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深刻影響美國社會的“羅伊訴韋德”判例、撤銷了對女性墮胎權的保護以后，許多州級政府和立法機構開始試圖制定在本州內有效的保護身體自決權的法律。在威斯康星州，盡管多數(shù)民眾反對墮胎禁令，一條將幾乎所有墮胎行為定為犯罪的法律還是會在高院判決后即刻生效。該法律制定于1849年，且極其落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讓婦產科醫(yī)生無法對有需求的女性提供很多情況下性命攸關的醫(yī)療服務。因此，威州民主黨州長托尼·艾佛斯（Tony Evers）決定召集一場州議會的特別會議（special session），投票表決是否將這條法律廢除并賦予選民決定墮胎權去留的權力。
當?shù)貢r間2022年11月9日，美國威斯康星州，民主黨人托尼·艾弗斯以51.2%的得票率領先于對手的47.8%，基本確定成功連任。
但控制州議會的共和黨人不僅完全沒有給予其任何考慮，更直接讓特別會議本身成為了一次挑釁：在幾乎無人的議會大廳中，州參院主席在敲錘宣布會議開始的15秒后就再次敲錘宣布會議結束，同樣的情景也在州眾院中被重復了一次，而州長艾佛斯只能加入同時在議會外聚集對墮胎權表示支持的示威者，在他們面前發(fā)表了一段演講來表達自己的提議和民主黨人保護墮胎權的決心。即便對于已經對政治極化司空見慣的大多數(shù)美國人，也會對這樣已經不帶絲毫體面的鬧劇感到吃驚，但這卻遠不是類似的沖突在威州首次發(fā)生：不僅在2022年圍繞墮胎權立法的就有兩次，自2018年艾佛斯擊敗他的共和黨前任就職以來，總共發(fā)生過高達11次，而其中的起因遠不僅有持槍權、稅收、選舉進行方式等近年來的黨派沖突導火索，更有諸如教育、農業(yè)撥款和發(fā)放失業(yè)補助方案等和民生緊密相關、通常并不帶太強黨派性的議題。
事實上，威斯康星可以說正是近年來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的具體“化身”和中心戰(zhàn)場，而包括這一系列州長和州議會的沖突在內，其現(xiàn)狀很可能就是在這種極化繼續(xù)加劇的情況下美國政治的未來。
一
這種現(xiàn)狀對威州來說其實并不是一種必然：這里的政治一向以平靜和穩(wěn)定著稱，其特殊的城鎮(zhèn)、社區(qū)結構也使其能免受全球化下制造業(yè)外流為其他中西部州制造的痛苦，按理說，也并無成為黨爭和極化中心的潛能。
而點燃這種極化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艾佛斯的前任、在2011年到2019年間任職的共和黨州長斯科特·沃克爾（Scott Walker）。借著當時剛剛興起的茶黨運動的助推，沃克爾成為了2010年中期選舉中當選的數(shù)名茶黨共和黨州長之一。茶黨運動發(fā)源于對奧巴馬上任后救市計劃、“奧巴馬醫(yī)改”和一系列公共福利支出和其所致的“大政府”作風的不滿，并很快被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原教旨右翼民粹主義浸透，而沃克爾則可以說將這些特點完美集于一身。
斯科特·沃克爾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上發(fā)言
他在就職僅數(shù)個星期里就挑起了一場激烈的沖突：以降低州政府預算、平衡收支為由，在威斯康星這樣一個有濃重工會傳統(tǒng)的地區(qū)，他推動了一項削弱公共行業(yè)雇員工會的立法，名為“法案10（Act 10）”，不僅大大降低了政府對工會成員社保、醫(yī)保的支出比例，更通過取消應對通脹幅度的工資上漲，要求工會通過舉行年度投票決定其存續(xù)、且要得到過半以上雇員支持，取消在工資中直接扣繳工會費等一系列措施，加大工會成立和維系的難度并削弱其集體談判權。除了郵政、市政、公共區(qū)域維護等行業(yè)的雇員以外，一個會被這項立法重創(chuàng)的行業(yè)就是公立學校教師，盡管教師短缺已經是威州許多地區(qū)在當時所面臨的問題。
