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石與攻玉：蔡宗齊自選集》，蔡宗齊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404頁，80.00元
南京大學出版社“海外漢學研究新視野叢書”至今出版六部，叢書作者均為海外漢學界造詣極深、影響力廣的學者，包括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田曉菲、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柯睿（Paul W. Kroll）、蔡宗齊與黃衛(wèi)總（Martin W. Huang)。在總序中，叢書主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張宏生特別指出該系列與其他海外漢學研究叢書的不同之處：“本叢書收輯海外漢學家撰寫的具有代表性的單篇論文，及相關的學術性文字，由其本人編纂成集，希望能夠轉換一個角度，展示海外漢學的特色?！薄恫墒c攻玉：蔡宗齊自選集》從古典詩歌、古代文論與比較詩學三個方面展示了蔡宗齊先生如何借鑒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理論，通過大量的作品分析，歸納總結出中國文學各種文體形式的系統(tǒng)，同時也反映了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脈絡。
蔡宗齊開篇即從《詩經·小雅·鶴鳴》中選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解釋這部自選集的綱要：“對自己四十多年間游離于中西學界之間的治學經歷作一總結，讓讀者了解本書十四篇選文撰寫背后的心路歷程，以求他們能對拙文提出深入全面的批評?！保ǖ?頁）他認為，中國文學研究中最為瑰麗的美玉，就是形式系統(tǒng)的建構。然而，在七十年代興起的解構主義運動影響下，當今的歐美學界“大多數(shù)學者心目中的美玉，都不存在于文本內部，而在文本之外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現(xiàn)象之中”。在他看來，解構主義是對西方文學研究中形式主義統(tǒng)治地位的挑戰(zhàn)，但也導致了文學研究與各種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區(qū)分越來越模糊，而作為西方學界的一個分支，漢學界也難免受到這種風潮的影響。對此學科發(fā)展態(tài)勢，蔡宗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文學傳統(tǒng)是藏玉的大山，而西方文論只是有助于攻玉的他山之石，兩者的體用關系應該是清清楚楚的……中國文學研究之‘體’應該是源于中學的，而其用則是中西皆可，兩者酌情兼用為最佳”，尤其強調“中國文學研究須逆西方學術解構潮流而動的必要性”。
蔡宗齊認為在中國文學研究中，多數(shù)解構式研究只有分析具體作品之局部意義，而沒有推動中國文學研究整體發(fā)展的全局意義。“在中國文學研究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國文學研究者的迫切任務是建構各種主要文體形式的現(xiàn)代系統(tǒng)。這些系統(tǒng)應超越古代文論中的論述，具有高度的理論分析性，足以讓中文讀者不僅能知其然，還能知其所以然。只有建立了這樣的形式系統(tǒng)，我們才能幫助國外學者和大眾讀者了解中國文學各種文體之藝術奧秘，讓中國文學研究逐漸進入西方文學研究的主流?！保?1頁）
《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一文是蔡宗齊“宏觀與微觀、歷時性與共時性研究結合的最早實踐”。他認為，宏觀視野下對五言詩發(fā)展軌跡的歷史研究，可稱為“綱”，而微觀角度下對特定時期文本內在復雜關系的個案分析，可稱為“目”；古往今來學者的古典詩歌研究，往往存在“綱目分離”的情況，一類著力于宏觀的詩史溯源，另一類是微觀的詩篇詩句評書，也就是所謂的“詩話”。為了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就很有必要打通“目”之間共時性和歷史性的關系，即作品文類、主題、形式三者的內在關系。此文通過細讀漢樂府、漢古詩、曹植、阮籍四組作品，著重研究各種“細目”和“總目”之間的互動關系。
