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曼談晉商與“中國內陸資本主義”

王路曼（章靜繪）

晉商與票號是中國近代金融史上的傳奇，然而在近代中國艱難轉型的歷程中，這一曾經掌握清朝金融命脈的重要角色黯然退出歷史舞臺。如何理解票號的興衰？上?？萍即髮W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王路曼認為，票號沒有選擇轉型為現代銀行，首先是受到了1895年以來清廷推行的與中央財稅集中收付相關的金融與財政體制改革的影響。此外，近代票號作為本土金融機構的退市，不能等同于其背后的中國內陸地區(qū)商人和家庭在近代經濟與社會中的失敗與消亡。她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國內陸資本主義與山西票號——1720-1910年間的銀行、國家與家庭》中首次提出“中國內陸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力圖超越長久以來西方學界抱持的刻板印象：“封閉的內陸”“帝制中國沒有內生性資本主義”“傳統(tǒng)機構不可避免地被現代銀行替代”，通過考察票號所具有的家庭、經濟、文化復合性的多重面相，她指出，“票號作為私營金融機構的未來，與票號究竟是家族企業(yè)還是現代股份制銀行沒有直接關系。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個穩(wěn)定的國家政治、經濟、金融政策和制度，這才是保證公共財政和民間金融機構良性運行和互助的主導因素”。王路曼認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與金融史不必將西歐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史當作‘理想類型’，因為在全球經濟的發(fā)展過程中，并不存在所謂‘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進程”，應該把歷史還給經歷者自己。

近年來，明清到近代的社會經濟史重新成為中國歷史學研究的熱點，其中關注山西票號的研究也比較多，您的新作《中國內陸資本主義與山西票號：1720-1910年間的銀行、國家與家庭》和此前中國學界研究晉商和山西票號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中國內陸資本主義”的概念，這也是書的主標題。一般我們理解“資本主義”都是近代列強入侵，首先給沿海地區(qū)帶來新影響，內陸則是相對封閉保守的。您為什么會提出“內陸資本主義”這個看似矛盾的概念呢？

王路曼：你的問題恰好說明了一般人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而我在這本書中用“中國內陸資本主義”來分析山西票號的歷史，恰恰是想打破這種理解所蘊含的“二元對立”思維。

一直以來，在經濟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一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它脫胎于古希臘時期演繹邏輯的傳統(tǒng)?；谶@種思維的經濟史學者很容易得出如下結論：那就是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般的理想類型，這種理想類型只能當作一個整體被全面接納和模仿，而其他地區(qū)和國家的近代經濟發(fā)展如果有任何偏離了這個理想類型的軌跡或者事件，都會被視作非理性的他者（可參考黃宗智《建立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從實質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缺點談起》，《開放時代》2020年第1期，34-35頁）。

直到今天，在歐美學術界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在解釋建構中仍然隨處可見，我在研究中經常涉及的有三種二元對立建構：第一，中國內陸和沿海的對立，比如山西等內陸省份和沿海通商口岸的對立；第二，國家與市場的對立；第三，家庭作坊與遵循韋伯式經濟理性人的現代企業(yè)的對立。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者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倡導“中國中心觀”，力圖克服自身文化傳統(tǒng)給中國歷史研究帶來的“迷思”，那么這種研究思路有沒有改善您提到的這種二元對立思維？

王路曼：一直以來在歐美學術界，前面這三種二元對立的建構是他們理解世界歷史的總體方式，于是他們也就把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程和實踐形態(tài)視作全球普適性的理想類型，并將這種理解強行套用和代入到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

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中心論”敘事轉向非但沒有擺脫二元對立思維，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將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固化。由于“中國中心論”強調重塑近代中國原生的發(fā)展動力，所以在歐美學術界有關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成為顯學，特別是圍繞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汗牛充棟。的確，歐美學界在面對上海等通商口岸時，能夠注重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自身特點。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旦研究主題涉及近代中國的內陸省份，比如山西，其側重點則無一例外放在內陸地區(qū)無法回應1842年中國開埠后受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沖擊。

正是因為這種研究的缺憾，我在書中以山西票號和近代山西歷史的變革為切入點，反思了西方資本主義二元對立話語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束縛。在山西票號和晉商的研究中，我批判性地應用了三大主流經濟史理論體系，即新古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經濟理性主義，并依托了后殖民主義理論，重構了山西票號及其家庭的原生發(fā)展軌跡，提出了“中國內陸資本主義”這一新的概念。

