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公園藍圖

早在1947年抗戰(zhàn)結束后，國民政府曾組織“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由市長何思源任主任委員，工務局長譚炳訓任副主任委員，制定《北平市都市計劃之研究》報告，預備重建北平，提出四個基本方針：一、完成市內各種物質設施，使成為近代化之都市，以適應其社會經濟之需要；二、整理舊有名勝古跡、歷史文物，建設游覽區(qū)，使成為游覽都市；三、發(fā)展文化教育區(qū)，提高文化水準，使成為文化城；四、建設新市區(qū)，發(fā)展近郊村鎮(zhèn)為衛(wèi)星市，開發(fā)產業(yè)，建筑住宅，使北平為自給自足之都市。

落實到具體規(guī)劃上，無論是舊城區(qū)的改造、新市區(qū)的發(fā)展，還是游覽區(qū)的建設，國民政府對于公園綠地的理想一以貫之。譬如強調對于現有各大公園，恢復并保持其公園性質，不得改作他用，并將其余名勝古跡亦設計為天然公園；在禁城墻外筒子河沿岸辟建公園式散步路；城墻內外的空地作為綠化帶，配置小公園；長安街和天安門至永定門的街道打造為東西向和南北向的林蔭大道；前門外商業(yè)區(qū)改造為廣場綠地；在各居住區(qū)設置近鄰公園；西便門內護城河迤南一帶墳地及義園改建為公園；同時計劃在西郊新辟新市區(qū)，環(huán)以綠帶，并辟建公園。特別是將“游覽區(qū)之建設”，列為一項專門的規(guī)劃，不僅劃定城區(qū)宮殿、壇廟、公園及四郊名勝古跡為游覽區(qū)，繞以園林道路；同時建設盧溝橋一帶為民族復興紀念公園，設置紀念建筑及忠烈祠，并“布置偉大之廣場及園林”；恢復頤和園至北平之游覽河道，兩岸辟建園林道路；還計劃在城區(qū)或西郊新市區(qū)內，建設“大規(guī)模之故都劇院，故都飯店，及故都商場，以供應中外游覽人士之需”。

國民政府的“北平市都市計劃”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一方面，對于北平作為游覽區(qū)、文化城的總體定位，乃至“故都劇院”“故都飯店”的具體設想等，基本上還是承接了袁良的思路。其對于公園綠地的執(zhí)著，甚至比袁良更進一步，尤其是林蔭大道和綠化帶在規(guī)劃中的比重，能看出奧斯曼巴黎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北平市都市計劃”的一些思路，比如對于公園綠地的強調、城墻的再利用、西郊新市區(qū)的辟設等，又與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陳占祥改造北平的方案，構成某種呼應。

國共戰(zhàn)爭改變了中國的統(tǒng)治格局，新的執(zhí)政黨收復北平后，立即著手重建新都，勾畫北京的新藍圖。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海畫舫齋成立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聶榮臻任主任，薛子正、梁思成任副主任，委托梁思成組織程應銓、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等清華營建系教師，對北平規(guī)劃進行研究。梁思成受命后，與助手陳占祥及清華營建系師生等斟酌探討，在“北平市都市計劃”的基礎上，提出保留北京舊城，在西郊另辟新城的思路。在梁思成、陳占祥看來，“北京為故都及歷史文化名城，許多舊日的建筑已成為今日有紀念性的文物，不但它們的形體美麗，不允許傷毀，它們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個文物環(huán)境，正是這名城壯美特點之一，也必須在保護之列，不允許隨意摻雜不調和的形體，加以破壞”。然而，梁思成、陳占祥的意見與政府請來的蘇聯專家發(fā)生了分歧，其矛盾主要集中于對待北京舊城的態(tài)度以及行政中心位置的設置上。在中共中央變北京由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指導方針下，以蘇聯專家為代表的主流觀點，對于北京的定位是以發(fā)展工業(yè)為中心，因此要以最經濟的方法進行建設，將行政中心設于舊城區(qū)。耐人尋味的是，他們強調的原因也恰在于北京舊城“一切街道、園林、河道、宮殿等已經成為具有相當規(guī)模足以代表中國風格的國際有名城市”，因此提倡充分利用，這基礎上重建舊城。對于如何重建共和國首都，以梁思成為首的建筑專家與政府的意見相左，這段公案已廣為人知。而我關心的是，二者的方案看似背道而馳，實際上有異曲同工處，公園在二者的烏托邦藍圖中都占據了核心的位置?！傲宏惙桨浮苯桤R西方“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城市規(guī)劃理念，提議將舊城區(qū)作為“博物館，公園，慶典中心”進行保存，“選出歷代最優(yōu)美的許多建筑單位，把它們的周圍留出空地，植樹鋪草，使成為許多市內的人民公園”；并且呼吁保留城墻，設想在城墻上面植樹種花、安設公園椅，建成長達39.75公里、“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環(huán)城立體公園，“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休息”。梁思成的方案，是對于“花園城市”在中國語境下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新詮釋。同時，梁思成夫人林徽因還在《新觀察》半月刊上連載《我們的首都》系列文章，詳細介紹中山堂（即中央公園）、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即太廟）、故宮、北海公園、天壇、頤和園、什剎海、雍和宮等，強調公園古跡的審美與文化價值，呼吁政府重視修復保存。

