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是否有國界？

我們常說“音樂無國界”（Music has no borders）。這句話與我們大部分常用短語一樣，無法追溯其源頭。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場合使用它并給出不同的詮釋。2020年6月，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大提琴家盧卡·蘇利克（Luka Sulic）發(fā)布了一段他在意大利卡寧山（Monte Canin）上演奏的視頻并署標題“無國界”（No Borders）。這段視頻還有配文“音樂沒有國界，沒有人種或膚色，沒有國家限制，沒有種族。音樂讓人們走到一起?！保∕usic has no borders, no race or color, no limits of country, no ethnicity.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蘇利克似乎希望他的演奏能給疫情期間困頓的人們以力量，而他選擇的曲目是德國作曲家巴赫的《G大調(diào)第一號無伴奏大提琴組曲》（Cello Suite No. 1 in G major）。

為什么巴赫的作品可以承載蘇利克世界主義的表述？德國大師的經(jīng)典作品為何會在蘇利克眼中成為不同國籍人民之間傳達情感的橋梁？實際上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音樂已經(jīng)開始成為德美兩國間溝通的重要媒介。杰西卡·C. E. 吉諾-赫特（Jessica C. E. Gienow-Hecht）的《音樂外交：1850-1920年德美關(guān)系中的音樂與情感》（Music and Emotion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1850-1920，簡稱《音樂外交》，下同）一書正是從文化交往角度對近一個世紀里德美關(guān)系史的一種新詮釋。她深挖德美兩國的相關(guān)檔案、新聞報道與私人收藏，為我們還原了1850年至1920年兩國間音樂領(lǐng)域的跨文化互動。

從20世紀以來，美國長期因?qū)ν馕幕敵龆恢肛?。實際上文藝復興以后，歐洲各國就已在推動各種文化交流項目，謀求建立文化霸權(quán)，而美國也是各國爭奪的一個目標。19世紀開始，歐洲主要大國在文化傳播上與美國達成了合作：一方面歐洲國家通過官方與非官方努力爭奪在美優(yōu)勢文化地位，另一方面美國希望接受多元文化輸入以形成和強化自己的文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音樂家作為非政府行動者在國際關(guān)系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建立了跨大西洋的情感紐帶。吉諾-赫特認為，“19世紀，交響樂和交響樂團越來越多地被同時定義為‘德國的’（German）和‘普遍性的’（universal）”（15頁）。德國音樂呈現(xiàn)出一種自由和不受束縛，德國人是音樂民族的國家形象和國際形象得到強化。這里的“德國”并不是作為政治實體的德國，也不是作為地理范圍的德意志，而是一種由認同形成的文化概念。

為了在國際史語境下用描述性方式表明國家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吉諾-赫特使用了“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這一術(shù)語。該術(shù)語最初由瑞典科學家托伯恩·貝里曼創(chuàng)造，被廣泛應用于化學領(lǐng)域。它最初被用于描述放熱化學反應，后來指一個離子取代另一個離子的化學反應。1809年，隨著歌德的小說《親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出版，該術(shù)語獲得了更寬泛的含義。約翰·沃爾夫?qū)ゑT·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描寫了一對厭倦婚姻生活的夫婦邀請一對未婚年輕男女來做客的故事。久而久之，兩對男女間產(chǎn)生了不該有的親和感。歌德將“選擇性親和”一詞用作人類激情的隱喻。他認為激情受化學親和力法則的支配或調(diào)節(jié)，并進一步研究了化學法則是否以某種方式破壞或維護婚姻制度以及其他人類社會關(guān)系。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選擇性親和”引入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他用該詞表示兩類利益群體相互尋求、相互促進。吉諾-赫特從歌德小說的情節(jié)和設(shè)定中汲取了靈感，以“選擇性親和”象征一戰(zhàn)前德美文化關(guān)系中的雙向奔赴。

約翰·沃爾夫?qū)ゑT·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9世紀末，英、法、德都致力于在美傳播己方文化從而將美國拉攏為政治盟友。各國采取的手段實際上差異不大。德國政府設(shè)立了各種藝術(shù)和學術(shù)交流項目，但收效不佳。德國文化外交中，政府參與了官方和非官方的活動，并往往導致這些活動失敗，因此政府意識到不應將音樂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來使用。由此音樂在各領(lǐng)域中異軍突起，主要由于其非官方性而成為德國文化傳播最成功的旗手。相關(guān)非政府組織、民間社團與個人取得了不為政策制定者所注意的有利政治結(jié)果。由此，德美之間的 “選擇性親和”主要由民間推動，以音樂為載體。

