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尾的最后一個多月里，發(fā)生的一些重大的變化令人措手不及。身為史學工作者，我很慚愧，三年來未花時間記錄過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甚至沒來得及記錄自己狼狽的生活。但有時的確不免自比那些歷史上曾生活在變革之中和文化邊緣的小人物。他們或許無暇顧及眼前擺動的大幕是徐徐拉開，還是徐徐關(guān)上，只一心為了生計、為了前途、為了心中所想，奔走在不同的語言、文化、地域之間。他們匆忙做出的選擇充滿了妥協(xié)、紕漏和矛盾，呈現(xiàn)出了人性的種種“灰度、毛邊和參差”。這些普通人的經(jīng)歷，如同伴隨宏大主旋律的微弱復調(diào)，借史學家偵探般的洞察力和細膩的筆觸，躍然紙上，穿越時空與我們相遇。因此在回顧這一年的個人閱讀經(jīng)歷的時候，我希望可以分享一些史家筆下、變革時代里沒那么耀眼的小人物的故事。
在過去的這一年里，開啟中英間正式官方交往的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重新成為了熱點，但驕傲的乾隆和執(zhí)拗的馬戛爾尼不再是關(guān)注的中心。2021年底出版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新著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中文暫譯名《口譯的危險：兩位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翻譯的非凡人生》），以及2022年初王宏志教授的新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均關(guān)注到了該使團的翻譯問題。兩位學者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關(guān)注到了梵蒂岡傳信部檔案館和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檔案，從中還原出了使團重要譯員李自標的經(jīng)歷，及其在使團的角色。雖然兩本著作側(cè)重點不一，結(jié)論也不盡相同，但都突出了“譯員”這個在過去使團研究中被忽略的角色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王宏志教授的《龍與獅的對話》體現(xiàn)著卓越的翻譯史研究積淀。在此前研究積累的史料基礎(chǔ)上，作者進一步搜集英國各檔案館及歐陸天主教機構(gòu)所藏檔案，發(fā)現(xiàn)了大量新史料。本書不少公文及其中文譯本此前從未被發(fā)現(xiàn)或詳細討論過。作者對比使團攜帶國書、禮單及使團致中國官員的書信原文及中文譯文的細節(jié)表述情況，一一考訂譯者的真實身份、文件譯出時間及文本的閱讀與接受情況，對《掌故叢編》及《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的記載進行了增補和商榷，大大拓展了有關(guān)使團的史料范圍和視野，推進使團訪華過程中細節(jié)的研究。作者指出，翻譯問題是導致使團失敗的一個關(guān)鍵因素。使團為了引起乾隆重視英國科技和工藝，翻譯致送皇帝禮單時，譯筆華麗聳動，反而引起乾隆“夷性見小”的鄙夷，轉(zhuǎn)變對使團態(tài)度；使團從那不勒斯東方大學請來的天主教背景譯員、來自甘肅武威的李自標，在大多數(shù)時候被認為是忠誠稱職的，卻在翻譯使團向清廷提出的六條書面要求時，擅自加入了請求善待中國天主教徒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英使主張兩國平等交往，而清廷維系天朝上國觀念，雙方往來文書中有關(guān)天朝秩序的表述，在使團譯員和清廷傳教士層層翻譯轉(zhuǎn)達之下充滿了折衷妥協(xié)。作者認為譯者應當忠于自己所屬機構(gòu)，維系國家利益。這實際上對前民族國家時期的翻譯工作倫理提出了問題：翻譯人員，究竟應當忠于呈現(xiàn)己方真實意思，還是應當盡力促成雙方溝通？個中取舍，已經(jīng)超越了文本翻譯，成為更廣闊的中西交流領(lǐng)域的話題。
