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歌自苦
日居月諸，春秋代序，今年是先師吳小如先生的百歲誕辰。于情于理，都不能不作一文，以抒緬懷之忱。陶淵明詩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杜甫詩云：“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味之皆有不盡感概。記得先生在九十壽辰前，與我閑談說：
現(xiàn)在人的壽命長了，學者七十、八十甚至九十，都可慶?；蚣o念。大約百年是“學者之大限”，親故弟子們最后再熱鬧一番，算是謝幕，過則多被遺忘矣。若百年后著作仍流傳，且有人懷念的，才算是“立住了”，庶不負學者之名。
今日思之，先生立得穩(wěn)如磐石。請看，2020年末出版的《吳小如戲曲文集全編》（山東文藝出版社）和今年新出的《吳小如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都是大部頭套書，成本甚高，并非出于單位、家人或學生的籌謀、奔走，而是出版社的主動策劃作為。不虧本或可謂學術出版之“王道”，足見先生的著作常出常印、常讀常新，這不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么？
我又注意到，學者的紀念活動，多是高校、研究機構舉辦，往往由官方或師門組織，但紀念小如師并不是這樣。在社會上，總有一批愛之者、追隨者，默默地在給先生做一些事。尤其是每年5月，先生忌日的前后幾天，網(wǎng)上都會出現(xiàn)懷念他的文章，或新作，或重發(fā)，這不是偶然。雖然先生去世七八年矣，但大家還是發(fā)自內心地懷念。
吳小如與谷曙光
“不合時宜”的通人
俗語說“蓋棺論定”，其實也不盡然。小如師之于當代學林的價值和意義，仍在不斷發(fā)掘和認識中。清代龔自珍有一句詩“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我覺得用在先生身上特別合適，便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及。定庵的詩，原意指才高力雄的詩人，長于多種風格，不止一副筆墨。后則可指文備眾體、書擅眾體。再進一步，亦可指文人學者素養(yǎng)深厚，乃擅長多門學問之通人。中國傳統(tǒng)學術向來強調貫通，文史哲不分，重兼通博洽之才。在龔自珍所處的清代，自是不缺通人、通才，乾嘉樸學家，甚至包括晚清民國的諸多大家名家，都是這種“才大”且“面目不專一”的通人。可是，在1949年之后，尤其近四十余年來，老一輩的通人一個個離去，新一代的通人卻稀如星鳳，幾乎絕跡。一個有意味的現(xiàn)象是，寬博的通人、通才，在當代學林反不易被認可，甚至是有些“吃虧”的。
為什么會形成這種轉變呢？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序言云：“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tǒng)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似溆绊憣韺W術之發(fā)展實大?！逼洹秾W術與心術》又有針對性地批評：“各據(jù)一隅，道術已裂。細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边@是說學術大勢的分合走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近代西學東漸，大學分科細密，學術研究的趨勢確是越來越精細化，學人乃互為畛域，不能打通。其實，學術轉關的背后，隱藏著社會、經(jīng)濟等方面的巨變，崇尚工具理性、推廣專業(yè)化分工、重商重利，都是當代風尚。劉夢溪《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論及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轉變，亦指出“五四”以來，專門之學興，通才之學衰，于是專家大行其道，而通人則日漸“落伍”矣。
