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的秩序——五代正統(tǒng)性的意義

司馬光在《通鑒》記劉備稱帝后，有如下一段議論：

臣光曰：……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tǒng)，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粢宰陨舷嗍谑苷邽檎?，則陳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

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后。據(jù)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此段文字雖是因劉備稱帝后當以蜀漢還是曹魏為正統(tǒng)所起，但所表達的卻是司馬光對整個歷史正統(tǒng)性的認識。雖然他屢次強調(diào)“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但其實已經(jīng)鮮明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區(qū)別正閏的原則至少有三種，即“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也即分別強調(diào)歷史性、地域性、道德性。司馬光對此三說都不贊同，而提出了自己判斷正閏的原則：“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tǒng)，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币布粗挥幸唤y(tǒng)天下，其天子才算有名有實，是為正統(tǒng)。但正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長期處于統(tǒng)一—分裂—統(tǒng)一的循環(huán)之中。司馬光只以大一統(tǒng)之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tǒng)，則帶來一個問題，分裂時如何紀年？故稱“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后”，“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這再次明確了曹魏、南朝、五代在他心目中皆屬閏位，不得正統(tǒng)，其實“皆以列國之制處之”，不過因計時需要，才勉強以之紀年而已。

歐陽修亦有類似觀點，他曾撰多篇《正統(tǒng)論》，饒宗頤先生撮其精義，稱其“要旨不外下列二語”：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tǒng)”。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tǒng)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后正統(tǒng)之論作。

這一總結(jié)甚為恰當，歐陽修判斷是否為正統(tǒng)的標準即為“正”與“統(tǒng)”，也即道德與統(tǒng)一。而五代兩個條件都不符合，自然不能算作正統(tǒng)。雖然歐陽修表面上的立論基礎是對儒家經(jīng)典的闡發(fā)，但其實卻是為其生活的大宋代言。北宋承平多年，自然可謂“大居正”，混一南北，則可謂“大一統(tǒng)”。處于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下，回頭看待五代的歷史，不免居高臨下。既然已定下“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的基調(diào)，“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的評價便在情理之中。關于五代正統(tǒng)的最終結(jié)論也變得十分明確：“夫梁固不得為正統(tǒng)，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

不過，司馬光、歐陽修畢竟都未曾經(jīng)歷過分裂動蕩的時代，站在歷史下游對過往歷史發(fā)出書生式感慨，既未能真切體會到當時政局的復雜艱難，也無心肯定五代帝王將相為爭奪正統(tǒng)性所做出的努力。今天，如果我們站在更客觀的立場和角度去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在紛亂動蕩時局之下，五代諸帝從未放棄對秩序的追求。用盡手段塑造自身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便是他們追求乃至重建統(tǒng)治秩序的重要表現(xiàn)。

首先面臨挑戰(zhàn)的就是后梁太祖朱全忠。自天復三年（903）朱全忠從歧帥李茂貞手中奪回唐昭宗后，其不臣之心已是昭然若揭。然面對三百年、十九葉天子的大唐權(quán)威時，還是需做出妥協(xié)。《五代史闕文·梁太祖》云：

世傳梁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素服待辠，昭宗佯為鞵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系鞵?！绷鹤娌坏靡?，跪而結(jié)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wèi)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wèi)，皆用汴人矣。

此事真?zhèn)我巡豢煽?，但世間有此傳言存在，已說明還有人希望唐昭宗在與朱全忠的博弈中占取優(yōu)勢，以展現(xiàn)大唐權(quán)威。朱全忠雖未必流汗浹背地跪而系鞵，然亦應感受到了來自皇帝權(quán)威的壓力，故而立刻誅殺唐昭宗身邊侍衛(wèi)宦官，代之以汴梁兵將。但即便大唐朝堂已被武力控制之時，仍有人敢于直面與朱全忠對抗。如《通鑒》云：“上（指唐昭宗）之在陜也，司天監(jiān)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北破忍普炎谶w都，是朱全忠的既定方針，司天監(jiān)卻敢提出異議。雖然這股力量十分微弱，轉(zhuǎn)瞬即遭誅殺，但仍代表朝中有忠于大唐的勢力存在。朱全忠能誅殺朝臣，甚至還能弒君，卻也不能徹底壓服這股力量。