德國音樂何以產(chǎn)生如此強烈的效果？19世紀，整個西方世界的各色專業(yè)人士在過去對音樂的研究基礎(chǔ)上，都試圖解答音樂如何影響人類感情這一問題。他們在討論過程中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音樂是治療各種社會、政治和生理問題的良藥。而“參加這場辯論的大多數(shù)美國人都確信自己無法生產(chǎn)出這樣的音樂藥物，藥物要到國外去尋找”（55頁）。在那個時代，音樂被認為是一種普遍性語言，傳遞著情感。德國音樂正能夠體現(xiàn)這種普遍主義。德國交響樂以其復雜的形式、情感和控制之間產(chǎn)生的張力、長度以及所需的樂器數(shù)量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美國人相信，音樂藝術(shù)的一些優(yōu)點正是“德國特性”，因此他們遠赴重洋來到歐洲學習或欣賞最先進的音樂。美國音樂家渴望在德國得到認可。他們在德國所受的教育或認可會使他們在故鄉(xiāng)得到成功。

在美國人赴德學習的同時，也有大量德國音樂家作為藝術(shù)傳教士赴美。吉諾-赫特將他們稱為“有根的世界主義者”（rooted cosmopolitan）?！案鶕?jù)這種世界主義，人們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而不僅僅是自己的出生地來定義自己”（18頁）。美國人認為交響樂必須是“德國的”，因而向這些外國音樂大使敞開了大門。它為外國音樂家提供了更多成功機會，提供了金錢和名聲，使美國成為富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但除此以外，許多藝術(shù)家赴美“是被一種和外國觀眾分享德國大師作品的藝術(shù)熱情所驅(qū)使”（133頁）。他們非官方的立場幫助他們成為創(chuàng)造選擇性親和的完美人選。

隨著大量外國藝術(shù)家的到來，美國本土大大小小的交響樂團在當?shù)厝耸康馁澲陆⑵饋?。這些當?shù)厝耸客跉W洲生活和學習過，或許曾經(jīng)渴望成為藝術(shù)家。他們懷著“文化普遍主義、世界主義和慈善愿望”（158頁），樂于支持德國藝術(shù)家傳播浪漫主義文化的追求。正是他們作為東道主邀請賓客來訪，代表了情感選擇性親和的另一面。

外國藝術(shù)家和本土精英合謀將古典音樂引進到美國的努力獲得了巨大成功。音樂會迎來了各行各業(yè)、各種膚色、不同性別、不同階級的聽眾?！懊绹^眾開始接受嚴肅音樂，并將其在根本上視為德國的”（183頁）。實際演出的曲目要更加多樣化。有趣的是，德國音樂在美國的傳播和美國實際的德裔社區(qū)無關(guān)。德裔美國人既不積極贊助音樂事業(yè)，也較少出席音樂會。情感上的選擇性親和是在美國與歐洲之間形成了直接聯(lián)系。

然而，德美之間情感上的蜜月關(guān)系很快遭到挑戰(zhàn)。19世紀末，民族主義席卷美國和歐洲，加劇了文化、社會和政治緊張關(guān)系間的相互作用。音樂是民族化運動的一個強有力因素。由此，美國觀眾和評論家對德國音樂和音樂家在美國的優(yōu)勢地位產(chǎn)生了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美國呼喚自己的民族音樂，工會也對德國藝術(shù)家的臨時移民展開了斗爭。與此同時，歐洲人開始擔憂美國的對外文化輸出可能對自己產(chǎn)生顛覆性影響。德美之間的選擇性親和產(chǎn)生了裂痕。

美國對德國音樂的抵制在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達到高潮。許多德國藝術(shù)家在戰(zhàn)爭期間被批評、調(diào)查、征用，一些甚至被關(guān)押和遣返歐洲。在此期間，美國作曲家獲得了許多音樂機會，一些協(xié)約國陣營的藝術(shù)家也因此而獲得了更多工作。但美國人的愛國熱情沒有持續(xù)多久。戰(zhàn)爭一結(jié)束，他們很快厭倦了政治正確，重新?lián)肀Я说聡?jīng)典。由此，吉諾-赫特認為一戰(zhàn)“并沒有撼動經(jīng)典或德國和美國之間的選擇性親和”（254頁）。

