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華語自敘式民族志：“我”的新冠感染與自愈

新冠病毒的不同變異病株有不同的感染率、重病率和致死率。雖然需要一定的實證研究時間，基于實證數(shù)據(jù)而采取相應的醫(yī)學診療措施，是相對容易理解的。高傳染率、低重病和低致死率的奧密克戎變異病株（以下簡稱奧密克戎）于2021年11月9日在波札那被首次發(fā)現(xiàn)，2022年在全球流行。某種程度上，它是全球防控新冠疫情的轉折點：一方面，醫(yī)學研究對新冠病毒已經有成熟的認知和應對方案，有效的疫苗和藥物已經廣泛使用；另一方面，在普及疫苗和奧密克戎的重病率和致死率低的前提下，許多國家已經事實上實踐著群體免疫和完全開放的措施，我身處的瑞典是最早提出群體免疫政策設想并進行實踐的國家。

當?shù)貢r間2022年4月29日，韓國首爾，疫情下，人們在地鐵站路過提醒佩戴口罩的海報。

但流行病控制還涉及復雜的文化和社會心理因素。醫(yī)療政策的實施，需考慮具體個人和群體的生存體驗，畢竟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創(chuàng)傷性的生存經驗，無論經歷時間長短，個體可能承受長遠的影響，群體的心理預期和應對模式調整也因此受沖擊。關于疾病的隱喻、流行病的心理文化適應、政府實驗性的疫情防控政策與實施后果的情感反應 (Liu 2018)，并不容易在公共層面溝通。流行病防控的社會溝通障礙，起源于一種情感政治 (Nussbaum 2015)，對疾病的厭惡和禁忌 (Susan Sontag 2013; Liu 2018)，被用于正當化對特定人群（不僅僅是傳染病患者）的歧視和排斥 (Goffman 1986; Jones and Corrigan 2014)。桑塔格從自身作為病患的角度揭示了疾病的隱喻，在病患關懷和自我關懷方面實現(xiàn)了一種解放——包括病患與照料者的痛苦緩解與關懷 (2013)。本文簡要地從自敘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方法來討論跨國流動的華語第一人稱敘事，圍繞著“我”的新冠感染與自愈經歷主題，理解不同政治、文化處境下新冠應對的自我關照（the care of self）策略 (Foucault 1990)、情感表達以及醫(yī)療政策背景。

在社交媒體上跟蹤真人用戶（通過閱讀其網絡發(fā)言塑造的網絡身份“生命故事”）關于新冠隔離、染疫、自/治愈的個人經驗分享后，本文選取和報告了具有公共身份和公開發(fā)表的三篇“我”（和家人）新冠感染與自愈自述（免疫學者商周 [德國]、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沈睿[墨西哥、美國]、資深媒體人與從政者劉瀾昌[中國香港]），同時報告了我自己母女新冠感染和自愈[瑞典]的自述、一位北歐華人女士全家三口感染與自愈視頻自述、一位匿名旅居日本的華人女士母子感染與自愈的微信群組自述。這些自述，雖有不同之處，但基本經驗相互印證：如，成人有癥狀且檢測陽性時間為一周左右，未使用治療性藥物而自愈，采取補液、補充維生素和營養(yǎng)、吃退燒藥等方式來緩解病痛和支持自身免疫康復，強調病患的平靜、平和和正?；瘜Υ鹿诘男睦頎顟B(tài)對自愈的積極作用，所有當事人所在地未實施封鎖或普檢的防疫政策，既有人口密度高的東亞城市，也有人口密度相對稀疏的歐洲城市，都依靠當事人自我管理完成所有自愈過程。所有涉及孩子的癥狀報告都相對同屋成人輕微，康復周期也比成人的短。商周、劉瀾昌（及家人）和北歐華人女士（及家人）強調疫苗的保護作用，我（母女，2021年夏天接種第一、第二針復必泰疫苗）和旅居日本的華人女士（母子）則默認染病時身體已經無疫苗保護。我認為本文報告的自述表達，藉由“自愈”的敘事，有一定的自我關照技術分享、反歧視、心理舒緩和社會療愈效果。商周、沈睿、劉瀾昌與我的自述，因我們公開的職業(yè)身份而具有位置性和受位置性影響的自敘式民族志的特征。但考慮到一般公眾閱讀和字數(shù)限制，我選擇保留文本的開放闡釋，優(yōu)先考慮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自愈者視角的啟發(fā)。期待更多的新冠感染者提供自/治愈自述，同時介紹所在地的政治文化背景和醫(yī)療政策，豐富患者角度的療愈資料和經驗。

