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宣情結(jié)”的緣起，除孝宣政治外，亦受到西漢時人層累建構(gòu)的漢宣帝中興形象的影響。劉秀以前漢宗室的身份起兵，高舉光復(fù)大旗，最終重建漢朝。于新生的東漢而言，光武此舉實屬創(chuàng)革，但因其自覺承緒西漢，以至“中興”成為東漢士人政治話語體系中的重要一環(huán)。對這一政治話語的自我認(rèn)同驅(qū)使士人與和光武相似，起于民間，有中興之功的漢宣帝產(chǎn)生了共鳴。如此認(rèn)同感與歸屬感的產(chǎn)生，離不開西漢時人對宣帝中興形象的建構(gòu)。
這一建構(gòu)，始于宣帝樹立統(tǒng)治權(quán)威的需要。這種中國古代傳統(tǒng)帝王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建立在其獲得政權(quán)的合法性和統(tǒng)治措施的正確性之上。因其特殊的身世背景，宣帝是西漢繼高祖劉邦之后第一位起于閭里的皇帝。從庶民到皇帝的飛躍絕非易事，在漢代正常的皇位傳承體系中，庶人本不具備成為皇帝的條件。元平元年（前74）七月庚申，庶民劉病已沐浴更衣齋戒后入朝，“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劉病已先入宮朝見上官太后，受爵陽武侯，再登帝位，后拜謁高廟。這一儀式流程較之正常的即位禮儀稍顯復(fù)雜，卻頗具深意，顏師古注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也?！?/p>
細(xì)考漢代史料可知，在時人眼中，天子實乃爵位體系中的一環(huán)。平帝元始五年（5），時任大司馬的王莽奏言中便有“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云云，可知天子即為爵位。東漢官方認(rèn)定的《白虎通》亦明確視天子為爵位，由天授予。漢代君主常因國家吉事遍賜民爵，旨在將天下百姓納入國家秩序之中。西嶋定生視爵制秩序為國家秩序，并指出：“以皇帝為中心，使所有的官吏庶民都參加到這個爵制秩序中來，人人都作為這一結(jié)構(gòu)的成員而被安排到一定的位置上。”庶民雖可積累爵級，卻至高不過公乘，與高爵相異，非能進(jìn)入國家核心。王充有云：“起于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tǒng)業(yè)者易?！蓖醭渌府?dāng)非普通民爵。由此可知，庶人若非以武功超階，則當(dāng)先有高爵，進(jìn)入高級爵位系統(tǒng)后，方有可能成為天子。又按《續(xù)漢書》，東漢皇帝駕崩后，太子在柩前先即天子位（爵），再即皇帝位。反觀宣帝的即位儀式，劉病已由權(quán)臣奏議，經(jīng)前朝皇權(quán)的代表上官太后同意，先拜爵為侯，繼晉爵為天子，再登基為帝，后拜謁高廟以最終確認(rèn)皇帝身份。這樣的流程致使宣帝的君權(quán)近乎于人授，終究不如由之天命的“天子”（即自動獲得天命的儲君）。先前劉賀荒淫，群臣聯(lián)名上奏太后請廢帝，由尚書令誦讀奏章，歷數(shù)其無道之行。讀奏未罷，上官太后便怒斥云：“止！為人臣子當(dāng)悖亂如是邪！”彼時劉賀尚為皇帝，仍被太后斥為人臣子，可推知由這一途徑登基為帝者脆弱的權(quán)力基礎(chǔ)，皇權(quán)的神圣性亦遭到嚴(yán)重地削弱。天命的先天不足，致使劉病已需要借用特殊的政治符號來反復(fù)證明其獲得政權(quán)的合法性和統(tǒng)治措施的正確性，而西漢時人在強調(diào)宣帝獲得政權(quán)合法性和統(tǒng)治政策正確性的同時，又推動了其中興形象的建構(gòu)。
漢宣帝
讖緯與祥瑞：漢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構(gòu)
漢昭帝元鳳三年（前78），即漢宣帝登基前四年，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異象?！稘h書·眭弘傳》記此事云：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shù)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后有白烏數(shù)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fù)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fù)起，非人力所為，此當(dāng)有從匹夫為天子者?？萆缒緩?fù)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dāng)復(fù)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泵鲜褂讶藘?nèi)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shè)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后五年，孝宣帝興于民間，即位，征孟子為郎。
