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自我認同：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美國史研究室魏濤的專著，于2022年5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本書詳細考察了南卡羅來納政治家、種植園主和商人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經歷，論述了勞倫斯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斷移動和自我認同的轉變，討論了英帝國中心和南卡羅來納之間的關系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fā)生改變的，以及二者關系的變化如何促使他將自我認同從英國臣民轉變?yōu)槊绹?。本文整理自作者在新書座談會上的發(fā)言。
《追尋自我認同：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
主角：南卡羅來納的亨利·勞倫斯
南卡羅來納是美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的一個州，在殖民時期，這里與西印度群島之間維持著密切的經濟和社會聯系。在殖民時期，查爾斯頓是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首府。到1783年，美國革命結束后，南卡羅來納的首府從查爾斯頓市遷往哥倫比亞市。在1650至1860年之間，查爾斯頓長期從事大西洋貿易，其進口和出口的商品包括煙草、大米、靛藍、棉花以及非洲裔奴隸等。由于查爾斯頓處于大西洋貿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上，所以很多在英屬北美進口或出口的商品都要經過查爾斯頓海港。
亨利·勞倫斯是勞倫斯家族在英屬北美的第三代。勞倫斯的父親和祖父來自法國的拉羅謝爾，他們都是胡格諾新教徒。在17世紀中后期，因不堪忍受法國天主教教徒的宗教迫害，胡格諾新教徒被迫選擇在大西洋世界中進行流亡。在17世紀80年代初，勞倫斯家族先是跨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英國，然后前往北美的紐約，最后在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定居。
在1744至1784年之間，亨利·勞倫斯有四次跨大西洋旅行。1744年至1747年，他在倫敦商人詹姆斯·克羅卡特的會計房里學習商業(yè)知識和經商技能。1748年至1749年，他與利物浦、布里斯托爾、伯明翰以及倫敦等城市的商人建立起商業(yè)網絡和合伙關系。1771至1774年，他監(jiān)督三個兒子在英國和瑞士的教育，同時積極介入南卡羅來納的政治，并試圖緩和南卡羅來納與英帝國中央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1779至1784年，他代表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在荷蘭、法國和英國擔任外交官和英美和平條約大使，并敦促英國政府最終承認美國主權。
與此同時，勞倫斯也積極參加在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的商業(yè)和政治活動。1767至1770年之間，作為一個商人，他對英法七年戰(zhàn)爭之后英帝國中央政府所頒布重商主義政策以及新海關關稅政策不滿，進而帶領查爾斯頓的商人向南卡羅來納海事法庭的法官和王室政府官員進行抗議，表達他們對新的帝國體系、重商主義政策以及海關關稅政策的不滿。此外，勞倫斯還積極參加了南卡羅來納獨立運動，反抗英帝國中央政府的專制統(tǒng)治。由于多次往返英帝國中心、南卡羅來納和歐洲大陸，他的經歷顯得與眾不同。
亨利·勞倫斯是生活在18世紀的人，他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手稿。南卡羅來納歷史協(xié)會、南卡羅來納歷史檔案館和南卡羅來納大學圖書館藏了很多亨利·勞倫斯的縮微膠卷。亨利·勞倫斯的原始手稿主要館藏在查爾斯頓的南卡羅來納歷史協(xié)會。但是，18世紀的人寫的書信大多都是潦草的，要辨認的話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恰好1968年到2003年之間，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編輯了16卷的《亨利·勞倫斯文集》（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這為我的寫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不然，我的寫作將非常困難。
找到一個經歷特殊的歷史人物，且可以使用大量原始史料，我開始思考該怎么做這個課題。在研究方法上，我能不能做些新的嘗試？在理論反思上，我能不能思考更深入一點？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我試著在研究方法和理論反思上做些新的探索。
先行研究：理論奠基與啟發(fā)
2009年我開始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攻讀博士學位，選擇的研究方向是美國早期史和大西洋史。那時候，大西洋史在歐美史學界非常流行。與此同時，英帝國史正好從舊的英帝國史向新英帝國史轉變。此外，美國早期史也在發(fā)生重大轉變。