梁思成手繪城墻設計圖

可以看出，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對于公園的理解，主要還是延續(xù)了民國時期啟蒙主義的思路。此前談到1948年沈從文撰《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一文，即設想由其好友梁思成擔任副市長，主持重建自己理想中公園式的美育烏托邦，且沈從文與梁思成之間很可能存在彼此影響的關系。梁陳方案雖然落選，但其“人民公園”的概念對于共產黨政府有一定的啟發(fā)。此前學界在談論北京城市改造的問題時，對于“梁陳方案”一再“招魂”。對于“梁陳方案”與政府方案的是非功過，此處不作判斷。然而我想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政府推行的方案和政策，對于公園在新中國以及新首都所承擔的功能，實際上同樣很見想象力，有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和表達，可與民國北京的公園狀況作一對比。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guī)劃說明》出臺，提出對于北京作為新中國首都的建設目標是“把北京早日建成一個工業(yè)化的、園林化的、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首都”。在這個大方向下，“中央與政務院擬暫設于中南海周圍，將來遷至天安門及廣場右側；靠近太廟，南海及中山公園等文物風景，為行政中心”；同時，“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jié)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很明顯，共和國政府對于北京的藍圖，也有一個北京大公園的方案。除了中南海被選擇作為最高政權所在地以外，將曾經封建王朝的皇室空間打通連結，作為人民群眾慶?？駳g的場所，實現人民對于公園的占有和使用。這象征了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同時表達了對于新政權和新生活的期許。公園寄托了強烈的政治性色彩和烏托邦意象。以公園為中心，作為共和國新首都的北京城市空間，在實質的物質和隱喻的象征雙重層面，被重新書寫，重新賦予意義。

從實質的層面上，前文述及，民國時期公園的消費、格調等限制了普通民眾的進入，而共和國時期確實在一定意義上落實了“人民的公園”。以民國時期最“與世隔絕”的北海為例。根據資料統(tǒng)計的北海公園游人數目，在北海公園開放之后的民國至日偽時期，隨時局變遷，人數浮動于年均17.9—102.5萬人之間；而1949年后，年均人數自123.54萬人起，呈逐年向上遞增趨勢，至1966年已達907.9萬人。如此鮮明的對比可見，民國時期“公”園的理想，到了共和國時期才真正得以實現，公園廣泛地向平民百姓開放，成為人民大眾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如仿膳、漪瀾堂等從前的餐廳、茶座皆改為食堂。湖泊為北海最特出的景致，然而在民國時期，園內僅有少量小劃船與擺渡船，其中多數為權貴私船及董事會用船，其他出租船只僅由私商經營。至1949年，園內僅六條渡船、十二條游艇、五十條小劃船中多數船只陳舊不堪，不能下水。1950年，北海公園管理處接管園內船只，進行修繕，同時又大量添置新船，至1956年，園內各種船只達三百條。泛舟北海，遂成備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娛樂活動。

