老中稻葉正則交給林鵝峰一幅中國形勢地圖?？上У氖菦]有任何信息能夠說明這幅地圖的來源，它也沒有標注具體日期，雖然它的安插位置暗示它應該來自中國。不過，通過對比其他地圖和戰(zhàn)況解說可以發(fā)現(xiàn)，它相當準確地說明了1674年年中中國南方的兵力分布情況。
在一個月后的10月17日，得自琉球路線的情報開始流向江戶。琉球對形勢尤為敏感，因為它通往中國海岸的船運常常受到臺灣鄭氏家族海上勢力的阻撓。最近一次這樣的紛爭剛在幾個月前通過長崎奉行岡野孫九郎得到調停。這些報告中的一些信息相當準確，它們來自實際去過福州的琉球人。例如，其中包括對1674年春發(fā)生之事的詳細描述。耿精忠在那時加入了吳三桂的叛亂，占領了福州并囚禁了總督范承謨。琉球人甚至還把耿精忠試圖秘密買通范承謨的意圖報告給了幕府。因此，只要琉球的船只能夠到達中國沿海，他們就有手段和能力進行觀察并為幕府提供高質量情報。
然而琉球路線這一情報源還是有限的，因為琉球的使節(jié)只在隔年前往福州。但琉球還有其他用處。由于琉球是“外國”，因此幕府允許通過琉球給叛軍運送軍事物資。幕府通過這種疏遠的隔離交易表達對這些叛軍的同情。因此，1676年的琉球報告詳細描述了耿精忠試圖從琉球獲得硫磺之事。這些硫磺明顯是用來制造火藥的，因為耿精忠還在同一年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那里購入大量硫磺、硝石和鉛。幕府應該已經(jīng)減少了直接從長崎運給耿精忠的軍事物資，給出的理由可能是日本禁止出口武器的禁令（正如長崎奉行在1646年所做的那樣）。雖然耿精忠明確地說這些請求是為了“軍用”，但幕府還是允許薩摩藩通過琉球向他提供硫磺。這或許是幕府根據(jù)中國內戰(zhàn)情報做出的最明確的戰(zhàn)略反應。
到了1678年戰(zhàn)況轉向有利于清朝一方時，琉球從中國那里得到的唯一情報來自皇帝本人。同時，康熙的一些臣下也與長崎奉行保持通信。雖然部分通信得到了全體老中的討論，但對包括康熙帝給琉球王子的敕諭等在內的其他文書的處理卻不甚明了。此外，來自琉球和薩摩藩的其他報告也沒有走正常渠道。它們被送到了因《忠臣藏》而出名的吉良義央那里，實際上沒有被提交給幕府。從內容上看，似乎并沒有區(qū)別對待這些報告的理由。在之后的幾年中，出于某些原因，沒有任何從琉球得到報告的記錄。
幕府在1675年8月從荷蘭人那里第一次得知發(fā)生了一些不利于叛軍的事。當時，荷蘭商館長馬蒂納斯·卡扎爾（Martinus Caezar）告訴幕府，福建總督派遣使節(jié)到巴達維亞，試圖展開對荷蘭人的貿易。考慮到耿精忠當時正控制著福建總督范承謨，這份報告的主語可能是掀起叛亂并與吳三桂聯(lián)合的耿精忠。被送到江戶的報告中的情報有些混亂。這可能是因為通詞不是很懂荷蘭語（這降低了早期荷蘭風說書的價值），也可能是因為雖然卡扎爾在商館日記中記錄了事實，但他刻意對日本人隱瞞了荷蘭人與中國叛軍有接觸之事。當然，幕府所有的信息源都有這樣的問題。
此后的荷蘭報告繼續(xù)關注著中國問題，它們當然也盡可能強調臺灣事務。它們還報告了投降清朝后的耿精忠所面臨的處置。長崎通詞能夠從荷蘭人模糊的描述中識別出耿精忠并將其補充在報告中的能力，與他們早期的無能翻譯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暗示他們現(xiàn)在掌握了關于叛亂進展的更多情報。
路線四（即北京-漢城-釜山-對馬藩-江戶）的情報流通是到目前為止被記錄得最好的。對馬藩的報告被保留在對馬藩的檔案館中，而幕府的記錄則留在了《華夷變態(tài)》里，其中的一些還可以追溯到從北京回到漢城的朝鮮使節(jié)提交的報告中。而且，對馬藩的江戶藩邸日記還使我們可以考察向幕府提交報告的方式和制度。此外，由于同一份報告同時留下了朝鮮版本和對馬藩版本，因此我們可以準確地追溯出現(xiàn)在這條情報路線中的不準確信息的來源。