從第一人稱敘事到自敘式民族志

自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來，各國各語種社交媒體上流傳了大量的第一人稱自述，涵蓋圖文影音等多種媒介。自述圍繞著的主題聚焦于如何應對疫情的醫(yī)療實踐、個人護理技術 、自我關照策略、生存處境描述與表達、關于病痛的思慮情感分享和對逝者的哀悼。其中名人自爆染病與自愈，也起到驅除公眾恐懼心理、消除對新冠病患的歧視的功能。在疫情中廣泛出現(xiàn)的第一人稱敘事（first-person narrative），可以用兩種框架來解讀：一種是自傳性的（auto-biographic），傳統(tǒng)的第一人稱記錄與敘事 (Yu 2019)，主要考慮“我”在個人處境中的描述，發(fā)展出新的視野和洞見。它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非政治的?？梢宰鳛橘Y料收集的一部分，呈現(xiàn)集體處境的其中一個面向。另一種解讀框架 (Ettorre 2017)，是自敘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即本文提倡的在批判性的自傳體寫作與研究脈絡下，將“我”置于文化處境及其實踐中，去描述、分析個人所面對、對抗的文化張力。自敘式民族志研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已經有廣泛運用，尤其在涉及個人/集體創(chuàng)傷的社會工作、家庭研究、邊緣人群或亞文化研究、文本研究等領域的文獻日漸豐富 (Adams, Jones, and Ellis 2015; Ettorre 2017; Brooke 2017; Fletcher 2018; Gildea 2021)。自敘式民族志面臨的體制挑戰(zhàn)是，其寫作和論述方式突破傳統(tǒng)學術關于客觀、中立、普遍化的既有認識，承認研究者是所研究人群中積極影響著研究過程和報告的一份子，同時要求研究者具備情感中立的辨識，在多意識層面進行自反分析。通過這種訓練，自敘式民族志在諸多研究領域，比起傳統(tǒng)的站在精英立場（如決策者或知識精英）、未有親歷經驗（如病患、性侵、家暴、戰(zhàn)爭）立場、主導者立場（如：殖民者 vs. 被殖民者、白人 vs. 非白人種族、男性 vs. 非男性氣質者、醫(yī)生 vs. 病患、多數(shù) vs. 少數(shù)）的學術研究，更能忠實地呈現(xiàn)所研究群體自身出發(fā)的經驗、情感、認知、文化和應對策略，呈現(xiàn)出在不確定性中的疑慮、矛盾和多面向，批判純粹運用理性和在分類分析過程中信息減損的學術方式，實踐中抵制全球化過程中帝國邏輯的單一規(guī)則面向。

新冠疫情中，這些第一人稱敘事（包括基于個人感染、隔離、重病等需求求助的敘事）為公眾和研究者提供了理解疫情演變、應對以及防控的詳實資料，承載著豐富的、不同階段變化著的、渴望得到承認與認可的情感，包括無助、悲傷、憤怒、喪失、釋懷、諒解、喜悅等感受。社會學和傳媒學學者楊國斌對疫情日記敘事的研究（Yang 2022）看到人的能動性——普通人在特殊時期和處境下的非凡表現(xiàn)，以及公眾自組織參與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則可以看到，許多可以促進信息流通，改善、幫助疫情應對和控制，舒緩公眾焦慮的批評性意見，因其或其評論者以情感化的反省與自反方式呈現(xiàn)（Holmes 2010），在具有激化情感功能的社交媒體上被推到風尖浪口。多數(shù)人在應激狀態(tài)下的情感表達，容易導致當事人要么選擇沉默，要么不得不進行謹慎的或激烈的自辯，進而消解了第一人稱敘事帶來的洞見和意義。但自敘式民族志研究與第一人稱敘事不同，它要求作者進行基于研究的自反分析。本文主要面對一般公眾讀者，我不再贅述理論，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通過參考文獻作深入了解。

跨國華語自述：“我”的新冠感染與自愈

2021年秋冬，陸續(xù)出現(xiàn)了“我”新冠感染和自愈的簡體中文華語敘事。文章作者身居大陸以外地區(qū)（本文討論的新冠染病和自愈自述涵蓋日本、德國、墨西哥、美國、中國香港、瑞典、北歐——詳細國家信息未知），目標讀者是華人尤其簡體中文使用者，作者在敘事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針對簡體中文世界疫情防控的社會文化心理進行身份意識表達和自我型塑的敘述。此外，作者的職業(yè)身份帶來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也影響了其新冠感染和自愈的自述。這些自述都表達了“平靜”“平和”“沒什么關系”以及類似感冒/流感經歷、正?；鹿诟腥窘涷灥母惺芎蛻B(tài)度。

