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沈周《滄洲趣圖》為誰而作？

故宮博物院藏《滄洲趣圖》是明代沈周所作的一件山水長卷。畫中一派江南風光，但以往有學(xué)者認為此圖所繪乃河北省滄州市的風光。然而，沈周一生足跡未至滄州，畫中一派江南的景象似乎也與北地風光差距甚大。那么，此圖何以名為“滄洲趣”？沈周又是為誰而作？

本文結(jié)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吳趣：沈周繪畫與文官鑒藏》（以下簡稱《吳趣》）中的一個精彩章節(jié)“廟堂與江湖：沈周《滄洲趣圖》及其對董、巨畫風的繼承與新變”進一步展開論述，探討《吳趣》的學(xué)術(shù)旨趣。

 沈周，《滄洲趣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沈周（1427—1509）系明代吳門畫派領(lǐng)袖，與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稱“明四家”。關(guān)于沈周，歷來研究多聚焦于其生平師承、真?zhèn)舞b別、風格演變等的探討?！秴侨ぁ肥乔貢岳诓┦筷P(guān)于沈周繪畫的一本新著，此書以一個新的視角剖析沈周繪畫發(fā)展背后的社會因素，全書圍繞沈周繪畫的重要鑒藏群體——兩京文官展開研究，以專題的方式闡述了一些以往未加重視，卻又非常重要的問題，如兩京文官對沈周繪畫的鑒藏；他們對沈周繪畫主題、風格所產(chǎn)生的影響；沈周繪畫所代表的吳門新趣是如何通過文官鑒藏群體傳播至京城，乃至最終輻射全國，使得吳門繪畫逐漸在明中期代替之前的宮廷繪畫與浙派，從而占據(jù)繪畫史的主流地位的。

沈周《滄洲趣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一、“滄洲趣”與官員入畫

故宮博物院藏《滄洲趣圖》是沈周所作的一件山水長卷。畫中陂陀逶迤、水面浩渺、雜樹成林，一派江南風光。以往有學(xué)者認為此圖所繪乃河北省滄州市的風光。然而，沈周一生足跡未至滄州，且畫名中的“滄洲”也并非地名“滄州”，畫中一派江南的景象似乎也與北地風光差距甚大。那么，此圖何以名為“滄洲趣”？畫題的內(nèi)涵是什么？沈周又是為誰創(chuàng)作的？《吳趣》層層深入，抽絲剝繭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沈周，《滄洲趣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指出，“滄洲”其實并非一個實際的地名，而是一種文學(xué)意象，指代官員的隱居之所。早在南朝，“滄洲趣”出現(xiàn)在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一詩中，所謂“既歡懷祿情，復(fù)協(xié)滄洲趣”。此詩作于494年，是年齊高帝蕭道成之侄蕭鸞入篡稱帝，謝朓于此時因幸運地受命出任宣城郡守，而能離開首都建康復(fù)雜的政治環(huán)境。結(jié)合詩句與謝朓當時的實際情況，可知此句表達的是他可以擺脫各種復(fù)雜的政治干擾，以亦官亦隱的姿態(tài)悠游林泉，即所謂的“吏隱”。自此而后，“滄洲趣”這一文學(xué)意象便表達了官員“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的人生態(tài)度。唐孟浩然“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宋朱熹“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等皆取此意。此圖以“滄洲趣”為題，便很可能與一位期望悠游于山林之間的官員相關(guān)。

 沈周，《滄洲趣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細觀此卷，可發(fā)現(xiàn)《滄洲趣圖》雖是一幅山水畫，但其中的點景人物卻是關(guān)系重大的畫眼。畫中開闊的湖面上飄蕩著三兩小舟，坐舟中者乃一頭戴官帽、身著紅衣的官員，這顯然是沈周刻意為之，意在點出其特殊的身份。同時，為此圖作前題后跋者分別是中書舍人柳楷、內(nèi)閣首輔李東陽，說明此卷完成之后流傳于北京的文官之間。畫名、畫眼、畫題三者皆指向此圖很可能是沈周贈送給一位在京任職的文官的。

 沈周，《滄洲趣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沈周《滄洲趣圖》柳楷書引首“滄洲趣”