平心而論，小如師就屬于這種“不合時宜”的通人。先生的“才大”且“面目不專一”，突出表現(xiàn)在小學（指傳統(tǒng)文字、訓詁之學）、文學、史學、戲曲、箋注學、詩詞創(chuàng)作、散文、碑帖書法等多個領域，可謂四沖八達、貫通淹博，具雅人之深致。具體到其主業(yè)文學，則是古代與現(xiàn)代打通，詩詞、散文、小說、戲曲四大文體皆有精詣。因此，說先生“面目不專一”，實際卻又體現(xiàn)為多面之統(tǒng)一，通觀性的議論與細密化的考證，先生皆優(yōu)為之，殊為難得。
面對崇尚專門之學的學術風會，先生博學如此，駕馭那么寬的范圍，一方面是非常罕有，另一方面，客觀講就有些不為時重了。記得一位頗有成就的當代學者，一生只聚焦一二古人、一兩部古書，鉆研得非常精深。這符合現(xiàn)時潮流。他對我表示：
吳先生才高八斗，天賦極佳，只是其學未免“太雜”，深入不夠，不合當下的學術潮流，也不易被體制內的學術圈子所看重認可……
言下流露出惋惜之意。類似“面廣而不深”的評價，足以說明先生游離于當代主流的學術評價系統(tǒng)之外，是個有點尷尬的邊緣人。其實，先生生前也曾自謙是“雜家”。一個“雜”字，似乎就帶上了負面的意味。請問，何謂雜家？先秦諸子中就有雜家，呂思勉言：“惟雜家雖專精少遜，而閎覽無方，……此后世所謂通學者之先驅也?！保ā断惹貙W術概論》）此言得之。學術之雜有兩種，若如雜草叢生、稗麥交錯，則是雜亂無章，應當去蕪存菁；倘是三頭八臂、門門精要，呈神通廣大之相，則不妨大力提倡。小如師所說的雜家，實是謙辭，不要以為他真的是雜而無歸、泛泛而論，不是的；相反，先生是殫見洽聞，是多能兼擅，是堂廡特大！
先生著書，最重傳統(tǒng)的札記，理念則是訂訛傳信，如無一得之見，絕不輕易動筆。他早期的一部書，名曰《讀人所常見書日札》（中華書局1958年），如隱去署名，說是清儒著述，誰曰不信？書名細節(jié)就能看出先生治學的路數(shù)了。更重要的是，讀人所常見書，卻能發(fā)人所未發(fā)。在此基礎上，他后來又推出最重要的代表作《讀書叢札》（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另有香港版），只要翻一下目錄，即知文史貫通、干貨滿滿，貫徹的是先生提出的“治文學宜略通小學”的宗旨。從《詩經(jīng)》《左傳》《論語》《禮記》的經(jīng)子札記，到古樂府、杜甫詩、白居易詩、王安石詩、稼軒詞等詩詞札記，再到《史記》、韓文札記，又另立專門的詞語、字義札記，貫通群籍，篇名則用臆札、瑣札、散札、叢札、訂補、摭遺、箋證等，學風之淳樸、考證之精確、辭章之省凈，堪稱乾嘉樸學之后勁。
學術不能與時代無涉。先生出入于新舊之間，既是綜貫的通人，能“上下其議論”；也可作精密的考據(jù)家，于細微處見功力。1949年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政治氣候肅殺，談義理容易出問題，故先生乃有意轉入文獻考據(jù)與文字訓詁，稍稍遠離現(xiàn)實。竊以為，此《讀書叢札》等大量札記面世之背景，似未有人揭橥。
時移世異，今治中國文學史，重斷代的專門研究，而專題性、理論性著作興，最講條理系統(tǒng)。“預此潮流”之當代學人，動輒宏大敘事，論著在體系性、完整性上用功，下筆不休。先生對此，是不以為然的，更不愿屈己降志以跟風。多年前，我曾幼稚且魯莽地規(guī)勸先生，也作“有條理系統(tǒng)”之著作，先生則“期期以為不可”：