除了反對勞工權利是茶黨運動的核心價值之一以外，沃克爾推動這項立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工會是被民主黨支持者所主導的重要組織；同時，導致了警察暴力難以監(jiān)管和解決的警察工會，卻因為是共和黨的重要同盟而在這次立法中得到了保持既有權力的區(qū)別對待，讓沃克爾此舉中的黨爭意味更加一覽無余。起初，工會并沒有放棄談判的可能，并一度提出了接受醫(yī)保和社保支出削減、但保留集體談判權的方案，但隨即被沃克爾拒絕。在工會的號召下，大規(guī)模的抗議隨即爆發(fā)，由這些工會代表的公共行業(yè)員工和其他支持者迅速占滿了位于州首府麥迪遜的州議會大樓內外。許多人都講述了這場改革對自己生計的影響：有中學教師說自己將因此每月失去高達1200美元的收入，日后只能為保障生計而放棄自己熱愛的教師事業(yè)；在美國經濟尚未復蘇的當時，許多人還背負著沉重的貸款和賬單需要償還，這項法案對他們來說意味著要為了生計而舉家搬離威州……
一向和工會運動有密切聯(lián)系的民主黨人也只能以更加不傳統(tǒng)的方式回應：在威州議會中，與預算有關的法案只能在至少有33名中20名議員在場的情況下才能被辯論和投票，于是，全體14名民主黨人便集體離開威州來到伊利諾伊“躲避”，從而使參院無法達到通過該法的法定人數(shù)（quorum）。對此，沃克和共和黨議會領導先后通過拒發(fā)議員工資、設定罰款、禁止民主黨議員員工使用辦公設施等方式向他們施壓，甚至試圖指派州警將他們強行帶回，盡管威州州警在伊利諾伊州并無執(zhí)法權。于是，在近一個月的僵持后，共和黨議員將法案稍作修改，去掉了其中和州預算直接相關的部分，最低“法定人數(shù)”的要求也就不再適用， 2011年3月11日，在經過近一個月的僵持、且民主黨議員依然身在伊利諾伊的情況下，沃克爾正式將“法案10”簽署成法。在簽署儀式上，屋外抗議者“shame, shame”的喊聲都清晰可聞。
這場政治沖突從許多角度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從直接后果來看，在威州具有深厚歷史的工會首次遭到如此規(guī)模的重創(chuàng)，在過去的十年間，威州公共行業(yè)工會失去了近70%的成員，直到今天，只有約8%的雇員被工會覆蓋；這條法律也對威州的許多重要必須行業(yè)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教育：由于待遇的降低和職業(yè)前景的不穩(wěn)定，愿意擔任教師的高等教育畢業(yè)生在短短幾年內數(shù)量驟減，且不同學區(qū)間各項資源的分配不公也被急劇加大。這次立法也可以被視作一場全國性風潮的開端：在這以后的十年里，總共有多達27個州通過了禁止工會收取會費從而剝奪其財力的所謂“工作權法（Right-to-work laws）”。這其中涉及的斗爭方式更是前所未有：作為一個紅藍五五分成的搖擺州，共和黨并不在威州擁有任何民意方面的絕對優(yōu)勢，法案一出隨即引發(fā)的抗議更是證明了其不具備堅實的民意支持，沃克爾強硬地繼續(xù)推進并將其簽署，體現(xiàn)出的對公共意見的全然不顧和不計后果，同樣是在推崇跨黨派合作的風格起碼存在于表面上的當時前所未有的。
而事實很快證明，魯莽行事的后果也并不再能動搖沃克爾和其他共和黨人：與工會的對峙讓沃克爾在民調中得到的反對率超過了支持率，民主黨人和其他被此激怒的人立即發(fā)起了一場針對他的罷免選舉（recall election）。威州為在任期中途罷免州長所設計的門檻，是收集到超過上次州長選舉參與選民數(shù)的四分之一的簽名（540208個），而此次的罷免組織者所收集到的則幾乎是其的兩倍、超過了九十萬個。這次選舉也正值最高法院在“聯(lián)合公民訴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C）”一案中做出了重要判決，史無前例地取消了對公司等組織給予候選人政治捐款從而對選舉施加影響的限制，沃克爾可以說是第一位從中受益的重要候選人，在時間跨度并不長的整場選舉中總共從包括州外大額捐款者中募到并花費了超過四千五百萬美元，是民主黨對手的兩倍多。再加上州長與工會的對峙已經被中期選舉中的諸多議題取代，沃克爾以53%的得票“生存”了下來，逃過了為他打破常態(tài)的政治動作付出代價的命運。
