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創(chuàng)造了一種技術主導的時空模式，因而引發(fā)了廣泛關注，或不容否認，已為期三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元宇宙的快速發(fā)展。后疫情時代，或許我們將諸多美好的想象都寄托在技術革新之中，但往往忽略了疫情帶來的社會轉型變化本身或許遠遠比技術要深刻、復雜。
元宇宙可能在很大概率上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實現(xiàn)，而在今天，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元宇宙可能已成為一種社會概念。在我們今天暢想元宇宙未來愿景，擔憂元宇宙新生的倫理/道德風險之時，我們更應該擔心后疫情時代“元社會”的到來。
元宇宙社會的時空性：時空折疊
時空折疊是一種因為強大的引力使空間發(fā)生扭曲的現(xiàn)象。或許疫情便是這一強大的引力，加速著我們的時空折疊。如同諸多以時空折疊為隱喻的文藝作品所揭示，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都仰賴于時空性，這種時空性是物理和社會意義的交疊。以空間區(qū)隔映射階層斷裂的世界觀設定，固然是社會階層差距的具象化寓言，但后疫情時代，社會時空的邊界或許正在發(fā)生著實質性的改變。
“時空”是貫穿社會學家吉登斯的理論核心主線。吉登斯強調，時間和空間是社會的基本屬性，一切社會互動都是嵌置（situated）在時空之中的。資本主義和技術的發(fā)展帶來了時空界限的彌合，空間時間化和時間空間化，正在將我們的社會分離成多個并行的時間化空間。在變化的社會秩序中，社會群體內部的差異并不罕見。但問題在于，在數(shù)字社會時代和疫情的交疊影響，空間隔離帶來了時間維度上的并行，同樣的時間條件下，由于疫情不同地方/空間存在著不同的社會互動形式，但卻又通過網絡高度關聯(lián)在一起，因此不同的社會群體內部逐漸分裂形成諸多“繭房”，向內吸收同質信息，向外散播同質觀念并擠壓異質觀念的空間，最終形成觀念的極化和對峙的激化，從而構成一種“時空折疊”?！皶r空折疊”使得現(xiàn)代化“后發(fā)”社會的人群同時面對著歷史悠久的原生系統(tǒng)記憶和新生的外來系統(tǒng)記憶，催生了社會不同群體內的觀念分化，最終導致不同群體共同占據(jù)集體記憶，但在時間里此消彼長、分享空間的記憶割裂。
和前疫情時代數(shù)字互聯(lián)帶來的時空折疊不同，疫情的到來作為突發(fā)事件要素，將時空折疊進一步從虛擬空間擴張到物理空間，物理空間得以時間化，在同樣的空間類型下， 或許因為疫情或其他社會屬性的不同，導致產生的社會事實、社會互動完全不同，且這種互動形態(tài)和事實構建具有極強的約束性和普遍性。與此同時，時間也因此空間化，在相同的時間維度，不同的社會情景事實完全不同，且以群體形態(tài)存在，可能在同一個時間里，因所處空間的不同，導致了所產生的社會行為存在明顯的隔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時空折疊真實地在事實生活中產生極大的影響，社會時空在行為事實基礎上逐漸交疊。
元宇宙社會的連接性：部落主義
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人類是部落動物。我們需要從屬于群體，這也是我們總喜歡加入俱樂部和組隊的原因。一旦人們與群體相聯(lián)系，其身份會與該群體綁在一起。他們會按自己的群體身份認知為所在群體實現(xiàn)目標或謀求利益，對抗和懲罰外人，極端情況下甚至造成傷亡和殺戮。
社會學家馬費索利預測，當文化和現(xiàn)代主義的機構衰退，社會將接納懷舊之情，并在過往中尋找組織原則。因此，后現(xiàn)代時期正是新部落主義的時期。新部落主義，或稱現(xiàn)代部落主義，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它假定：當代人類已發(fā)展成部落式的社會、而非大規(guī)模式的社會，也因此人類的社會網絡將形成獨特的“部落”。
更適當?shù)碾[喻可能是“分裂”事件，如在歷史上宗教派別的分裂，例如遜尼派從什葉派脫離，或是新教從天主教分離。當今的“部落主義”似乎與“宗派主義”有本質相通之處，尤其當我們試圖理解近年來興起的極端主義，重點不再在于“部落”間宗教、科學等依據(jù)差異，而是“政治認同”。對方不僅僅是錯的，而且是邪惡的。我們這一方不夠純潔的人都是“叛教者”。宗派主義一般有三個核心要素。第一個要素是“非我族類”，亦即將對手視為本質上與自己不同或異類的傾向。第二個要素是“厭惡”，亦即對對方懷有強烈憎惡感和不信任感。第三個要素是“道德化”，亦即認為對手奸佞邪惡甚至是犯罪分子。
