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由復旦大學侯體健教授等整理的《王水照訪談錄》（以下簡稱《訪談錄》）。該書集結了十二篇深度訪談，在時間上覆蓋了先生負笈北京大學、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以及復旦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這樣三個最重要的求學任教階段，在議題上則涵蓋了先生在新宋學、詞學、錢鍾書手稿集以及文章學研究方面的研究緣起和近年來的學術興趣?？梢哉f，這本訪談錄是先生對自己畢生求學、教學、研究經(jīng)歷的比較全面的回顧和總結。
早在1998年，王先生就出版過《半肖居筆記》，該書系由報紙文藝副刊的同名專欄系列文章結集而來，以雜纂的短文形式記錄文史考論和讀書心得。2008年又出版過一部《鱗爪文輯》，得名于錢穆先生《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鱗半爪”之語，該書在《半肖居筆記》舊文基礎上做了篇幅相當?shù)脑鲅a，收錄文章是帶有學術性質(zhì)而介于論文和隨筆之間的讀書筆記和隨想心得。作為宋代文學研究界的泰斗，先生撰寫了大量學術著述，在學界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力有目共睹。而從《半肖居筆記》到《鱗爪文輯》，再到如今的《訪談錄》，這一系列文本則為我們提供了先生致力學術著述以外的文史視野，亦具有獨特的學術和文化價值。
《王水照訪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正如作家訪談能夠為解讀作家作品指示線索一般，這些隨筆札記性質(zhì)的文本首先是學者本人治學經(jīng)過和方法轉(zhuǎn)向的絕佳注腳。作為北大中文系55級的一員，先生在集體撰寫“紅皮”《中國文學史》和“黃皮”《中國文學史》的過程中，開啟了對文學史問題的漫長觀照。他被指定為“紅皮”《中國文學史》宋元組的負責人，以及他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期出版的首部個人著作《宋代散文選注》，都是他將宋代文學作為主攻領域的推動因素。由他主導的從唐宋文學領域?qū)θ毡緦W人內(nèi)藤湖南“唐宋變革論”的回應，引發(fā)了“新宋學”的理論建構。與“重詩輕文”現(xiàn)象相伴生的一大問題是，什么樣的古典散文才有資格進入到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中來？文學史評價散文的標準何在？這些追問又催生了他對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的濃厚興趣。駱玉明教授曾經(jīng)評價王先生的治學特點為兼有“一代之學”、“一方面之學”和“一以貫之之學”。其中的“一以貫之之學”，即是努力地體會、理解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傳統(tǒng)，在文學研究的工作中對之加以繼承和發(fā)揚，使之在當下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fā)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這一切又并不背離現(xiàn)代的和世界性的視野。體現(xiàn)在方法論上，則是堅持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本位與國族本位，同時不斷借鑒其他學科的新方法、新視野和新材料。而這些學術生產(chǎn)背后的關竅秘旨和方法支撐，都可以在先生的系列筆記中找到有跡可循的線索。
《宋代散文選注》，王水照選注
這些隨筆、訪談不僅有助于揭示大家學者的學術履歷和研究方法，其非正式（相對于學術著述而言）的文本之間也構成了某種互文性。比如，《半肖居筆記》中收錄了一篇《鵝湖書院的沉思》。這篇學術隨筆從先生游覽鵝湖書院舊址的感受寫起，懷想淳熙二年朱熹、陸九淵探學問理的“朱陸之會”，同時也揭開了此后另一場鮮為人知的鵝湖之會。南宋淳熙年間，有志光復的思想家陳亮約請辛棄疾、朱熹共赴鵝湖一會。然而，陳亮在當?shù)販袅耸?，與辛棄疾同游鵝湖，朱熹卻終未能如約赴會，辛、陳二人只得悵然分別。陳亮東歸以后，辛棄疾在次日還曾帶病追之，中道方棄，心中郁結別有懷抱可見一斑。但是，關于陳亮積極促成辛棄疾、朱熹兩人鵝湖之會的動機、陳亮和辛棄疾在鵝湖的互動，以及朱熹未能赴約的原因，相關文獻盡皆付之闕如，留下的只有陳、辛相互酬唱的五首《賀新郎》詞。