讓我們先來探究一下對馬藩路線的相關制度。情報首先來自一年兩次的燕行使，或者有時也來自中朝邊境的朝鮮官員。就像燕行使在1674年所做的那樣，他們可以將急報提前發(fā)回漢城。但他們一般是在回到漢城后直接向國王匯報。關于吳三桂叛亂的最初報告就是這樣抵達漢城的。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的情報自然為日夜期盼明朝光復的朝鮮政府所用。不過，經(jīng)過選擇的情報也會被傳達給東萊府使（它管理釜山并與日本保持日常聯(lián)系）。而后，東萊府使會將情報送到位于釜山的對馬藩倭館。朝鮮政府可以在這個時候，或是在從漢城傳遞到釜山的時候，篡改或歪曲報告。因為朝鮮不希望日本收到可能會使日本與清朝聯(lián)手的情報。事實上，通過這條路線到達江戶的情報總量遠遠少于漢城自己獲得的情報，這正暗示了這一篩除過程。另一種在江戶時代被多次使用的信息傳遞方式是朝鮮派遣譯官前往對馬藩做口頭報告。朝鮮應日本要求在1675年末使用了這一方法。
在到達對馬藩后且在被送往江戶前，情報會一直保留在對馬藩。對馬藩并不通過長崎奉行和幕府討論安全或情報問題。當對馬藩藩主身在對馬藩時，他會通過飛腳將報告發(fā)給在江戶的留守居家老。留守居家老將報告復制多份，以提交給當月當班的老中和林鵝峰。這些就是留在幕府記錄中的報告版本，也是上文提及的老中討論的對象。不過，對馬藩的留守居家老也會將所有報告都復制一份，并發(fā)給大河內（松平）正信。松平正信似乎是對馬藩在江戶的聯(lián)絡人，因為對馬藩藩主是他的內兄弟。松平正信還是已故老中松平信綱的弟弟，他自己也從1659年以來擔任管理武家禮儀的奏者番一職，與江戶城有著密切聯(lián)系。
如果對馬藩藩主身在江戶，那么他從對馬藩的家老那里收到消息后，會將其作為自己的報告重新起草并以上述方式提交給幕府。一個例外是，宗義真在1675年初直接向大老酒井忠清和老中首座進行口頭報告。宗義真顯然以為這樣做不會留下記錄，但幕府的記錄與他的理解并不相同。
宗義真會見酒井忠清和稻葉正則的日期以及宗義真不久之后返回對馬藩的日期，再加上之后藩邸日記里記載的對報告的處理過程都顯示了松平正信的重要性。因為從1675年3月16日宗義真準備返回對馬藩時起，松平正信才開始出現(xiàn)在與處理報告相關的記錄中。宗義真能夠登城面見老中來闡述自己的主張，并為自己的行動爭取認可。但一旦他離開江戶，他的家老能做的只有將報告發(fā)給與其地位相同的老中屋敷中的下級官員，他們無法進出江戶城。盡可能地廣結關系網(wǎng)是大名工作的一部分，宗義真在這點上做得很好。例如，他可以在其不在江戶的時候，利用他的關系網(wǎng)通過幕府的官僚機構提交報告，并由此讓自己的功績得到認可。
每當對馬藩向老中發(fā)去海外情報的報告時，老中都會通過正式的書信（即奉書）進行回復。遺憾的是，這些書信都沒能保留下來，因此只能說，老中至少有考慮過報告的內容并給出過正式的收信確認。這再一次印證了老中信任這些報告的事實，也體現(xiàn)出中國內戰(zhàn)確實受到了德川幕府的極大重視，甚至到了經(jīng)由幕府最高政策會議審議的程度。至少到17世紀70年代為止，即使是遠在日本千里之外的東亞戰(zhàn)略變局也依舊是幕府的關心所在。
吳三桂
從內容上看，對馬藩最初報告中的大部分內容都與燕行使在三個月前向朝鮮國王報告的內容相同，但它也混入了許多之后添進去的東西。宗義真1674年7月的報告包括漢城在前一個月月末收到的消息，其中詳述了吳三桂進攻荊州之事，也有不見于江戶收到的其他報告的另外的情報。這份報告也有一些錯誤。它寫道，為了抓捕吳三桂，北京向云南“派出了十萬蒙古兵”。在清軍獲得首勝后，吳三桂召集援軍并打成平局。房兆楹曾計算過此時南下的兵力，他認為除軍官外，共有滿族、蒙古、漢人10，551人，因此對馬藩的報告夸大了十倍。而且，房兆楹博士的計算顯示，清朝在這場八年戰(zhàn)爭中動員的總兵力應該不超過40萬，其中大部分是在戰(zhàn)爭的第一階段過后才動員起來的，這使對馬藩報告的數(shù)字更加可疑。在對馬藩的海外情報報告中，這種對軍隊人數(shù)的夸大并不罕見。