作者在考證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廣泛搜羅了沈周其他畫有官員形象的作品，如沈周《為祝淇作山水圖》中的點景人物同樣系一身著紅衣，頭戴官帽的老者。畫名已點出這位老者的身份正是“以子萃貴，封刑部主事”的九十老翁祝淇。又，沈周作于1480年的名作《虎丘送客圖》描繪了一名官員抱琴獨坐于長松之下，正靜靜地凝望著對面山中緩緩流出的一泓山泉。此圖的受畫者乃工部都水司主事徐源，他以治水著稱。沈周非但以官員形象入畫，且將之處理成抱琴觀泉的姿態(tài)，意在點出徐源之職業(yè)與功績。讀者不妨代入徐源的視角，當他觀賞此圖時，無疑能感受到沈周的巧思與用心。再如，《京江送別圖》描繪了身著青衫的官員拜別岸邊的友人。此卷的受畫者乃文徵明岳父，時任南京刑部郎中的吳愈。是年，吳愈將赴四川轉(zhuǎn)任敘州知府。卷后題跋者皆一時名士，如文林《送吳敘州之任序》、祝允明《送敘州府太守吳公詩序》，沈周自己也作了一首《送吳惟謙守敘州》詩，被收錄在《石田詩選》卷七。

沈周，《為祝淇作山水圖》（局部），浙江省博物館藏

沈周，《虎丘送客圖》（局部），天津市博物館藏

沈周《京江送別圖》中的官員

以上種種，皆反映出沈周在贈送給官員的作品中，刻意以官員形象入畫，這完全不同于尋常的點景人物，是有特殊指向性的。反觀這些畫作的主題，或為祝壽、或為送別，畫面皆描繪了一個與受畫人相關(guān)的具體場景，從中可以窺見沈周在為官員作畫時，往往是“量身定制”的精心之作。

同時，作者還注意到諸畫中的官員多抱琴獨坐。這同樣具有象征意義，沈周在另一幅描繪抱琴高士的畫作中題有“抱琴未必成三弄，趣在高山流水間”之句，可知“抱琴”這一舉動意在表現(xiàn)畫中人物“陶醉于山水之間，與山水融為一體的趣味”。結(jié)合畫題“滄洲趣”的文學(xué)意象，便可推知此圖的受畫者不但當是一位在京任職的官員，而且此人具有亦仕亦隱的情懷。

如果將視野放大，可發(fā)現(xiàn)以官員形象入畫中不僅出現(xiàn)在了沈周的畫中，且在吳門畫派的后輩畫家中也時有出現(xiàn)。拙文《華云與文氏一門交游考》在探討無錫大收藏家華云與文徵明書畫交往的過程中，關(guān)注到文氏弟子錢穀曾為時任戶部主事的華云畫過一幅《駐節(jié)聽歌圖》。圖中描繪了楊柳依依的江南山水，在一派春風和煦的氣氛中，華云頭戴官帽，身穿官服正向送別的友人作揖話別，準備啟程赴任。從這一例證可見，自沈周而下，不少吳門畫家都與兩京官員有過交往。而吳門畫家之間聯(lián)系緊密、互相影響，且皆以沈、文為尊。因此，錢穀《駐節(jié)聽歌圖》的描繪官員送別與處理畫面的手法很可能便是受沈周影響。反過來說，畫家也可能因這些朝中友人而得到一些幫助與庇護，如華云后來還曾擔任過刑部主事，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曾于2015年拍賣過一件彭年致華云的信札，信中便提及主事刑部的華云曾幫助彭年之子免除軍籍。

二、吳門新趣

《滄洲趣圖》的受畫人必是一位在京任職的文官，那么這些文官是否欣賞沈周的繪畫乃至吳門的趣味呢？《吳趣》并未止步于考據(jù)沈周與官員的交游，而是以更廣闊的視角分析文官對沈周繪畫趣味的品鑒與推動上。

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具有內(nèi)外因素的推動，繪畫風格的發(fā)展也不例外，其背后不僅有畫家自主的選擇，也有當時繪畫環(huán)境的影響。所謂繪畫環(huán)境，包括多種因素，如畫家周圍師友的影響，其他畫派與美學(xué)趣味的影響，觀者、鑒藏者、購買者對畫家的影響，等等。因此，在剖析北京文官們是如何看待沈周繪畫與吳門趣味這一問題之前，先須了解這一時期，占據(jù)北京繪畫主流地位的是何種畫派、哪些畫家？作者指出，“明宣德（1426—1435）至弘治（1488—1505）年間，是院體繪畫最為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宮廷畫家所作山水多承習(xí)李、郭派與馬、夏的繪畫風格”。換言之，當時廟堂上的文官對我們今日熟悉的吳門風格是陌生的，他們耳濡目染的乃是延續(xù)北宋李郭畫派或南宋馬、夏一路的宮廷繪畫風格，具有代表性者當屬李在、王諤等宮廷畫家?！秴侨ぁ泛喢鞫笠貙⑦@種風格概括為“全景式的構(gòu)圖、筆墨勁健工整、濃淡對比強烈的院體風格?！?/p>