的確，“中國內陸資本主義”這個解釋概念打破了傳統(tǒng)上我們認為的現代文明進入中國只有“沿海到內地”這種單一向度，那么“內陸”究竟在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王路曼：對于“內陸”的強調是我認為這本書的第一個理論創(chuàng)新點。我的一個核心觀點是，通過考察白銀資本的興起、資本主義貿易的發(fā)展、信用貨幣的流通、殖民主義擴張等歷史，展現中國內陸地區(qū)原生民間金融機構的擴張及家庭與社會的變遷，實際上1840年之后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與家庭的發(fā)展與變遷是內陸與沿海雙輪驅動的結果。

近代山西由于受到十九世紀末“丁戊奇荒”和義和團運動等事件的影響，往往被海外學者視為與沿海通商口岸相對立、保守、排外、停滯的他者形象。在這種學術話語體系下，山西票號通常被視作故步自封的家庭金融作坊，由于拒絕現代銀行改革，最終不敵西方殖民銀行對中國本土金融機構的壓榨以及現代華資銀行的擴張，從而無可挽回地走向滅亡。而我在書中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駁，并重構了晉商和票號的歷史。其實自晚明以來，山西始終是跨歐亞貿易網絡的中心內陸省份之一。而有清一代，特別是1727年《恰克圖界約》的訂立與1741年歸綏道的設立，強化了山西在中俄邊貿中的經濟地位和清朝對口外蒙古地區(qū)管理中的政治地位。讀者可以找來全盛時期的清朝全圖，從內陸視角感受山西在清朝的區(qū)位優(yōu)勢。

具體來說，自十八世紀以來，山西商人在中俄貿易中扮演了貫通沿海和邊疆、連接南方茶葉種植園與北方旅蒙旅俄商人的重要角色。而隨著邊境貿易的不斷擴大與發(fā)展，中外商人都迫切需要一種既快捷又安全、可以跨區(qū)域流動的全新支付模式，以取代傳統(tǒng)的依靠陸路現銀押解的支付方式。在十八世紀末，山西票號的匯兌業(yè)務，伴隨著新世界白銀資本的流入應運而生。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沿海城市相繼開埠通商，并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形成了由帝國主義國家占支配地位的對外貿易格局。我在書中指出，伴隨開埠和對外貿易給晚清帶來的變遷，并非遵循單純的由沿海到內陸這種單向的涓滴效應。而內陸地區(qū)的經濟、社會與家庭更不是帝國主義全球貿易擴張的被動回應者。

1840年代以后，山西票號并沒有被帝國主義全球貿易和中國沿海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所吞噬。相反，票號把握了全球貿易與資本變遷所帶來的全新的經濟與金融機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擴張。比如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山西票號遍布于沿海各大通商口岸和內陸商貿中心的分號，不但為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和買辦提供了重要的區(qū)域性信用工具，更為沿海地區(qū)的錢莊和銀號提供了持續(xù)不斷的金融支持。1890年代前后，二十余個山西票號在全國的分號分布在四十個地方，北到恰克圖，西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南到廣州，東到上海。

在梳理史料時我還發(fā)現，山西票號與開設在沿海通商口岸的西方殖民銀行（如匯豐銀行）有著合作與互補的關系，而非單純的壓榨和被壓榨關系。這是因為西方現代銀行在中國的金融勢力，往往局限于東南沿海幾個地區(qū)。因此，它們需要與擁有成熟金融網絡的票號合作，才能將其業(yè)務從沿海延伸至全國。比如1890年代同時期的匯豐銀行在中國有七個營業(yè)點或代理處，其中五個位于通商口岸（上海、福州、漢口、廈門、天津），一個位于香港，而位于北京的分號則主要服務于清政府對外借款,而非面對民間的金融業(yè)務。這里可以舉大衛(wèi)·麥克林（David Mclean，1833-1908）的例子，他曾在1865-1872年擔任匯豐銀行在上海分行的經理。他在1872年的一封個人信件中曾寫到，匯豐銀行經營中其不僅從票號那里獲得了最新的銀行業(yè)信息，以便參與貨幣投機，更是與票號建立起直接的聯(lián)系。