1675年2月2日，宗義真報告道，10萬蒙古士兵與滿族大軍在敗給吳三桂之后損失了大半兵力。這一數(shù)字令人感到驚訝。房兆楹所統(tǒng)計的戰(zhàn)爭期間被動員的蒙古兵力總共不過2.6萬人，蒙古兵力也不可能在任何時候同時達到10萬。將這份報告回溯到前一個階段的漢城（這些消息來自漢城）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國王肅宗在12月4日收到了從北京返回的陳慰兼進香使靈慎君從山海關發(fā)回的報告。靈慎君在報告中說，康熙帝“請兵于蒙古，得正軍1.4萬，送于南方，戰(zhàn)陣死亡及不習水土死者過半”。
如果說宗義真關于清朝將10萬蒙古兵力送去前線的報告能表明對馬藩報告中混入錯誤消息的程度的話，那么對馬藩在一周前的報告則顯示了在最佳情況下，它確實可以向江戶傳達非常準確的信息。在1月25日的一份簡短的報告中，宗義真告訴幕府，康熙帝要求朝鮮派出軍隊支援戰(zhàn)爭。宗義真在報告中寫道，朝鮮派往北京的使節(jié)從“韃王”（康熙帝）那里收到了讓朝鮮派出軍隊參戰(zhàn)的秘密要求。朝鮮政府在收到報告后，甚至在使節(jié)本人回到漢城前，就開始討論此事。肅宗的朝廷認為“韃王看上去像是要輸了”（負色に相見），他們擔心參戰(zhàn)后產生的影響。他們討論了實行拖延戰(zhàn)術的可能性，即假裝準備派遣軍隊，但實際上是為了與吳三桂聯(lián)合而拖延時間。宗義真得出結論，朝鮮暫時應該不可能參戰(zhàn)。
宗義真的這份報告十分準確地概括了1674年12月3日朝鮮朝廷的討論內容。當時，朝鮮的主要官員和備邊司官員討論了清朝要求朝鮮派兵之事。朝鮮處于兩難的境地。不論朝鮮如何希望明朝光復，但當時的事實是他們與吳三桂的部隊之間隔著清朝的軍隊和土地。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如果答應了康熙帝的要求，那么在明朝光復之后，他們將很難反駁不忠的指責。領議政許積甚至建議，如果康熙不斷堅持，那么朝鮮可以回答說朝鮮在1627年受到后金第一次侵略后就再也沒有設置軍隊了。這些從對馬藩獲得的報告內容、它們的準確性以及它們與漢城提供的信息之間的關系都相當明白地顯示了幕府通過朝鮮路線獲得中國內戰(zhàn)情報的優(yōu)缺點。由于朝鮮與中國接壤，并且定期派遣使節(jié)前往北京，還與中國保持規(guī)律的貿易，因此朝鮮的觀察者能夠定期獲得在北京流傳的任何消息（包括官方信息與街坊傳聞）。他們同樣能夠獲得來自邊境的大量小道消息，同時也希望能暫停與對馬藩的貿易。另一方面，朝鮮也可能故意向日本提供不正確的情報。蒙古兵力在從漢城傳遞到江戶的過程中從1.4萬人膨脹至10萬人，這很可能正是朝鮮故意向日本傳遞錯誤情報的結果。
正是在這時，幕府的公開行動才開始出現(xiàn)在記錄中（這部分是因為只有對馬藩路線留下了這些記錄）。為何幕府等了這么久才行動的原因只能依賴推測。1675年晚春，幕府命令宗義真搜集關于中國內戰(zhàn)進展的更多消息。因此，宗義真向朝鮮禮曹送去了一封不尋常的長信，題為“問大明兵亂書”。宗義真引述了將軍對此信的許可，并要求朝鮮利用其靠近中國的地理位置優(yōu)勢搜集內戰(zhàn)進展的情報并將其告訴日本。宗義真尤其關心南京和北京的戰(zhàn)況。他聲稱，作為友好鄰國的朝鮮有責任向日本提供情報。鑒于朝鮮已經(jīng)對日本提供了大量（即使是有錯的）情報，這封書信的形式以及其中只提到幕府從長崎的中國商人那里得到情報，但只字未提朝鮮所起作用的事實都令人感到疑惑。
禮曹參議南天漢在一個月后回復了書信，并在兩個月后向對馬藩派去兩位譯官。12月24日，宗義真將從他們那里獲得的情報發(fā)送給幕府。這些情報包括吳三桂和鄭經(jīng)的關系、鄭經(jīng)讓朝鮮暗中監(jiān)視日本的要求以及吳三桂希望朝鮮向自己提供支援的施壓。