過去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間，網上不時充斥各類無法證實的消息，左右著人們的看法。緊張復雜的國際局勢，也導致不同立場之間的爭論尖銳化。這種尖銳和極化超越了我們過往對分歧的包容性，逐漸演化成一種執(zhí)著于某種觀念的堅持或對另一種觀念的對抗，原因不僅僅是人們只信任或只認同自己這一方，而在人們輕視另一方，認為對方“非我族類”并且更加不道德，這已經逐漸演變?yōu)橐环N存在威脅。
在后疫情時代的今天，這種宗派主義或者部落主義的基礎可能已經遠不是宗教或部落認同本身，而可能是一種“知識理念”、一種“科學觀點”、一種“敘事話語”，已經超出了可以經過嚴謹科學精神所證偽或證實的范圍，也超越了自啟蒙時代以來逐步建立地理性溝通的議事范式，而更多是一種被動的立場選擇，是一場零和博弈，一次沒有退出機制的競爭，過去建立起來的社會生成機制逐漸崩解，群體只會按照立場采取行動，逐漸進入一種元社會階段。
元宇宙社會的獨立性：個殊性的興起
社會結構的轉變促使文化面貌也面臨劇變，每個個體都面對身份認同與自我實現(xiàn)的危機。德國社會學家Andreas Reckwitz的新書《個殊性社會》（Society of Singularities）以近年來孤狼式恐怖襲擊比例的劇烈增加為切入點，分析和探討現(xiàn)代社會結構下每個個體的處境。Reckwitz以文化社會學角度窺探主宰后現(xiàn)代（后物質主義）社會的個殊性（Singularity），并首先由社會邏輯切入，指出文化資本主義、數(shù)字化技術的崛起以及新中產階級截然不同的美學觀點，衍生出有異于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個殊性。個人主義依然強調彼此之間享有同等的權利和采用同一行事規(guī)范，而個殊性則另指個體與眾不同的原創(chuàng)性（Originality），并以之為獨一無二的文化資本，不同個體之間存有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
《個殊性社會》（Society of Singularities）書封
與“晚期現(xiàn)代性”及其普遍存在的社會“個殊邏輯”相反，現(xiàn)代性的前幾個時代以“普遍邏輯”為特征。普遍邏輯需要社會實踐和制度在技術、認知和規(guī)范上的合理化，它強調和復制標準化、形式化和普遍化的觀察、評估和生產，以及挪用客體、主體、空間、時間和集體的方式。“資產階級現(xiàn)代性”（約 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和“工業(yè)現(xiàn)代性”（約 1920 至 1970 年）從根本上遵循了“普遍的社會邏輯，即推動標準化、形式化和規(guī)范化”。然而，自1980 年代以來，個殊邏輯越來越多地開始塑造經濟、工作、生活方式和政治傾向，因此我們“在現(xiàn)代性晚期正在見證社會的結構轉型，包括一般的邏輯讓位于個殊的邏輯”。
而個殊性介入政治場域的直接后果便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集體行為運動模式。單一的邏輯體現(xiàn)在政治格局中，首先是通過一種“專有的和差異化的自由主義”，在這種自由主義中，民主制度里的傳統(tǒng)政治精英就顯得進退維谷，以為中間落墨就皆大歡喜，實際卻兩面不是人，誰都不高興。
疫情的發(fā)展更進一步加劇了個殊性的存在。疫情時代因為時空的隔離，無異于使個體成為一種競爭性的注意力資源，尤其是個體間的不可通約性隨著物理交流的缺失和數(shù)字時代“附近”的消失而變得格外突出。但是看似疏離的個體又在部落主義中以一種極端和機械的方式整合或被整合到一起，從而構成了一種機械的連接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同在互聯(lián)網平臺上，看似相連的一個個個體，卻在激烈的觀點對抗與沖突中，加強著不同通約性，彼此不再可以被理解、被接受。
后疫情時代，或許我們已經走入了一場元宇宙社會的加速路徑，這已遠超技術進步帶來的體驗革新。更重要的是，疫情帶來的一系列制度匹配滯后，或許將我們的真實生活進一步部落化、個殊化，以至于失去了真實社會互動所帶來的有機整合可能。這種社會有機屬性的喪失將會帶來社會的進一步撕裂和極化，需要我們有超凡的想象力彌合獨立而機械連接的多重宇宙，而一旦我們錯過了時空彌合的整體性、連貫性、有機性窗口，社會元宇宙化將伴隨更大的風險涌現(xiàn)。因此，我們需要用審慎的、共情的、動態(tài)的和系統(tǒng)的眼光和行動去連接部落之間、個體之間以及部落與個體之間出現(xiàn)的鴻溝。相較于技術，或許我們更應該注意一種新形態(tài)元宇宙社會的到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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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