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地是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居住地，壯、苗、侗、瑤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個少數(shù)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湘、粵、桂等地區(qū)，隨處可見某一個或若干個民族的自治縣、自治州乃至自治區(qū)。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東北部，與湖南交界之地有龍勝各族自治縣，它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各族自治縣之一，擁有苗、瑤、侗、壯、漢五個民族。這里緣何成為眾多民族的聚居地？在這片區(qū)域內(nèi)，五個民族在文化傳統(tǒng)與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樣的聯(lián)系？帶著這些問題，我從2018年春節(jié)開始了桂東北的田野工作。作為建筑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者，我的關(guān)注點自然是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們在空間營造與使用中的異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閨蜜所說，這些歪歪斜斜的木樓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內(nèi)行”才能看出門道的建筑細節(jié)之外，如何才能展現(xiàn)不同民族的萬種風(fēng)情？在這個關(guān)于龍勝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學(xué)術(shù)研究的“邊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與故事，來呈現(xiàn)更為生動多彩的龍勝。
龍勝縣域因與桑江流域大致相當(dāng)，轄區(qū)內(nèi)的自然地理條件差異不大。在大致相當(dāng)?shù)沫h(huán)境中，各個民族的聚落遵循著基本相同的選址、布局原則。由于苗、瑤、侗、壯、漢民族及其支系的聚居區(qū)相對清晰，小環(huán)境的區(qū)別產(chǎn)生了聚落景觀的些許差異。在對環(huán)境適應(yīng)的普遍應(yīng)對策略上，以及對各自族群文化習(xí)俗的表達中，也產(chǎn)生出形式相似又各不相同的家屋（住宅）建筑。這些差異對于一般觀者來說或許并不顯眼，但它們是多民族地區(qū)族群認(rèn)同和文化交融的雙重呈現(xiàn)。
地形與聚落
在本系列的開篇文章之中，我們已經(jīng)簡單介紹了桑江族群的分布特征。侗、壯兩族的聚居區(qū)以河谷為邊界，而苗和紅瑤則以山嶺為核心、分布于多個小流域的上游地區(qū)（ 圖一 ）。
圖一 龍勝縣族群分布圖（根據(jù)《龍勝各族自治縣民族分布圖》[1]改繪）
桑江流域的河谷縱然寬窄不同，但均極少河灘平地，干流和支流、上游和下游的聚落都是以沿山布局為主。僅在平等河流域才有幾處較大的平壩地，形成諸如樂江、庖田、廣南、平等的河壩村落（ 圖二 ）。即便在桑江干流，沿河的壯、瑤村寨仍是建造于山麓之上，如壯族的里排、里伍，紅瑤的白面、細門等村落（ 圖三 ）。不過，相比于小支流上游的深山聚落（ 圖四 、 圖五 ），干流或大支流河谷兩側(cè)的山寨視野更為開闊（ 圖六 ），形成風(fēng)格不同的聚落景觀。
圖二 平等河流域的河壩侗寨（趙曉梅攝，2018年）
圖三 桑江干流山麓之上的村落（趙曉梅攝，2021年）
圖四 南山山麓景觀（趙曉梅攝，2021年）
圖五 城嶺山麓景觀（趙曉梅攝，2021年）
圖六 桑江河谷景觀（趙曉梅攝，2021年）