當?shù)貢r間2022年10月25日，日本東京，為嬰兒和幼兒接種新冠疫苗的場所。

《知識分子》微信公號在2021年9月30日發(fā)表了旅德免疫學學者商周的第一人稱自述“接種兩劑疫苗后，我感染了新冠”。[1]文章記錄了作者發(fā)現(xiàn)感染新冠病毒（作者估計是德爾塔病株）、自我采樣檢測和醫(yī)院采樣進行核酸檢測的過程，在流調意義上追述了出現(xiàn)癥狀前后的個人接觸史，以及所在工作單位與所在地公共衛(wèi)生機構的官方反應。商周介紹居住地疫情狀況：

截至9月26日，這個二十萬左右人口的小城累計新冠確診病例有6810人，其中康復6619人，還在進行中的病例91人，死亡100人。

自我采樣的記錄本身是詳盡的自測操作說明書，在尚未普及自我采樣檢測的簡體中文世界，具有公共教育作用。作者發(fā)現(xiàn)感染后進行居家隔離，他還記錄，在出現(xiàn)癥狀后的七天，雖然依舊居家隔離，已經可以恢復正常的工作狀態(tài)。作為免疫學者，商周在自述中進行了自我觀察和分析，行文一開始就將新冠與流感相提并論，在自測感染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報告結果出來前后，他所在工作單位（實驗室）也是采取流感應對措施外加自測和單位額外出資進行的核酸檢測來評判具體應對措施（雖然有接觸史，但接種過疫苗的實驗室同事全部未感染），同時強調這些措施的運用條件：作為德國市民，都已經獲得兩針疫苗的免疫，且有效率高。德國公共衛(wèi)生機構的官方反應和流調非常嚴謹，在時間節(jié)奏上卻相對緩慢。從作者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家庭醫(yī)生（出現(xiàn)癥狀第四天時來電）、類似城管功能的工作人員（核酸檢測結果確認后上門）、衛(wèi)生局工作人員電話回訪，為作為病患的作者編織了心理安全網絡。作者并未在文中提及任何用藥的情況，我的猜測是，在西方醫(yī)療語境下，流感、輕癥新冠感染者都采取自愈措施，無須用處方藥。關于這一點，我會在我的感染與自愈經歷中詳述。商周的科普性文字本身具有社會療愈的效果。商周在文章中總結道：

就是我自己，能夠在整個患病期間如此平靜，也同樣應該歸功于疫苗。高效的疫苗不僅能有效地防止感染的發(fā)生，還能把新冠病毒對人帶來的損害（重癥和死亡）降低到類似普通流感的水平。面對普通的流感，我沒有理由緊張和害怕。實際上，剛開始我猜想的是普通感冒，后來出現(xiàn)全身性癥狀才懷疑是流感，就是最后確診是新冠病毒的感染，我個人身體上的感受依然是和一般流感沒有分別。要說和流感的不同，就我個人經歷而言，應該是需要十分地小心避免傳給他人。

毫無疑問，假設這次感染是發(fā)生在去年，我不可能這樣輕松淡定，家人和同事也不能依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導致這一改變的，正是疫苗的使用。[2]

在多個微信群組流傳的自拍視頻中（視頻顯示了居家環(huán)境和一家三口的日?；顒樱晃蝗A人女性自述“那像我住在北歐這邊呢，很早就已經開放了，像我這里周圍的親朋好友啊，基本上都已經得過了，那這次真的輪到我們（全）家（三人染疫）的時候呢，其實我們的心態(tài)還是非常平和的”。她已經打了第二針疫苗，介紹了孩子在兩天內康復、成人在四五天左右癥狀消失的經驗，以及使用退燒藥緩解病痛不適感，依靠自身免疫反應、通過服用維生素C泡騰片、混合維生素片等增強免疫的應對措施。她還報告了周邊孩子的癥狀：發(fā)燒、咳嗽、嗓子疼，“恢復的非常的快”。