本文就此略作展開，期望通過對李在傳世繪畫的分析，探討他何以未能在美術(shù)史上享有盛名，而他筆下的李郭山水又何以必然會被吳門趣味代替。從李在僅存的數(shù)件傳世作品《山莊高逸圖》《山村圖》等可見出一些共性特征：其一，畫面中軸線上必有一宏偉高聳的主峰，四周則畫小山為佐。這些作品結(jié)構(gòu)森嚴，意境嚴肅，適合于懸掛在宮廷墻壁上作為裝飾，卻難以引起觀畫者愉悅輕松的心情；其二，李在技法嫻熟，畫面元素眾多，喜好將山巒、河流、樹木、溪瀑、云靄、屋舍、小舟、人物種種物象置于一圖，但物象之間缺乏合理的安排與呼應(yīng)。對比郭熙真跡，便不難發(fā)現(xiàn)李在只是不加節(jié)制地組合這些元素，自然難免有一種拼湊感，這其實也是后世師法郭熙者的通病；其三，李在用筆勁健而乏含蓄，山石刻畫，樹枝彈跳躁動，前后景的筆法通篇一律，不加變化；其四，山石局部的墨色濃淡變化過于強烈，但全圖卻又缺乏整體上的陰陽虛實變化；其五，從流傳下幾件作品來看，無論是程式構(gòu)圖，還是筆墨意境，都大同小異，反映出李在經(jīng)營畫面的想法與處理畫面的手段都較為單一。綜上，自明末董其昌起便對李在等明初畫家評價不高，不是沒有理由的。究其本質(zhì)，正在于李在師法郭熙而為其所囿：在繪畫理念上追求“高、大、全”的格局；在技巧上，雖嫻熟而有習(xí)氣，好弄巧而成拙。筆墨、造境、構(gòu)思乃至具體處理畫面的手段未臻善境。即便沒有吳門畫派的崛起，這樣的繪畫恐怕也無法擔起明代繪畫主流的大旗。

李在，《山莊高逸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反觀沈周的繪畫，在當時卻顯現(xiàn)出新鮮的活力：在主題上，沈周發(fā)展出別號圖、紀游圖、園林圖、雅集圖等十數(shù)種題材。在師法上，沈周的筆墨技法承襲的乃是王蒙、吳鎮(zhèn)等元人的筆墨風格，線條平和淡泊，筆調(diào)輕松，很容易使觀者產(chǎn)生愉悅平和的心情。在章法上，沈周展示了相對較強的構(gòu)圖手段，他筆下既有結(jié)構(gòu)森嚴縝密的巨作《廬山高圖》，也有《滄洲趣圖》這樣適合展玩的長卷，還有不少冊頁小品佳作。如他曾為另一位官員好友吳寬所畫的《東莊圖》冊，每頁皆畫東莊一景，較少雷同。

沈周《東莊圖》之“振衣岡”

盧鴻《草堂十志圖》之“倒景臺”

同時，此冊也反映了沈周擅于借鑒古畫并加以改頭換面的師古手段。作者指出，《東莊圖》中《振衣岡》一頁與盧鴻《草堂十志圖》中“倒景臺”“枕煙廷”兩段相似，《續(xù)古堂》與《草堂十志圖》中的“草堂”一段相似。此外，拙見《修拙庵》一頁（圖10）還與傳為劉松年的《盧仝烹茶圖》（圖11）頗為相似。如果不加指出，恐怕很難發(fā)現(xiàn)以元人為宗的沈周還曾借鑒過很多非主流的畫作。這至少說明，沈周是較少有門戶畫派之見的。

沈周《東莊圖》之“拙修庵”

南宋《盧仝烹茶圖》 故宮博物院藏

在內(nèi)容上，沈周更作了大量探索，將吳地的人文生活引入畫中，畫中出現(xiàn)了田地、土墻、果林等以往極少入畫的現(xiàn)實景物，畫面充滿生活氣息。在細節(jié)上，沈周也能別出心裁，如《滄洲趣圖》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只有樹根、樹干而不見樹梢、樹葉的“半株樹”，這在宋元至明初的繪畫中是鮮見的。這樣新穎的處理手法使長卷中層層推遠的景別顯得十分合理，畫面也產(chǎn)生了如寬熒幕電影般的長鏡頭感。

沈周《滄洲趣圖》局部

讓我們設(shè)身處地站在文官們的視角來看，在觸目所見皆是李在這樣千篇一律，沉悶得有些陳腐氣的繪畫之外，見到了沈周筆下新鮮、生動、多樣的吳門新趣，想必真有“透出一口氣”的感覺；更何況在《虎丘送客圖》《京江送別圖》等作品中，沈周還根據(jù)受畫者的身份，選擇相應(yīng)的形象與情景入畫。朝堂上的文官在沈周的畫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這怎能不令人欣喜呢。