該年天下異象頻出，泰山大石自立，昌邑僵柳復(fù)起，上林蟲葉成字。天人感應(yīng)的流行，使得其時的一些士人對異象的出現(xiàn)尤為敏感，并常以此來反思現(xiàn)實政治。儒生眭弘推《春秋》之意，又引董仲舒之言，認(rèn)為漢帝應(yīng)讓位于賢人，而此賢人當(dāng)是時為匹夫的“故廢之家公孫氏”。此番言論在其時可謂大逆不道，眭弘由此獲罪于朝廷，伏誅身死。但這樣的異象卻在四年后與擁有特殊身份（故廢之家+公孫病已）的劉病已的登基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
前賢時彥對昭帝時的讖緯異象頗為關(guān)注，多認(rèn)為其關(guān)涉武帝以降的政治斗爭。此說可考，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昭帝以后，昌邑王雖登大位，旋即被廢，劉病已以故太子嫡孫的身份登基，正合異象。而且在眭弘的觀念中，漢家當(dāng)傳國于賢人，其后霍光在討論繼嗣問題時亦主張于漢家子孫中擇賢取之。元平元年（前74）七月霍光與群臣議立劉病已為帝以繼嗣昭帝，聯(lián)名奏書上官太后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yǎng)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jīng)》，操行節(jié)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萬姓?！庇谑琴t人劉病已自民間起，登基為皇帝，名諱事跡皆與讖緯異象暗合，正可彌補宣帝天命的先天不足。而宣帝即位后征召眭弘之子為郎，既出于安撫人心的需要，又表明了自身對眭弘解釋讖緯異象的認(rèn)同。在這一過程中，宣帝完成了對此異象的利用，在昭示其天命所歸的同時，又塑造了自己的賢主形象。
宣帝登基后，基于繼續(xù)強化其獲得政權(quán)的合法性和因其即位后亟待證明之統(tǒng)治措施正確性的需要，另一種中國古代具有特殊意義的政治符號—祥瑞被廣泛地記載，成為西漢時人建構(gòu)漢宣帝中興形象的另一取徑。祥瑞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鬃佑姓Z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張載嘗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敝祆溆凶⒃唬骸傍P，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于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fù)圖，伏羲時出，皆圣王之瑞也。已，止也?！兵P鳥、河圖皆是圣王之祥，世無圣王，自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由是感嘆生命將盡。反之則意味著圣王出世。
自孔子以來，儒生便把祥瑞的出現(xiàn)視為圣王出世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后世帝王無不醉心于其所構(gòu)建的“祥瑞現(xiàn)則圣王出”的聯(lián)動裝置。戰(zhàn)國時期的五德終始說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yīng)說顯然又強化了這一聯(lián)動裝置。王充云：“儒者說鳳皇騏驎為圣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圣禽也，思慮深，避害遠(yuǎn)，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圣人也，非圣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缺乏天命的漢宣帝正需要此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由《漢書》諸紀(jì)傳可見，宣帝朝所見祥瑞頗多，如元康二年（前64）三月鳳皇甘露降集，元康三年（前63）春神爵數(shù)集泰山，六月數(shù)以萬計的五色鳥飛過三輔諸縣。總之，宣帝時祥瑞頻現(xiàn)，史稱其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yīng)”。這無疑昭示著宣帝天命所歸，其獲得政權(quán)的合法性和統(tǒng)治措施的正確性自然不言自明。