我的導師是賴德·蘭斯曼（Ned Landsman）。蘭斯曼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本科學位，隨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導師是理查德·鄧恩（Richard Dunn）。蘭斯曼的成名作是《蘇格蘭及其在北美的第一個殖民地》（1986），主要研究的是蘇格蘭在新澤西東部的一個殖民地，盡管這個殖民地沒有成長壯大起來。蘭斯曼從事這個課題研究時，理查德·鄧恩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的邁克爾·扎克曼（Michael Zuckerman）正倡導從區(qū)域視野來研究英屬北美，尤其是中部殖民地的研究。在這個研究思路之下，蘭斯曼選擇了一個很少有人研究的主題。所以，《蘇格蘭及其在北美的第一個殖民地》出版后即奠定了蘭斯曼在這個領域的開拓者地位——因為從沒有人研究蘇格蘭在北美的殖民地，盡管研究13個殖民地的學者汗牛充棟。
我讀博士時，區(qū)域視野下的美國早期史研究依舊流行。有些學者研究新英格蘭地區(qū)的殖民地，有些專門研究南部殖民地或中部殖民地。對新英格蘭地區(qū)的研究，在20世紀初有英帝國史學家查爾斯·安德魯斯等進行探索。在20世紀上半期，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清教研究也是研究新英格蘭地區(qū)。到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受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新社會史在美國早期史領域發(fā)展壯大起來。新社會史的代表人物有約翰·迪莫斯（John Demos）、邁克爾·扎克曼、小菲利普·格雷文（Philip J. Greven, Jr）和肯尼斯·A·洛克里奇（Kenneth A. Lockridge），他們都研究新英格蘭地區(qū)的村鎮(zhèn)。我開始寫作博士論文時，蘭斯曼于2011年出版了《帝國的十字路口：英屬北美的中部殖民地》，對中部殖民地研究進行了整體的考察。除蘭斯曼的這本專著外，這套區(qū)域研究叢書還有約瑟夫·孔福爾蒂（Joseph Conforti）的《圣徒與陌生人：英屬北美的新英格蘭》（Saints and Strangers: New England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2006）、克萊伯恩·A·斯金納（Claiborne A. Skinner）的《北部地區(qū)：殖民時期法國在五大湖區(qū)的探索》（The Upper Country: French Enterprise in the Colonial Great Lakes，2008）、讓·B·魯索（Jean B Russo）和J·埃利奧特·魯索（J. Elliott Russo）的《種植一個帝國：英屬北美的切薩皮克早期史》（Planting an Empire: The Early Chesapeak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2012）以及馬修·馬爾卡希（Matthew Mulcahy）的《帝國的中心：東南沿海和英屬加勒比》（Hubs of Empire: The Southeastern Lowcountry and British Caribbean，2014）。這套叢書的出版說明區(qū)域視野下的美國早期史依舊火熱。由于蘭斯曼主要研究的是中部殖民地，且美國早期史學家對新英格蘭地區(qū)的研究已非常深入，我決定避其鋒芒。于是，我把研究重心轉向南部殖民地，最后就選擇了南卡羅來納殖民地。
大西洋史取向：來自海洋的視角
除區(qū)域研究外，大西洋取向的美國早期史也非常流行。在大西洋史領域，先驅代表人物主要有理查德·鄧恩、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杰克·P·格林（Jack P. Greene）和凱倫·庫珀曼（Karen Kupperman）。他們創(chuàng)辦研究中心，指導學生，組織研討班和學術會議，編輯雜志，培養(yǎng)了一批才華超眾的大西洋史學家，如尼古拉斯·坎尼（Nicholas Canny）、阿里森·格慕斯（Alison Games）、馬庫斯·瑞迪克（Marcus Rediker）、大衛(wèi)·漢考克（David Hancock）、馬克·A·彼得森（Mark A. Peterson）、S·馬克思·埃德爾森（S. Max Edelson），以及阿普爾·哈特菲爾德（April Hatfield）和特雷弗·伯納德（Trevor Burnard）等。這些大西洋史學家把大西洋世界內部的島嶼、民族國家和區(qū)域等當作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研究主題包括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歐洲之間在人口、社會、經濟、政治、法律、軍事、知識和宗教傳播等諸多方面的相互交流或交換。資本主義史、商品交流、宗教思想的傳播、交流網絡、移民、種族、奴隸制和奴隸貿易也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主題。