2022年3月21日，微信公號《新銳評》發(fā)表了美國墨好思學院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沈睿的自述文章“沈睿：我感染了新冠”。[3]自述涉及染疫和自愈的兩個國家——墨西哥與美國，以及兩個人——作者本人及其伴侶。沈睿的文章追述了2020年3月8日美國大學里的春假起的見聞，疫情封鎖政策使其有機會敏感地覺察到所在的亞特蘭大鄰里社區(qū)發(fā)生“紳士化（gentrification）”以及種族構成的變化（街區(qū)翻新、房價物價上漲導致更多黑人居民搬走僅一戶黑人居民搬入）——為了應對新冠封鎖隔離政策和遠程工作趨勢，特別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城市公寓換近郊大屋引發(fā)的房地產市場變化在美國尤其突出。沈睿的自述文章，呈現(xiàn)了其理解、觀察、處理新冠染疫的優(yōu)勢位置（on a position of privilege）和心理認同：作為美國高校教授的社會地位和醫(yī)療資源的優(yōu)勢，在貧“窮”“美”麗的墨西哥觀光度假時染疫、返回發(fā)達國家美國（也是公民身份所在國）自愈經驗上的優(yōu)勢。

墨西哥城非常有特色，比我想得要美，比我想得要窮，一個緊鄰美國的國家，為什么這么窮？我看資料，每天生活在五美元之下的人占整個國家人口的70%。汽車不用出城，只要離開中心地區(qū)，你就看到無邊無際，色彩鮮艷的棚戶區(qū)，垃圾遍地。

離開墨西哥城，我們飛去墨西哥西南部的小城瓦哈卡，這里好像才真正到了我心目中的拉美小城……

觀光途中如何染上新冠病毒難以進行實證論證。沈睿根據(jù)對新冠病毒傳播途徑的理解形成自述判斷并描述了憂慮的心理過程：

墨西哥不是干凈的地方，出來的時候，我覺得眼睛癢，不經意用手去揉眼睛，揉了一兩下，我突然意識到我還沒有洗手，也忘了在揉眼睛之前用酒精擦手，我突然全身都繃起來了：天，新冠病毒！

我能想象新冠病毒從我的手上到了眼睛里，我像燙著了似的，拿出酒精，洗手，恨不得用酒精洗眼睛，可是，我不敢這么做，就安慰自己，不至于吧，就揉了這么一兩下，可是我還是很擔心，匆匆地跑起來，跑回飯店，老伴在飯店里等我，其實他也剛到，我趕快洗手，徹底地洗手，洗眼睛，我安慰自己，不至于，不至于，但不知為什么，我總覺得自己沒洗手就揉眼睛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在返回美國的前夜，沈睿已經出現(xiàn)感染癥狀。她一邊自我懷疑，一邊用盡方法確保自己順利返回美國。返美當天在墨西哥的機場和返美后第一天的檢測結果都是陰性。沈睿事后分析，墨西哥哈瓦卡機場快速檢測是旅客承擔高額費用的外包服務，腐敗造成了檢測的陰性結果；返美后第一天由其伴侶“主持”的采樣自測結果是陰性，沈睿認為是因為其伴侶的操作順序出錯。

入美國過海關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問我們是否有測試結果，我除了發(fā)燒之外，嗓子還是很疼，頭也疼。美國入關手續(xù)簡單，沒有人問你做過什么，去哪兒了，沒有人追查……

美國就是這樣，一個無組織亂糟糟的地方，我慶幸這種無組織，也習慣了這種無組織，你必須對自己負責，沒人對你負責，沒有人關心你的事情，你得自己關心自己，對自己和他人負責。

和商周在自述中類似的是，在不確定性面前，所有當事人都（包括沈睿的伴侶）認為是感冒/流感。“我（沈睿）也這么認為，我覺得可能真是感冒了，因為癥狀很簡單，就是發(fā)燒，嗓子疼，頭疼，沒有任何其他癥狀?！鄙讨苷J為應對新冠感染與流感唯一不同的一點“應該是需要十分地小心避免傳給他人”。沈睿一邊自我監(jiān)測（停/吃退燒藥、“讓燒發(fā)出來”、測量血氧濃度）、補液（喝水喝茶喝湯）、吃維生素吃飯補充營養(yǎng)，一邊取消與學生同事的會面來避免疾病傳播。直到返美第四天（即出現(xiàn)癥狀第五天），沈睿才自測陽性，在學校監(jiān)測確認陽性后，當天學校護士通知其居家休息、隔離，文中也并未提到醫(yī)藥治療方案（除了一共吃了五片退燒藥）。

周六了，算起來我一共病了六天了（作者注：實為出現(xiàn)癥狀第七天），這六天的感覺過程是這樣的：嗓子疼癢，發(fā)燒，頭疼，嗓子突然好了，燒退了，就是沒力氣，徹底的沒力氣，說話都費勁兒，出汗，沒有緣由地大汗淋漓，突然力氣回來了，今天從早上開始我就有力氣了，說話回歸正常了，底氣也回來了。