西漢士人不但上報祥瑞，還為宣帝作歌頌德。神爵、五鳳間，天下富足，祥瑞頻出。彼時宣帝頗作詩歌，有意發(fā)展協(xié)律之業(yè)，廣求博識通達(dá)才德出眾之士。益州刺史王襄為歌頌宣帝圣政，教化四方百姓，特請辯士王褒作詩歌，分別名為《中和》《樂職》《宣布》，又選人依《鹿鳴》之聲練習(xí)唱和。三詩皆以頌揚漢德為旨，“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遍于四海也”。王褒另有《四子講德論》，設(shè)微斯文學(xué)、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四人，暗喻其志。浮游先生有語云：“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泵餮允咳水?dāng)歌頌盛世。又浮游先生嘗云：“今圣主冠道德，履純?nèi)?，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shù)士，招異倫，拔后茂，是以海內(nèi)歡慕，莫不風(fēng)馳雨集，襲雜并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jìn)者樂其條畼，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绷攘葦?shù)語，更是極盡褒美之詞。
彼時何武為童子，與楊覆眾等共習(xí)三詩。爾后何武等人負(fù)笈長安，歌于太學(xué)，為宣帝所聞。宣帝召見何武等人，命其表演，感慨有云：“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dāng)之！”于是宣帝留王褒待詔，賞賜何武等人錦帛并罷退。盡管自謙如此，但宣帝實則樂于接受這樣的贊美。宣帝后詔使王褒作圣主得賢臣的頌文，其意與《四子講德論》“故有賢圣之君，必有明智之臣”相仿，有所謂“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賢明之臣”云云，皆暗示宣帝為圣主。王褒數(shù)文，均以褒美宣帝為旨趣，甚得宣帝之意。邢義田指出：“宣帝是除哀帝以外，唯一可考曾自我稱圣的西漢皇帝?！边@些皆源于宣帝與時人為共同構(gòu)建自身獲得政權(quán)合法性和證明統(tǒng)治措施正確性需要的舉動，無疑都擴大了宣帝美政的影響力。
漢宣帝褒獎守令，此圖出自明刻本《帝鑒圖說》
祥瑞頻出，精通經(jīng)學(xué)的宣帝還因此屢更年號。年號這種特殊的政治時間概念，既需上書史冊，又要下達(dá)百姓。東晉博士徐禪有云：“事莫大于正位，禮莫盛于改元?！毙垡韵槿馂槟晏?，與前揭諸事相同，其意在通過時間和空間，于天下百姓乃至后世萬民心中，人為地將彼時祥瑞頻出的印象深化，以達(dá)到強調(diào)其天命所歸的目的。宣帝一朝共有本始、地節(jié)、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七個年號，除本始、地節(jié)、元康外，其余年號的變更及命名均與祥瑞有關(guān)。如神爵元年（前61）三月，宣帝下詔云：“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chǎn)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xiàn)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神爵者，晉灼曰：“《漢注》大如鷃爵，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也?！睋P雄《羽獵賦》有云：“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睋P雄將神爵與祥瑞的傳統(tǒng)代表如鳳凰、黃龍、麒麟等珍禽異獸并提，可知神爵當(dāng)是一種較為罕見的，能代表祥瑞的飛鳥。宣帝即因元康年間神爵頻出而改元神爵。
祥瑞頻現(xiàn)，有利于強化漢宣帝獲得政權(quán)的合法性和統(tǒng)治措施的正確性。趙翼所謂“得無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之問實由于此。宣帝還常以此為由賞賜天下吏民，元康二年（前64）三月，宣帝即因鳳凰、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前舉宣帝下詔改元神爵時亦有此舉。西嶋定生認(rèn)為君主通過賜爵，可以將國家權(quán)力滲入基層組織內(nèi)部，并加以管理，與每一位編戶民形成身份性的結(jié)合?！耙虼?，在這里，就可以想像得到有一種以天子為中心的、由傳統(tǒng)和習(xí)俗所支撐的緊密的結(jié)合，自天子乃至庶民被組成單一的集團；其理念則是，彼此相互間以爵的觀念為媒介而結(jié)成的一種有連帶性的意識”，如此，宣帝屢因祥瑞賜吏民爵，無疑會促使百姓在心中自覺地生成宣帝的仁君形象。