對于中央公園的使用也很有代表性。民國時期作為文化精英俱樂部的中央公園，在新中國成立后被復名為“中山公園”，以彰顯其革命紀念意義。由于中山公園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處于首都中心，且毗鄰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其政治性的一面在共和國初期被凸顯放大。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定期在中山堂舉行，人民群眾的代表在此當家做主，商議國事，具有強烈的象征性。這里還成為黨和政府舉辦大型展覽和慶典的場所。展覽不再是如民國時期陶冶性情的書畫展之流，而是含有濃厚的革命宣傳意味，如1967年在水榭舉行的“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展覽以及1968年在水榭展出的“無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干部們和同志英雄事跡展覽”。每逢重大紀念日或慶祝會，政府都會在中山公園舉辦規(guī)模盛大的游園會，如1956年5月5日，北京市舉行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游園晚會，與會者多達2.5萬人，從下午4時一直持續(xù)到深夜11時。此外，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型集會結束之后，也往往前往中山公園繼續(xù)慶祝，中山公園與天安門廣場構成一個整體，實現了“在節(jié)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的理想。如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于下午3點在天安門廣場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會后，1.7萬余群眾涌入公園參加聯歡，直到晚10點才結束。每逢國慶，天安門前都會舉行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中山公園亦作為慶祝會場，舉行有組織的游園會；且利用公園自身豐富的花卉資源，供應天安門城樓及觀禮臺的擺花。中央領導人亦常來此與人民群眾聯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毅等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時常到園中接見人民代表、參加游園會、觀看文藝演出、與人民群眾一同歡度節(jié)日等，甚至有時會在清晨赴距離中南海咫尺之遙的中央公園散步、賞花觀魚。

1957年毛主席在中山公園同群眾一起歡度青年節(jié)

此外，與中山公園相對的和平公園（太廟）被改造為“勞動人民文化宮”，由毛澤東親自命名并題寫匾額，作為勞動人民的文化活動場所，設有勞動劇場、文化園、圖書館、體育場等，太廟功能與命名的變更饒有意味。城南公園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后改為“先農壇體育場”，新中國后又對其進行多次大規(guī)模的擴建，可容納數萬人。1949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的紀念大會在先農壇體育場舉行，全市有超過3萬名黨員和市民出席，場面盛大；1951年，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同樣在先農壇體育場舉行。

1957年，北京市文聯出版了《我熱愛新北京》一書，選錄老舍、曹禺、沈從文、張恨水、冰心、楊朔、蕭也牧、秦牧等多位名家的作品，從不同角度歌頌首都方方方面的變革?；ǘ浒愕墓珗@意象，再次主導了作家對于北京的期待。如老舍在同名散文《我熱愛新北京》中憧憬：“我可以想像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會成為一座大的公園，處處美麗，處處清潔，處處有古跡，處處也有最新的衛(wèi)生設備?！痹诓茇侗本蛉蘸徒裉臁分校劦交啬感Ｇ迦A與青年學生交流，發(fā)現他們充滿了建設祖國的理想和激情，并摘錄了學生的詩作——“我要帶給工廠以新的血流，/我要帶給城市以甘露，/我要使中國變成花園，/我要把污穢從地圖上抹掉！”曹禺評價“他們是工程師，是建設者，又是詩人。愛和平，愛自由，愛真理的人就不能不愛這樣的青年——人的花朵”。這種青年立志將北京乃至祖國建設成花朵的理想，與“到北海去”一章談到王蒙《青春萬歲》中的段落有驚人的呼應，洋溢著50年代獨有的意氣風發(fā)的氣息。而這個北京大花園的意象，又與沈從文、梁思成的想象具有微妙的差異：

五年的工夫，巨大的鋼鐵廠、紗廠、水泥廠、煤礦，已一個一個地恢復、發(fā)展和建設起來?！碌姆课荩步ㄖw起來了，一座一座的高樓由平地升起：劇場、百貨公司、旅館、俱樂部、工人宿舍、工廠、醫(yī)院、大學……像花朵似的在古代的建筑當中點綴起來。如果站在北海的白塔上往下一看，你就看見在那一望無際的綠樹的海中，仿佛用了魔杖一點，綠色的海上四面升起無數的插著紅旗、正在建筑中的高樓大廈。

被審美、被贊頌的新風景，是新興的工廠和公共建筑，花朵般地點綴于古典建筑中，從北海白塔頂端遠眺，如魔杖一點，綠樹的海上升起無數插著紅旗的建設中的高樓大廈，這是全新的社會主義城市美學。新中國成立之后，政府有組織、有意識地從象征的層面對以公園為代表的北京城市空間進行重寫，賦予其新的意義，構成一種景觀的政治學?！段覠釔坌卤本返木幾⒊霭婕词且焕?。同時，《北京文藝》自1955年6月號起刊發(fā)金受申《美麗的北京》，此后逐漸固定為“美麗的北京”欄目，介紹北京的名勝風光。在《我熱愛新北京》與《北京文藝》中，對于公園景觀的書寫和表現占據主導地位。而其遵循的邏輯，基本可以金受申《美麗的北京》的一段描寫作為代表：