從朝鮮流向江戶的情報在此后的一年半中變得規(guī)律。當戰(zhàn)事在后來陷入僵局時，朝鮮的信息源曾暫停了一段時間，而其他更可靠的信息源填補了這一空缺。當對馬藩在1678年末開始再次向江戶提交情報時，這些情報依然是不完整和不準確的。例如，它們都沒有提到吳三桂已經(jīng)自立為周王的重要事實。吳三桂公然拋棄光復明朝的事業(yè)，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來自日本和朝鮮的道義上的支持。很可能正是因為朝鮮情報路線的這一缺陷，對馬藩在1678年后越來越難讓江戶接受自己的報告。如果這一推斷屬實，那么這就意味著幕府有能力鑒別優(yōu)質情報和劣質情報，并淘汰后者。
只有少數(shù)日本學者分析過從葡萄牙人驅逐令到海軍準將佩里來航之間的兩個世紀中幕府的情報收集工作。不過這些學者只集中考察懼怕天主教的日本對歐洲事務所保持的關注。幕府定期收到荷蘭人的相關報告。片桐一男（Katagiri kazuo）在其關于德川時代海外情報的研究中認為，幕府之所以需要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是因為歐洲人來到東亞并帶來了他們的侵略計劃。板澤武雄（Itazawa Takeo）同樣認為幕府的海外興趣產生于對天主教的恐懼，他的討論基本只集中在幕府對歐洲事務關注的方面。這些學者基本都淡化了亞洲事務在幕府對外關系中的重要性，也低估了亞洲情報在幕府整體的安全情報系統(tǒng)中的地位。大型史料集《華夷變態(tài)》刊本中收錄的浦廉一關于情報報告的研究，也只強調幕府收集情報是出于禁教目的。
葡萄牙人到達日本（細部），16世紀屏風
但至少在整個17世紀后期，幕府持續(xù)關注著不斷變化的東亞的勢力均衡和戰(zhàn)略形勢。即使在建立了所謂的鎖國體制后，幕府也繼續(xù)密切注視著中國的軍事情況。幕府不得不這么做，因為直到1683年為止，中國都尚未取得統(tǒng)一，國家局勢依舊動蕩。只要中國的大陸和海域還處于變動之中，日本就隨時有可能被卷入戰(zhàn)爭，而少數(shù)民族政權統(tǒng)一中國則意味著蒙古入侵可能要再次上演。自稱為明遺民的勢力在1646年至1650年代末不斷向日本尋求軍事支援。而至少在1646年，幕府中存在著有力的聲音，支持將日本援軍派到中國并協(xié)助明朝光復。這些求援行為和中國的內戰(zhàn)促使幕府開始收集情報。明朝遺臣不斷送來援助請求，國姓爺繼續(xù)進行著貿易和海盜活動（尤其在他于1663年從荷蘭人那里收復臺灣之后），國際局勢使得幕府不得不用情報武裝自己。
幕府逐漸開發(fā)出觀察海外總體形勢（尤其是中國內亂）的機制。雖然這些機制在三藩之亂前就已經(jīng)發(fā)展出基本形態(tài)，但正是三藩之亂讓幕府的情報組織展現(xiàn)出最大活力。這場叛亂使東亞的海域和陸地持續(xù)動蕩了近十年，也使日本和朝鮮的一些人燃起了光復明朝的希望。雖然17世紀30年代發(fā)布了所謂的鎖國令條文，日本也在更早的時候禁止了武器出口，但三藩之亂的確使清朝一度懷疑日本可能會派出援軍進入戰(zhàn)區(qū)。幕府婉拒了17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鄭芝龍和其他南明將軍的求援，但當1676年耿精忠提出需要硫磺“軍需”時，幕府卻答應賣給他。事實是，硫磺通過那霸運給了耿精忠。
在日本人眼中，女真和蒙古沒有太大區(qū)別，二者都屬于北方少數(shù)民族。出于這一理由，女真即將統(tǒng)一中國的前景喚起了日本人心中關于蒙古入侵并重蹈13世紀覆轍的恐懼幽靈。隆武帝無疑在提醒幕府13世紀的蒙古入侵與17世紀的韃靼橫掃中國之間的聯(lián)系。他這么做一方面是想暗示幕府正面臨新一輪的威脅，而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日本，將韃靼趕出中國且為日本報仇的正是他的明朝。三藩之亂在17世紀70年代促使熊澤蕃山（Kumazawa Banzan）向幕府請愿要求加強國防，這對于防止他所預見的韃靼入侵而言很有必要。在如此危險的環(huán)境中，幕府必須防患于未然。作為先行手段，幕府調動其情報網(wǎng)絡從而獲得足夠信息以應對任何可能發(fā)生之事。