通過時人建構(gòu)之“祥瑞現(xiàn)—圣王出”的聯(lián)動裝置，輔以年號這一政治時間工具，又可將屢致祥瑞的漢宣帝推向圣王的高臺。宣帝朝頻繁的祥瑞給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后人評價孝宣政治的重要依據(jù)。東漢士人頻頻就此事作文頌德，如中元元年群臣奏言云：“地祇靈應(yīng)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jì)，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比撼急阋孕蹖抑孪槿馂槊?，勸光武令史官撰集祥瑞，以流傳后世。王充《論衡·指瑞》雖以駁斥俗儒為旨趣，仍曰：“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jì)。使鳳驎審為圣王見，則孝宣皇帝圣人也；如孝宣帝非圣，則鳳驎為賢來也?！逼洹缎麧h》則稱頌漢德云：“如以瑞應(yīng)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又班固《兩都賦》有云：“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jì)?！蓖醴澬壑啬潦?，致祥瑞，“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并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由此，在讖緯異象祥瑞的烘托下，漢宣帝成了漢朝圣主。
謚號：漢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構(gòu)
黃龍元年（前49）十二月甲戌，宣帝駕崩于未央宮。突如其來的變故并未停止西漢時人建構(gòu)宣帝中興形象的進(jìn)程，為劉詢上謚號便又是一途。謚號是中國古代皇帝普遍擁有的政治稱號，通常在皇帝駕崩后由群臣商定并公布天下，是皇帝一生功過的總結(jié)?！妒酚洝窌吩疲骸肮视^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迸狍S注引鄭玄語曰：“謚者行之跡?！睆埵毓?jié)曰：“制死謚隨君德，故聞死謚則知生行。”謚號政治意義重大，故時人對此頗為重視。
漢代為前朝皇帝上謚號有一套嚴(yán)格的禮儀程序，明帝登基后詔書有“太尉憙告謚南郊”之語，李賢注引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群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于南郊告天而謚之?！薄独m(xù)漢書·禮儀志》“大喪”條載東漢群臣為大行皇帝上謚號的儀式流程云：“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shè)九賓隨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禮。執(zhí)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謚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進(jìn)’，皇帝進(jìn)。太尉讀謚策，藏金匱?；实鄞慰撇赜趶R?！北M管西漢的相關(guān)儀式失載，但若以東漢制度推想，應(yīng)不會有太多偏差，無非只是官職變動，權(quán)限有別而已。又《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莊嚴(yán)而煩瑣的儀式恰恰凸顯了謚號在兩漢時期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因此漢帝的謚號對于其人功過及形象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西漢時人為劉詢上“孝宣”謚號，代表其對漢宣帝生平的總結(jié)和評價。需要說明的是，漢朝以孝治天下，使天下誦讀《孝經(jīng)》，選吏舉孝廉，皆不離孝。田延年于群臣商議廢黜劉賀時語曰：“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又顏師古注《漢書·惠帝紀(jì)》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惫蕽h朝皇帝的謚號皆是“孝+謚字”的形式，此意明了，姑且不論。
如此，劉詢的一生功過就集中于“宣”字，而此字則頗有意味。顏師古注《漢書·宣帝紀(jì)》引應(yīng)劭語曰：“謚法：‘圣善周聞曰宣?！薄段墨I(xiàn)通考·王禮》云：“圣善周聞曰宣?！庇凶⒃唬骸巴ㄓ谏频?，聲教宣聞?！薄巴ㄓ谏频馈碑?dāng)指精通正道，“聲教宣聞”則應(yīng)有國家層面的聲威教化廣泛傳播，達(dá)于四海之意，如《史記·夏本紀(jì)》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p>