有關大西洋史的介紹及反思，有幾本書可供大家參考。一本是貝林在2005年出版的《大西洋史：概念與輪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另外一本是凱倫·庫珀曼在2012年出版的《世界歷史中的大西洋》，主要內容來自她開設的大西洋史課程以及她在紐約大學大西洋史工作室的歷史探討班。這兩本著作都是大西洋史的入門之作，盡管貝林對大西洋史的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輪廓的思考早就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相比之下，庫珀曼的那本書更通俗易懂一些。2009年，貝林和帕特里夏·L·德諾（Patricia L. Denault）出版了對大西洋史進行反思的論文集《大西洋史的回響：潛在結構和思想潮流，1500-1830年》（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 Latent Structur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1500-1830）。另外，格林和菲利普·D·摩根（?Philip D. Morgan）也在同一年出版了反思大西洋史研究方法和內容的論文集《大西洋史：一種批判性評價》（Atlantic History: A Critical Appraisal）。格林和貝林編的這兩本論文集對大西洋史提出了更多反思，試圖指引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更加深入。
《大西洋史：概念與輪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大西洋史的回響：潛在結構和思想潮流，1500-1830年》（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 Latent Structur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1500-1830）
200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路易斯安那州杜蘭大學歷史系蘭迪·J·斯帕克斯（Randy J. Sparks）的《卡拉巴爾的兩位王子：十八世紀的大西洋奧德賽》（The Two Princes of Calabar: An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Odyssey），這是一本微觀大西洋史的經典著作，讀者據此可以了解大西洋史的基本研究成果。這本書主要講述西非奴隸貿易海岸卡拉巴爾兩位王子小埃弗萊姆·羅賓·約翰（Little Ephraim Robin John）和安科娜·羅賓·羅賓·約翰（Ancona Robin Robin John）在大西洋世界中返鄉(xiāng)的故事。其實，這兩位王子在卡拉巴爾也從事奴隸販賣的貿易。不幸的是，在1767年，他們遭競爭對手背叛和陷害，然后被英國奴隸販子綁架，被迫開始了他們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奴役及爭取自由和返鄉(xiāng)的故事。他們先是被運到西印度群島的多米尼加，后來被販賣到弗吉尼亞殖民地，再后來去了英國。在1770年代，英國國內廢奴主義運動高漲。在廢奴主義者的支持下，他們又幸運地返回了卡拉巴爾。這是一個典型的微觀大西洋史，它沒有討論一些宏大的主題，包括帝國、政治革命、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等，所以它是有一些局限的。但是，不可否認，它是微觀大西洋史的一個經典著作，有點類似娜塔麗·澤姆·戴維斯的《騙子游歷記》和琳達·科利（Linda Colley）的《伊麗莎白·馬什的苦難》（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不過，戴維斯和科利的著作是微觀全球史，斯帕克斯的專著是大西洋世界中的微觀史。
《卡拉巴爾的兩位王子：十八世紀的大西洋奧德賽》（The Two Princes of Calabar: An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Odyssey）
在21世紀初，受跨國史和全球史的沖擊，大西洋史學家開始嘗試從全球視野來研究大西洋史，試圖突破主流的大西洋史學家把大西洋世界當做一個封閉的地理空間的局限。在大西洋史興起和發(fā)展的過程中，歐美歷史學家主要研究英國大西洋世界、法國大西洋世界、荷蘭大西洋世界以及西班牙大西洋世界等，說明主流的大西洋史學家并沒有徹底拋棄帝國或民族國家視野。大西洋史在興起的過程中試圖突破歐洲中心論，但是主流的大西洋史學家并未突破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受跨國史和全球史的沖擊和挑戰(zhàn)，到2010年代，歐美學術界先后出版了一些全球視野下的大西洋史專著或論文集，嘗試把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更加深入。例如，2015年，克里斯托弗·斯特羅貝爾（Christopher Strobel）主編了《全球大西洋史：1400-1900年》。2018年，豪爾赫·卡尼薩雷斯·埃斯蓋拉（Jorge Ca?izares-Esguerra）和 ??埃里克·R·西曼（Erik R. Seeman）主編了《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年》等。
《全球大西洋史：1400-1900年》