沈艾娣教授的著作《口譯的危險》出版更早，雖然選取了類似的史料和議題，但立論卻不盡相同。從著作封面亦可窺見兩本書相異的旨趣：《龍與獅》封面為乾隆頒送喬治三世第一道敕諭，即著名的“天朝撫有四?！嬲洚悓毑⒉毁F重”一文，字跡工整，中西文分列；而《口譯的危險》則選取亨廷頓圖書館收藏的一幅由馬戛爾尼使團畫師William Alexander根據(jù)轉(zhuǎn)述繪制的乾隆接見小斯當東場景作為封面。由于封面設(shè)計者的巧妙安排，讀者的目光會立刻被單膝跪地的小斯當東，和畫面深處西式著裝、頭戴假發(fā)的李自標吸引。作者正是希望讀者將目光從乾隆與馬戛爾尼身上移開，轉(zhuǎn)而注視這歷史畫卷深處的角色。
《口譯的危險》是圍繞著小斯當東和李自標展開的一部微觀全球史著作，借由兩個主角的視角，作者對早期中英交往中看似定論的許多觀點，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兩位主角在自己所處社會中都是異類：小斯當東出生于愛爾蘭的一個新教家庭，母親信奉天主教，他自幼被父親斯當東刻意訓練為一個外交人才，學習拉丁文與中文，與同齡人格格不入；而來自甘肅武威的李自標，則出生于一個天主教家庭，在少年時期就前往那不勒斯接受天主教教士訓練，并被遠道而來的斯當東選中，成為英國使團適宜的譯員之一。盡管李自標不懂英語，他和小斯當東在使團中能夠用中文和拉丁文交流：使團書面譯文以外的溝通，很多時候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的。使團結(jié)束后，小斯當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長期工作過，并參與了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而李自標并未回到歐洲，而是留在山西傳教，了卻余生。作者細致地描繪兩位主角出訪前后的生平和周邊社會環(huán)境，將二人置于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去理解他們的選擇和處境。在當事人看來，使團的翻譯工作并不是失敗的，李自標通過尋找兩種文化都能夠接受的表達，促進了雙方的溝通，其作用已超越單純的翻譯，而近乎外交。這種翻譯策略的選擇，與馬禮遜形成了鮮明對比：后者將兩種語言中的同義詞進行精確對應，實際上擴大了文化的差異與沖突。作者進而指出，在18世紀晚期，中英間民間層面有很多熟悉對方語言和文化的人，馬戛爾尼使團，不應看做是兩個文明初遇時沖突的開端，而應當看做是近代早期全球聯(lián)系日益增強的一個結(jié)果，因此，問題應當是，為何這些有關(guān)對方文化的知識和聯(lián)系，并未被納入官方?jīng)Q策之中？使團結(jié)束后，當中英雙方的政治敵對日益升溫，雙方之間的“跨文化中間人Cross-Cultural mediators”也因為熟悉對方文化而處境危險。中間人對于對方文化和語言的理解，被認為是出賣了自身認同和忠誠，他們也只得隱姓埋名。
沈艾娣教授長于書寫這種擁有多重認同和復雜身份的普通人，從他們的處境和日常出發(fā)，以小見大，關(guān)照到更廣闊的社會變革和全球聯(lián)系。《口譯的危險》是作者山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兩本分別為近十多年前出版的《夢醒子：一位華北鄉(xiāng)居者的人生(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和去年由郭偉全翻譯為中文出版的《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秹粜炎印芬陨轿鞒鄻虼迕駝⒋簌i的《退想齋日記》為藍本，描述了晚清至民國間，一個身處內(nèi)陸鄉(xiāng)村的晚清農(nóng)夫的多重身份和認同，以及他試圖跟上時代變革，“學做一個民國人”時的挫敗和沮喪。劉大鵬日記中多次提到的洞兒溝村，則是《傳教士的詛咒》主要關(guān)注的地區(qū)，書中展現(xiàn)了名不見經(jīng)傳的山西太原洞兒溝村與羅馬教廷綿延三百年的互動。也正是在探索洞兒溝村天主教歷史的過程中，李自標的故事浮出水面。作者通過分析傳教士與教民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條約制度下的權(quán)勢轉(zhuǎn)移，就帝國主義對傳教事業(yè)的影響，提出了思考。為何天主教在17和18世紀傳入中國時，與民眾相安無事，而19世紀中后期的涌入的傳教士，則激起了民眾激烈的對抗？作者指出1840年以后來到當?shù)氐膫鹘淌?，在條約特權(quán)的庇護之下，不再注重維系與當?shù)亟瘫姷年P(guān)系，由于掌握歐洲輸送的資金，得以掌控各類機構(gòu)，權(quán)力極大擴張，使得教眾對抗加劇。