蔡宗齊結合共時與歷時研究，以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方法，得到國內學者高度評價。袁行霈先生與其弟子曾祥波博士在《讀書》雜志2022年第六期上發(fā)表書評《探尋詩境的入口》，將《語法與詩境》一書與蔡宗齊之導師高友工、梅祖麟兩位先生的著作《唐詩的魅力》相比：“《唐詩的魅力》使用雅各布森提出的對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分析唐詩中普遍存在的隱喻、用典現(xiàn)象，強調詩歌語言具有超越普通語言局限于說明、解釋功能的特殊性質，這種特殊性質的根源來自詩歌語言的自由組合能力。”而蔡宗齊研究方法的獨創(chuàng)性，在于從漢語語音特點著手，使用語言學方法再次分析中國古典詩歌藝術，探討漢語單音而有實義的特點是否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節(jié)奏、句法乃至更高層面的結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中山大學的王賓教授在中大西語系攻讀研究生時期曾與蔡宗齊同時受教于戴鎦齡先生，作為比較文學學者，王賓極為肯定蔡氏方法：“蔡宗齊因循的理路是研究古典詩詞（其他語言共同體亦然）的正道：理性的，科學的，也是基于常識的；其他民族語言的詩歌分析，蔡所言的三個層次（原則）都適用，區(qū)別僅在于具體的‘語言系統(tǒng)’（la langue）不同，從而呈顯的‘言語行為’不同，但深層的抽象原則大致一樣。法國人還有追隨者，包括文字學家和文論家，將非科學非理性的浪漫主義情結，投射到對漢字‘會意’的詮釋，企圖展示一個有別于歐洲詩歌的‘他者’。‘會意’是傳統(tǒng)語文學（philology）研究范式內的概念，被浪漫主義化后，拿來觀察唐詩宋詞，為神秘主義打開大門。蔡宗齊堅持的理路，在中國非常需要，因為‘以詩論詩’一直盛行于中國學界，而且論詩才又一代不如一代。返回語言研究本身，或許會有另一種天地?！?/p>
中國文學研究是否能夠超越古代文論建構理論系統(tǒng)，這場攻玉之戰(zhàn)的成敗關鍵，在于采石。在“古代文論篇小序”中，蔡宗齊結合《文心雕龍》中相關譬喻，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中國文論體系攻玉之戰(zhàn)，轟轟烈烈，歷時四十余年，但戰(zhàn)果卻似乎乏善可陳。中國文論系統(tǒng)是何物？它的獨特之處為何？對這些老問題，我們能給出什么新的、言之有據(jù)的答案嗎？筆者認為，攻玉成效不佳，原因是我們沒有處理好他山之石與此山之玉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言：‘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攻玉之喻與劉氏析薪之喻，無疑是相通的：攻玉猶如析薪，而攻玉之‘石’猶如析薪之‘斤’。正如劉氏析薪之喻所示，攻玉之石的選擇和使用是否合適，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攻玉之戰(zhàn)的成敗?！保?41頁）
蔡宗齊著《語法與詩境》
此篇首章《文學觀發(fā)展軌跡：從和諧過程的角度論文學》介紹了中國文學研究者借用西方文論的“他山之石”建構文論系統(tǒng)的嘗試。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借用了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建立的西方文論系統(tǒng)論，其中四大核心要素為世界、作者、作品、讀者，與之相應的四個理論面向為摹仿理論、表現(xiàn)理論、形式理論、實用理論，形成了一個四元的文論系統(tǒng)。但是，機械套用的結果未必理想：“閱讀《中國文學理論》時，讀者會強烈地感覺到，作者試圖將整個中國批評傳統(tǒng)強行納入艾布拉姆斯的框架。為了適應艾布拉姆斯的分析模式，統(tǒng)一批評家的著作被分割成許多不同的部分，散見于該書各處，故難以全面把握其理論主張。這樣建構中國文論系統(tǒng)的結果無法令人滿意。讀完劉氏《中國文學理論》全書，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大堆不同批評家支離破碎的觀點，而非完整、連貫的中國文論途徑。從這些不足中我們看到，以艾布拉姆斯解構圖來重構中國文論體系是行不通的?！保?47頁）
蔡宗齊認為，中國文論發(fā)展的特點在于內部與外部框架的互動過程，也在于批評中心的連續(xù)轉向：“總而言之，傳統(tǒng)文論家總是在內、外部互動的框架里審視文學的方方面面。由于受到宇宙哲學思維的變化和文學自身發(fā)展的影響，他們不斷修正現(xiàn)有的或發(fā)展出新的內外過程互動的框架結構，將批評的注意力從某些內、外過程轉向另外一些內、外過程，新的文學觀亦應運而生。這一批評中心的連續(xù)轉向就是中國文論發(fā)展的總趨向?！保?88頁）為了更好地把握描述這個特點，很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龍》，以此探討重構中國文學研究理論體系的可能?！啊段男牡颀垺分小摹亩鄬雍x可以比作一個巨大的蛛網，通過這個語義之網的妙用，劉勰成功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概念系統(tǒng)，以文原道的觀念居中，向四面輻射，衍生出無數(shù)與之相承的理論，涉及文化與文學傳統(tǒng)的關系、文體演化、口頭與書面創(chuàng)作的關系、唯美文學與非唯美文章的關系，創(chuàng)作與接受過程，作者與讀者素質，以及文學史諸方面?！保?13頁）劉勰雖非以上這些理論的原創(chuàng)者，但他可以說是將眾多理論“統(tǒng)一并綜合在一個強調以文原道、書勝于言、文理契合及文情交融的文學理論體系之中”的第一人。