最為典型的事例即是朱全忠在弒殺唐昭宗之后，將年僅十三歲的哀帝李柷扶上帝位。盡管所有人都已知道唐祚已盡，大梁將興，但當哀帝即位之時，卻照例出現(xiàn)了祥瑞。甚至，獻祥瑞的正是朱全忠本人?！秲愿敗肪?5《帝王部·符瑞四》載：

哀帝天祐元年九月，朱全忠進白兔一只，中書門下表賀曰：“今日東頭承旨常郁至奉圣旨者，質(zhì)素光而應候，容潔朗以協(xié)時，既昭耀于明庭，實昭彰于圣德。臣等覽《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白兔者，月精也?！薄侗阕印吩疲骸巴脡矍q，滿五百歲則色白。”顧野王云：“王者恩加壽考，則白兔見?！眳f(xié)太陰之瑞，實表坤慈；應千歲之祥，雅符乾德。伏以皇帝陛下，膺圖纂嗣，壓紐騰休，紹祖宗之丕基，示孝慈于眾匯。敦禮耆老，委任勛賢，所以致八孔之效靈，應三秋而發(fā)皓。來從月窟，疊霜毳以蒙茸，獻自梁庭，粲冰毫而皎潔?！?/p>

中書門下諸官并非不知哀帝不過是傀儡皇帝，卻仍要引經(jīng)據(jù)典，對朱全忠所獻白兔大加贊賞，更稱其“協(xié)太陰之瑞”“應千歲之祥”，仿佛大唐王朝依舊千秋萬載，與日月同輝。而“膺圖纂嗣”“紹祖宗之丕基”，則更將昭宗之死置之度外，只是一味強調(diào)哀帝繼承帝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新皇登基進獻祥瑞是古代政治中的慣例，奏疏中所用語句其實也不過是常用習語，似乎并不值得如此深究。但正因其在朱全忠以梁代唐的前夜，這出舊戲卻照常上演，下個劇目的主角不得不屈服于歷史慣性的力量，在這里扮演一個陪襯的角色。這不正好說明亂世之中依舊有潛藏的秩序存在嗎？朱全忠要從哀帝手中繼承大唐的法統(tǒng)，就必須以樹立哀帝本身的權(quán)威，甚至不惜以犧牲自己的權(quán)威為代價。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朱全忠追求正統(tǒng)的良苦用心。

河東李克用亦用特殊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場。在朱全忠扶立唐哀帝，改元天祐之時，“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边@代表李克用并不承認哀帝的皇帝地位。而當朱全忠正式以梁代唐之后，改元開平后，“克用復稱天祐四年”。這說明李克用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又承認了哀帝的合法地位。這種年號上的搖擺，其實是因為河東李氏以大唐忠臣自居，以中興唐室為旗號，從而獲取與朱全忠爭奪天下的借口。

唐莊宗則較乃父更進一步，建國之后依舊稱唐國號，并正式確立了七廟，將沙陀朱邪氏徹底融入大唐宗室之中，甚至連張全義這樣的降將也將姓名由梁時的張宗奭恢復成了唐昭宗所賜的張全義。由此可以看出唐莊宗繼承唐室正統(tǒng)，摒棄偽梁政權(quán)的決心。而唐明宗以義兒身份奪取皇位，本來可以新建國號。但其為了強調(diào)自己與武皇、莊宗本是一體，可以繼承政權(quán)，則依舊選擇繼承大唐國號，利用正統(tǒng)性來穩(wěn)定了時局。但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對待唐莊宗賜為李姓的諸將領，唐明宗選擇了將其姓名回改，剝奪了他們宗室的身份，從而避免其對帝位的覬覦。