以一人之力，難以做到周贍密匝、面面俱到，總有學識短板，我不想在自家著作中因襲照搬，以為己說。越是“有條理系統(tǒng)”的書，越危險，“注水”的可能越大……
“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蓋先生雅不愿做綜述家、抄撮家也。我想，學者如若在某一方面一枝獨秀，達到小如師的成就，已很可欣慰了；先生的學問則是渾融一體而又花開多面，不能不說是把義理、考據(jù)、辭章打通了的綜貫之學。恰恰因為當世的通人少了，先生亦不愿趨時應世，于是矯矯不群而落落寡合，甚至“反遭俗眼白”！此中閫奧，只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吳小如書杜詩《望岳》
通人式微：當代文化學術界的隱憂
當然，通人與專家是相對而言的。就學者個人言，通與專、博與精，也要看個人的稟賦和才華。故潘光旦言：“大凡才能較高的人，學力所及，往往可以求通，也可以求專，其對于通的企求，大抵不在對于專的企求之下，且往往超出專的企求之上?！保ā豆づc中國文化》）像錢鍾書、饒宗頤這樣的大才，自然是求通的，錢先生談自家的學術路徑：“求打通，以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以中國詩文詞曲與小說打通?！保ā吨锣嵆谛拧罚┢鋵崳板X學”又何止于文學之通？
如錢鍾書之才大，學貫中西，令名早著。相比錢先生，小如師是晚輩了，且貫通的領域，已較錢先生為窄。但比起一些同輩學人，小如師的學問還是寬博許多；對比學生輩的學者，先生則愈顯氣象開闊。從大趨勢看，二十世紀以來，學者“通”的程度，是每況愈下的。專業(yè)分割治絲愈棼，治學格局屋下架屋。故先生每每慨嘆，治中國文學史，如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愈趨細碎。一個頗有意味的現(xiàn)象是，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與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學人，治學路數(shù)判然有別，似乎1930年前后就是一個巨大的鴻溝。由此觀之，民國時求學，在學術上擁有貫通氣象的學人，先生差不多是最后一代了，雖不為時重，但今日反思，卻愈發(fā)顯得可貴，令人興才難之嘆。
《老子》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通人的作育，也是有一定規(guī)律的。晚清以來的通人、通才，多出于世代書香人家。先生之“通”，固然有才大的緣由，但也離不開家學淵源。太老師玉如公對先生的影響，至為深刻，濡染陶冶，非一日之功，遂令先生有傳統(tǒng)文人之博雅，而無偏枯狹隘之時弊，能優(yōu)游于傳統(tǒng)文化的各個門類而從容不迫。玉如公一生述而不作，相當長的時間內知者無多。我近年研讀《吳玉如詩文輯存》，才悟玉如、小如父子之學術，真如向歆、羲獻之傳家學，故出藍而勝藍，是事出有因的。先生轉益多師，但細究起來，對周作人、俞平伯、沈從文、廢名四家著作浸淫最深，又追隨俞平老最久，這就奠定了先生一生治學作文的家法路徑。文化最講傳承，通人常不止一代才能養(yǎng)成，且須投名師、求深造，這確是涵養(yǎng)化育杰出人才的規(guī)律。
現(xiàn)時耆宿凋零，“老頑童”黃永玉是當代極少的通人了。他曾戲謔：“教授滿街走，大師多如狗！”試問當代文化學術界缺什么樣的人？先說不缺的吧。竊以為，當代最不缺的，就是專家。而最缺的，恰是通人，是能自由行走于各學術文藝門類的通才。由此言之，通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家，他們的魅力，在于打通與激活，能彌綸群言，可精研一理，具大家氣象。君不見，當代文化學術界，門戶日益森嚴，論著堆砌蕪辭，體制內的專家動輒被民間譏為“磚家”，而真正的博學鴻儒、文化昆侖，幾乎絕跡。這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