漢宣帝緣何得此謚號，史未明言。劉詢以前只有周宣王的謚號為“宣”。雖不知所取何意，但按取謚之意，反觀姬靜生平事跡或可知一二。周宣王在位時勵精圖治，北擊獫狁，西平西戎，東征淮夷，南臣荊楚，使周朝復(fù)興，諸侯歸順，聲教廣布四方。皇甫謐有云：“（周宣王）命南宮仲、邵虎、方叔、吉父并征定之，復(fù)先王境土，繕車徒，興畋狩禮，天下喜王化復(fù)行，號稱中興?！敝苄踬e服四夷的功績，為時人所認(rèn)可。周時詩人多以宣王與其肱股經(jīng)營四方之事為主題，作詩稱頌宣王武功，如《詩經(jīng)》中的《江漢》《采芑》《烝民》等篇，皆是以此為旨趣?！洞笱拧そ瓭h》有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比绱苏现u法“聲教宣聞”之意，故周宣王應(yīng)憑其賓服四夷，致國中興之功得此謚號。
至于劉詢得“宣”之美謚，亦可依照其功績倒推。如前所述，班固羅列宣帝功績時分出內(nèi)政、外交兩路，于外交一路便是賓服四夷。宣帝時匈奴入朝稱藩，西羌俯首請降，邊境數(shù)代無烽火。班固對此大加頌揚，稱美宣帝曰：“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yè)垂后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庇帧稘h書·敘傳》亦以此為功，其文云：“柔遠(yuǎn)能邇，燀耀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于有成。述《宣紀(jì)》第八?！痹佟稘h書·匈奴傳》則贊云：“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quán)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故筆者以為，漢宣帝所得“宣”之美謚與其功相符，當(dāng)有褒揚其賓服四夷，聲教達(dá)于四方之意。
此外，由儒家經(jīng)典而來的夷夏觀念，加之漢王朝建立以來與周邊游牧民族，尤其是和匈奴坎坷的交流史，使得漢人尤為重視國家與周邊四夷的關(guān)系，能否處理好這一關(guān)系逐漸成為評判國家是否興盛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不獨周人，漢人對周宣王賓服四夷亦稱頌頗多，并由此將其推上了中興之主之位，如《史記·周本紀(jì)》云：“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fēng)，諸侯復(fù)宗周?！庇侄偈嬖趯Σ邥r曰：“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yè)，周道粲然復(fù)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后世稱通，至今不絕?！卑喙桃嘣疲骸爸淋餐踉鴮O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p>
在漢人眼中，周宣王通過征伐各方，使其聲教宣聞于四夷，致周室中興。這一認(rèn)識直接影響了西漢政治。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遣衛(wèi)青等北擊匈奴，獲河南地，因而建造朔方城。彼時武帝有詔引《詩經(jīng)·小雅》“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等語。錢穆即認(rèn)為武帝拘泥于《詩》《書》，“以北伐匈奴，比附周宣王薄伐獫狁為中興令主”。武帝將河南地所筑新城命名為朔方，亦有齊功周宣王之意。又成帝時劉向曾比較文、宣二帝優(yōu)劣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眲⑾蛘J(rèn)為宣帝優(yōu)于文帝，即出于對其賓服四夷之功的認(rèn)同。再如哀帝初立時群臣商議宗廟存廢之事，時任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劉歆亦有議論：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獫狁最強，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啴啴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⑽浠实垌袊T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jié)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yuǎn)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yuǎn)境，起十余郡。功業(yè)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guī)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xié)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后，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王舜、劉歆承繼武帝認(rèn)識，首頌《小雅》之詩，盛贊周宣王征討四夷，中興周室，再著力描述武帝征討四方的故事，并以此作為其有中興之功的依據(jù)，希望保留武帝的世宗廟。王舜、劉歆認(rèn)為“單于守藩，百蠻服從”是萬世基業(yè)，亦是出于君主賓服四夷有中興之功的認(rèn)識。