二
沃克爾的作風對于威州政治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變化：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文明、妥協(xié)和主動尋求兩黨合作從來都是這里的政治人物樂于使用也無法避免的風格。從1988年起，在總統(tǒng)大選中贏得威州選舉人票的均是民主黨人，與此同期的州長一職卻交替被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贏得，且他們都被選民賦予了較長的任期和可觀的獲勝幅度。不僅如此，這些州長在任上往往還需要面對來自另一黨的州務卿、檢察總長、立法機構等，比如在1998年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州長湯米·湯普森（Tommy Thompson）和民主黨州檢察長吉姆·道爾（Jim Doyle）均以兩位數(shù)百分比的優(yōu)勢取勝，而這也意味著從選民的角度來看，所謂“ticket-splitting”——投票給同一張選票上不同候選人的做法也司空見慣。
但包括沃克爾一代的茶黨共和黨人不愿繼續(xù)接受這種大致準確反映了民意的權力平衡分配常態(tài)。沃克爾當選的2010年正值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census），其結果將被用來決定各級別立法機構的議席分配，在挺過“法案10”的風波后，沃克爾立刻開始著手通過這一程序將共和黨在州政府中的全局主導地位鎖定下來。在沒有任何聽證等公開程序的情況下，共和黨人委托了一個律所在完全閉門的情況下畫出了一張“杰利蠑螈（Gerrymandering）”——一種以為兩黨之一提供不公正優(yōu)勢為目的的選取劃分方式——程度十分嚴重的地圖。利用民主黨選民大多居住于幾個大城市中的特點，這張地圖的作者將他們集中“塞”進圍繞密爾沃基、麥迪遜、基諾沙等的幾個選區(qū)，同時將共和黨選民在其他地區(qū)均勻鋪開，這樣雖然前者會成為民主黨以極大優(yōu)勢獲勝的深藍席位，共和黨人卻能同時以相對小但也十分難以超越的優(yōu)勢贏得數(shù)量多出許多的其他城郊、農村選區(qū)。民主黨人同樣極其激烈地反對了這個會將自己一方選民聲音完全邊緣化并鎖于政治權力以外的行為，但同樣因為沒有足夠的票數(shù)而無法阻止這張地圖在數(shù)天內被迅速通過。
對于威州共和黨人，這次選區(qū)劃分的效果可以說是立竿見影：在緊隨其后的2012年大選中，民調依然顯示了兩黨支持率大約各占一半的情形并沒有本質改變，且奧巴馬以7個百分點的領先贏得了該州，但在州眾議院的選舉中，盡管民主黨候選人的總得票數(shù)超過了共和黨的，但后者卻贏得了99個席位中的60個之多。在隨后的2016年，一個有三分之二共和黨提名法官的聯(lián)邦法院也在判決中裁定該地圖違反了憲法保護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和保護平等權利的第十四修正案，因為其剝奪了民主黨選民的代表權，若最高法院圍繞包括這張地圖在內的一系列選區(qū)劃分案件作出類似的判決，那么在2020-2021年下一輪的劃分中，“杰利蠑螈”現(xiàn)象便可大大改善。但是，2019年，最高法院卻判定各級聯(lián)邦法庭無權干涉各州的選區(qū)劃分決定，拿掉了可能對類似威州“杰利蠑螈”行為的一層可能制衡，而將決定權完全賦予了包括州長、州議會、州最高法院在內的各州級政府。
而完全主導州級政府賦予共和黨人的權力，還被他們用來通過并不正當?shù)氖侄斡幸鉃槊裰鼽h人制造政治問題：州立法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擁有控制州內各市財政政策的權力，這其中自然包括了每個市鎮(zhèn)所能收到的撥款。由于在州級層面完全失去了發(fā)言權，雖然如密爾沃基（Milwaukee）等民主黨領導的城市往往是威州的經濟支柱，它們卻往往無法收到足以負擔其公共服務的撥款。比如，近兩年密爾沃基面臨急劇上漲的犯罪率、謀殺率的一項重要原因，就是其警察局無法從州共和黨人手中收到足夠的預算。而這個現(xiàn)狀卻反過來被共和黨拿來在競選中作為民主黨執(zhí)政、應對犯罪“不利”的“證據”。