《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年》
通過使用“全球大西洋”這個術語，大西洋史學家試圖考察大西洋與其他海洋包括南中國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等的聯系。另外，大西洋史學家也試圖考察大西洋與其他陸地諸如南亞、東亞、大洋洲等在文化、貿易、科學知識、疾病以及宗教思想等的互動。
在美國早期史領域，陸地取向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在19世紀末，弗雷德里克·特納的邊疆史學就很流行。但是，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時候，由于大西洋史成為一門熱門研究領域，陸地史、邊疆（frontier）史或邊界（borderland）史相比而言并不那么流行，盡管歐美史學界也有一些學者長期從事相關研究。大西洋史主要研究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的城鎮(zhèn)或者說沿海殖民地與更寬廣的大西洋世界之間的各種聯系、互動或者交流，包括人口、思想、貿易、宗教和科學知識等。但是，自從哥倫布發(fā)現美洲大陸后，美國的歷史是不斷向西進行領土擴張的。到19世紀末，美國的領土擴張從北美的大西洋西岸逐漸橫跨美洲大陸，最終擴展到太平洋東岸，甚至在19世紀末占領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從殖民時期開始，美國的領土擴張從未停止。作為對大西洋史過度強調海洋取向的批判，陸地取向的美國史學家也主張繼續(xù)研究邊疆史或邊陲史以及西部史。這些代表人物及相關著作主要有阿蘭·泰勒（Alan Taylor）的《復數的美國革命：1750-1804年的陸地史》（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2016）、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的《美國革命的西部：1776年的一部不常見的歷史》（West of the Revolution: An Uncommon History of 1776，2014）、凱瑟琳·杜瓦爾（Kathleen DuVal）的《原住民的場地：大陸中心的土著印第安人和殖民者》（The Native Ground: Indians and Colonist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tinent，2006）和《迷失的獨立：美國革命邊緣地區(qū)的人物》（Independence Lost: Lives on the Ed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015），以及邁克爾·維特根（Michael Witgen）的《無限部落：土著的新世界如何塑造了北美早期歷史》（An Infinity of Nations: How the Native New World Shaped Early North America，2011）等。
變動中的新英帝國史
由于我研究的南卡羅來納在殖民時期是英帝國的一個殖民地，對南卡羅來納史的研究也直接或間接受英帝國史研究方法的影響。舊的英帝國史主要從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來研究英帝國中心及其對殖民地的影響或聯系。在研究方法上，舊的英帝國史強調殖民地母國對殖民地的支配，以及權力或政治權威從中心輻射到殖民地的線性敘事方式。舊的英帝國史很少研究殖民地的能動性，以及殖民地與英帝國中心之間的互動。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新英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開始對舊的英帝國史發(fā)起重大挑戰(zhàn)，試圖推動帝國史和殖民地研究走向更加深入。新英帝國史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凱瑟琳·威爾遜（Kathleen Wilson）、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姆里納里尼·辛哈（Mrinalini Sinha）和安托瓦內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等。凱瑟琳·威爾遜和凱瑟琳·霍爾主要研究牙買加殖民地，姆里納里尼·辛哈和安托瓦內特·伯頓主要研究殖民時期的印度。雖然研究英帝國在海外的殖民地，但這些新英帝國史學家并未忽視英帝國中心的歷史，而是試圖把英帝國中心與海外殖民地的歷史結合在一起。