漢代王充言：“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論衡》）通人博洽周流，他們的存在，代表著一種高貴的文化精神，對于保持和顯示一個時代的文化高度，至為重要。陳寅恪有一名論：“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保ā多噺V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宋文化之所以登峰造極，在于孕育了一批最杰出的俊彥翹楚，即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辛棄疾等通人；若無歐、王、蘇、黃、陸、辛，宋代文化的殿堂將失去頂梁之砥柱，塌卻半邊天！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通人式微，或許意味著中華文化的復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缺乏巨匠、大師的時代，何以稱雄？
一家之言：成就最高的是戲曲
章學誠《文史通義》有“橫通”一節(jié)，特指道聽途說、根底鄙陋之流，乃貶義。后袁行霈據(jù)以發(fā)揮作《橫通與縱通》，喻治學之道，對理解“通”很有啟發(fā)。袁文謂學術既有橫向的貫通，也有縱向的打通。我想再追加一點——旁通，即觸類旁通。小如師以經(jīng)、史、文、藝互為表里，將古、今、中、外牢籠胸襟，閱讀、研究、寫作面之寬廣，在同時代學人中罕有其匹，可謂格局大、心氣高、志趣廣，真正做到了橫通、縱通與旁通。不過，能博通者，亦有其專精所在。我個人有一不成熟的看法，認為在諸多領域中，戲曲是先生成就最高的方面。或許一些朋友不贊同我的觀點，愿略陳固陋。
我思及，十余年前小如師教我杜詩的時候，回憶俞平伯先生早年給他們上杜詩課，第一首一定要講杜甫的《登兗州城樓》。這是什么緣故呢？詩是杜甫年輕時寫的，俞先生說未必有多么好，也不算精彩絕倫，遠遠趕不上后來的《登高》《登岳陽樓》等杰作。但《登兗州城樓》有它獨特的地方，即四平八穩(wěn)、周周正正。那么年輕的詩人，居然就作出了別人到中年才能寫出的“完熟”作品，太難得了！所以俞先生認為杜甫比其他詩人早熟了二十年，在剛出道就達到了別人中年的水平。而這，正是杜甫的不可及處。
我印象深刻，并由此聯(lián)想，小如師在戲曲方面也頗有“早熟”“早慧”的味道。先生三歲時就開始擺弄老唱片，十歲到北京來讀書，下課常跑到戲院看戲，遍觀名伶佳劇。至于訪師學唱，更是題中應有之義。十六七歲上，又跟著張醉丐老先生學寫老氣橫秋的劇評。差不多到了二十出頭的年紀，當時（上世紀四十年代前期）的報刊上，已經(jīng)推許他是“名劇評家”了。很多人以為少若（先生筆名）是老先生，結果一見之下，才發(fā)覺那么年輕，只二十郎當歲。到1949年之后，像裘盛戎、李少春這些名角兒見到先生，也都驚嘆于他年紀輕輕就作了那樣老辣的談戲文章。舉個例子，1943年，京劇老生大家余叔巖去世，先生寫了一組文章《談小余的戲》。要知道余叔巖是和梅蘭芳、楊小樓齊名的“三大賢”，地位相當崇高。先生實際是后輩，但他居然就少年老成地大談“小余的戲”（按，小余是和老譚對稱的，因余叔巖是譚鑫培弟子，看過老譚的老顧曲家，動輒小余、小余地叫，一則擺老資格，二來也顯親切），給人的感覺，好像他是個晚清遺老一樣。套句戲詞，許多人都被弱冠之年的先生“蒙了去了”。
為編《吳小如戲曲文集全編》，我搜集到的先生在1949年以前的劇評達二百余篇，既反映出他劇評的早期面貌，也可從中看出一個青年劇評家所能達到的成就。程硯秋最拿手的代表作《鎖麟囊》，1940年上海首演，先生1941年于天津得觀，極興奮，馬上就寫了文章。我們今天來看，完全沒有過時，真如新發(fā)于硎，清新無比。請看評價最著名的程派“神曲”——春秋亭避雨唱腔的部分：
