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顧所來徑”與“翠微”中的……風雨滄桑

《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xiàn)代學術文化》，徐俊著，中華書局，2021年12月版，492頁，88.00元

近日讀徐俊先生《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xiàn)代學術文化》（中華書局，2021年12月），深有感觸。作者自1983年起任職于中華書局，歷任總編輯、總經(jīng)理、執(zhí)行董事及中國出版協(xié)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主持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與許多學者交誼甚厚，是中華書局此期歷史的親歷者。作者通過對中華書局原始檔案、往還信札的梳理，挖掘出許多經(jīng)典史籍出版背后的塵封舊事，以溫暖細膩的筆觸，縷述書局此期之歷史細節(jié)如數(shù)家珍，論學者風范行誼又極為鮮活，勾勒了陳寅恪、鄭天挺、錢鍾書、啟功、周一良、張政烺、何茲全、田余慶、王仲聞、宋云彬、周振甫、傅璇琮等諸多前輩學者的群像。全書讀來，溫煦中不乏深度，誠如程毅中先生在“序”中所言，正是由于作者對歷史的尊重，對文獻的敬畏，對前賢的追慕，驅(qū)使他寫出了這些充滿熱情的文章。（序，第2頁）他并且認為本書中的文章已成為中華書局局史積累的史源文獻，也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文化史史料的一個部分。因此該書以“中華書局與現(xiàn)代學術文化”為副標題，并不是自我夸張。（序，第6頁）

徐俊自2006年開始擔當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重任，相關的編輯史料的整理與考證是該書中多篇文章的核心內(nèi)容。關于“二十四史”整理工程與時代的關系，程序中有一段論述說得比較平實：“‘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過程，反映了這二十年間中國學術文化發(fā)展的一段歷史，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氣候的變化。必須考慮到，1958年點校工作啟動的時候，正是推行‘大躍進’的時期，所以宋云彬點?！妒酚洝窌r，上午還要為煉鋼鐵而劈柴。歷史的進程，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規(guī)劃、計劃，趕不上客觀條件的變化。因此我們的工作，總會留下一些遺憾，留待后人繼續(xù)修訂?！保ㄐ?，第3頁）無論從出版史或?qū)W術史的視角來看，“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李白），“翠微”中的風雨滄桑也是珍貴的史料。

鄭振鐸于1956年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首倡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本嫉闹腥A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1958年2月9日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成立大會。從1958年到1978年是“二十四史”點校史的風雨二十年，據(jù)書局副總編輯趙守儼先生的劃分，1958-1963年是以“前四史”為主的摸索階段；1963-1966年是外地學者到北京翠微路中華書局集中校史的階段；最后是1971-1978年的在王府井集中校史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竟然還有過可能不到一年的校史階段，但是作者指出，由于受到當時政治的干擾和影響，1967年的點校成果基本沒有在后來完成的點校本中呈現(xiàn)。所謂的影響，例如為了體現(xiàn)“標點也要講階級斗爭”，有老先生就提出遇到講農(nóng)民起義的地方，也要提行分段，就像帝王紀事一樣。（437頁）在書中所述的檔案資料中，還可以看到調(diào)外地學者進京的各種生活細節(jié)，如1963年10月中華書局向北京市海淀區(qū)糧食局申請給第一批到翠微路校史的老先生們增加大米的公函，又如翠微校史時期點校組里有位秘書馬緒傳先生，由他每半個月向局里提交一份詳細記錄每一位校史先生的日常生活情況、工作情況、反映的問題的匯報。