17世紀40年代，幕府審慎考慮是否參與明朝的光復運動，幕府也為了應對三藩之亂而調動起大規(guī)模的海外情報系統(tǒng)，這些行動都改變了葡萄牙人驅逐令后日本對外政策的圖景。這要求人們重新審視在幕府成熟期階段中的日本與亞洲環(huán)境的關系。
幕府的情報系統(tǒng)在其方法、組織和執(zhí)行力方面都與現(xiàn)代的外交和軍事情報系統(tǒng)極其相似。如果拋開技術和交流方式上不可避免的差異，本節(jié)所討論的情報網(wǎng)絡對于中國軍事理論的先驅者孫子，或是20世紀中期美國“情報技術”的主要提倡者艾倫·杜勒斯，抑或是任何一個在領事館或情報機關工作的人來說都不會感到陌生。
與幕藩體制的原則相適應，幕府情報網(wǎng)絡中的一些機構（例如對馬藩和薩摩藩）雖然沒有完全直接受控于幕府，但從總體上看，他們至少在搜集情報方面順應了幕府的意志和政策。其他機關（尤其是長崎）則直接配置了幕府官員，受到幕府更嚴密的統(tǒng)制。
幕府部署情報機關的方法、情報從海外流向日本周邊再從日本周邊流向江戶的方式，以及幕府對情報信息的處理一同勾勒出了幕府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輪廓。老中成為控制對外政策的實際中心。家光在1634年重組行政機構時規(guī)定了老中的這一職能，而家綱在1662年對此進行了再次確認。在收集情報的工作指令通過規(guī)范化的通信渠道從江戶傳遞到長崎、對馬藩和薩摩藩后，長崎奉行、對馬藩藩主和薩摩藩藩主便會啟動他們的網(wǎng)絡。他們或是（像在長崎那樣）審問從海外來日的人員，抑或是向駐留那霸和釜山的海外線人送去進一步指示。這些情報路線在本質上與日本海外貿易的主要進出口路線是重合的。
回應這些指示的報告（或是自發(fā)的報告）都會回流到江戶。它們或是被直接交給老中，或是通過林家的當主被送到老中那里。林家的角色相當于技術專家。他們將漢文文書翻譯成日文，并展開調查，還要準備提交給老中的報告。而正如在1634年重組機構時規(guī)定的和實際被貫徹的那樣，老中掌握著審議情報和制定合理應對政策的權力。老中有時會咨詢御三家藩主的意見，或與最高位的譜代大名彥根藩藩主商量，也會經(jīng)常詢問將軍本人的看法。
老中通過政策和行動回應情報。1646年至1647年期間，關于是否支援明朝光復運動的問題成為議題。一些了解老中政策內情的人似乎期盼幕府在不久的將來向中國派出軍隊。此時，當戰(zhàn)區(qū)傳來鄭芝龍軍隊崩潰的新消息后，老中停止了關于派遣援軍問題的進一步討論。這一決定顯然好于300年后的“豬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雖然一些幕府政策的制定者強烈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介入戰(zhàn)爭，但這并不能抹殺介入戰(zhàn)爭的選擇也曾得到過明確考慮的事實，而且支持介入中國戰(zhàn)爭的人也構想了許多戰(zhàn)略?；蛟S應該說，持慎重立場的人在收到來自福州的新情報后更堅定了他們的主張，而支持參戰(zhàn)的立場則被這些報告瓦解。
中止可能帶來災難的軍事冒險是幕府對它收到的情報做出的一種政策回應。而幕府在17世紀40年代下令，讓長崎奉行以及九州和西日本大名警惕明朝的難民船和加強軍備則是另一種回應。不過，雖然幕府根據(jù)其在17世紀40年代收到的情報放棄了中國遠征，但幕府卻在17世紀70年代同意向耿精忠出售硫磺，并決定以有限的、保持距離的方式參與三藩之亂。不過，幕府最主要的回應則是下令位于國境的情報機關收集更多情報和指示進一步的外交行動。