老伴在周四開始有癥狀，跟我很相似，他今天是第三天，我已經走出了深林，我感染并經歷了病毒發(fā)作的整個過程，六天之后，瘦了一圈，雖然我猛吃猛喝著，似乎也無法抵抗瘦身的趨勢……

沈睿在染病自述文章中，以社會觀察者的眼光記錄了墨西哥的見聞經歷、自愈期間身體狀況的變化以及堅持進行的教研工作。她的自述記錄、評論了美國海關現(xiàn)階段對疫情無監(jiān)控、民眾處于“無組織”依靠個人自覺進行防疫的政治文化特色。她的自述著重描述了染病和自愈過程中的感受（“感覺”），在感受中形成對疾病的認知，同時呈現(xiàn)了一位職業(yè)知識女性應對新冠病毒感染和自愈的策略，“我今天記錄下來我的感覺，在這場影響全世界的大流行病里的我的一個病例”。在染疫和自愈期間，沈睿依舊進行高強度的日常工作。一位與就讀于幼兒園的獨子兩人身在日本的華人女性，在某微信群（引用獲得當事人知情同意）也分享了在沒有注射疫苗的情況下母子感染與自愈的體驗，“（孩子）就發(fā)燒了兩天就好了，”她說，“在這里確診真的沒什么關系，但是我（在中國的）媽就特別擔心，特地叮囑我不要告訴任何人。國內太恐慌了?！鄙蝾：蜕讨茏鳛榫哂杏绊懥Φ膶W者針對簡體中文讀者的公開自述，可以貢獻于消解公眾對疫病的恐慌和歧視的作用，并將染病和自愈分解為自我關照的?？乱饬x上的技術（technique）過程。

2022年3月8日，微信公號《新三屆》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疫中丨劉瀾昌：全家感染新冠！我的香港居家抗疫實錄”。[4]劉瀾昌是香港資深媒體人，同時身兼現(xiàn)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其自述具有政治身份自覺和政策建議的立場，批評香港老人群體中低疫苗覆蓋率、圍樓強檢、方艙醫(yī)院的政府政策責任，并提出普及疫苗實現(xiàn)保護、輕癥居家抗疫、中西藥并用緩解病痛感受、情緒管理、爭取香港盡早達成“群體免疫”等建議。2022年2月起是香港奧密克戎疫情高峰期，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4月1日期間，政府登記新冠患者人數(shù)為：725257（核酸檢測） 和425350（快速抗原檢測），累計死亡個案為7732人。[5]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感染數(shù)字飆升壓力和全球記錄在冊的最高致死率，其中一個原因是老年人群中的低疫苗普及率。香港和旅居日本的華人女性所在城市一樣，具有人口密度高、居家空間狹小的特征。當時香港社會正在辯論是否進行全民檢測。2月26日劉瀾昌出現(xiàn)癥狀后由護士身份的女兒協(xié)助自測，結果是陰性，直到3月1日再次自測才報告為陽性。他認為“就是因為在家里多留了三天，結果太太、兒子，還有工人姐姐，也都中招了……值得一說的是，她們仨，在我陽性時自測都是陰性，到了有癥狀出現(xiàn)時也還是陰性?！彼圆∪说挠H歷，甚至總結出他認為香港特區(qū)政府和傳媒都沒有公開宣傳的奧密克戎染病和自愈“規(guī)律”：

1、感染奧密克戎輕癥患者，一般在接觸到病毒的第4天開始出現(xiàn)病癥，也是這時才有可能自我檢測到。

2、出現(xiàn)“兩條線”最明顯，已是第6天。

3、第9天起，不再會傳染他人。

4、有些人感到不適，連日自我檢測都是陰性，直至開始退燒，才驗出是陽性，證實之前已中招。

5、 從檢測結果陽性(第4天)，到不會傳染他人(第9天)，共為期六天。家居檢疫者若已打兩針疫苗，連續(xù)兩天自我檢測都是陰性，就毋須再檢疫了。

這篇以全家（除女兒和孫子二人）染病和自愈經歷來進行直接的疫情防控政策評論的自述，也著重論述了染病和自愈的感受。首先是劉瀾昌的“愧疚”，未在第一次檢測到陽性結果耽誤了阻斷傳播給家人的機會。其次是家人對其作為感染源不“埋怨”，家庭團結的情緒氛圍、“信心很重要”，都成為劉瀾昌自述里自愈過程中增強的“免疫”功能。同時，劉瀾昌和旅居日本的華人女性都直接表達了染病也是獲得/加強免疫的認知。染疫患者對自身身體感知的理解和信心，在疾病應對中也起了關鍵作用，劉瀾昌說：