在程毅中先生的“序”和該書作者的文章中都談到了所參與過或所了解的“內(nèi)部發(fā)行”，頗有史料價值。研究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出版史，“內(nèi)部發(fā)行”的確是一個重要議題。資深編輯沈展云兄的大著《灰皮書，黃皮書》（花城出版社，2007年10月）是一部難得的融學術與思想于一爐的“書話”，所研究的“皮書”就是六七十年代“內(nèi)部發(fā)行”的外國社會科學與文學著作，出版單位主要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北京的商務、三聯(lián)、世界知識出版社等單位。在我個人的閱讀史上，“內(nèi)部發(fā)行”的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雷延中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是很重要的一部文學書籍。其實在“皮書”淡出讀書人視線很久之后，“內(nèi)部發(fā)行”仍有出現(xiàn)。在七十年代后期，一些“內(nèi)部發(fā)行”的書籍在社會上也可以想辦法買到。1978 年初春，我在公社招生辦拿到華師歷史系的錄取通知后，馬上回廣州買書。憑著一張購買省文史資料的購書卡，在廣州北京路工具書店的二樓買到了一批內(nèi)部發(fā)行的西方歷史學著作，如謝沃斯季揚諾夫主編《美國現(xiàn)代史綱》（上、下，三聯(lián)，1978年 ）、馬里歐特《現(xiàn)代英國》（全三冊，商務，1973年）、《印度通史》（全四冊，商務，1973年）、P.E.N.廷德爾《中非史》（上海人民，1976年）、費奇《西非簡史》（上海人民，1977年）、伊薩特·阿爾-努斯等《敘利亞地理與歷史概要》（三聯(lián)，1974年）、?！ぐ钊鍫柕取度鹗亢喪贰罚ㄉ稀⑾?，江蘇人民，1974年）等。實際上即便在今天，像中非史、西非史、敘利亞史等等這些國別史都是極為專門的，在號稱學術繁榮的今天大概也不會有很多出版社愿意出版這些書。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內(nèi)部發(fā)行”書籍的“經(jīng)濟賬”是怎么算的，程毅中先生的“序”中提到了這個問題：“記得1973年初……要出《昭明文選》和《詞綜》、‘五朝詩別裁’等書，先由‘出版口’打報告請示，準備印了內(nèi)部發(fā)行。周總理也曾批示：不論是不是內(nèi)部發(fā)行，都要照價付錢（大意）。我領悟到，當時許多內(nèi)部發(fā)行的書，都是出版社無償送閱的樣書，數(shù)量不少。周總理體諒到出版社的成本負擔，才特加了這樣的批示?！保ㄐ?，第4頁）這說明即便是在那個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經(jīng)濟賬還是要算的。

程先生還談到了編書的速度與發(fā)行的時間節(jié)點的一些例子。例如在1959年接受了編輯《海瑞集》的任務，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曾過問此事，由于?？?、標點、輯佚的整理工作和屢次統(tǒng)版改版，拖延到了1962年底才出書。又如1962年3月，周揚曾指示要出老專家過去的論文集和專著，周一良的論文集是其中一本。但是因誤了時機，到1964年就沒有公開發(fā)行了。1961年，周揚寫了一個條子要出徐文長、湯顯祖、鄭板橋的集子，程先生接受了編《徐渭集》的任務。因一再改版，拖延到1965年才打出紙型，壓到1983年才印出來。這一拖延就是二十年。1973年程先生又接受了中央交辦的重印《昭明文選》的任務，不敢排印，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居然被批準了。當時乘機多印了一些，內(nèi)部賣給曹道衡、袁行霈等專家學者。還有“內(nèi)部發(fā)行”的另一種景觀，程先生談到了內(nèi)部編書的一次重要經(jīng)歷：“1976年，大概是5月份，出版口下達命令，毛主席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華、商務當時合署辦公，社領導動員好幾位同仁加急點校，委派周振甫先生和我負責定稿發(fā)稿。這次我們不等全書定稿，分卷發(fā)排，流水作業(yè)，打出一卷清樣就送一卷到中央‘文革’小組，大約送出了不到十卷。直到9月8日夜22點，我和校對科的好幾位同事還在新華印刷廠加班校讀清樣，不料9月9日凌晨毛主席就去世了，不知他真看到了沒有？”（序，第5頁）這些都是不應被時光淹沒的“做書”史料。