三
在以好斗和零和的強硬作風成為茶黨運動的臉面以后，沃克爾隨機加入了競爭2016年總統(tǒng)大選共和黨提名的擁擠人群當中，且在2015年初就一度成為了候選人中和杰布·布什齊平的領跑者，他的競選策略可以說是自己六年州長生涯里強硬作風的濃縮和放大：他稱自己不相信奧巴馬是一位愛國者、基督徒，并將四年前的工會抗議者和ISIS恐怖分子相等同，并在移民政策和同性婚姻等文化議題上向強硬方向移動。但之后的發(fā)展人們已經都不陌生：所有指望著硬核保守派基礎選民的候選人，最終都沒能預料或擊敗特朗普的橫空出世，此外沃克爾的競選更是因為他的一系列失誤而早早于2015年9月而告終。一年零二個月后，特朗普成為了自1984年的里根以后，近30年里第一位贏得威斯康星的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
當?shù)貢r間2020年11月2日，美國特朗普出席威斯康星州競選活動。
兩年后的2018年，威州迎來了又一次州長競選，對于民主黨人來說，這是他們在近十年間最可能拿回至少部分州內政治控制權的機會，且在這一年勝選的州長更是能夠主持下一輪的人口普查和隨后的選區(qū)劃分。七年前沃克爾和工會間的沖突依然是大選的重要議題之一，這直接在民主黨的初選中體現(xiàn)了出來：初選選民所提名的正是一位公立教育從業(yè)者，曾任數(shù)十年教師和校長的威州公共教學總監(jiān)（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他將沃克爾八年任期內的變化總結為“更糟糕的公路、被政治化的學校系統(tǒng)、遭受攻擊的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并成功乘著當年中期選舉的“藍色浪潮”擊敗了一度被視為最有前途的共和黨領導的沃克爾。眾所周知，這位民主黨人便是開頭提到的托尼·艾佛斯；除他以外，民主黨人還贏得了副州長、州務卿和州檢察長、聯(lián)邦參議員等重要職位，在幾乎所有“全州性選舉（state-wide election，即針對選民為整個威州、而非其中某個選區(qū)的職位的選舉）”中大獲全勝。
面對無法繼續(xù)主導州內政治的未來的共和黨人則隨即升級了政治斗爭：從艾佛斯的勝選到正式就職還有不到兩個月時間，沃克爾和州議會共和黨人便在這兩個月里極其迅速地通過和簽署了一系列縮減州長、檢察長權力的“跛腳鴨法案（lame duck bills）”，取消州長對特定職位人選的提名權，要求州長需要向議會尋求允許才可改變醫(yī)保和公共福利項目，給予議會權力否決行政分枝多個機構的決定的權力，剝奪州檢察長自主決定如何應對已有訴訟、對議會立法的起訴等等的權力……不難看出，行政分枝被剝奪的權力悉數(shù)被轉移至共和黨人因“杰利蠑螈”而有信心繼續(xù)保持絕對多數(shù)的州議會手中——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獲得更多的總得票數(shù)、共和黨獲得席位多數(shù)的情況果然再次出現(xiàn)；而留給州長的重要權力也就只剩下了否決州議會立法這單獨一項。許多媒體在報道這批“跛腳鴨法案”時都直白地使用了“奪權（power grab）”一詞。
換句話說，艾佛斯從正式就職前，就被共和黨主導的州議會置于一種戰(zhàn)爭狀態(tài)下，開頭提到的雙方對峙場景也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在最近的一個立法期內，州議會僅聽證了2%的民主黨提議法案。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和選區(qū)劃分中，議會中的共和黨人不出所料地劃出了一張“杰利蠑螈”更加嚴重的地圖，艾佛斯在職權范圍內用盡了幾乎所有可能性阻止其成真，但在兩者僵持的情況下這張地圖還是被同樣由保守派占多數(shù)的州最高法院確定下來。