三、《吳趣》的學(xué)術(shù)旨趣

以上，是筆者在閱讀了《吳趣》的這一章節(jié)后引發(fā)的一些想法。事實上，這本書涉及內(nèi)容豐富、研究視角新穎，絕非一篇短文所能涵蓋。在本書的上編中，作者通過對沈周名作《東莊圖》《廬墓圖》《盆菊幽賞圖》《滄洲趣圖》等的專題研究，步步深入地揭示了沈周與兩京文官的書畫交游：他為官員繪制特定主題，發(fā)展出以往繪畫未見的特殊題材，如反映官員孝思思想的塋域山水，反映官員風雅聚會的山水雅集圖，以及本文著重論述的反映官員亦仕亦隱思想的“滄洲趣”主題，等等。同時，沈周的繪畫風格、圖式、粗筆、細筆的轉(zhuǎn)型看似是畫家個人的主觀選擇，但實際在外因上，也是受到了文官這一特殊鑒藏群體審美趣味潛移默化的影響。用作者的話說，“本書即由此出發(fā)，試圖通過具體案例，討論沈周繪畫之鑒藏群體中的重要力量對畫家在畫題、圖式、風格等方面的影響?！北緯南戮巹t從宏觀的角度著力研究官員對沈周乃至對吳門畫派新趣的品鑒與推動上。作者通過一系列文獻及數(shù)據(jù)分析了一生未仕的沈周是如何通過繪畫與文官們建立交往，揭示了吳門士子所起到的重要居間作用。

在研究過程中，作者挖掘了豐富的史料，除了畫作外，還涉及各種畫史、筆記、文集、方志、題跋、著錄乃至出土文物，并在全書整理、編寫了“沈周與文官交往年譜”。通過對多元史料的交叉分析，作者對身處吳地，終生未仕的沈周是如何通過繪畫與在京身居高位的文官進行交往酬答作了深入還原，揭示了官員這一受眾在藝術(shù)史發(fā)展中的特殊地位。

最后，本文想指出，要理解《吳趣》探討的問題，先須了解古代繪畫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目的與觀者，與今日的情況是迥然相別的。當今，古人的作品被掛在博物館、美術(shù)館等公共場合供大眾觀看，實際上打破了繪畫原本具有的私密屬性。反觀古代，畫家的創(chuàng)作或受命，或自娛，或酬人，或售賣，故其預(yù)設(shè)的觀者并非普羅大眾，而是非常具體的某一人或某一群體。其中，用以酬人的作品可看作一種“禮”物，因此，繪畫除了藝術(shù)屬性之外，還具有社交屬性。

董其昌《仿李成筆意巖居高士圖》題跋，上提及“偏頭關(guān)萬金吾邦孚家藏李營丘平遠小絹”

在各種群體之中，我們以往非常重視宮廷、帝王的審美趣味，而忽視了作為古代社會政治精英的官員同樣也占據(jù)著重要地位。這些身居高位，手握權(quán)力，有著廣泛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官員們往往會對畫家的創(chuàng)作、畫派的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從某種意義而言，《吳趣》一書促使我們重新檢視官員這一群體對書畫、鑒藏的重要意義。粗粗翻閱文獻，便可發(fā)現(xiàn)除了文官之外，歷史上的武官與內(nèi)臣也都熱衷此道。董其昌《仿古山水冊》中有一頁《仿李成筆意巖居高士圖》上提及“偏頭關(guān)萬金吾邦孚家藏李營丘平遠小絹”，董其昌在上海博物館藏（傳）董源《夏山圖》中同樣提及“惟偏頭關(guān)萬金吾好古，時時以名畫求鑒定”，可見這位把守偏頭關(guān)的武將萬金吾與董其昌有著書畫之誼。此外，內(nèi)臣同樣也是重要的鑒藏群體，宋神宗時期的內(nèi)臣劉有方曾主持秘閣事務(wù)，米芾《畫史》首條便是對此人家藏顧愷之《女史箴圖》的記載，《宣和畫譜》則記載其“平日性喜書畫，家藏萬卷”。劉有方的養(yǎng)子劉瑗同樣也是內(nèi)臣，他不但擅長作云林泉石，且因養(yǎng)父的關(guān)系，也精于鑒別，《宣和畫譜》稱其“自晉魏隋唐以來，奇書名畫，無所不有，故能考核真?zhèn)危摫婀沤瘛?。而徽宗時期的童貫、梁師臣等也均好畫精鑒。此外，歷史上如丁謂、嚴嵩、馮保、年羹堯等權(quán)臣均對書畫皆頗為熱衷。嚴嵩對《清明上河圖》巧取豪奪的故事甚至被演繹為京劇《一捧雪》。我們在《吳趣》中已見到作者對沈周繪畫與文官鑒藏深入剖析，而隨著這本著作的問世，官員這一特殊鑒藏群體在日后應(yīng)會更加受到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視。

《吳趣》書影.

注：本文原標題為“《吳趣》之趣——從沈周《滄洲趣圖》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