《音樂外交》通過對1850-1920年間美國的德國古典音樂、音樂家以及美國音樂組織者、音樂評論家、音樂會聽眾的全面回顧，分析“典型的行動者們的世界性認同和影響力；在更宏大的國際關(guān)系背景下不斷變化的對音樂的定義和解釋，包括情感話語；以及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抱負之間的沖突”（28頁）。通過分析，吉諾-赫特認為國家、私人和表演藝術(shù)互相交錯。文化與政治相關(guān)，但它并不會依從政治而是有時為政治伙伴關(guān)系鋪路。這種觀點與吉諾-赫特之前的研究一脈相承。

《音樂外交》的寫作既與吉諾-赫特的研究興趣密切相關(guān)，也同她的人生與學術(shù)經(jīng)歷有很大關(guān)系。1964年，吉諾-赫特出生于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的埃森。她在德國亞琛獲得了學士學位，1990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獲碩士學位，1995年又獲得博士學位。隨后，她在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擔任歷史學博士后。1996年以后，她先后在德國馬丁·路德哈勒-維滕貝格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德國約翰·沃爾夫?qū)髮W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工作。吉諾-赫特有德美兩國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jīng)歷，又用兩種語言學習和寫作，她自己正是跨文化與跨大西洋的使者。在《致謝》中，她也感謝了德美兩國的朋友與老師?？梢哉f，她作為一名德國學子在歷史學上也同美國產(chǎn)生了選擇性親和。她的學術(shù)生涯見證了冷戰(zhàn)末期至新世紀間的德美關(guān)系，因此她的學術(shù)研究也在有意無意間照進現(xiàn)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對文化轉(zhuǎn)移的分析已成為考察美國與其他國家互動的有力工具。但當時的學者們并未設(shè)計出明確的術(shù)語，也沒有廣泛將其應用于歷史研究。20世紀最后幾年，越來越多的美國和歐洲學者將文化引入到國際關(guān)系史研究中。他們認為，國際關(guān)系中缺少這一重要方面。雖然一些資深學者在這一時期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大部分成果都出自年輕學者。他們引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重新詮釋國際關(guān)系。吉諾-赫特無疑也是這些年輕學者中的一員。同時，整個美國史學界呈現(xiàn)出一種修正主義傾向。許多史學家在研究中揭露和批判一些過去的歷史神話，吉諾-赫特也試圖跳出過去的政治研究框架，從文化視角發(fā)現(xiàn)新的敘事。

吉諾-赫特一共以英語出版了兩部專著。1999年，她出版了《不可能的傳播：戰(zhàn)后德國作為文化外交的美國新聞業(yè)，1945-19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簡稱《不可能的傳播》，下同）。在該書中，她以1945年至1955年為德國人民出版的美國陸軍報紙《新日報》（Neue Zeitung）為例，試圖證明：從結(jié)果上看，美國官員幾乎沒有直接影響戰(zhàn)后德國的文化和信息項目，而是將主動權(quán)留給了兩國的中層人員。與《音樂外交》中的觀點相同，吉諾-赫特認為正是該報相對政府一定的獨立性使其獲得了成功。從《不可能的傳播》中，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外交》方法論和觀點的雛形。以后見之明來看，“選擇性親和”同樣可以被應用于戰(zhàn)后美國文化在德國的傳播。

吉諾-赫特

2009年，吉諾-赫特出版了《音樂外交》一書，此時她正擔任柏林自由大學約翰·F. 肯尼迪北美研究中心歷史系主任。該書最初擬定于2004年出版，暫定題目為《音樂外交：自1850年以來德美關(guān)系中的音樂、情感與政治》（Sound Diplomacy: Music, Emotions, and Politic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since 1850）。作為《音樂外交》雛形的早期論文曾在多個學術(shù)會議上被宣讀。2003年以后，吉諾-赫特在約翰·沃爾夫?qū)髮W修改了該書手稿。這項研究從想法產(chǎn)生到付梓出版花費了十年以上。從該書長達126頁（中文譯本）的注釋和參考文獻，可見作者的史學研究基礎(chǔ)和扎實的文獻應用分析能力。觀察前后兩個題目的變化，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吉諾-赫特設(shè)想的改變。時間從沒有下限到被劃定在1920年，反映了作者研究野心根據(jù)實際情況進行的收縮。最初題目中的“政治”最后被去掉，反映了寫作重心的變化。作者在著作中淡化了政治的作用，同樣也省略了文化產(chǎn)生的政治影響。相比《不可能的傳播》，《音樂外交》增加了情感維度，即“選擇性親和”。這是吉諾-赫特的一項創(chuàng)舉，也是該書的一大價值所在。