此外，很明顯，雖然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政策回應不如17世紀40年代和70年代的那樣有效，但這些配置制度的重要性和活力度貫穿了整個德川時代。例如，在19世紀40年代，老中阿部正弘與身為親藩大名的水戶藩藩主德川齊昭就對外政策的未來走向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頻繁通信。雖然他們面臨的問題與17世紀的問題并不相同，但參與這些問題的機制（至少在佩里來航之前）則是相同的。甚至林家所扮演的技術性角色也沒有變化。將軍命令林韑編纂德川時期的外交先例合集。此書完成于佩里來航前幾個月的1853年春。即使是在如此晚近的時候，傳統(tǒng)的情報網(wǎng)絡也繼續(xù)為幕府提供著變化的海外情報。例如，宗義和給老中發(fā)去了有關中國太平天國運動進展的報告。
不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現(xiàn)在，政策制定者都可能獲得大量情報，但如果不能對這些情報的質量優(yōu)劣作出判斷，那么這些情報幾乎就是無用的。很明顯，老中收到的情報質量參差不齊。雖然許多信息既及時又準確，其中一些還包括得自中國的原始文書（尤其是叛軍的檄文和康熙的敕諭之類的）;但其中同樣也摻雜了大量錯誤情報。因為老中的決策過程沒有留下記錄，同時老中下達的與此相關的指令也所剩無幾，所以幾乎沒有足夠的史料可以用來判斷幕府鑒別情報質量的能力。我們持有的唯一證明也只是得自推測。抽查顯示，通過對馬藩路線得來的情報有夸張的嫌疑，它們夸大了軍隊數(shù)量和中國對朝鮮的要求。在戰(zhàn)爭后期，對馬藩很難讓幕府接受它提交的報告。這或許意味著老中意識到了通過這條路線得到的情報質量不高。相反，在可獲得的情況下，琉球報告的質量很高，因為它們是根據(jù)前往中國的琉球人的經(jīng)歷制成的。來自中國人的情報總量很大但質量參差。而來自荷蘭人的情報數(shù)量很少，質量良莠不齊，同時還受阻于無能的翻譯。
正如在三藩之亂期間所看到的，幕府的海外情報系統(tǒng)從本質上說是被動的。至少在這一階段，除利用釜山的對馬藩機關和邀請朝鮮譯官來到對馬藩等行為之外，幕府并沒有積極地將行動延伸至日本國外。幕府沒有派遣密探前往中國。當時實施的沿海防衛(wèi)措施也尚未達到防止叛亂影響到日本本土的警戒程度。不過，長崎奉行確實就保護琉球航運不受鄭經(jīng)襲擊的問題同鄭經(jīng)的代表進行過協(xié)商。
這一被動姿態(tài)與德川時代對外關系的傳統(tǒng)歷史敘述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但海外情報機構的存在本身及其重要性和幕府對東亞形勢變化的關注都意味著這一傳統(tǒng)敘述需要得到修正。很難判斷當時的老中在多大程度上察覺到了威脅（即使考慮到荷蘭人與三藩之亂的沖突雙方都有接觸），但我們可以認為，如果老中知道康熙帝正聘用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為軍隊鑄造大炮的話，那么老中也許會更加警惕。在清朝取得勝利并統(tǒng)一全國后，這個由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掌握的龐大且統(tǒng)一的中國引起了許多日本人的擔憂，他們擔心蒙古入侵會再次上演。當時著名的儒學者熊澤蕃山在給女婿稻葉彥兵衛(wèi)的書信中寫道，這一新形勢要求日本在接下來的一兩年中必須做好抵御這一進攻的準備。熊澤蕃山曾希望他可以與老中討論這一國防危機。翌年，他在《大學或問》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此書是他關于戰(zhàn)術和國防的備忘錄，即清“曾在奪取中原后多次進攻日本。而現(xiàn)在，他們已經(jīng)拿下了中原”。
（本文摘自羅納德·托比著《亞洲世界中的德川幕府》，柳一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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