需要指出的是，唐明宗主要是強調(diào)自己與李克用、唐莊宗的關系，他與大唐的關系是植根于此之上的。換言之，若當時唐莊宗另建一個國號，唐明宗的國號也不會是大唐。大唐與后唐的差別，其實已在當時墓志中有所體現(xiàn)?；诖它c，當晉高祖石敬瑭登基之后，雖對唐明宗本人百般推崇，一再強調(diào)“明宗法度不得改易”，但對唐莊宗當年建立的聯(lián)系不予重視。天福二年（937）八月詔書中稱：“應自梁朝、后唐以來，前后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擄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贖，放歸本家。”這是筆者所見最早出現(xiàn)“后唐”一詞的官方正式文件。這象征著官方已經(jīng)承認大唐和后唐之間還是存在差別，并非一體，晉高祖繼承的是唐明宗后唐的基業(yè)，而非大唐的基業(yè)。在編撰《（舊）唐書》時，雖然曾打算以“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為斷限，但實際上還是只記載到了唐哀帝而已。這亦是晉高祖對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認識的又一表現(xiàn)。

這種分離在后周時達到了高潮。周太祖郭威在去世前不久竟下詔稱：“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為偽朝偽主?！毙柚筇?、晉、漢、周都由唐末河東集團脫胎而來，和后梁處于敵對狀態(tài)，彼此在各領域都對正統(tǒng)展開激烈競爭。而自從石敬瑭建國之后，亦極力消除唐末帝的政治影響，將清泰視作偽朝。作為競爭的直接參與者，這種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就如同南北朝時，南朝稱北朝為索虜、北朝稱南為島夷、北周稱北齊為偽齊、北齊稱蕭梁為偽梁一樣。對競爭對手的貶低，實質(zhì)上是對自己身價的提高。

但當隋唐統(tǒng)一天下之后，這場有關正統(tǒng)的競爭在思想上或許還在延續(xù)，但在現(xiàn)實中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唐初大量編修南北朝歷代正史，其實帶有歷史總結(jié)的意味?！侗饼R書》《梁書》《陳書》的出現(xiàn)，不代表唐王朝就要繼承它們的法統(tǒng)。大唐承認這些王朝的存在，其實是站在勝利者的角度進行的評判。與之類似，周太祖能承認后梁、唐末帝的歷史地位，除因年代推移，臣僚不再對此問題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跳出河東集團的束縛，使后周成為超越前四代的新王朝，能站在更超脫的角度來對待前朝。這其實也影響到了宋人史觀，歐陽修將五代都不視為正統(tǒng)，其實也和將前四代視為正統(tǒng)的周太祖一樣，本質(zhì)都是渲染本朝比五（四）代更為偉大。

關于此點，在周世宗時代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如顯德二年，王樸在修成《欽天歷》后，上表稱：“臣聞圣人之作也，在乎識天人之變者也。……是以圣人受命，必治歷數(shù)。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征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而下，凡歷數(shù)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歷數(shù)，汨陳而已矣。今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昔在唐堯，欽若昊天。陛下親降圣謨，考歷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歷謹以“顯德欽天”為名?！睔v數(shù)與正朔密切相關，但“自唐以下，凡歷數(shù)朝”，也即后梁、唐、晉、漢，都是“亂日失天”，歷法混亂，其潛臺詞就是這四朝都非正朔，只有后周“順考古道”、“考歷象日月星辰”，才是“唐堯之道”，是能媲美先王的大功德。這其中雖不乏諛辭，卻也可窺見時人之正統(tǒng)觀念。

顯德六年，王樸又定雅樂十二律，周世宗下詔褒獎稱：“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樸，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边@里再一次的拿“近朝以來”與后周相對比，突出本朝在禮樂制度上“定六代之正音”的貢獻，表示了對往代的超越。

綜上所述，五代對正統(tǒng)性的訴求不僅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爭論，更是政治上斗爭、妥協(xié)、平衡的結(jié)果。爭論的主體雖仍局限在“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之上，但所追述祖先卻逐漸由前代帝王轉(zhuǎn)向先王圣哲，并以之為榜樣，進行禮樂制度建設。其實這正是在亂世中尋求新秩序的有益嘗試，宋人正是在此基礎上才完成了“大居正”“大一統(tǒng)”的偉業(yè)，才使得司馬光、歐陽修等輩能站在更高角度俯視五代歷史。

（本文摘自《權(quán)力與正統(tǒng)：五代政治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