從村落規(guī)模來看，河壩聚落更易于由多個小自然寨逐漸聚集，形成大型聚落。比如平等鎮(zhèn)駐地平等村，占據(jù)了龍勝縣內(nèi)最寬的一塊平地，當(dāng)?shù)鼐用駥⒑訛┍贋榈咎?，而將村寨建于丘陵腳下的緩坡地帶。全村有一千多戶、將近四千人口。平等有十多個姓氏，幾個大姓相對聚居，從北面的寨頭到南面的寨尾依次居住著石、羅、陳、吳、伍、楊、胡等姓氏的居民。各大姓氏擁有自己的墳山，原先設(shè)有族長管理本族內(nèi)部事務(wù)，組織清明祭祀。在姓氏之上，平等過去有一種稱為“群”的社會組織，一般由一兩個大姓構(gòu)成，建造自己的鼓樓[2]（ 圖七 、 圖八 ）。 當(dāng)?shù)厝怂f的群，或許就是原本的自然村寨，鼓樓是這些自然村寨的象征，也逐漸成為這些以侗人為主體（當(dāng)?shù)亓鱾髦跣宅幦巳谌攵比说墓适拢┤巳旱拿褡宸?。又因為侗族鼓樓的視覺效力，即便在龍勝這樣的多民族行政區(qū)，也會在縣城中興建一座現(xiàn)代鼓樓（ 圖九 ），表明自己的少數(shù)民族身份。
圖七 平等村的主要姓氏、墳山和鼓樓（趙曉梅繪）
圖八 平等鼓樓之一（趙曉梅攝，2018年）
圖九 龍勝縣城中的鼓樓（王忠貴攝，2022年）
坐落于山麓之上的聚落規(guī)模往往不會很大。如果從族群的差異來看，紅瑤和壯族聚落有一些較大的聚落，它們也是曾經(jīng)幾個自然村寨的聯(lián)合體，如龍脊大寨由廖家、侯家、平段和平寨構(gòu)成。這些大型山麓聚落大多選址于山勢較為平整、易于開辟梯田的坡地之上，幾個自然村落上下毗鄰，漸漸連為一體。即便如此，規(guī)模最大的金竹和龍脊，也不足平等村人口的半數(shù)。盤瑤和苗族的村寨往往規(guī)模更小，這倒未必是民族特色——紅瑤、壯人甚至侗人也有很小的村寨，只是這些村落的選址或許沒有那么“理想”，附近缺乏更多的資源來養(yǎng)活更大的人口。這些小村寨基本都位于更高的山麓之上，周邊的山林地形變化較大，不易于開辟大塊、完整的田土。
在這些山麓聚落之中，家屋均沿等高線分布。也就是說，每家每戶的屋脊與等高線平行。由于山麓村落規(guī)模不大，位于地形一致的同一片山麓之上，因此整個聚落的房屋朝向大體一致。那么，建造這些家屋必然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一塊斜坡之上造出平坦的室內(nèi)空間。在以石山為主的桑江流域，以底層架空的木構(gòu)干欄“墊平”高差顯然要比用土石壘造地基要省力得多。實際上，這種底層架空的干欄建筑也是南嶺區(qū)域應(yīng)對潮濕氣候的長久做法，因此我們看到，即便在平坦的河壩聚落之中，傳統(tǒng)上仍是建造干欄住宅。盡管當(dāng)?shù)匾苍ㄓ胁患芸盏牡匚荩切┒际桥R時性的簡陋住宅，早已不復(fù)存在。只是對于桑江族群來說，建造成半樓（一半架空、一半立于平整過的地基上）還是全樓（全部架空）的干欄家屋，并非地形決定，而是有著明確的民族屬性。
族群與家屋
干欄家屋可以說是應(yīng)對當(dāng)?shù)氐匦魏蜌夂驐l件的傳統(tǒng)建造形式。在人類學(xué)研究之中，家屋又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可以表達社會結(jié)構(gòu)和基本運行，也具有豐富的文化象征意義。比如，作為一個社會單元，一個家庭所擁有的家屋，當(dāng)人口增長之后，我們是要另外建造新的家屋，還是擴建原有的家屋？傳統(tǒng)上，桑江民族大多會選擇后者，保持一個大家庭聚居的模式。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nèi)绾蝸頂U建，是在原有家屋兩側(cè)繼續(xù)延展，還是從某一個端頭向前延伸？新的擴建部分采用怎樣的形式？不同的民族似乎形成了不同的答案。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各個民族基本家屋的普遍樣式，這些各不相同的建造方式表現(xiàn)出他們各自的習(xí)俗、禁忌。