二六一段，“春”字、“破”字，都咬得極真切?！跋氡厥切禄槎声o橋”，“鵲”字行腔碎而不散，斷而不離，氣口極嚴，卻又極脆。后面轉快板，比《玉堂春》要難得多，尤以愈唱愈緊，愈唱愈響，為常人所不能及。垛處極硬，但極不突兀；停處甚急，卻極不迫促?！岸牭帽晳K心中如搗”一段，還似云遮斜月，直至“休要噪，且站了”的一垛，閃板搶板，天衣無縫。以后則急風驟雨，倜儻綢繆，珠走玉盤無其潤，冰心玉壺無其靜，似速實穩(wěn)，似剛實和，“我正不足他正少……”四句，忽如雨檐霰窗，淅瀝婆娑，其態(tài)萬變，幾如歐陽子作《秋聲賦》時矣?？彀迨諘r，純以氣馭，最是動人。（《程硯秋聆后記》）
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品味程腔，文筆之老到、鑒賞之穎悟、遣詞之諳練，真不愧時人稱之為“名劇評家”。這初試啼聲即迥異凡響的情狀，恰如前面所說的老杜作詩，一出手就是旁人到中年也未必能達到的高妙境地。英雄出少年，令人嘆服！
啟功致吳小如信之一頁
光有天賦、興趣還不夠，再深長思之，何以先生治戲曲的成就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先生實是以清人樸學方法研治花部戲曲，已突破舊戲曲研究的藩籬，而樹立了新范式，實屬奠基性工作。先生連讀張伯駒《紅毹紀夢詩注》后所作之《隨筆》，都是清人學術札記的路數(shù)，篤實謹嚴。當然，說先生在戲曲上的成就高，并不意味著他在其他領域的成就低。研究《詩經(jīng)》《孟子》也罷，杜詩韓文辛詞也罷，字義訓詁也罷，前輩講的人實在太多了，歷史的銀河里，前人的成績已經(jīng)燦若星云。先生雖有興趣，亦有心得，卻只是在前人基礎上“接著講”，是謂“述中有作”，而非有開創(chuàng)之功。但就研究戲曲而言，先生是用清儒樸學、考據(jù)學的功夫，做下里巴人的戲曲研究，特別是用在花部戲曲上，故是當之無愧的開風氣的學人。譬如，講到戲曲演出史、戲曲文獻、戲曲評論、京劇流派、富連成科班、老唱片等的研究，先生都可謂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
不妨再從學術史的角度觀察。治學有先后，成就有大小，各領域的學人，有開山者、承繼者、拾遺補闕者、后出轉精者、集大成者。每個時代的學人，在不同的學術領域，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錯綜復雜、各不相同。陳寅恪談治學，有著名的“預流”之說。在某一領域的研究中，如能恰好處于奠基或大發(fā)展時期，掌握新材料，率先“占據(jù)要津”，無疑是關鍵的，日后在學術史上也就順理成章地占了優(yōu)勢地位。但這，往往不以學人的意志為轉移，很多時候是時也、運也、勢也。王國維算是爭議最少的民國國學大師，以甲骨學研究最享盛名，他就身逢學術史的重要機緣，又得羅振玉之提點，乃得以“預流”。啟功是當代最被公認的國學大師，書名之盛，無與倫比，其中亦有時代的緣故，“文革”后老輩凋零，啟先生實是“老來紅”。有人一生嘔心瀝血、夢寐以求，未必能執(zhí)學林之牛耳；有人不爭不求、順其自然，卒能大成，地位顯要。連類取譬，說小如師的戲曲研究當居魁首，既有自家興趣的因緣，他用力甚勤、創(chuàng)獲頗豐；更是在綜合考慮了學問發(fā)展和學術史演進的基礎上做出的判斷，有著充分的邏輯依據(jù)。
通人的不可及處：拈花微笑，涅槃妙心