由此可知，賓服四夷已然是漢人評價王朝中興的重要條件。漢宣帝一如中興周室的周宣王，亦是賓服四夷，致國中興，自然就有資格被納入中興之主的討論范圍之中，這也推動了日后宣帝中興形象的最終完成。
漢宣帝以降的中興形象建構(gòu)
宣帝以降，國家日漸衰敗，“中興”成為其時朝野的普遍追求。汪華龍認(rèn)為：“在西漢王朝日漸衰敗之際，‘中興’說實際上是其時社會普遍的希望振衰起敝、重現(xiàn)圣君盛世的政治理想。王莽謀篡時營造出的周公之治的氛圍，以及朝野上下粉飾太平的舉措，都指向了衰世復(fù)興、中興政化的社會訴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呼喚中興之主成為漢人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動。雖然后人為漢宣帝上美謚，頌功德，但宣帝唯一中興漢朝形象的建構(gòu)卻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曲折、層累的過程。自宣帝駕崩至平帝元始四年（4）前，漢人對漢宣帝形象的建構(gòu)都沒有完全定型。
宣帝兼雜王霸而元帝崇儒，父子二人治國理念的分歧為世人所知。元帝即位后，時人諂媚新君，紛紛詆毀孝宣政治。彼時匡衡上書言此事曰：“陛下圣德天覆，子愛海內(nèi)，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wù)變更之，所更或不可 行，而復(fù)復(fù)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比绱酥荚诎胃咴郏H損宣帝的政治風(fēng)氣自然會使宣帝的形象建構(gòu)受到阻礙。由陳湯攻伐郅支單于之事亦可窺見一斑。建昭三年（前36），西域副校尉陳湯應(yīng)時矯制發(fā)兵，脅迫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共擊郅支單于，斬其首而獻(xiàn)。元帝有意封賞甘延壽、陳湯，但又礙于匡衡、石顯之言，故猶豫不決。劉向欲褒揚其功，上疏贊美甘延壽、陳湯云：“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yōu)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yuǎn)、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shù)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狈绞濉⒁允侵苄醯闹信d輔臣，劉向認(rèn)為甘延壽、陳湯討伐匈奴，斬首郅支單于之功要超過方、尹，隱隱有元帝武功高于中興圣主之意，這一敘事與后世固定的，以漢宣帝輔臣比周宣王元功，頌揚宣帝唯一中興形象的范式不同，可知此時宣帝形象尚未完全定型。元帝為宣帝上畢“孝宣”之謚后，再無褒揚先帝之舉，宣帝于元帝朝竟不得一廟號，亦為明證。
漢宣帝命蕭望之主持召開石渠閣會議，此圖出自《帝鑒圖說》
直到成帝時宣帝的形象才有所改觀。其時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將帥之臣，追美宣帝朝名將趙充國，命揚雄于其畫側(cè)作頌辭。揚雄贊揚充國武功，兼美孝宣中興，其文有“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后”云云，顯然將趙充國視作周宣王麾下功勛方叔、召虎之倫，與劉向頌甘延壽、陳湯相似。方叔、召虎皆受王命，平定四方，詩人歌之，文載《詩經(jīng)》，如《采芑》稱方叔：“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又《江漢》頌召虎：“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jīng)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睋P雄仿《詩》頌體，以周宣王之世與漢朝中興之時即趙充國所活躍的宣帝朝相對，正是有意將漢宣帝比之中興周朝的周宣王，以光孝宣中興之功，與其謚號喻義可謂一脈相承。汪華龍認(rèn)為此頌是最早建構(gòu)漢宣帝中興形象的可信文本。揚雄此頌應(yīng)有糾正劉向頌詞文弊，重塑漢宣帝形象之意。這一文本亦成為后世建構(gòu)漢宣帝中興形象的雛形和范式。
