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歷史與……“被囚禁的現在”

《時間與權力》，[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吳雪映 、劉松顯、彭韻筑譯， 中信出版集團/中信·萬物，2022年10月版，288頁，69.00元

著名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時間與權力》（Time and Power ： Visions of History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The Lawrence Stone Lectur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吳雪映、劉松顯、彭韻筑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10 月）是一部頗有深度的有關德國政治與歷史的著作，原著副標題“德國政治中的歷史愿景：從三十年戰(zhàn)爭到第三帝國”具體點出了在“時間與權力”這個議題下的論述內容。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是英國劍橋大學圣凱瑟琳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德國和歐洲大陸歷史，早期研究尤其關注宗教政治與文化史。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皈依的政治：1728-1941年普魯士的傳教士新教和猶太人》（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1995），對宗教與猶太人問題的歷史關系淵源進行了探索；后來還發(fā)表了《普魯士教會政策中的拿破侖時刻》（The Napoleonic Moment in Prussian Church Policy，2000）、《十九世紀普魯士的“基督教國家”和“猶太公民”》（The“Christian State” and the “Jewish Citizen”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2001）等重要論文。他的《夢游者：歐洲如何在1914年走向戰(zhàn)爭》（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1914，2012）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起源問題，令人信服同時也令人恐懼的答案是沒有哪個國家真想發(fā)動戰(zhàn)爭。克拉克最近的著作是2021年出版的論文集《時間的囚徒：普魯士人、德國人和其他人類》（Prisoners of Time: Prussians, Germans and Other Human，Penguin ，2021），論述的主題包括從德國近現代歷史到當前歐洲政治局勢中的政治權力，以及歷史思考的意義及其陷阱。

在這部《時間與權力》中，克拉克關注的是“對那些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物來說，他們如何挪用與闡釋歷史性形態(tài)”，該書要回答的問題是“通過權力結構觀察‘時間’會發(fā)生什么”（前言，第3頁）。在該書的結尾部分，克拉克針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大混亂”和國家既追求權力集中同時又展現了無能的狀況，指出“如果國家不再能夠產生合理的未來，而公民社會又缺乏這樣做的手段，那么我們就真的被囚禁在了現在”（200頁）?！氨磺艚诂F在”的說法真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他提醒人們必須認識和警惕“國家不再能夠產生合理的未來”的危險性，從被扭曲的歷史和“歷史的恐怖”，一直到當下人們感到憂慮的“未來的枯竭”，他講的是西歐國家在當下面臨的狀況，這部歷史著作的現實關懷和批判性意義很值得我們思考。

有意思的是該書中譯本沒有把副標題譯出來，但是在封面插入了兩段文字：“一部有關時間、決策與國家命運的政治文化史”（我看到有讀者把這句話當作是原書的副標題了）、“以德國為背景，以權力為主線，掌權者如何理解和運用‘時間’這一概念塑造整個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描述了該書的性質與議題。但是我對以“政治文化史”這個概念用于表述該書性質的恰當性稍有疑慮，或許更應該說是“一部有關時間、決策與國家命運的德國式歷史政治學”。之所以要強調是德國式的，不僅因為該書的副標題已經說得很明確，同時也想從學科性質和研究動機上區(qū)別于近幾年國內學界興起的那種明顯強調本土資政使命的“歷史政治學”。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作為研究對象的共通性又是不可否定的，正是這種區(qū)別與聯系使“德國政治中的歷史愿景”讓人產生比較研究中的互文性聯想。該書譯校者在“譯后記”最后說：“《時間與權力》的價值或許在于，如果德國民眾能夠洞悉權力對時間意識的扭曲，就不會在普魯士學派的歷史主義陷入僵局時迷茫失措，甚至有可能避免滑入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泥淖，而經久不衰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議題也將不復存在?！保?88頁）這里的“如果”作為一種歷史假設，提醒讀者在閱讀該書的時候同時應該思考那個在歷史上并非孤例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議題。