北京城市的建筑，是多少年勞動人民的血汗的結晶，是非常雄偉的。過去只為少數剝削階級享受的地方，現在為人民所有了：那六百年來封建王朝的宮殿，現在做為人民的博物院；還有那紅墻黃瓦的天安門，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時，毛主席在這里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代表六億人民意志的巨大聲音，飛過了黃河、長江，飛過了高山、草原，飛過了近海、遠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天安門前從此成了人民廣場。東邊的封建王朝“太廟”，成了勞動人民文化宮；西邊的中山公園，時常在這里舉行國際性的聯歡會。七八百年的老柏樹，仍然蒼翠的矗立著，供勞動人民憩息，供國際友人觀賞。

即通過今昔對比，強調這些公園已從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禁地，面目一新，成為“人民的公園”，這樣的敘述成為慣例。除了在前朝皇家禁苑壇廟基礎上開放的既有公園外，作家們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新中國成立后整修、開辟的一系列新公園，以陶然亭、龍?zhí)逗?、紫竹院等為代表?/p>

陶然亭和龍?zhí)逗诿駠鴷r期都曾是蚊蟲孳生的臭水塘和亂墳堆，與周邊百姓悲慘的生活相互呼應。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政府組織工人和群眾疏浚葦塘，進行大規(guī)模的整修，在短時間內，將陶然亭與龍?zhí)逗念^換面，富有象征意義地表現了人民群眾憑借自己的力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創(chuàng)新的生活，與舊社會“苦難重重的回憶”（此系1958年版《陶然亭》民國部分的章節(jié)標題）形成鮮明對比。共和國早期的陶然亭，努力淡化士人文化的痕跡，凸顯“革命勝地”的色彩，鉤沉陶然亭與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高君宇等共產黨領導人的淵源，將他們活動過的場所作為革命遺址修復、保存；同時，將賽金花墓等名墳一律遷到南郊人民公墓（除了高石之墓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得以遷回），將張之洞的抱冰堂改為說唱茶館，由“人民藝術家”老舍題寫匾額。1958年出版的《陶然亭》如此評價“抱冰堂說唱茶館”：“抱冰堂，原是清朝官僚張之洞的別墅，但是到了今天，它終于隨著時代一變而成為勞動人民的文娛場所。抱冰堂說唱茶館！多通俗、多舒坦的名字呀！人們在這里欣賞著民間藝人們的各種精彩表演的時候，他們又怎能不想起過去那些艱苦的年代呢！飽經滄桑的陶然亭的土地，容納過無數人眼淚的野鳧潭，今天終于變得這樣秀麗清新，成了人民的樂園?！?/p>

陶然亭遂成為作家們集中表現的對象，如楊朔借民眾之口，將陶然亭不堪的過往和美好的現狀進行對比，篇末升華主旨：“我們大家辛辛苦苦的是為了什么？就為的一個心愿：要把死的變成活的；把臭的變成香的；把丑的變成美的；把痛苦變成歡樂；把生活變成座大花園。我們種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單純點綴風景，而是從人民生活著眼，要把生活建設得更美?！睆埡匏瑯訌娬{陶然亭的今昔對比，追述當年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不料觸目一片狼藉，“我心想，陶然亭就是這個樣子嗎？”與其早年小說《春明外史》中記述楊杏園慕名訪窯臺，結果大失所望的情節(jié)相互呼應。而今張恨水重訪陶然亭，發(fā)現其煥然一新，以“這個面目一新的陶然亭，引起我不少深思”結尾，點到即止。孫福熙則直言北京名勝中，從前他最不喜歡的是陶然亭，而今最喜歡的卻是陶然亭。因其有兩個特點，一是化腐朽為神奇，二是這里沒有基礎，是“人民解放軍和勞動人民，以一百七十幾天的辛勤勞動開出來的”，“完全是人民的心血經營出來的”。