新英帝國史的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對象上，新英帝國史學家強調研究移動的個體或群體（moving subjects），基本上這些個體或群體有跨帝國或跨海洋（transoceanic）的經歷。另外，受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研究，尤其是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在《東方學》中對東方和西方關系的解釋，以及米歇爾·?？聦嗔驮捳Z分析的啟發(fā)，新英帝國史學家使用關系性的而不是線性的視角來研究英帝國與海外殖民地之間的關系，同時嘗試考察英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相互生成且相互影響的歷史。新英帝國史學家主要研究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及其背后所暗含的英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也時常從婦女、種族、性別和階級等視角來探討殖民遭遇。在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上，新英帝國史學家強調動態(tài)的英國人自我認同，主要指的是在殖民遭遇過程中，英國殖民者與殖民地當地人在自我認同上的差異性進一步強化了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且這種自我認同的認識是不斷的在進行。這種動態(tài)的認同觀主要受文化理論學家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對認同研究的啟發(fā)。
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新英帝國史學家凱瑟琳·威爾遜的研究成果。凱瑟琳·威爾遜的成名作是《平民的意識：1715-1785年英國的政治、文化和帝國主義》（The Sense of the People: Politic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 1715-1785），出版于1995年。她當時主要研究英帝國中心的平民政治，但已嘗試把英帝國中心的政治史與海外殖民地的歷史結合在一起。2003年，她出版了專著《島族：十八世紀的英國人自我認同、帝國和性別》（The Isl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4年，她主編了《新英帝國史：1660-1840年英國和英帝國的文化、身份和現代性》（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1660-1840）?！秿u族》和《新英帝國史》奠定了她作為新英帝國史開拓者之一的學術地位。其最新著作《英帝國的流浪演出者：英帝國地方的戲劇與表演》（Strolling Players of Empire: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in the British Imperial Provinces）于2022年12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我閱讀了新書簡介，看起來凱瑟琳要使用社會理論來研究戲劇和劇場，繼續(xù)使用后現代主義或后殖民主義思想來研究文學和戲劇作品，應該也是一本別具風格的新英帝國史著作。
《島族：十八世紀的英國人自我認同、帝國和性別》（The Isl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英帝國的流浪演出者：英帝國地方的戲劇與表演》（Strolling Players of Empire: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in the British Imperial Provinces）
凱瑟琳·威爾遜還有一篇重要論文——《作為全球史的[尼古拉斯·]羅的“公平懺悔”：抑或是，新南威爾士的一次轉向之旅》（Rowe's ‘Fair Penitent’ as Global History: Or, A Diversionary Voyage to New South Wales），于2008年發(fā)表在《18世紀研究》雜志上。她研究的是英國一個戲劇作家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1674-1718）的舞臺劇《公平懺悔》（Fair Penitent）。這個舞臺劇是根據1632年首次出版的《致命的嫁妝》（The Fatal Dowry）、《菲利普·馬辛格》（Philip Massinger）和《內森·菲爾德》（Nathan Field）悲劇合集進行改編的?！豆綉曰凇愤@個舞臺劇先后在英國國內、印度的加爾各答、牙買加和今天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進行演出。凱瑟琳·威爾遜考察《公平懺悔》在這些不同地方的表演，她把這些表演當作一種劇場，分析《公平懺悔》所暗含的殖民權力，以及英帝國不同殖民地的本地人如何把這個戲劇進行本地化，或者說如何對這個劇本進行文化挪用。凱瑟琳·威爾遜試圖以《公平懺悔》這個劇本為中心說明英帝國文化是如何在全球進行傳播的，以及在傳播的過程中，當地人是如何挪用英帝國中心的文化，同時英帝國中心的文化又發(fā)生了哪些變化。這篇論文基本上結合了新英帝國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我深受啟發(fā)。