“時間”在克拉克這部著作中是與“權力”并置的核心概念，然而其復雜性遠超過后者。因而在“前言”中作者以“歷史的時間轉向”和“時間的現代性”兩個小節(jié)來論述這個概念。在歷史學研究前沿中，“時間”不再是一個被動承載“歷史”之物的虛空的容器，而是“一種因循形勢發(fā)生變化的文化建構，其形狀、結構和質地變動不居。這種觀點在過去15年推動了一個如此活躍和多樣化的研究領域，以至我們可以說歷史研究中出現了‘時間轉向’……”這是一種可以與語言轉向和文化轉向相提并論的重要轉向（第6頁）。其源頭來自哲學研究，從十九世紀晚期法國哲學家亨利·貝格松關于時間在人類意識維度中的非同質性，到二十世紀涂爾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所奠定的時間社會學和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記憶的社會框架》（1925），然后是馬丁·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提出的作為人類意識（此在）的存在和本體論構成的“時間性”概念。發(fā)展到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曾專門探討了“歷史時間”的問題，他認為“歷史時間是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具有不可逆轉的前進動力。它就是孕育歷史事件的原生質，是理解這些現象的場域”，其核心是連續(xù)性和“永久變化”之間不可調和的緊張關系。在費爾南·布羅代爾、雅克·勒高夫和其他年鑒學派史學家的研究中，繼續(xù)深化和拓展了這些直覺，發(fā)展了人們對時間尺度和結構多樣性的敏銳認識。克拉克對此總結說，“這些反思清楚地表明，歷史性和時間性相互關聯但并不相同。在本書中，我用后一個術語來表示政治行動者對其所經歷時間結構的直觀感受。如果說歷史性植根于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關系的一系列假設，那么時間性捕捉到的東西較少反思而更加直接，即對時間流動的感受?！薄艾F在的經歷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不在那些掌權者的腦海里？”（第7頁）

其實這里所講的“歷史性”和“時間結構的直觀感受”在“前言”的開頭一段就已經有過論述：“我使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所闡述的術語，來表示關于過去、現在和未來如何連接起來的一系列假設。這些假設可以找到明確的修辭表達，也可以通過文化選擇、公共儀式、采用論據或隱喻以及其他比喻性語言來表達自己，這些都是‘時間結構的感知形式’，而不是明顯的時間范疇。它們可能隱含在為政治行動辯護或反對政治行動的論證形式中。不管它們采取什么形式，文化或體制的歷史性都是對‘與時間相關的事物的具體解釋’。”（第3頁）這里的“時間性”概念的抽象性可能會帶來一些困惑，但是我們其實對于把“過去、現在和未來如何連接起來的一系列假設”并不陌生，問題是如何在這些假設的修辭表達中發(fā)現我們更為熟悉的話語、圖像、聲音，以及在這些話語旗號下實施的身份、行為、生活等領域的安排。但是克拉克在本書中要論述的不是普通人的“時間性”問題，而是在統(tǒng)治者頭腦里并且對他們的決策行為發(fā)生重大影響的“時間性”觀念，要回答的是統(tǒng)治者的政治權力是否以及如何塑造了有關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意識，以達到自己的統(tǒng)治目的。假如退回到“歷史性”的概念之中，那么更為熟悉的表述或許就是統(tǒng)治者如何利用或濫用歷史來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但是“時間性”概念的介入則使這種對歷史的濫用更能凸顯政治權力與時間意識的關系，更能強化政治權力斗爭中以“歷史的濫用”為手段而催化產生的“決定性時刻”。

從這個角度來看克拉克對德國歷史學家賴因哈特·科澤勒克的論文集《過去之未來》的介紹與論述，他強調的是科澤勒克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微妙的分析工具，所探討的核心內容是從前現代向現代轉變的體驗與把握時間的方式。在這種轉變中，事件發(fā)生的頻率加快了，在尊重歷史的名義下實際上拉大了與過去的距離感；普遍原則讓位于偶然性……結果是時間的感覺結構和形態(tài)出現了深刻變化，“歷史”被理解為一系列不可逆轉的事件，這些事件被體驗為“新事物的不斷循環(huán)”?！翱茲衫湛说闹鲗r間性的歷史研究的影響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用語義變化來追蹤意識的時代性突變，這非常關鍵?！保?0頁）而克拉克自己則更加清晰地看到科澤勒克理論中的過渡特征存在不確定性，也注意到“時間性”概念在不同場域、意義中的使用情況。因此他對自己的研究有明確的界定：“我感興趣的是那些行使權力的人如何用特定時間特征的論點和實踐來證明其行為的合理性。那些權力的塑造者與政府的正式結構的關系因情況而異?！保ǖ?頁）“在本書中，我試圖密切關注每個政權特別的時間結構?！保?5頁）簡單來說，就是不同的統(tǒng)治者個人如何把不同的“時間”概念與權力結合起來，以主宰政府權力機構、決定國家命運。他很明智地把這項研究建立在自己最了解的德國歷史領域中，因為“德國確實是研究時間性、歷史性和權力之間關系的一個特別有趣的案例。過去的四個世紀里，德國歐洲政治斷裂的頻率和深度使我們能夠一再觀察政治變革對時間和歷史意識帶來的影響。在本書結論中我將回到這個問題：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歷史發(fā)展軌跡后是否存在獨特的普魯士式或者德國式的路徑”（14頁）。最后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爭議。