而這意味著2022年中期選舉是有重要的制度性意義的：州長艾佛斯在連任競選中所面臨的對手，是一位支持2020大選“舞弊論”的陰謀論者，甚至曾“直言”道，若自己當選，“共和黨在威州就不會再競選失敗”；即便艾佛斯獲勝，若共和黨人靠著新地圖在議會贏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shù)，他們便能推翻州長的否決，重新開始對州級政治的完全主導。這在今天甚至會有比在十年前更加嚴重的后果：威州包括認證大選結果在內的大量選舉相關的事務，是由一個非黨派性的獨立委員會進行的，其在2020年大選結束后也自然“違背”特朗普的意愿依法認證了拜登的勝利。于是，攻擊選舉委員會成為了威州許多共和黨人在中期選舉選戰(zhàn)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而他們一旦能毫無阻礙地推行自己的立法議程，便一定會將其認證選舉結果的權力轉移至自己不會失去控制的州議會，從而擁有了面對下一個自己“不愿看到”的選舉結果時不予認證的權力，類似的情況一旦發(fā)生，便可觸發(fā)對美國來說史無前例的憲政危機。許多人都說，在這張選票上的不僅有兩個政黨和各方的候選人，也更有民主本身。最終，不僅共和黨人沒能獲得絕對多數(shù)，州長艾佛斯也戰(zhàn)勝了他的陰謀論者對手，贏得了自己的第二個任期。
四
對于希望找到今天美國政治癥結所在的人來說，威斯康星可以說是一個絕佳的觀察樣本，它預言并“微縮化”了今天的兩黨極化，并顯示出若不及時作出改變所可能產生的后果。
一個對特朗普政府行事風格很好的概括，是“雖然僅在競選中以最微弱優(yōu)勢取勝，卻像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一樣執(zhí)政”：無視圍繞無論特別檢察官穆勒、“通俄門”、電話勒索烏克蘭總統(tǒng)、邊境墻爭端等任何形式的國會監(jiān)督與制衡，對作為“第四權”的媒體更是除了經常公開表示敵意以外，還尋求過使用比騷擾媒體監(jiān)督工作的惡意訴訟更加容易的立法，且在從奧巴馬政府手中“搶”到一個最高法院任命空缺后且違背金斯伯格大法官的遺愿和選民的愿望，在2020大選不到一個月內又向高院內“塞”進了第三名自己的人選——這一切對其他全部制衡機制的無視甚至出現(xiàn)在特朗普并沒有贏得普選票多數(shù)的前提下。而本段開頭的概括，其實并不是直接針對特朗普政府的，而是政治學者肯尼斯·梅耶（Kenneth Mayer）對沃克爾執(zhí)政生涯的。換句話說，“特朗普主義”并非憑空誕生于2016年特朗普的競選和勝利，而顯然具有能追溯至茶黨運動甚至更早時期的起源和歷史。
不難想象，在兩黨合作具備深厚根基的威州，沃克爾的作風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黨內反對的，這其中就有曾任州參院共和黨領導的戴爾·舒爾茨（Dale Schulz）。舒爾茨指出，沃克爾主持下對競選獻金規(guī)定的大幅放松，導致了大量支持極端保守立場的州外組織的資金流入，它們?yōu)橥瑯訕O端的候選人所資助的負面廣告讓溫和派候選人愈發(fā)失去了生存空間；他同時也無法接受茶黨共和黨人頻繁打破讓政治變成可持續(xù)的常態(tài)的行為，批評他們已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一無所知的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但即便擁有黨內領導的身份，他的批評不僅沒能將威州共和黨重新拉回正軌，反而吸引了包括著名電臺主播等保守派意見領袖的攻擊，以至于他不得已地選擇退出政治生涯。
而在特朗普掌權后的聯(lián)邦政治層面，許多人也直到今天依然對其幾位知名的黨內反對者寄予厚望：從包括羅姆尼、柯林斯、慕爾科斯基和已故的麥凱恩在內的參議員，到在“國會山暴動”發(fā)生后公開、響亮指出特朗普危險的利茲·切尼、亞當·金辛格、彼得·邁爾等人，再到包括馬里蘭州長拉里·霍根和新罕布什爾州長克里斯·蘇努努等在特定地域受選民歡迎因而能抵御特朗普攻擊堅持批評他的地方級共和黨領導……但就像傳統(tǒng)共和黨人在威州的命運一樣，他們至少至今為止沒能對特朗普或“特朗普主義”達成有效的制衡，其中一些甚至被迫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諷刺的是，威州一部分茶黨共和黨人甚至也被迫成了特朗普時代的黨內反對者，成為被自身所滋養(yǎng)出的極端主義反噬的最佳實例：比如，在2020年大選后特朗普試圖推翻選舉結果的時期，拜登取勝的威斯康星也是他的重要目標之一，在沃克爾曾經的重要同盟、威州眾院共和黨議長羅賓·沃斯（Robin Vos）公開拒絕了特朗普的非法要求以后，他不僅頻繁成為了特朗普發(fā)泄怒火的重要目標，甚至在2022年的選舉中被迫面對了一位被特朗普支持的初選挑戰(zhàn)者。