這篇隨筆即以此五首相當受限的詞作和詞序為線索，加上當時有關歷史、政治、學術的側(cè)面資料，輔以合情合理的忖度，做出了審慎細致的假設推斷：陳亮想要在宋孝宗獨立主政期間調(diào)停朱熹和辛棄疾之間的分歧，搭建起當時最強的文武聯(lián)盟，但是朱熹和辛棄疾兩人不僅對光復時機和條件的政見不同，而且在文化性格上也有著巨大的差異，終究導致鵝湖之會的破滅。在《訪談錄》中，先生就介紹了這篇隨筆的構思由來，也解釋了之所以把這些材料處理成一篇隨筆而非正式學術論文的原因。由于這一事件至今史無明文，除了文學性的詞作之外再無可以用來實證的素材，如果強行敷衍成文則多主觀臆測，而就此輕輕放過又殊為可惜，未若以彈性較大的隨筆文體權且錄下，待日后有機會發(fā)現(xiàn)更多材料再敲定核驗。這一處置方式彰顯了前輩學者的精審智慧，以及對待學術論文的嚴肅立場。此外，《訪談錄》重提了《半肖居筆記》、《鱗爪文輯》中曾經(jīng)談到的“魯迅型”與“鷗外型”的研究路徑的取舍問題，再申了運用國外理論觀點解讀本國文字須以本國文學所需為主、增進對本國文學的認識為先的判斷。這些創(chuàng)作時間不一的文本互有聯(lián)系，互為補充，雖各有其所應置入的社會文本結構，有助于我們還原相應作品和學術見解的穩(wěn)定意義，同時卻也指向其各自所處的社會文本總和之外更豐富的文化空間。文本中得出的結論，既有對同一個問題所展開的長期的、反復的思考，也有切中時弊的、富有針對性的側(cè)重和調(diào)整。
新技術或新媒介的出現(xiàn)往往都會帶來研究方法的演進，而研究方法的更新又會為學科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新的契機。在學生動筆撰寫論文之前，先生總會提醒大家，要始終站在文學研究的本位立場上去把握文章，切忌為其他學科“打工”。不過，他對于其他學科的發(fā)展新動向、新理論一直持有開放、敏銳的態(tài)度。比如，盡管對量化研究的統(tǒng)計方法直接運用在詩詞的接受美學領域有所保留，但他也鼓勵學生在某些可量化的交叉學科領域內(nèi)使用這一方法。“從定量分析入手進而定性分析，在文學研究的一定范圍內(nèi)仍是相當有效的”，只要意識到定量分析方法在人文學科的效度邊界，此法亦不妨使用。先生對于札記、訪談等非正式文本的看法，和他在這種方法論上的靈活態(tài)度是一致的。例如，《半肖居筆記》中有一篇《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談到國人自撰文學史的先行者當為北林（林傳甲）南黃（黃人），并約略標舉兩人各自的撰述特點。2004年，先生在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聯(lián)合主辦的“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討會”上宣讀了關于國人自撰首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論文，即是在這篇讀書札記提供的創(chuàng)想上做了學術化的產(chǎn)出，后又結合在蘇州大學圖書館訪獲黃人所撰《中國文學史》存書，進一步修改成文，最終于2008年在《中國文化》上發(fā)表了《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之爭及其學術史啟示》一文。從札記到論文，從初稿到發(fā)表，經(jīng)過前后十多年的多次文獻搜集和思考，此一關涉國人自撰本土文學史的重要議題得以完整揭示和徹底縷析。比對最早的讀書札記和最終成稿的學術論文，亦多少能對先生的治學精神和演繹路數(shù)有所領會。
開展訪談并將訪談成果結集，最初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歷史學界的口述史研究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其奠基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蘭·內(nèi)文斯教授依托當時新興的錄音技術，來收集和研究個人、家庭、重要事件或日常生活的歷史信息。由口述史的講述者所分享的回憶和觀點，通過獨特的聽覺記錄傳遞給受眾。采集口述史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訪談，一開始的訪談原始檔案多以聲音或者視頻的形式加以留存，之后再以文字記錄的形式讓更多人可以領受這些信息?？谑鍪返脑L談方法被引介到國內(nèi)之后，在史學研究中獲得了廣泛的運用，尤其是對近代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口述資料的搜集整理，大量珍貴史料得以留存。20世紀60年代左右，美籍華人教授唐德剛先生在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部的口述史工作之際，用閑談的方式完成了包括《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張學良口述歷史》等在內(nèi)的多部近現(xiàn)代軍政學界人士的口述史著作，成為國內(nèi)口述歷史的開創(chuàng)者。隨著國內(nèi)學界對于口述史或訪談方法論的深入理解，口述史或訪談已經(jīng)成為開展各類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基本方法，是研究工作開展的重要前提?？谑鍪坊蛟L談的重心逐漸從相對局限的歷史視野轉(zhuǎn)移到更加寬泛的文化場域，各個學科的前輩學人成為被訪談的重點對象。