孫福熙此后又為紫竹院與龍?zhí)逗?，稱二者為“龍須溝以后的又一奇跡”。紫竹院原是一片洼地，葦草叢生，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組織群眾將低地挖掘成湖，以淤泥堆作島山，成為一個幽美而別具風格的公園。孫福熙特別回憶道：“1925年，一位園藝學家從巴黎求學回國，我陪伴他看各處公園，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他當時被稱為唯一的園藝專家；而現在，我們有了千百位優(yōu)秀的園藝家，和別的一切行業(yè)一樣，是我們自己，在祖國自辦的學校中和實際工作中培養(yǎng)出來的，我們園藝家能夠建設這樣美好的公園了?！北緯诰w論部分曾摘錄孫福熙當年轉述友人的批評，該園藝學家認為當時北京在前朝園林壇廟基礎上改建的各大公園不符合西方現代園藝美學的標準，“中國要有好的公園總應該從新開辟”，與此文亦形成微妙回音。孫福熙描寫龍?zhí)逗木爸拢瑝邀惖膶m殿倒映在湖水中，如海市蜃樓般縹緲不定，“這不是神話，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神話的新景觀。

這一時期的出版物，除了文字外，亦多以圖像的形式表現人民群眾尤其是少年兒童在公園中游憩的場景，以象征中國人美好的新生活。如《北京文藝》1950年代的封面、封底和插圖往往描繪人民群眾在公園中休閑娛樂的歡樂時光，以1956年7月號的封面為例，中山公園標志性的茶座上依然賓客滿座，卻已從長衫西裝換成了身著中山裝、軍便裝、讀著《人民日報》的勞動人民。又如1954年由外文出版社印行的紀念新中國建立五周年的英文圖冊《北京》，以圖像的方式向外語世界的讀者展示新中國的面相，同樣選取了多幅人民群眾在中山公園、天壇、故宮、頤和園、先農壇、雍和宮、什剎海等公園中（或具有公園性質的博物館、體育場）休閑、讀書、鍛煉的照片。畫面和諧愉悅，色澤滿明媚，象征著新中國朝氣蓬勃的現狀和光明的未來。

中山公園（套色木刻）

中山公園的茶座

頤和園的夏日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時期，尤為重視公園與少年兒童的換喻關系。本書在關于北海的專章中已有討論，新中國成立后對于北海的定位，強化了其面向青少年兒童、養(yǎng)成新中國未來公民的功能。北海公園不僅舉辦各類園游會和展覽等文娛活動，還專門開設兒童閱覽室、兒童運動場，并建立北京少年之家（后改為北京市少年科學技術館，存有少年先鋒號飛機和汽艇）和少年先鋒隊水電站，由少年兒童自己操控。實際上，不只北海公園，與其相鄰的景山亦有相似定位，二者構成一個相得益彰的整體。1955年，作家李審言撰文《北京的景山》，反復強調景山真正成為“兒童的樂園”，其免費向兒童開放，游覽的兒童日均超過一萬人。景山公園內辟設少年宮和附屬圖書館，且修繕工作本身就由三千多名少先隊員義務完成。少年宮由壽皇殿改建而成，設有群眾文化部、科學技術部、藝術教育部、軍體部、少先隊工作方法部等，開展各式活動。如建軍節(jié)時，有兩千名兒童參加了“八一聯歡晚會”，聽三位老紅軍講述長征故事。少年宮圖書館基于觀德殿改建，藏有文字書五千本，連環(huán)畫五百本，兒童喜愛的書即預備多本副本，甚至高達五十本。除了三位管理員外，都是由少先隊員志愿者們自行管理。

除了北海和景山這兩個定位明確的公園外，文藝工作者們在表現北京公園時皆不約而同地側重于少年兒童的意象。如《北京文藝》1955年6月號刊發(fā)詩歌《歡樂的節(jié)日》：“在歡樂的節(jié)日里，/孩子們歌唱，/‘我們是祖國的花朵，/在太陽的微笑下開放。’/歌聲隨著六月的和風，/穿過了古柏和花叢，/歌聲又從美麗的中山公園，/飄進了勞動人民文化宮……”配圖為一群天真爛漫的兒童在中山公園中嬉戲（圖6-7）。同年的電影《祖國的花朵》，采取了極其相似的意象，電影一開場，即表現了一群少先隊員在中山公園聽志愿軍講革命故事的場景；而劇中的高潮部分，是孩子們在北海泛舟嬉戲，唱起膾炙人口的主題歌《讓我們蕩起雙槳》，曲終點題：“我問你親愛的伙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共和國公園最根本的功能，在于生發(fā)人民群眾尤其是祖國未來的公民的自豪感，喚起對于“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的共產黨的感念。