自己的身體自己體會，自己治。

我的經驗兩條：一是，一定要用中藥給自己發(fā)幾次汗。發(fā)一次汗，免疫力提高一檔。二是，為了睡好覺，一定要吃西藥，鎮(zhèn)咳、止痛，加入定，睡個好覺。

身處瑞典的經驗：我的新冠感染與自愈

瑞典政府的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fā)時，最早提出群體免疫并促使瑞典實施該政策。但是，當時的病株致重病率和致死率高，疫苗也并未研發(fā)出來，各國對此持觀望態(tài)度。現(xiàn)在作事后回顧，群體免疫政策雖然是長遠來看的必然路徑，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如何保護高危人群、減少重病率和死亡率，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待流行病學家進一步研究和闡述。我作自述的位置基于多重身份交織：社科背景（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博士學位訓練），人文關懷取徑（藝術創(chuàng)作與學術發(fā)表），多重創(chuàng)傷幸存經驗（散見于公開發(fā)表的文章、紀錄片電影、詩歌和小說），以及高校教育者身份意識（分別在瑞典與香港完成高等教育教師資格課程）。在2021年7月抵達瑞典之前，我在以色列已經經歷了隔離（2周）、多次封鎖（不可離家、不可離家100米等不同規(guī)模的封鎖），在香港也經歷了隔離（2周）和嚴格的社交疏離，同時于4月在香港完成第二針復必泰疫苗接種。抵達瑞典時第一感受是非常少人戴口罩，室內空間地面有社交疏離保持1.5米距離的劃線指示。我的居住地是大學城，在暑假季已經人口稀疏，除了入境第一周作自我隔離管理、進入超市購物時戴口罩外，其他時間都不再戴口罩了。8月中下旬開學后大學新冠防疫的政策有過變化，大部分時間是遠程辦公和線上教學，日常我也保持幾乎是隱居避世的狀態(tài)，因而平安、平靜地度過了整個秋季。

當?shù)貢r間2022年2月9日，瑞典哥德堡，瑞典當日解除所有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恢復完全開放。

12月30日，考慮到根據(jù)研究報告疫苗保護效果已經在半年后消失，我去社區(qū)診所打疫苗第三針（也是復必泰），到了診所取診所的口罩戴上。打完針在診所休息了15分鐘并多停留了十幾分鐘。返家后入夜開始感覺不適，發(fā)燒。我當時并不在意，因為第一針我經歷了發(fā)燒、惡心、肌肉疼痛的疫苗反應（前后三天）；第二針的疫苗反應比第一針更強、持續(xù)時間也略長（前后四天）；第三針據(jù)親歷者報告和我對自身體質的理解，預估疫苗反應會超過前兩針。也有同事、朋友分享在同樣類型的三針疫苗接種的全過程中完全無反應、無感覺的。

雖然發(fā)燒日均40℃，除了困了就睡、補液（果汁、湯、茶、水）、吃維生素、努力進食補充營養(yǎng)以外，我并沒有多做其他。這也是我一貫應對感冒、流感的方法。在國內生活時，出現(xiàn)感冒或流感癥狀，我做謹慎自我觀察進行風險防范，有時就醫(yī)但不用醫(yī)生開的抗生素，依靠自身免疫來進行自愈并逐漸有意識地進行增強免疫力的活動。初到香港以及后來搬家到香港生活的重要一課，就是看見公共衛(wèi)生間的洗手指南：包括清潔手部的細節(jié)步驟、使用清潔劑的方法。在感冒/流感時戴口罩出行，許多香港（還有日本）朋友在感冒/流感時在家也戴口罩不傳染給家人。這是SARS之后香港公共衛(wèi)生政策的遺產，對公眾的衛(wèi)生行為進行塑造。新冠流行期間，香港特區(qū)政府執(zhí)行了嚴格的口罩令，我自身經歷和在港有孩子的多個朋友分享，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戴口罩事實上減少了甚至完全避免了當事人的上呼吸道感染。我因在2000年代末期參與了本體感覺療法的學習和實踐，也相信人的身體作為動物性的一面，在適宜條件下具有自我療愈的功能，寧可多花時間讓免疫系統(tǒng)對身體進行修復，在可控情況下避免外力（藥物）介入。此外，2019年我曾經在出差瑞典時突然嘔吐，急診護士判斷是初來乍到感染了身體無免疫的病毒。他給出的方案是回賓館睡覺休息，補液，靠自身免疫康復，在床頭放一個桶來接收嘔吐物，免得突然起身導致昏厥或來不及去衛(wèi)生間?！叭绻麑嵲诓环判模阋部梢赃x擇在醫(yī)院躺著過夜，我們會監(jiān)測你的情況，但我們不會給你用藥”，護士補充說。最后我選擇回賓館自愈。結果也是如此。