半樓和全樓都要將坡地平整為上下錯層的臺地，但各層占據(jù)兩層臺地地基的方式不同。紅瑤和苗族的傳統(tǒng)家屋是半樓干欄，將山地修整成大小相等的上下兩層臺地，在下層臺地上建造架空的底層——“樓底”，在上層臺地上起“樓上”的生活層（ 圖十 ）。在這樣的家屋中，底層的畜欄是不被視為人居的地方，因此在居民主要生活、活動的“二層”（主人將其視為一層）設(shè)立大門，底層另辟小門（ 圖十一 ）。侗族和壯族的傳統(tǒng)家屋是全樓干欄，整個建筑基本都立于下層臺地，只有最后一進或半進搭在上層臺地上（ 圖十二 ）。住宅的主入口在底層，進入一層、登上樓梯而抵達二層，不過正式的大門仍是在二樓門樓之上（ 圖十三 、 圖十四 ）。
圖十 龍勝半樓干欄家屋明間剖面圖（趙曉梅繪）
圖十一 龍勝紅瑤半樓干欄家屋（趙曉梅攝，2018年）
圖十二 龍勝半樓干欄家屋明間剖面圖（趙曉梅繪）
圖十三 龍勝壯族全樓干欄家屋（趙曉梅攝，2018年）
圖十四 龍勝壯族二層門樓上的大門（趙曉梅攝，2019年）
浙江大學(xué)王暉老師認(rèn)為，半樓和全樓的選擇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祖居地居住傳統(tǒng)，苗族和瑤族來自“北方”，慣于地居，即使因不斷遷徙而逐漸采用干欄家屋，但仍以半樓的形式表達其地居傳統(tǒng)；壯族和侗族則是南方土著民族，架空的全樓本身就是其原初居住模式。[3]的確，使用了半樓形式的苗、瑤家屋，架空層以上只是短時使用的寬廊式門樓，而家庭的禮儀空間堂屋和火塘，乃至居民的臥房都處于實地之上。不過，在龍勝，這條原則不適用于全部的苗、瑤支系，比如盤瑤和花瑤的家屋就多用全樓，或許因為這兩個族群人口少、居住較為分散，房屋建造更多受周邊民族影響。
在桑江支流金江河河谷之中，居住著紅瑤、壯、漢和盤瑤四個族群。紅瑤聚居于上游，壯人聚居于下游，而盤瑤和漢人則散居于壯寨之間，并且更靠近往桂林的南部。這樣的聚落分布已經(jīng)暗示出他們的遷入順序，明代以來生活于此的紅瑤被明清之際遷入的壯人“驅(qū)趕”到上游，盤瑤遷入時間可能稍晚于壯人，人口也足以建立自己的聚落，而乾嘉以后才以壯人佃農(nóng)身份定居的漢人則依附于壯族為首的聚落聯(lián)盟——龍脊十三寨。盡管如此，壯人的高超營造技藝顯著影響著盤瑤，盤瑤家屋直接照搬了壯族家屋的排柱方式，只是將前后調(diào)轉(zhuǎn)——我們看到壯人在門樓的地方做了一根不落地的“燕柱”來豐富門樓空間，而盤瑤似乎抄錯了作業(yè)，把它用在中柱之后，且看不出是何原因（ 圖十五 ）。
圖十五 金江河流域盤瑤家屋明間剖面圖（趙曉梅繪）
當(dāng)然，最先定居的紅瑤人也在家屋營造中影響著壯人，紅瑤特有的二柱崇拜被壯人所模仿。在紅瑤家屋中，由于房間的排布方式，作為主要儀式空間的堂屋，其正中之柱不是家屋的中柱，而是中柱之后的“二柱”（ 圖十六 ），因此二柱是最先被樹立起來的建筑構(gòu)件，不僅用材格外考究，且要灑雞血、做儀式，還要在二柱之上添加一根小梁，舉行上梁儀式。壯人從紅瑤那里習(xí)得了“二柱”崇拜，左后二柱也是最先被樹立起來的柱子。但是由于本身排柱方式的差異，瑤人后二柱的信仰被移花接木至壯人的前二柱，形成了在前二柱上做小梁、為它舉行上梁儀式的習(xí)俗（ 圖十七 ），并且被賦予大木匠師傅做法彎梁的傳說。[4]
圖十六 金江河流域紅瑤傳統(tǒng)家屋平面示意圖（趙曉梅繪）
圖十七 龍脊壯族家屋前二柱上的彎梁與上梁儀式所包紅布（趙曉梅攝，2019年）
不過，在悠長的歷史中，瑤人和壯人在家屋營造之中是相互模仿的，紅瑤也從壯人那里借鑒了很多裝飾要素，最典型的就是上下二分的碗柜。這種碗柜原型顯然來自于壯族，因為其下部直接借用了門樓上的迎客凳造型（ 圖十八 ）。壯人的門樓是客人等待主人請入屋內(nèi)的地方，在此處面對樓梯安置一條長凳，這幾乎是龍勝各個民族家屋之中唯一具有實用功能的高家具。除此以外，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所使用的都是低矮的桌、凳。香火之前設(shè)置的供桌顯然也是高家具，但它僅具有禮儀功能。壯人的迎客凳當(dāng)然也有禮儀功能，它雕飾精美，表達了主人的待客之誼。不過，家屋居民還會經(jīng)常用它在門樓上乘涼，彼時迎客凳就變身為可供休憩的臥具。壯人火塘之側(cè)的碗柜下部借用了迎客凳的造型，且比上部更加突出（ 圖十九 ）。壯族居民有時也會混淆二者，龍脊一帶就流傳著這樣一則故事：一位老婆婆醉酒歸家，模糊中看到一條迎客凳，就爬上去困覺（睡覺），醒來才發(fā)現(xiàn)自己睡在扒鍋上面。后來，這一碗柜形式也出現(xiàn)在紅瑤家屋之中（ 圖二十 ），說明兩個族群在生活空間營造之中的相互模仿。