然而，正如眾多學者指出，中國文學理論術語尤其是古代文論術語的模糊性，導致主觀闡釋理解眾說紛紜，無法達到一致，也許會影響到中國文學理論體系的普適性。對此，蔡宗齊的看法與一般學者的貶斥觀點大為不同，他認為：“只要批評家愿意耐心地將中國批評術語的使用放在具體歷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會發(fā)現(xiàn)，術語的模糊性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長處所在……同時，傳統(tǒng)批評術語的模糊性也為現(xiàn)代學者提供一個研究文論史的獨特途徑：通過觀察具體重要術語、論斷的演變，展現(xiàn)相關文學理論在不同歷史時期發(fā)展的真實態(tài)勢，同時又揭示出各種不同論說矛盾統(tǒng)一的內在關系。這種微觀術語考證和宏觀理論思維相結合的路徑在西方文論研究中是無法想象的。由此可見，術語的模糊性給中國古典文論所帶來的實際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優(yōu)勢，一種尚未被人認識的優(yōu)勢?！保?77頁）
比較文學前輩學者紀廉（Claudio Guillén）在《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書中曾以“法國時刻”（The French Hour）和“美國時刻”（The American Hour）來歸納比較文學研究的兩種方法。所謂的“法國學派”采用歷史實證考據(jù)的方法，研究“先后影響”，比如說某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受到前人影響。在二戰(zhàn)之后，大批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學者移民美國，形成了所謂的“美國學派”，致力于探求“平行關系”，比如兩個素未謀面的作家或者不同時代的作品之間有共通之處，可見世界文學原來是有一定共性的。
蔡宗齊跟隨戴鎦齡先生求學時專攻西方文學與比較文學，在美國深造期間得高友工先生指點，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其后在美國高校任教多年，又在香港嶺南大學重新開展了中文語言教學研究的新路徑。這種游走中西文化的際遇，使得蔡宗齊更加重視研究方法的“超文化視野”：“我的研究一方面?zhèn)戎貧w納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文學的共通性，例如它們對創(chuàng)作過程、作家的作用、讀者與文本的關系、讀者與作者的關系的共同關注；另一方面通過比較來激發(fā)兩個傳統(tǒng)之間相互借鑒、相互啟發(fā)。通過展開這種有真正意義的跨文化研究，我們才能培養(yǎng)出超文化的胸襟，視所有文化和民族為人類自我完善過程中平等的參與者?！保?82頁）
從超文化視野觀之，蔡宗齊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也得以超越“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兩種方法，別出機杼，另具一格?！氨容^詩學篇”中收入的三篇論文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層面探討了中西詩學，包括柏拉圖和孔子論詩，華茲華斯和劉勰論文學創(chuàng)作，費諾洛薩、龐德和中國批評家論漢字?！巴ㄟ^綜合分析這些微觀個案的研究結果，在宏觀層次上比較分析中西詩學發(fā)展的軌跡，發(fā)現(xiàn)兩者幾乎總是在宇宙和真理兩條不同軸線上討論文學的起源、本質、創(chuàng)造過程以及其功能，從而形成各自獨特的系統(tǒng)?！保?81-282頁）
此篇中最具特色的一章是《唯識學與王昌齡詩學三境說》。蔡宗齊研讀大量文本，爬梳佛教唯識宗經典中的“意”“境”等術語，并將其與王昌齡文論中相關術語相比較，使我們領會到“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可以互為補充、相得益彰”，而“使用術語平行研究和源頭勘察相結合的方法，我們可望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佛教語詩學關系的研究”（283頁）。
目前，蔡宗齊正在撰寫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國文學理論導讀》）和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 Guided Anthology（《中國文學理論作品選》）這兩部英文專著，希望能引起漢學界之外的西方學者和讀者對中國文論的興趣，引導他們去探索挖掘，從而推動中國文學研究進入當今世界學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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