通人的奔逸絕塵、不可企及，在于融會貫通，在于不期然而然、水到渠成。早在1947年，先生就對新舊與貫通有了深刻理解：“支離破碎是古來考據(jù)家舊病，隔靴搔癢則是近來洋狀元新病?；\統(tǒng)言之是古來時文圣手舊病，矯揉造作則是近來天才批評家新病?！绕浔锥熎浼玻氐米x書破萬卷。愈讀得通乃愈見其方案之靈也。”（《讀俞平伯先生〈讀詞偶得〉（重印本）》）可知小如師是通達之人，既不厚古，也不崇洋，對古今中西治學之弊都有清醒的評判，于如何“貫通”一途，早就成竹在胸了?！白x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乃治學顛撲不破之要義，又豈有任何捷徑？韓愈《答李翊書》之名言“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亦可供隅反。小如師真正做到了手不釋卷，“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天——2014年5月11日，九十三歲的老人仍倚南窗、審容膝，偎靠在沙發(fā)上展讀。閱讀構成他最主要的日常生活史，深入骨髓矣。在此基礎上，才談得到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
我想舉先生的書法為例，略談一二。當代學人能臨池作書者越來越少了，而先生的書法卓犖超倫，書卷氣極濃，當?shù)闷饡抑u。然而，先生之書，只是他作為通人的一個次要方面，屬于錦上添花、如虎添翼。更重要的是，他的書法是“文火細煙、小鼎長泉”才成就的，這極耐人尋味。據(jù)我所知，玉如公早年對先生的毛筆字，并無多少信心，反而認為另一位公子同賓的書法天賦，是過于先生的。先生自謙：“信筆涂鴉六十年，癡兒難與父爭先。”可是，出乎玉如公的意料，先生之書，卻大成于晚年。特別是耄耋之后，先生之書進入霞思云想、白石清泉般的藝術境地，實出人意表。何以垂老而能有大成？是否違背藝術規(guī)律？我思及王蘧常論沈曾植之書：“師之書法，雄奇萬變，實由讀破萬卷而來。所以予先論師之學問，然后再及于書，后之學先生書者，其在斯乎？”（《憶沈寐叟師》）此段話可稱探驪得珠，小如師之書法，何嘗不是從讀書閱世、萬卷學問中來？杜詩有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其一），而先生之書，亦是“老更成”者。蓋先生非有意為書家，只因其學問博洽通達，乃能弘毅致遠，而其書法則如釋子悟道，在“日用而不知”的晚年，忽豁然貫通，遂妙心涅槃、卓然成家。先生在書法上的經(jīng)歷和成就，對今天“專力”作書家、畫家、作家、詩人的“名一藝者”，不值得深思么？一言以蔽之，“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陸游《示子遹》）。然則，一個“通”字，何其奧妙！
吳小如書杜詩《月夜》
再有一點，依我看，小如師影響力之大，已經(jīng)溢出了學術界，而進入公共文化領域。他是有著相當社會知名度的學者，這對治古典的學人而言，是很不容易實現(xiàn)的。先生名氣大，是因為他個性鮮明、文章漂亮、觀點犀利，容易被人記住。先生有一張照片，流傳甚廣，以百衲本二十四史書柜為背景，但見雙眉愁皺，二目圓睜，幾如火眼狻猊，欲作獅子吼。學者中有此神采者，實不多見。
我理解，先生有棱角、有傲氣，很鮮活，并不是那種循規(guī)蹈矩、不露鋒芒的人。他不會像某些學者那樣“藏鋒”，把自己的個性刻意包裹，而不以真面目示人。先生是性情中人，傳統(tǒng)文人傲岸耿介的一面，在他身上也有所體現(xiàn)，于是就更富有人格魅力了。當師友學生處于困頓之中，他愿意親近、扶助；如若做官了、發(fā)達了、得意了，他反而刻意疏遠。先生自家戲言，就是個“別扭人”。這“拗相公”的一面，突出表現(xiàn)為性格峻急易怒，令先生開罪人甚多，遂大半生坎坷。另一方面，坦率而鋒芒畢露，卻也讓先生收獲了更多社會大眾的關注。性格即命運，信非虛言。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表示，寫他的眾多文章中，沈玉成的《我所了解的吳小如先生》寫得最懇切，最得他心意。就是因為沈文沒有一味捧，而是有褒有勸，寫出了鮮活、立體、豐滿、可感的先生來。