在收入該書的文章中，作者對一些選題的出書過程有更多的考證性論述，不僅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本身就是重要的實證研究成果。《一個未能實現(xiàn)的出版計劃——1960年代中華書局與陳寅恪先生的交往》一文重新梳理有關檔案資料，糾正或補充了此前相關研究的論述，還原1960年代陳寅恪著作出版的舊事，也為讀者認識時代語境中的陳寅恪提供了重要的出版史視角。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簡稱上編所）自1950年代末向陳氏組約《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中華也在此期收到湯一介關于出版陳寅恪散見論文的建議。到1980年代，“陳寅恪文集”七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出版。作者指出，“對比上編所和北京中華在組約陳寅恪著作同一件事上的處置方式，上編所前輩的膽識與果敢足以讓我們在半個世紀后仍深懷欽敬，此外，還可以看出當時京滬兩地出版環(huán)境的差異?！保?1頁）在北京中華前后兩年的組約過程中，中大楊榮國居間聯(lián)系的情況是關鍵問題。在認真梳理了來往信函、存檔資料以及對陳、楊關系的認識的基礎上，徐俊得出的結(jié)論是：“楊榮國與陳寅恪本沒有多少私誼和交往，所以在北京中華緊鑼密鼓請示匯報做約稿準備的時候，楊榮國實際上按兵未動，既沒有按照齊燕銘、金燦然的要求請示廣東省委，也沒有正式轉(zhuǎn)達北京中華的約稿意向，甚至并不了解陳寅恪撰述和出版的計劃?！薄爱斎唬@只是半個世紀后的推測，楊榮國沒有來信說明其間的‘蹊蹺’……”（78頁）在這項北京中華“未能實現(xiàn)的出版計劃”過程中，作者講述的有些重要細節(jié)也值得引述。其實，在湯一介之后是楊榮國在1960年8月4日的一次會議上向北京中華建議出版陳氏論文集的，他在發(fā)言中說《論再生緣》在國內(nèi)只有油印本，后在香港被人別有用心地出版了。在8月22日金燦然致齊燕銘的信函中提到楊氏反映的兩個問題：一是陳寅恪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課，如印他的文集?！耙灰桓?，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二是港版《再生緣》序中說這樣的書稿在大陸是不能出版的。因此，關于出版陳寅恪論文集之事引起中宣部、文化部許立群、周揚、齊燕銘三位副部長以及郭沫若的關注，齊燕銘對陳氏的“三要”劃線批示“看內(nèi)容再說”。另外，齊燕銘于1961年3月29日在金燦然關于“可否正式向陳約稿”的信后出了批示：“可由‘中華’提出向陳約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因中國古代史常有把這些國家做為藩屬和文中帶有污辱話的情形，今天發(fā)表容易引起對方不快），請其慎重注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此外問題隨其任何論點均不必干涉。（對少數(shù)民族似關系不大，因國內(nèi)問題總好講清楚也，當然也要看講話的分寸。）……”（67頁）《金明館叢稿初編》于1963年3月寄交上編所，卻因其中涉及的敏感問題而未能出版。在1966年3月1日中華書籍總編輯室編印的一篇可能主要依據(jù)上編所的審讀意見寫成的題為《陳寅?。ń鹈黟^叢稿）的政治問題》的文章中談到對陳氏書稿的處理意見：“凡作者以自己的敘述文句論及有關涉外、誣蔑農(nóng)民起義、大漢族主義和大國主義、崇外思想等處，酌加刪改，或用引號以資識別；對作者所引史料，除特別嚴重的如征東條等須處理外，一般不予改動，但需在《出版說明》中作適當說明。如作者同意（通過中大楊榮國與之聯(lián)系）進行必要的刪改，則可考慮接受出版（用內(nèi)部發(fā)行或在學術界征訂印數(shù)后控制發(fā)行，印數(shù)要少，供學術界批判、討論之用）?！保?4頁）這則短短的處理意見是滿滿的干貨：需處理的是作者自己的敘述文句，所引述的史料除個別外一般不改動，但需有“出版說明”；除“酌加刪改”之外，還可以用引號“以資識別”；出版的方式除“內(nèi)部發(fā)行”之外，尚有以征訂控制發(fā)行印數(shù)；目的是供批判、討論之用。或可繼續(xù)思考的是雖然未知上編所的這份審讀意見是在1963年3月收到陳氏書稿之后什么時候?qū)懗傻?，但是總編室?966年3月1日編印這篇文章的時候已是處于暴風雨即將橫掃而至之時。從該處理意見中把握的尺度分寸和表述文字來看，或許正是折射一個非常敏感時刻中的學術與政治征候的轉(zhuǎn)折點。

類似這樣節(jié)點之間，為學術出版而默默作出奉獻的王仲聞先生是“一位不應被忘卻的學者”。他是王國維次子，幼承家學，1949年后供職于北京地安門郵局，1957年因參與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藝文志》被打成“右派”并遭開除，后經(jīng)徐調(diào)孚推薦而成為書局不在編的臨時編輯。他是繼清編《全唐詩》之后的中華版《全唐詩》全稿審訂者，后來他又傾注了兩年時間全部精力參與修訂《全宋詞》。1966年9月25日，王仲聞在當面交代完所承擔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給文學組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萬一其中有一種仍可考慮出版，則新接手之人不明經(jīng)過，工作不免要麻煩一些。我想將各種稿件情況說明一下……?！保ǖ?頁）徐俊說“現(xiàn)在讀這封信的感覺不免有些悲涼……王先生卻在1969年離開了這個世界”。（第3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宋詞》增訂簡體本的作者欄里，鄭重地補上了“王仲聞參訂”的署名。

最后想起的是，程、徐二位在文章中（見“序”第6頁、450頁）都提到“翠微校史”之說的起源與一段佳話：“翠微校史”最早是1963年王仲犖先生等入住翠微路中華書局宿舍時說起的，當時老先生們周末的時候會結(jié)伴去玉淵潭、陶然亭游覽，有一次出游的時候，王仲犖先生提議羅繼祖先生“把我們這些人畫一幅圖，叫《翠微校史圖》”?？上н@提議沒有實現(xiàn)，現(xiàn)存只有一張在陳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是“翠微校史”期間唯一最全的合影（照片見348頁）。這是很感人的文史書畫佳話?？上诸^沒有圖像資料，否則我也想畫一幅《翠微校史圖》，明知不自量力，只是作為一個歷史系的老學生向史學前輩致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