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大衛(wèi)·麥克林寫于1872年的信件

大衛(wèi)·麥克林（左一）與時任匯豐銀行漢口代理人的托馬斯·杰克遜（1841-1915），攝于1866年

除了沿海與內陸這樣一個傳統(tǒng)二元思維的破除外，您在書中也一直強調“國家”在山西票號興衰歷史中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國家財稅的匯解成為票號一項重要的業(yè)務，票號由此也大為興盛，隨著清末新政和大清銀行建立，這項業(yè)務被抽離出來，票號也在這個節(jié)點上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您是怎么理解國家與票號之間這種“共振”關系的？

王路曼：的確，你提到的這個問題恰恰是中國近代經濟歷史中一個比較重要的現象，“國家”作為一個理論上的非市場要素卻深度參與到經濟過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本身卻是我在這本書里要反思的對象。

簡單地說，直到今天，歐美學術界對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仍然深受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二元對立思維影響。他們認為，“政府”與“市場”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抗衡與對立。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西方學者通常將票號的發(fā)展與最終退出晚清金融市場做帶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解讀。他們認為在晚清皇權專制背景下，缺少一個獨立于政府的、自由的金融資本市場，所以票號作為民間金融機構難以生存。

我在探討山西票號與清政府關系的時候，把它細化為三層，即：票號與金融市場的關系、票號與地方政府諸如各省督撫的關系，以及票號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并逐一分析了這三層關系。由此我在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對“自由市場”的執(zhí)念以及將“國家”與市場當成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并不符合近代中國政治與經濟的實際情況。因為山西票號的發(fā)展、運行、擴張抑或是最終退出晚清金融市場，自始至終都是票號與中央、地方政府持續(xù)互動或博弈的結果。事實上，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包括西歐和美國在內，都從來不存在絕對不受國家政治和經濟政策與體制影響的市場。相反，一個整體穩(wěn)定的政治、經濟與金融制度，是保證公共財政和民間金融機構良性運行和互動的主導因素之一。這也是我超越二元對立的第二個理論創(chuàng)新的努力。

一般做經濟史研究，往往主要關注經濟機構本身的興衰歷史，但是您的新書最后一章聚焦到晉商票號經營者的家族歷史，似乎超越了一般經濟史的研究范疇，您為什么會有這種轉向？

王路曼：回到歷史情境中我們其實很難截然區(qū)分機構和機構運營者，這是我超越二元對立的第三個理論建構的努力。

過往研究一般將票號在清末民初的大規(guī)模破產看作他們歷史的終結，不少學者和歷史當事人都認為票號衰亡的主因是票號和晉商不能理解近代中國沿海地區(qū)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精髓，從而錯失將其改革成西式現代銀行的機會。我認為這種觀點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后知后覺的偽命題上：即“票號為何不能在二十世紀初主動衍變成為西式現代華資銀行”，這種觀念背后仍然潛藏著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問題。

上述這種解讀其實是陷入了韋伯式的資本主義話語體系之中，將現代銀行的產生與發(fā)展視為一種普適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并將其與中國本土金融機構——如票號——做對比，這種對比有點削足適履。如果我們把現代銀行作為“理想類型”資本主義企業(yè)，以此為唯一標準來考量山西票號的成功和失敗，那么就很容易忽略山西票號作為以家庭為本位的經濟、社會、文化綜合體的歷史面向。

澄清山西票號這種復雜的面向正是這本書最后一章的寫作目的，我在書中著力重建的是企業(yè)與家庭雙重視角下的有關票號和晉商家庭的歷史敘事。

首先，山西票號逐漸退出晚清金融匯兌市場，是其面對清廷自1895年以來推行的現代中央財政體制改革所做出的選擇，與其是否能轉變?yōu)楝F代銀行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其次，作為金融企業(yè)的票號其匯兌業(yè)務的收縮，不能等同為與票號相關的晉商家庭的衰敗。因為票號的企業(yè)史是其家族史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而與票號相關的家族歷史大于票號作為企業(yè)的歷史。第三，不能將“資本邏輯”（logic of capital）當作晉商家族歷史敘事的唯一邏輯。如果僅僅將山西票號當作非人化的（impersonal）、理性的金融機構，那么票號的歷史勢必被錯誤地簡化為單純探討“票號為何不能衍變成為現代銀行”這種虛假命題，從而忽視票號和晉商家族圍繞家庭為本位所做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選擇的本土性。