中山公園（水彩）

作家們在描寫各大公園的時候，都特別著墨于其間的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如寄水談到后海被改建為街頭公園，兒童娛樂設備應有盡有，“每到夕陽西下，那些系著紅領巾的少年兒童，在那里盡情地歌唱，盡情地跳舞，它是一座名符其實的兒童樂園”。孫福熙描寫新建的紫竹院公園“新種的槐樹都已成蔭，少先隊先鋒中、小隊，在樹下，在草地上，在石桌邊開會、作游戲，而學校和工廠的共青團員們，在紅色的團旗飄揚下，唱歌、演奏，做各種文娛活動。這樣活潑壯健的組織生活，對青少年的身心，對共產主義集體生活的培養(yǎng)，是有重大意義的”。沈從文贊嘆頤和園“滿園子里各處都可見到紅領巾，各處都可聽到建設祖國接班人的健康快樂的笑語和歌聲。配合充滿生機一片新綠叢中的鳥語花香，頤和園本身，因此也顯得更加美麗和年青！”《北京文藝》1955年12月號的封面為“少年先鋒隊員在在陶然亭”，陶然亭因高君宇、石評梅的淵源，在新中國時期成為青少年革命教育的基地。無論是中山公園、北海、景山、頤和園這樣在前朝皇家禁苑基礎上開放、風格各異的民國公園，還是陶然亭、后海這些曾與士大夫或市民關系密切的舊名勝，抑或是紫竹院這種新中國成立后全然新辟的公園，都因少年兒童的身影而重新煥發(fā)了生機。

少年先鋒隊員在陶然亭

可以看到，新中國早期對于少年兒童與公園的關系，有一種非常羅曼蒂克的烏托邦想象。即強調少年兒童當家作主的自主性，強調青少年作為祖國的接班人，建設花朵般的城市和國家的理想。正如電影《祖國的花朵》原題為《祖國的明天》，朝氣蓬勃的少年兒童作為“祖國的花朵”，與花朵般的公園城市，形成了一種換喻或同構的關系，應許了新中國光明美好的未來。對于公園的占據、使用和表現方式，所謀者大，在在滲透了新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美學。北京的公園從來不止于娛樂小道，而是與統(tǒng)治政權對于設計和治理一個首都乃至國家的藍圖緊密掛鉤。

到了1961年，《北京文藝》“美麗的北京”欄目刊發(fā)金受申《北京的新花朵——工人體育館》一文。在文中，金受申沿用了城市——花朵的換喻意象，激情洋溢地將新建的工人體育館比作“北京一個絢麗多彩的新花朵”、北京“東郊花園”系統(tǒng)中的“一朵奇花”。金受申把一幢又一幢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比作首都的花朵，從農業(yè)展覽館，到工人體育場，再到工人體育館，并始終依據花朵的意象對其進行具體描繪?！懊利惖谋本睓谀渴甲越鹗苌甑耐⑽模饲敖榻B的基本上是北京的各大公園，這篇文章標志性地象征了新中國城市烏托邦美學的一個新的轉向——北京引以為傲的風景不再是公園，而是工人體育館式的體現社會主義工業(yè)美學的建筑。這種對于北京作為社會主義的工業(yè)花園城市的譬喻和想象，在曹禺《北京——昨日和今天》已初露征兆，至此徹底取代了沈從文、梁思成所曾經構想的那個啟蒙主義的美育公園城市。

20世紀一二十年代，京都市政公所將皇家園林壇廟開放為現代公園；到30年代，北平市政府擬將北京打造為以公園古跡為中心、面向外國旅游者的“世界公園”；乃至50年代，梁思成提議保存北京舊城，在城墻上建設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環(huán)城立體公園；同時共產黨政府借助對于舊有公園古跡的重新改造和使用，向世界宣傳新中國朝氣蓬勃的嶄新形象。自民國初年至共和國成立，半個世紀以來北京的公園史變遷，體現了近代北京對于現代性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詮釋方式。

（本文摘自《公園北京 : 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林崢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