圖十八 龍脊壯族家屋門樓中的迎客凳（趙曉梅攝，2019年）
圖十九 龍脊壯族家屋中的碗柜（趙曉梅攝，2019年）
圖二十 金坑紅瑤家屋中的碗柜（趙曉梅攝，2019年）
移民與院落
龍勝傳統(tǒng)家屋是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綜合產(chǎn)物，民族和地區(qū)之間的學(xué)習(xí)借鑒不限于桑江流域內(nèi)部。龍勝北部毗鄰湘西南，這里比龍勝更早納入國家直接統(tǒng)治、“漢文化”得以極大發(fā)展。[5]湘西南已“漢化”的人口不斷遷入龍勝北部的侗、苗聚居區(qū)，他們在融入當(dāng)?shù)刈迦旱倪^程中，也將“漢人”的院落營造帶入桑江流域，這是一種桑江南部極少見到的家屋形式。
在廣大的西南山地，院落都不是一個常見的建筑形式，往往只見于漢族移民或受其影響的零星聚落之中。桑江流域的山嶺坡度算不上平緩，并不適宜營造院落。因此，在不少瑤、壯村落之中，我們看到人口擴張之后，往往仍沿等高線向左右拓展，建造新的家屋，使之與老屋相連?，幦烁怯袊?yán)格的營造禁忌，不許屋脊垂直相對。一座座山墻相接的家屋，門樓連成一條連續(xù)的共享空間（ 圖二十一 ）。
圖二十一 龍勝盤瑤家屋相連的門樓（趙曉梅攝，2021年）
在大南山腳下的侗、苗聚落之中，家庭的擴大帶來另一種家屋形式——在老宅兩端向前伸出橫屋，形成當(dāng)?shù)厝怂f的“燕子樓”（ 圖二十二 ），甚至以橫屋連接前后兩座家屋，構(gòu)成“四合院”。當(dāng)?shù)卮迕裾f，這種院落是過去“大地主”才能蓋得起的。人多、土地多，才逐漸形成這種使用本地營造手段、模仿漢地民居的建筑。這種院落已然不存，不過龍坪侗寨的伍興時木匠師傅（1940年生）在1990年代前后曾制作過一個院落民居模型（ 圖二十三 ），至今存于龍勝縣文管所中。
圖二十二 龍勝苗族燕子樓（趙曉梅攝，2019年）
圖二十三 龍勝侗族“四合院”家屋模型（趙曉梅攝，2021年）
20世紀(jì)下半葉以來，隨著大家庭的解體，龍勝民族不再建造拼合而成的大型家屋。在一些新造的家屋之上，仍能看到橫屋殘存的“影子”。比如在芙蓉一帶苗族村落，家屋很少建橫屋，但仍在屋頂之上做一個與正脊相交的小屋檐，山花朝前（ 圖二十四 ）。這個附加的屋檐之下并沒有特殊的儀式空間或功能屬性，當(dāng)?shù)啬窘硨Υ说慕忉尀椋嵘菝娴目癸L(fēng)性能。其實，原本橫屋的建造也有對抗風(fēng)能力的考量，只是在家庭規(guī)模減小之后，縮微為屋頂形式了。
圖二十四 龍勝苗族家屋模仿橫屋的屋頂造型（趙曉梅攝，2019年）
在相同的氣候環(huán)境之中，不同人群采用的營造手段來應(yīng)對幾乎沒有差異的自然條件。這些營造手段的來源頗為復(fù)雜，或來自原初的建造習(xí)慣，或來自毗鄰的強勢族群，或來自不斷融入的新人口。也正因為如此，龍勝民族的聚落和家屋，在一瞥之下的相似性之上，又呈現(xiàn)出更為細膩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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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年，扉頁。
[2] 陸德高：《平等侗寨史》，龍勝各族自治縣2008年，第22、29頁。
[3] 王暉：《民居在野——西南少數(shù)民族民居堂室格局研究》，同濟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第71-74頁。
[4] 趙曉梅：《家先祭祀與空間變遷——桂北苗瑤家屋二柱象征意義的獲得》，《建筑學(xué)報》2020年第6期。
[5] 胡小安：《 “動亂”、制度與社會變遷——明清以降桂林地區(qū)的族群問題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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