跟凱瑟琳·威爾遜一樣，凱瑟琳·霍爾是另外一個比較知名的新英帝國史學家。在學術生涯早期，凱瑟琳·霍爾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史研究，也研究婦女史和階級史。她的丈夫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斯圖亞特·霍爾。斯圖亞特·霍爾出生在牙買加，但長期生活在英國，主要從事文化理論研究。凱瑟琳·霍爾選取英帝國史的牙買加殖民地為研究領域，主要跟她家族與牙買加歷史上的浸信會傳教有關系。這對夫妻經常往返英帝國中心和牙買加。凱瑟琳·霍爾有兩本研究新英帝國史的專著，一本是2002年出版的《文明化主體：1830-1867年間英國人想象中的帝國中心和殖民地》（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另外一本是2012年出版的《馬考萊父子：英帝國的設計師》（Macaulay and Son: Architects of Imperial Britain）。與凱瑟琳·威爾遜略顯晦澀的寫作方式相比，凱瑟琳·霍爾的寫作就是更加偏歷史一點，讀起來相對通俗易懂一些。這兩本書都是典型的新英帝國史專著。
《文明化主體：1830-1867年間英國人想象中的帝國中心和殖民地》（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馬考萊父子：英帝國的設計師》（Macaulay and Son: Architects of Imperial Britain）
在研究方法上，《文明化主體》采用的是關系性的視角來分析英帝國中心與牙買加殖民地之間的關系。另外，凱瑟琳·霍爾也使用關系性的視角來分析英國殖民者和牙買加當地的被殖民者之間的相互生成及相關關聯，并把這種關系當做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凱瑟琳·霍爾還指出，對英帝國的認識是英國人建立自我形象或自我認同的核心。在研究殖民遭遇的過程中，凱瑟琳·霍爾試圖指出英國白人殖民者與牙買加當地的非洲裔黑人之間的相互接觸使得英國人發(fā)現他們是文明的且堅持基督教信仰，而后者是野蠻的且沒有宗教信仰。英國白人殖民者在牙買加殖民地的殖民遭遇進一步強化了英國人的自我認同，并有助于維持他們的文化優(yōu)越性。在文明化的進程中，個體對主體性的追求也是不斷地進行的。凱瑟琳·霍爾使用了后現代主義或后殖民主義的思想來解構帝國和殖民地兩個概念，并試圖對它們進行重構，進而讓它們之間的關系更有意義。另外，英帝國的形成過程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它不只是在英帝國國內形成，而且也在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形成。顯然，薩義德在《東方學》中對東方和西方關系的分析，以及斯圖亞特·霍爾對動態(tài)認同觀的闡述都啟發(fā)了凱瑟琳·霍爾對《文明化主體》的寫作。
從20世紀中后期到21世紀初，英帝國史的發(fā)展基本經歷了從舊的英帝國史向新英帝國再到全球史的轉變歷程。分析琳達·科利的歷史專著，我們可以更直觀地認識到這種轉變。1982年，琳達·科利出版了第一本專著，主要研究英國托利黨，基本上研究的是英國政黨政治史。1992年，科利出版了《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受薩義德《東方學》中對東方和西方關系研究的啟發(fā)，《英國人》主要研究英國和法國在1707年至1837年之間的戰(zhàn)爭如何塑造了英國人對自我認同的理解。通過把法國人作為他者，英國人發(fā)現他們與法國人在自我認同上截然不同，主要包括英國是面向海洋、追求自由且是新教取向，而法國是陸地取向、追求陸地擴張且堅持天主教信仰。英國人在與法國人打仗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他們與法國人在自我認同上的差異性，進而強化了他們作為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不過，科利在解釋英國人的自我認同時使用的是二元對立的而不是關系性的視角。另外，《英國人》中英國人的自我認同的討論是相對靜態(tài)的，而不是動態(tài)的。到2002年，科利出版了《俘虜：英國、帝國與世界，1600-1850年》（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基本上反映了英帝國史研究從舊的英帝國史向新英帝國史轉變的一個過程。在這本書里，科利嘗試做新英帝國史，并把在海外軍事戰(zhàn)場上淪為俘虜的英國士兵當做研究對象。通過考察在地中海、北美、印度和阿富汗淪為俘虜的英國士兵的經歷，科利試圖說明英帝國在興起和發(fā)展的過程中是如何充滿不確定性、不安全感以及局限，盡管這段時間的英帝國盛極一時。到《伊麗莎白·馬什的苦難》于2007年出版的時候，科利直接轉向了全球史，重點考察白人婦女伊麗莎白·馬什在四大洋的經歷。
《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
《俘虜：英國、帝國與世界，1600-1850年》（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亨利·勞倫斯的遭遇