特朗普在疫情期間拒絕為政治對手主政的州撥發(fā)抗疫資源的行為，有威州共和黨人更長期、更系統(tǒng)性地不公正對待民主黨城市作為先例；而拋開形式，特朗普包括煽動“國會山暴動”在內推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一系列嘗試，也是像威州共和黨人劃分選區(qū)的做法一樣從本質上動搖民主系統(tǒng)從而將政治權力鎖進自己手中的做法，只不過更暴力而笨拙、缺乏計劃。而在光譜另一側，民主黨人在威州的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誤也在全國范圍內都十分典型：在過去的十年內，民主黨大幅度地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全國級別的總統(tǒng)和參眾議員的競選上，而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地方級別的選舉。這所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州這種本該爭取每個州議會席位的地方，地區(qū)級黨組織和候選人反而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而這也相應地讓招募到好的候選人變得愈發(fā)困難，許多類似地區(qū)的民主黨人許久以來對這個惡性循環(huán)苦不堪言；2017年，威斯康星舉行了針對一個州最高法院法官席位的選舉，雖然正值特朗普剛剛當選、全國各地的民主黨選民都因此具有極高的熱情，威州民主黨卻根本沒有提名一個挑戰(zhàn)在任的保守派法官的候選人。過于側重全國性政治導致的另一個后果，是在決定競選策略和政策主張時，華府的政治顧問階級和社交媒體上具有極大聲量的活動人士便具有了不成比例之大的發(fā)言權，而他們不僅無法代表大多數(shù)中間派選民不能被某一意識形態(tài)陣營定義的觀點和聲音——這正是民主黨在搖擺州最需要爭取的選民群體，更會在面對他們可能不夠“進步主義”的表態(tài)時，選擇十分說教、居高臨下的方式回應。
當?shù)貢r間2022年11月7日，美國威斯康星州，在中期選舉的前一天，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擁抱前駐聯(lián)合國大使尼基·黑利。
這點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在面臨連任競選的參議員中，最有可能被擊敗的，就是威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Ron Johnson），他是參院中最極端的保守派之一，不僅在國會山動亂發(fā)生前曾試圖將假“選舉人票”強行交給副總統(tǒng)彭斯，更在事后多次對暴動的后果輕描淡寫，同時在近12年的任期中幾乎并無任何政績。然而盡管民主黨初選中并不缺少資歷、政策取向和意識形態(tài)都非常適合威斯康星的政治人物，在州外社交媒體意見領袖的推動下，時任副州長曼德拉·巴恩斯（Mandela Barnes）在未經足夠真正競爭的情況下獲得了勝利。作為黨內進步派一翼的明星，在經過了選民新鮮感支撐的短暫領先后，巴恩斯的弱點很快被展示了出來：2020年夏天以來的抗議運動所產生的一項政治后果，是“撤資警察（defund the police）”這個口號獲得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和在進步派圈子中相當廣泛的支持；但在經過了兩年多的選舉和實際操作后，大部分人已經能夠意識到，這個口號雖然具備好的出發(fā)點，卻因為過于簡化、臉譜化地理解少數(shù)族裔社群和警察的關系而格外被其聲稱幫助的少數(shù)族裔選民所反感，同時更給了共和黨人在公共安全議題上攻擊民主黨人有力武器，盡管他們在這方面并無任何自洽的政策主張，且往往是許多地方警局無法得到充足預算的“元兇”。