我將上述原則運用到對山西榆次車輞村的常氏家族近兩百年的商業(yè)和金融擴張的歷史闡釋中。自十八世紀初,常家就始終能夠把握時代機遇并持續(xù)探尋新的經濟機會?！肚】藞D界約》簽訂不久，常威和常萬達父子即遠赴千里之外的東口（張家口）、歸綏和庫倫，投身于蒙俄邊貿生意的浪潮，并先后成立了大德玉、大德川等商號。其后人則繼續(xù)開拓連接中國內陸和俄羅斯的萬里茶路。

位于今天山西省榆次縣的修葺一新的常家莊園大門（作者攝于2018年）

盡管常家在十八世紀末期就已經成為榆次遠近聞名的大戶，他們的商業(yè)擴張并未因此停止，并繼續(xù)扎根山西，立足漠北，放眼蒙俄。十九世紀中葉票號的區(qū)域間匯兌業(yè)務日漸興盛，常氏第十三代后人常立訓迅速將大德玉等商號轉型為主營匯兌業(yè)務的票號。而當十九世紀末山西票號在匯兌市場上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常家再一次迅速轉型，投身于近代實業(yè)如絲織、棉紡、印刷工業(yè)的發(fā)展中。

同時，我也將票號家族的歷史敘事從“資本邏輯”的壓抑中解放出來。作為金融企業(yè)的票號其匯兌業(yè)務的收縮和退市，不能等同為與票號相關的晉商家族的衰敗。這是由于中國近現代內陸地區(qū)，例如晉商家庭的歷史遠大于票號作為金融企業(yè)所涵蓋的歷史。如前所述，當票號家族意識到其匯兌業(yè)務的影響力在清末政治經濟的變革中急遽下降時，晉商家族旋即將資本投入近代實業(yè)的發(fā)展。與此同時，晉商家族的后代都經歷了數次跨越社會階層的身份轉換，也就是布迪厄所指的“象征資本”。比如常家盡管在貿易、金融和實業(yè)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在中國儒家文化和以士為貴的社會分層大背景下，常家不但先后培養(yǎng)了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更重視家族女性成員的教育。在常氏后人中，有人獲得了進士頭銜；有人作為舉人參加了公車上書；有人留學日本成為蔡鍔的校友；更有多人在近代著名高等學府獲得高級學位。

榆次車輞村常氏家族組建的“范華詩社”，約攝于1900年。右三為常氏第十四代后人常麟書，于1903年獲進士三甲第87名；左三為常氏第十四代常贊春，舉人，《常氏家乘》編寫者；右二為常氏第十四代常旭春，舉人，保晉公司第四任經理。

所以，一切歷史終歸還是要回到人本身。盡管看起來山西票號的研究是一種金融機構的歷史，然而主導其興衰邏輯的仍然是經營機構背后的山西商人。而對于人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套用抽象的“資本主義”的邏輯，而是回到人本身的歷史經歷中尋求解釋。

王路曼：是的，中國的史學書寫往往擅長敘事而忽略結構化的分析，歐美學界對此有較大的補充，但矯枉不能過正，過于強調結構化的理論分析往往會遮蔽歷史豐富的枝杈。

簡言之，無論是山西票號的企業(yè)歷史敘事，還是晉商的家庭歷史敘事，都應該徹底擺脫某種普世的“理想類型”，我們不能用一個抽象的準則來衡量票號和晉商家族的發(fā)展。票號沒有選擇在二十世紀初轉變?yōu)楝F代銀行，不能誤讀為票號作為本土金融機構的失敗，更不等同于其背后的中國內陸地區(qū)的商人和家庭在近代經濟與社會中失敗與消亡。推而廣之，對近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研究，更應及早擺脫二元對立框架下諸如“新教倫理”和“經濟理性主義”等話語體系的束縛。因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與金融史不必將西歐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史當作“理想類型”，因為在全球經濟的發(fā)展過程中，并不存在所謂“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進程。我希望通過我的研究努力，能夠把晉商票號的歷史還給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