在了解了克拉克使用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目標之后，就能理解本書的內容結構及基本論點，對此作者在“前言”中也略有介紹。第一章論述勃蘭登堡-普魯士的大選侯弗里德里?！ねc地方貴族之間的斗爭，探討了君主如何有意識地以迎接未來挑戰(zhàn)的時間性政治話語擺脫傳統(tǒng)的束縛，加強對地方莊園勢力的專制主義統(tǒng)治，讓統(tǒng)治者在征稅、維持常備軍等方面獲得更大權力。第二章主要介紹與伏爾泰曾經保持著良好的師友關系的普魯士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歷史著作《勃蘭登堡家族回憶錄》，“他是唯——位編寫自己國家歷史的君主。這位國王有意識地回避了在他的曾祖父大選侯統(tǒng)治時期所盛行的國家的沖突觀點，這種背離既反映了維持普魯士王權的社會結構發(fā)生了改變，又反映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對自己歷史地位的獨特理解”（第4頁）。第三章研究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歷史性觀念，分析這些觀念如何為其維護君主統(tǒng)治秩序而服務?！皩滤果湺?，政治家就是決策者，推動歷史洪流滾滾向前，他的政治任務是管理1848年革命所釋放的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維護和保護特權結構和君主政體，否則歷史就會淪為純粹的騷亂。”（同上）最后一章論述納粹德國如何隔斷了歷史的線性進程，進而“將他們政權最激進的愿望寄托在對現在、遙遠的過去和遙遠的未來之間的深刻認同上”（第5頁）。從歷史記憶的巨大裂縫中轉向種族理論，為反猶主義提供來自遙遠的過去的理論依據，“其結果是普魯士-德意志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政體形式，它與意大利法西斯和蘇聯強權政治的時間實驗截然不同”。最后作者總結說，本書的目的是試圖“探索（一小部分）體制的歷史性。人們可以通過研究正式的國家結構——包括部委、軍事司令部、選舉和皇家法院以及官僚機構——管理時間的方式、置身于歷史之中和想象末來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第5頁）。也就是探索在統(tǒng)治者政治權力意志主宰下的國家體制與政府結構的時間性政治。使用日歷作為政治權力的工具是其中的重要例子，例如西歐從儒略歷到公歷的過渡歷時三個多世紀，始終與權力斗爭交織在一起；1793 年10月法國雅各賓派控制的國民公會通過了新的“共和歷”，標志著與過去的徹底決裂和新時代的開始；1930年蘇聯宣布了新的一周五天制度，最終因不切實際而被放棄?！皩r間秩序最具雄心的現代化干預來自20世紀歐洲的強權主義政權?！保?3頁） 他指出存在于歐洲的“三種強權政體都體現了深度的干預性，不僅在社會和政治上，而且在時間秩序上”。 “借用查爾斯·邁爾的話，這涉及‘政治如何定義時間’以及‘政治預設了什么樣的時間’等問題。” （14頁）直到今天，“時間政治體制的顯著性并未減弱，對想象中時間景觀的訴求仍然是政治交流的關鍵工具之一”（15頁）。時間性政治就這樣把歷史政治學推向了國際政治的前沿。