在研究勞倫斯的遭遇時，還需要簡單討論一下遭遇的研究路徑。通常，有幾種不同的方法研究遭遇，有的學者研究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側重從文化視角來研究不同群體或個體與英國文化的差異。前面提到，新英帝國史主要研究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及其背后所暗含的英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帝國遭遇 （imperial encounter）也是一個重要的分析單位。在《懷柔遠人》中，何偉亞主要討論了英帝國和清帝國之間的碰撞。但是，勞倫斯的經歷無法簡單使用文化遭遇、帝國遭遇和殖民遭遇。勞倫斯是來自南卡羅來納的政治、經濟和外交精英，他的活動很少涉及文化。另外，在殖民時期，南卡羅來納是英帝國的一個殖民地，但是南卡羅來納人民視他們自己為英國臣民，擁有跟英帝國中心人民一樣作為英國人的權利和特權。同時、英國憲法和習俗可以保障他們的合法政治權利和私有財產。由于南卡羅來納人民與英帝國中心的人民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關系，新英帝國史學家重點研究的殖民遭遇無法直接用來研究勞倫斯。另外，勞倫斯經歷了南卡羅來納從英帝國的一個殖民地向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的轉變過程。與此同時，勞倫斯也將自我認同從英國臣民向美國公民轉變。相比之下，新英帝國史學家很少討論個體的認同轉變，以及殖民地獨立之后前殖民地與英帝國之間的關系轉變。
相對而言，跨大西洋遭遇（transatlantic encounter）比文化遭遇、殖民遭遇和帝國遭遇更適合研究勞倫斯的跨大西洋經歷。同時，跨大西洋遭遇可以從地方層面、國家層面和跨大西洋層面來研究勞倫斯的自我認同問題，以及英帝國與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州之間關系的轉變過程，也有助于彌補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史觀和帝國史觀的局限。
《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基本上是美國早期史、英帝國史和大西洋史相互結合的一個產物。雖然研究的是美國早期史領域中南卡羅來納的歷史，但在研究方法上這本書其實是受新英帝國史和大西洋史的諸多啟發(fā)。在研究對象上，勞倫斯既是一個移動的個體，又是一個跨大西洋的主體。另外，在南卡羅來納殖民地與英帝國中心之間的關系上，這本書使用關系性的而不是線性的視角來研究二者之間的相互生成，但這主要指的是殖民時期南卡羅來納的歷史。南卡羅來納于1776年獨立之后，它就不再是英帝國的一部分了。1776年至1784年之間，這本書必須探討美國的國家形成，以及南卡羅來納成為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的歷史。所以，這本書跟傳統(tǒng)的英帝國史以及新英帝國史還不一樣。在自我認同上，由于英帝國與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州之間的關系發(fā)生變化，勞倫斯對自我認同的理解也隨之發(fā)生變化。跟新英帝國史學家的相關研究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勞倫斯在自我認同上有一個從英國臣民向美國公民的轉變過程。而在凱瑟琳·威爾遜、琳達·科利和凱瑟琳·霍爾等新英帝國史學家的著作中，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一直在那里，這些學者很少討論英國人自我認同的轉變過程。
在自我認同這個問題上，《追尋自我認同》試圖解釋：勞倫斯在殖民時期和美國革命前夕是如何想象并懷疑英國人的自我認同的，他在獨立戰(zhàn)爭期間如何拋棄英國公民的自我認同，以及在美國革命后期如何追求并捍衛(wèi)作為美國公民的自我認同的故事。把勞倫斯的跨大西洋移動置于大西洋史、英帝國史和美國早期史的交叉點上，這本書嘗試加深對南卡羅來納歷史上帝國、殖民地、州和國家等分析單位的認識。
本書主要分六章展開，全面考察勞倫斯于1744年至1784年之間的跨大西洋遭遇。第一章詳細討論勞倫斯在1744年至1765年間的跨大西洋遭遇，主要分析英帝國中心的英國商人自我改進（self-improvement）如何塑造了勞倫斯對自我認同的認識。在這段時間里，他先后兩次訪問英國，一次是為了在倫敦商人詹姆斯·克羅卡特的會計房里學習商業(yè)知識，另一次是為了與英國國內商人建立商業(yè)合伙關系，并在大西洋貿易上相互分工且積極協(xié)作。英帝國中心的商人對英國人自我認同的界定包括白人清教徒血統(tǒng)、面向海洋、追求商業(yè)財富、堅持自由貿易且試圖成為有禮貌的人，進而躋身英國的鄉(xiāng)紳階層。勞倫斯的兩次跨大西洋旅行強化了他作為英國臣民的自我認同。跟英帝國中心的商人一樣，他也試圖進入他們鄉(xiāng)紳階層，且成為一個學樣得體的人。第二章主要討論1767至1770年之間勞倫斯如何被卷入南卡羅來納海事法庭上的幾起民事訴訟案件之中，以及這些案件如何加深了勞倫斯對自我認同的新認識。英法七年戰(zhàn)爭之后，英帝國中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政策來加強對南卡羅來納商業(yè)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勞倫斯對南卡羅來納海事法庭的關稅政策不滿，并帶領南卡羅來納商人抗議不公正的貿易和關稅政策。在商業(yè)上，勞倫斯追求自由貿易，同時要求英帝國中央政府保護其作為英國人的自由貿易以及合法財產權利，盡管這一時期他逐漸成為一名商業(yè)異見者。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從政治史和社會史的視角來分析1771至1774年之間的跨大西洋旅行如何塑造了勞倫斯對英國人自我認同的質疑和反感。第五章重點分析南卡羅來納獨立期間勞倫斯如何將自我認同從英國臣民轉變?yōu)槊绹瘛５诹掠懻?779至1784年之間的跨大西洋旅行是如何幫助他探尋或者說捍衛(wèi)作為美國公民的自我認同。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