同樣曾研究過來華傳教士對近代中外關(guān)系影響的，還有吳義雄教授，他的著作《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1851）》也在2022年修訂再版。這本20多年前出版的著作雖然以廣州為中心，且主要著眼于新教傳教士的活動，但關(guān)注點和后來的《傳教士的詛咒》有相通之處。作者很早關(guān)注到傳教士參與世俗活動對其傳教事業(yè)的影響，并對傳教事業(yè)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guān)系從整體情勢和演變趨勢方面做了細致的梳理和客觀的評價。至于明末清初的傳教士與中國的關(guān)系及其對中國的看法，為何與19世紀以來的有天壤之別，作者在多年前一系列研究中也曾指出，包括新教傳教士在內(nèi)的西人，為了達至令中國在宗教和商業(yè)上全面向西方開放的目的，通過報刊和小冊子出版等輿論手段，扭轉(zhuǎn)了明末以來早期來華歐洲天主教士構(gòu)建的積極的中國形象，這是近代西方中國觀發(fā)生的重要變化，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回國后，團員在英國出版的著作，即助長了這種轉(zhuǎn)變；但同時也不應否認，傳教士也推動了近代中國引進西學、發(fā)展醫(yī)療和教育事業(yè)，并在傳播西方文明方面，發(fā)揮過積極的作用。吳義雄教授的關(guān)注點也不只口岸的行商、官員、傳教士等精英人物。他也曾對1814年一位普通通事李耀的遭遇有過精彩描寫。李耀是廣州體制下中英貿(mào)易角力的一枚棋子。在他被廣東當局以受雇于夷人為借口逮捕，以制衡英國商館時，曾為他奔走談判的英人中，有一人正是小斯當東。李耀的故事不僅反映了英國在廣州貿(mào)易體制動態(tài)變化之中逐漸掌握主導和管理權(quán)的情況，也是第二次英美戰(zhàn)爭在遠東的余波，因此亦可看做從微觀的視角把握近代全球的關(guān)聯(lián)的作品。
在這一年，與李自標，劉大鵬，洞兒溝村民和李耀一同與我們相遇的，還有一位廣東人黃東。《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的簡體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與繁體版（香港：中華書局）先后在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初出版。黃東是近代最早在英國生活過的一批華人之一。他在1768年即以東印度公司大班“事仔”的身份到過英國，并在那里生活了至少七八年的時光，與不少英國上層社會人士有交往，彼時馬戛爾尼使團尚未形成。周湘教授不久前才在“私家歷史”就此書的史觀、史料和研究方法撰寫了扎實而動人的評介。有關(guān)黃東的史料的確與以上幾位不同，因為他不曾留下自己撰寫的日記、書信、回憶錄，來記敘自己的經(jīng)歷、感受和觀點，甚至不像洞兒溝的村民，可以向?qū)W者口述流傳的故事。他親手寫下的只有保存在博物圖冊上的筆跡和簽名。如何為沒有留下記錄的人書寫歷史？這非?？简炇芳彝ㄟ^周邊的材料，以及他人對其群體的描述來重現(xiàn)歷史的工夫。因此《遇見黃東》對于發(fā)掘那些并未留下記錄，也無法開口說話的人群的歷史，是一次成功的嘗試。
這些優(yōu)秀的作品，除了本身的學術(shù)價值和可讀性之外，也使人感到史學的溫暖。2022年過去了，今天我們不必說服讀者，為什么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是重要的。“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奔词篃o法留下記錄，平凡人的喜怒哀樂，也終將以某種形式，被后世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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