發(fā)高燒持續(xù)到第三天，咳嗽已經比較厲害，咳嗽會引發(fā)胸口疼痛，除了發(fā)燒、咳嗽沒有其他癥狀，但人已經很辛苦了，渾身無力。家里存了自測試劑盒，當時是女兒的中學若同學向學校報告感染新冠（匿名），學校做流調通知密接者，女兒若在密接者范圍，就必須自測，若是陰性且無癥狀，可以繼續(xù)上學，若出現(xiàn)癥狀哪怕檢測陰性也要自我隔離。我自測是陽性，女兒無癥狀且自測是陰性。我給當?shù)厣鐓^(qū)診所電話，希望住院，可以避免女兒感染。護士聽見我的咳嗽聲，馬上安排當天下午見醫(yī)生。醫(yī)生做快檢的結果是新冠陽性，核酸檢查（兩天后出結果）也是陽性但未告知何種病毒。關于我住院的請求，看診醫(yī)生與傳染科醫(yī)生交流后，當時給我做了兩次呼吸測試，結果是不符合入院指標。于是開了退燒藥、止咳糖水（含激素），以及一種治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噴劑（Bufomix Easyhaler），讓我回家隔離自愈，他在核酸檢查報告結果出來后電話回訪。在藥房取藥時，我發(fā)現(xiàn)藥劑師根本不戴口罩，我的接診醫(yī)生剛好經過藥房，也沒有戴口罩。瑞典也沒有強制戴口罩的政策要求。

回家后我待在臥室自我隔離，靠外賣獲得食物?？紤]到使用噴劑有真菌感染的風險以及我的易感體質，我除了高燒和咳嗽沒有其他癥狀，就沒有使用噴劑，僅使用退燒藥和止咳糖水。我在醫(yī)生回訪電話中溝通了這一點，醫(yī)生表示無異議。這次感染是我入境瑞典后唯一一次瑞典公共衛(wèi)生機構與我的聯(lián)系，其他日常僅按照女兒學校發(fā)布的新冠管理指南和大學所在部門的指導原則行事。高燒日均40℃持續(xù)了七天，就突然消失了，力氣也開始回來了。自測我已經是陰性但女兒的是陽性，她第二針復必泰疫苗是2021年7月初注射的，她幾乎無感（無癥狀），圣誕新年假期結束后還繼續(xù)在家開心地玩了一周不上學。我也沒有再為她預定注射第三針疫苗。她在1月17號返校后，因已經向學校報告感染及自愈后自測陰性且無癥狀，再有同學感染新冠，就免除了自測和隔離的措施，可以如常上學。多次自測陰性以后，我還會在受涼或說話多的情況下咳嗽，以及有時感覺疲憊，體重下降了約五公斤（女兒的體重從2021年夏天一直增長，即使在2022年1月染疫，也共增長了約五公斤）。大約從出現(xiàn)癥狀算起一個月后，就感覺身體狀況與健康時無任何差別了，于是專注于攝取營養(yǎng)增加體重，以及日常超過一小時戶外冷空氣中的活動（其實就是騎自行車爬坡或遠距離快走）來鍛煉身體。

2022年2月，北歐國家陸續(xù)全面開放。女兒所在中學發(fā)通告給家長，2月9日開始，若出現(xiàn)癥狀或自檢時懷疑得了新冠，須在家自主隔離自愈，政府衛(wèi)生機構不再提供核酸檢測，（懷疑）染疫當事人若聯(lián)系診所、醫(yī)院，有可能會獲得檢測（未聲明是否核酸檢測），家中有人染疫但家人若無癥狀，無須隔離，學校不再記錄、報告、通告新冠感染病例。我聯(lián)系本地的衛(wèi)生機構希望給女兒注射第三針疫苗以備她在暑期期間國際旅行使用，得到的回復是政策規(guī)定青少年不必注射第三針因而就不了了之。大學我所在部門在延續(xù)了一周網絡授課的過渡期后，也進入了面授和無須保持社交距離的日常。