吉諾-赫特在《音樂外交》之后的學術(shù)生涯中繼續(xù)該書未竟的事業(yè)。2017年，她獲得了德國研究協(xié)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資助從事一項研究。該項目題為“尋求和諧：二戰(zhàn)以來美國的古典音樂、情感和人權(quán)話語”（The Quest for Harmony: Classical Music, Emotion, and the Discourse on Human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該項目通過研究演奏家、交響樂團、作曲家、指揮家和音樂家，探討古典音樂在論述人類、人權(quán)和道德方面的政治影響。該項目旨在考察20世紀40年代以來，古典音樂是否以及如何成為情感和政治內(nèi)容的載體，而美國文化外交在這方面發(fā)揮了什么作用。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讀到吉諾-赫特對文化和政治的最新思考。

吉諾-赫特與許多同時代其他使用跨學科方法研究的歷史學家有一個顯著不同。她在將文化應用于國際關(guān)系史研究的基礎(chǔ)上，還尤其關(guān)注研究中的性別特征。但她又注意不讓自己的研究陷入性別史范式，被性別和階級所局限。她認為德國音樂家的特殊性在于結(jié)合了“陽剛之氣和公共情感”（87頁），而在當時的美國這二者在其他情況下是不相容的。與這一觀眾期待相一致，男人成為19世紀主要的音樂明星，女性藝術(shù)家則因為衣著打扮而受關(guān)注。關(guān)于音樂的聽眾，吉諾-赫特也注意到研究時段內(nèi)的美國女性在文化領(lǐng)域占據(jù)了主導地位。這種性別角色的關(guān)注與吉諾-赫特的家庭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她曾在采訪中說，她家族中的女性至少有五代人渴望成為作家、小說家和歷史學家。她們大多數(shù)僅在私下寫作，一些人出版了個人作品，但沒有人成為全職作家。吉諾-赫特思想前衛(wèi)，在12歲時就制作了女權(quán)主義雜志的復制品。她剛從高中畢業(yè)，就開始為萊茵蘭、漢堡、慕尼黑和柏林的幾家德國報紙寫作，同時還在杜塞爾多夫的一家廣告公司做文字實習生。而在大學期間，她受一些作家的文字影響下決心成為一位歷史學家和作家。由此，她在歷史研究中融入了自己新女性的思考。

《音樂外交》史料豐富，邏輯清晰，方法新穎，但也有一些缺憾。該書最大的漏洞實際上在標題中就已出現(xiàn)。中文標題中的“德美”在英文原文中實際是“跨大西洋的”（transatlantic）?！翱绱笪餮蟮摹币辉~在指稱大西洋兩岸國家間關(guān)系的時候尤指英美兩國。吉諾-赫特在書中主要敘述的是德美關(guān)系，而英、法等國在美國的音樂外交努力僅僅被一帶而過。因此，書的實際內(nèi)容和標題產(chǎn)生了矛盾。

此外，國際關(guān)系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和跨學科方法部分是為了告別傳統(tǒng)的以政治為主的研究范式。但《音樂外交》中的政治被過度邊緣化，又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吉諾-赫特多次強調(diào)政治介入的失敗使官方放棄了參與，而將音樂外交托付民間團體進行。但她卻沒有給出充足的論據(jù)。通過該書，我們幾乎對德國官方在音樂外交中所作的努力一無所知。吉諾-赫特還提及非政府音樂外交在無意識中產(chǎn)生有益于母國的政治影響。但在書中，我們同樣沒能看到德國在政治上從德國音樂在美國的地位中獲得實際益處。不如說，德國音樂的優(yōu)勢地位在20世紀初進一步激發(fā)了美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強化了德美之間的對立。吉諾-赫特描繪的情感上的選擇性親和實際上遠離了政治，可能也就偏離了外交的含義。這也使她的論述不夠有力。

最后，讓我們回到開頭的問題，音樂是否有國界？《音樂外交》告訴我們，音樂的傳播無國界，但音樂家是有根的。德國經(jīng)典音樂作品中確實有一種普世價值，從而使它們今天仍然得到廣泛傳播。今天的中國雖然有了自己優(yōu)秀的音樂家，但在古典音樂會上，大量得到演奏的仍然是“德國的”曲目。人們依然在潛意識中會認為外國的演奏家水平更高，即使他們并不一定是“德國的”。在鋼琴學習中，被廣泛用于教學的曲目大多仍來自“德國的”作曲家。這既表明德國經(jīng)典在古典音樂中不可撼動的歷史地位，也表明吉諾-赫特所說的音樂外交在今天仍然持續(xù)。中國與德國之間是否也存在著一種“選擇性親和”？這留待我國優(yōu)秀的研究者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