有人指出，當代學者中，“有趣”的人越來越少了，無趣乏味似乎成為學者的標簽。但通人不是這樣，不但筆鋒好，而且談鋒健。小如師的課堂，向來“叫座兒”，授課效果“無出其右者”（吳組緗語），“從《詩經(jīng)》一直到梁啟超，能全部貫通講授”（沈玉成語），故而學問貫通又對其講學的縱橫上下大有裨益。日常生活中，如跟先生聊天，很容易被他感染，而覺興味盎然，這是因為他博聞強記，能與各領域的聊天者裕如周旋，“八面受敵”，而示人以妙思睿見，令人不倦。其實，如金克木等學林通人，皆有此大本領。
吳小如先生
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
小如師骨子里還是屬于古典形態(tài)的學者，其學如八臂哪吒，又如天女散花，考證功夫既綿密，妙解新義又層出，故深具通人氣象。當代治學每侈言“跨學科”，而先生天然是此道中人。回顧先生一生學術，青年時英敏特出，筆挾風霜，以劇評家、文評家面目示人；中年與時俯仰，又逃入考據(jù)，權且“小隱”，鉤沉闡微，屢有發(fā)明；晚年則持樸學之法治戲曲，多樹新義，又藉考據(jù)家的素養(yǎng)作學者散文，以灼見讜論為后學指示門徑，有文化普及之功。
不必諱言，以先生之天賦，其學術未能達最理想的境地，殊為遺憾。這其中，有時代、社會等外緣背景，也有家事、性格等內緣因素。遺憾，自是人生的常態(tài)。我只說一端。先生的箋注學功力湛深，從《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二書看，簡潔精賅，足資考鏡，嘉惠幾代學人?？上У氖?，先生一生竟未挑選一大名家之別集，為之箋疏，豈非憾事？話又說回來，先生那一輩學人，飽受風刀霜劍之苦，有遺憾者，又何止先生一人！
時至今日，兼擅多能的文化通人已成“瀕危物種”矣！相應地，小如師在當代文壇學林，猶如一株幽芳孤寂的梅花，是一種“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杜甫《江漢》）般的另類存在。文脈雖久窒，知音仍不絕如縷。由通趨向專，固然是這一百多年的學術大勢；但新世紀以來，反向的由專轉向通也是客觀存在的，不能不說是一種補救或反撥效應。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馮其庸先生是創(chuàng)院院長，他也是當代少有的“才大”而“面目不專一”的通人。馮先生的辦學理念可概括為“大國學”“新國學”，一望即知，是強調綜貫、打通的，力求把本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域歷史語言文化的研習結合起來，博涉中土與異域，貫通傳統(tǒng)之學與域外漢學，可謂陳義甚高、取法乎上。不夸張地說，敝院在當代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上頗具特色。我嘗思，欲培養(yǎng)博通之學生，必先有融貫之教師?！八芈闹?，獨行愿也”，小如師等前輩大家的治學理念和通達法相，我雖不能至，卻愿懸諸座右、寢饋以之。
小如師“翩然被發(fā)下大荒”（蘇軾句）久矣，我夜夢常思之。宋人黃庭堅《阻水戲呈幾復二首》其二云：“月明遙夜見秋高，桂影依稀數(shù)兔豪。散發(fā)行歌野田上，一樽可慰百年勞。”今以一樽美酒為奠，遙寄對先生百年的緬想馳念。不過，這美酒，是洋酒，而非中國酒。不妨透露個小秘密，先生非好酒者，但晚年偶爾也會小飲，可他呷的，卻是最上乘的頂級白蘭地。出人意料乎？研治中國文化的通人，卻喜飲洋酒，這也算是有趣的掌故吧。
江海奔騰，百年一瞬；心香一瓣，虔心默禱。臨風懷想小如師，更為中國文化呼喚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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