在染疫和自愈的過程中，女兒在幾乎是無感以及不用上學的快樂中度過。我雖然承受了身體的不適，但心理上沒有因病痛而感到額外焦慮。雖然當時因其他事出現(xiàn)情緒波動，但僅對感染新冠而言，并無額外憂慮。在社工、咨詢師相關的工作訓練和禪修練習中，我習得情緒處理的一種路徑：自我觀察-覺察情緒-理解情緒出現(xiàn)的緣由，認可情緒-情緒消散/若無法處理困擾性情緒就通過自我表達（創(chuàng)作）、求助外部專業(yè)力量或封存未來處理-完成該次情緒處理。我當時已經明白，兩針復必泰疫苗是半年前注射的，有可能已經對我無保護，第三針在出現(xiàn)癥狀當天注射的，按照疫苗說明應該還沒有產生效果。后來，旅居日本的華人女性在2022年3月29日分享染病與自愈經歷時，提到她與孩子是沒有注射疫苗的情況下感染和自愈的。1月份染病時，我心理上的安全感，主要還是基于閱讀關于奧密克戎高傳染低重病和致死率的研究報道、染疫者在社交媒體的分享、在瑞典日常生活中大家不戴口罩以及社會交往過程中的輕松感，以及在瑞典對醫(yī)療系統(tǒng)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雖然獨自在瑞典舉目無親，醫(yī)生和護士反復囑咐，若自我感覺病況緊急，馬上呼叫急救車。

在自愈后，我才開始告知在香港和內地的家人，母女曾經染疫并自愈。起初我的解釋是應該在診所打第三針疫苗時感染的，但其實也有可能是在咖啡館感染的——我雖然選擇了社交疏離的生活，但也去過幾次咖啡館并在咖啡館長時間停留、進食、寫作，還去過幾次超市購物，只是在超市停留的時間非常短。我雖然在海外的朋友圈簡單分享，卻沒有馬上對國內的其他人講自己感染和自愈的經歷，因為在華語社交媒體上看到對新冠感染者的恐懼和歧視、排斥態(tài)度。國內地方性新冠感染病例報告后，在防疫政策制定、實施以及公眾反應方面，地域性歧視也十分明顯。我略有被歧視的擔憂（與旅居日本的華人女士所表達其母親的擔憂一樣）。3月初，受社交媒體上香港朋友們分享感染和“自愈”經歷的啟發(fā)，“自愈”讓我找到了自述的切入口和分享的公共性——療愈。于是，3月12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新冠感染和自愈的過程，希望親友讀到后，可以在親歷新冠防疫時緩解緊張心態(tài)，并藉此機會更新應對感冒、流感、新冠疫情的自我關照技術和認識。本篇文章的寫作出發(fā)點也基于此——一種自我關懷和關懷他人的情感與公共倫理，同時也希望把自敘式民族志研究方法介紹給同仁，總結、反思從病患角度提供的自我關照技術、情感表達和療愈經驗。

結語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方法上作一個簡單的示范，運用自敘式民族志為探討新冠防疫提供一個新的理解角度。通過跨國華語敘事中“我”的新冠感染和自愈，提供一種患者視角進行生命政治的思考，承認自我和肉身的脆弱，激活人的能動性，回歸“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運用理性”的常態(tài) (Zeng 2020)。同時冀望當下公眾與防疫政策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考慮新冠疫情及防控帶來的個人與集體創(chuàng)傷，消解傳統(tǒng)、主流文化對“瘟疫”“疾病”的恐懼與抗拒排斥，摒棄因疫情控制帶來的人的工具化（非人化）、人際關系疏離甚至割裂。從而使具體的個人和公眾可以在具有關懷品質的日?；又校熡鹿诹餍袔淼膭?chuàng)傷 (Zeng and Liu 2020)。

參考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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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見：商周，2021年9月30日，接種兩劑疫苗后，我感染了新冠，《知識分子》 https://mp.weixin.qq.com/s/IDWRFsA3im2VTx-gkIYvUw

[2] 本文作者將引用的文字加粗表達，以下同。

[3] 見：沈睿，2022年3月21日，沈睿：我感染了新冠，《新銳評》 https://mp.weixin.qq.com/s/DA6urLc-7PmMFoaxk9iwPw

[4] 見：劉瀾昌，2022年3月8日，疫中 | 劉瀾昌：全家感染新冠！我的香港居家抗疫實錄，《新三屆》https://mp.weixin.qq.com/s/5DT2saNkSzsOgs1K8Mgefg

[5] 見：香港特區(qū)政府，2019冠狀病毒病第五波數(shù)據(jù)（2021年12月30日至2022年4月1日00：00）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5th_wave_statistic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