在威州，對于如密爾沃基城郊在內民主黨人必須爭取的地區(qū)，上漲的犯罪率均是選民最重要的關切之一，而巴恩斯此前對“撤資警察”表示支持的記錄隨即被共和黨人找了出來，做成了一系列效果顯著的負面廣告。和巴恩斯其他諸如在社交媒體上稱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過去幾年的過激行為一起，共和黨人輕易將他在威州選民心中塑造成了一個極端分子。在選舉日當天、投票站關閉幾個小時后，各大媒體就宣布了約翰遜的成功連任，盡管同一張選票上民主黨州長艾佛斯的勝利證明了這本是一場可以由更好的候選人所贏下的選舉。
五
當然，威州政治還是存在打破今天民主衰退的惡性循環(huán)的可能的，而且就在不久的將來：2023年4月，威州將舉辦一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選舉，而該席位上的現(xiàn)任保守派法官將不再參選，因此贏得選舉的一方便將成為高院中4:3的多數(shù)派。在看到了地方性選舉的重要性后，兩黨都對這場選舉投入了相當多的注意和資源。若民主黨人能夠贏得該席位，便有機會重新審查經共和黨嚴重“杰利蠑螈”過的選區(qū)地圖，并有希望在2024年大選前畫出一張公正的地圖，從而恢復議會內的權力平衡，結束共和黨對其的壟斷。而一張具強競爭性選區(qū)多的地圖，也有助于防止選舉變成初選中候選人間“誰更極端”的競賽，從而將兩黨都拉回更加溫和的位置，從整體上讓威州擺脫“政治極化疫情中心”的現(xiàn)狀。
事實上，就連這一點對整個美國政治來說都極具代表性：在共和黨人拿回眾院控制權的今天，任何聯(lián)邦層面上對投票權和選區(qū)劃分的改革都幾乎沒有通過的可能；因此，州級層面也相應的成為了挽救民主制度的改革的最佳位置。事實上，2018年，當密歇根選民公投通過了一項將選區(qū)劃分權力賦予一個獨立委員會的法案后，2020人口普查后該州畫出的地圖就有效打破了共和黨人曾經擁有的權力壟斷，并在這次中期選舉中得到了多年以來第一組由民主黨同時完全控制的州政府和立法機關，他們也隨機提出了包括擴大自動選民注冊等一系列投票權方面的有益改革措施。
但與之相對的，針對州級選舉制度也存在一項會造成極大擾動的潛在危險：2022年底，最高法院聽取了一起名為“摩爾訴哈珀（Moore v. Harper）”的案件的口頭辯論，它的焦點是所謂的“獨立州立法會理論（independent state legislature theory）”，一個在2020大選的風波后開始盛行的保守派法學理論，其支持者通過一個對憲法文本極其牽強的展示方式，主張決定各州選舉運行方式的權力應該全部屬于州立法機關，而非州政府或州高院——如上文所說，全國許多州議會都是被高度“杰利蠑螈”過的，2020年大選后發(fā)生的一切也可以證明，州議會是選舉陰謀論最易獲得市場的地方。盡管來自兩黨的50個州的高院首席大法官和包括阿基爾·阿瑪爾（Akhil Amar）、尼爾·卡蒂爾（Neal Katyal）在內的著名法學家都向高院寄送了表達第三方專業(yè)意見的“非當事人陳述（Amicus brief）”來表明該理論的危險性，高院依然存在部分甚至全部支持該理論的可能性，而這將讓州長、州法院等機構完全無法干涉州議會圍繞選舉相關的決定，從而讓未來選舉結果被不合法推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雖然大多數(shù)人從2022中期選舉中得到的結論是在這一環(huán)節(jié)與極端主義的斗爭中，美國民主制度暫時取得了勝利，但面對包括威斯康星在內許多地方的州級政治和其同時具有的無數(shù)改觀機遇和危機可能，美國公眾還遠沒有到能因政治極化減退和民主衰退得到避免而松一口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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