即便如此，中興之主在西漢后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也并非特指漢宣帝，如成帝時陳湯因事下獄，谷永上疏贊其云：“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惫扔垒^之劉向更進(jìn)一步，將陳湯之功列為漢朝武功之冠，可知在谷永的認(rèn)識中，元帝之功要高于宣帝。又永始二年（前15）谷永曾與尚書曰：“漢興九世，百九十余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惫扔离m然有圣主中興漢朝的認(rèn)識，但并未明言高祖至成帝之間的七位嗣主（惠、文、景、武、昭、宣、元）何人中興，何人治安。前文所舉哀帝時王舜、劉歆為了保留武帝的世宗廟，著力描述武帝征討四方史事，也將其推到了中興之主之位。可知中興之主在西漢后期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依筆者陋見，直到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為宣帝上中宗廟號，才意味著漢朝對宣帝中興漢朝之功的基本確認(rèn)。漢代廟號的政治意義重大，后文另有論述，于此不作展開。簡單來說，祖有功而宗有德是廟號授予的標(biāo)準(zhǔn)。漢宣帝既得中宗廟號，自然也需憑借功德?！稘h書》對平帝以前獲得廟號的諸帝功德皆有記述，如漢景帝、漢宣帝先后討論文帝、武帝廟樂之時，皆下詔敘述先帝功德，文載《漢書》，但對宣帝之功，諸帝卻無明言，這一問題首先需要辨明。
王莽于此年奏請平帝，為宣、元二帝上廟號，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稘h書·陳湯傳》云：“（陳湯）死后數(shù)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nèi)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陳湯在元帝時討伐郅支單于建功，又有舊恩于王莽；王政君為元帝皇后，拔高元帝自然有奉承元后之意。故王莽將陳湯矯制討伐郅支單于之功，移植到原本態(tài)度游移的元帝身上，以此尊其為高宗，既感激陳湯舊恩，又借機獻(xiàn)諂于王太后。王莽更視此為己功，欲壯大其代漢的資本，其依《周書》所作的《大誥》即云：“建靈臺，立明堂，設(shè)辟雍，張?zhí)珜W(xué)，尊中宗、高宗之號。”由此可知，元帝之功集中體現(xiàn)在討伐郅支單于，臣服匈奴。早在元帝之前，宣帝便使單于款塞，四夷賓服，且成帝命揚雄為趙充國作賦，亦是緣起于西北邊境的烽火。漢宣帝懷柔遠(yuǎn)方，對匈奴的影響亦頗為深遠(yuǎn)。王莽篡漢后，積極打壓匈奴，致使匈奴內(nèi)生貳心，擾亂西域。始建國二年，王莽為削弱匈奴勢力，將彼境土地人民一分為十五，遣將派使四出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第拜為單于，各統(tǒng)其境。烏珠留單于大怒云：“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fù)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遂遣將入塞搶掠。烏珠留單于對宣帝法統(tǒng)缺位的關(guān)注即源于呼韓邪單于臣服于宣帝的故事，其發(fā)兵為亂實因自身利益受損，但數(shù)世以來邊塞無警，漢匈相安的客觀事實，使得匈奴認(rèn)同宣帝之功。故和謚號一樣，宣帝也應(yīng)憑賓服四夷，致國中興之功得中宗廟號。廟號的建立使得宣帝有資格與高、文、武諸帝同列，受萬世景仰，但也產(chǎn)生了新的問題，王莽為元帝上廟號意在奉承王政君，論功自然不會向宣帝傾斜，元帝高宗的廟號就明顯要高于中宗，加之王莽擅權(quán)使西漢后期廟號泛濫，直接削弱了廟號的神圣性和合法性。這就意味著宣帝唯一的中興地位并沒有完全確立，這些問題就留待東漢人來解決。
自昭帝元鳳三年到平帝元始四年的八十余年間，西漢時人對宣帝中興形象的建構(gòu)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曲折、層累的過程。異象、祥瑞（年號）、謚號、廟號，多種政治符號的匯集共同建構(gòu)了西漢人眼中中興漢朝的宣帝形象，盡管宣帝的地位并不穩(wěn)固，但這一相對不成熟的層累建構(gòu)還是使得東漢士人時常憧憬著宣帝朝的盛世。如此，宣帝“兼雜王霸”的政治思想，具有參考價值和個人標(biāo)識的政治實踐一道構(gòu)成了獨特的孝宣政治，加之同樣有中興美譽的政治形象，東漢士人的“孝宣情結(jié)”即由此緣起。
（本文摘自田豐著《“孝宣情結(jié)”與東漢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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