第四章“納粹的時間觀”以納粹的博物館機構及其大型展覽作為論述重點，這是關于時間性政治的重要研究視角。在1935年柏林的民族社會主義大型展覽《生命奇跡》中，“只有當你走出開放的大廳時，展覽潛在的政治目的才會顯現出來：將理想化的圖像、完美北歐身體的超大模型，與對先天性疾病、猶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侮辱性描繪并列在一起。這不是對人類本身的贊美，而是對‘北歐人’的贊美”（155頁）。1933年9月15日在柏林開放的“革命博物館”的目的是紀念納粹黨取得的勝利，主展廳陳列著從共產主義街頭戰(zhàn)士那里收繳的武器、物品，墻上胡亂地貼著來自“斗爭年代”的政治海報；相鄰的一個房間則是陳列納粹黨旗幟和銘刻著陣亡納粹黨人名字的牌匾的“榮譽殿堂”?？死酥赋?，這樣的陳列在當時有著現實政治作用，“在……報復的危險仍然作為一種切實的威脅出現在官方宣傳中的時刻，這種炫耀戰(zhàn)利品的行為并非無足輕重—— 從1933年秋到1934 年春夏，納粹黨媒持續(xù)報道所謂的‘紅色陰謀’以及針對警察、納粹官員和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紅色恐怖’事件，還有被廣泛宣傳的針對所謂共產主義團體的審判，對收繳武器的描述在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位評論員說，這座博物館是一個‘恐怖物品陳列室’，其目的是讓人們聯想到如果民族社會主義者沒有上臺可能會發(fā)生什么恐怖的事情。保守派諷刺作家阿道夫·施泰因在1935年夏天寫道：‘柏林現在很熱，但在革命博物館里，一股冰冷的寒流會從背后襲來?！保?60頁）把陳列室作為政治斗爭的前沿陣地，納粹黨的這種做法很符合他們的斗爭綱領與策略，是非常有效的宣傳手段?！皩φ螘r間性的研究者來說，這些機構比任何事物都更令人感興趣，因為作為機構的博物館一直都是操縱時間認知的工具。博物館的設備既可以用來拉開觀眾與所展示的時代或現象之間的距離，也可以建立一種即時感?！保ㄍ希┱f得很準確，歷史感與即時的現實感的重疊，最終目的是把從魏瑪政權到納粹政權的轉變呈現為現在對過去的徹底決裂。就如希特勒在1934年7月的一次演講中宣稱：“1933年1 月30日不僅僅是成立了新政府，更是一個新政權消滅了一個蒼老衰弱的時代?！毕Ｌ乩盏男抡嗖粌H要消滅舊的時代，同時還要消滅舊的歷史觀，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種超越歷史的種族存在為中心的時間性，一種以雅利安人的勝利統(tǒng)治世界的未來。為此，希特勒的具體設想就是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通過征服來獲取所需資源，實現獨裁專制、集中控制、面向共同目標，并確保不受國際壓力的影響”（179頁）。這就是希特勒要引領德國人民走向的未來。但是克拉克提醒我們不應輕視希特勒的個人能力，“他在魏瑪共和國各黨派組織間調遣力量，他與胡根貝格和右翼團體‘哈茨堡陣線’的談判，他在納粹黨內部對反對派的管理，他在烏爾姆國防軍審判時的偽裝，以及在1933年后的外交政策中冷酷的機會主義，無不顯示出他具備俾斯麥式的高超謀略技藝”（180頁）。他的最終失敗同樣可以看作是他的時間性政治的失敗，遺憾的是克拉克沒有在這方面繼續(xù)作出分析和論述。

另外，該書令我相當驚訝的是作者對于歷史圖像作為重要史料的運用和分析的重視，例如在論述科澤勒克的《過去之未來》的時候，首先從科澤勒克對十六世紀阿爾布雷希特·阿爾特多費的著名油畫《伊蘇斯之戰(zhàn)》的論述以及他對德國詩人弗里德里?！な┤R格爾對該畫的評論切入，引申出關于前現代的、非時間性的時間感以及歷史意識的缺乏等議題，這是我們在藝術史研究敘事中很少思考過的問題。又例如以一幅于1875年發(fā)表在諷刺雜志《喧聲》上的漫畫《柏林和羅馬之間》來切入對俾斯麥主動介入歷史洪流的政治意義的分析，指出即便是這樣一幅意思極為淺顯的諷刺漫畫，也可以作為深入挖掘俾斯麥和他的天主教對手之間的政治斗爭的入口。甚至在全書最后還提到“時間的不確定性和迷失性浪潮的痕跡”可以從“近年來格外關注時間作為經驗的不穩(wěn)定維度的藝術作品中發(fā)現”，具體提到了安塞爾姆·基弗的油畫“將現在描繪成一種枯竭的預期狀態(tài)，‘從根本上滲透著過去的意義’”；喬林德·福格特的大型紙上作品像樂譜一樣被做了注釋，“充斥著時間向量和標記”；索尼亞·甘格爾創(chuàng)作的《紙上捕捉》系列畫作，“整體看起來像好萊塢電影片尾的定格畫面——事實上，它是由數十萬個精心繪成的微小的石墨鉛筆畫組成的，這個過程的漸進式緩慢與攝影的瞬間捕捉的錯覺形成了令人不適的張力”（201頁）。這是當代藝術研究與歷史圖像學研究的觀念嫁接，甘格爾作品中的那個巨大的“THE END”既可以看作是對被扭曲的歷史的終結，同時也是對“未來的枯竭”的挑戰(zhàn)。或許正是那種“令人不適的張力”，才能使我們有希望走出“被囚禁在現在”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