王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曾經(jīng)長期和錢鍾書先生共事，在集體項目中常有機會向其請學。其中，每兩周一次和錢先生的談話，成為他最珍視的回憶：“從他的這些日常談話中，我才稍稍窺探到中國學術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領悟到一些真切的藝術底蘊。”（《半肖居筆記·〈對話〉的余思——記錢鍾書先生的閑談風度》）在輕松愉快的對談氛圍中，講者自是百無禁忌，聽者也毋需正襟危坐，在賓主盡歡中享受思想流動的盛宴。遺憾的是，這些訪談內(nèi)容在浩劫中為先生自行毀去，可重憶者寥寥。正如先生所言，訪談體自有其特殊的載體價值：“因為有些東西呢，寫文章時不好講，比較私人化，還有些話呢無關宏旨，寫進文章不合適，學術論文總不能太枝蔓，訪談倒是一個好的形式，特別是一些有意義的細節(jié)能夠?qū)戇M去。訪談錄比起一般論文來說生動一些、活潑一些、隨意一些，可能不經(jīng)意間的談話也能記錄一些真正活的東西，不失為一個辦法?！保ā对L談錄》·《〈甲子春秋〉與文學所》）也正是出于這一考慮，盡管先生多次自謙未有做訪談錄的資質(zhì)，在師友們的反復勸請之下還是為我們提供了這一部寶貴的訪談記錄。
《文匯報》曾經(jīng)報道過《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出版一事，所取標題“心得盡在筆記取舍和材料鉤沉中”甚得王先生之意。在《訪談錄》中他就談到，錢鍾書先生留下的學術著作形態(tài)各異，《管錐編》是成熟的學術札記，《容安館札記》是經(jīng)過初步編輯的半成品學術著作，《中文筆記》則是最原始的讀書筆記。但是，這個“最原始”的素材，其價值并不亞于經(jīng)過作者本人“反芻”、精心整理過的札記，原因就在于“《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內(nèi)容及意義‘所指’是不確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訪談文字也是如此，雖然有相對聚焦的議題，但其發(fā)散性的、不拘一格的編排和發(fā)揮仍可帶給讀者常讀常新的感受。
《錢鍾書手稿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8月版
對《錢鍾書手稿集》學術價值的重視，和對訪談形式和筆記文本的開放態(tài)度，其實都體現(xiàn)了先生對文學研究及其載體形式的恒常關照。從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期，直到在復旦大學任教期間，先生都頗為關切中國古代文章學的研究?！稓v代文話》的編纂，限于收錄體例和可操作性，把收錄標準嚴格限定在專著和單獨成卷的文評資料。但是，仍有相當多的文章學資料以零散的形式存在，散見于各類別集、筆記、書信、題跋、史書、方志之中，留待有心者的探訪抉發(fā)。建構民族本位的古代文章學，固然要在成卷成篇的集中論述中去找材料，但古代文章學的真實面相也很可能就含藏在這些隱秘的角落之中。錢鍾書先生的學問曾受到海外漢學家的質(zhì)疑，被評價為不成系統(tǒng)、用詞有模糊性。如今學界已經(jīng)逐漸認識到，對系統(tǒng)性的片面追求、能指和所指的絕對固化同樣是一種應當警惕的理論迷思。事實上，錢先生早已提及，“‘片言只語’、‘雞零狗碎的小東西’往往說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見解”（《半肖居筆記·錢鍾書世界的文化闡釋》）。碎片化的思考，非正式的文本，未嘗不能激發(fā)出富有超越性的啟迪。以經(jīng)驗感物、綜合連類、互文隱喻為特點的中國傳統(tǒng)整體性認識論和闡釋學，適足以調(diào)和消弭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帶來的一元標準和差異崇拜。
細細品讀《訪談錄》中的文字，感受先生親切平易的口吻，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課堂上。在先生門下就讀之際，他已是“仰之彌高”的學術偶像，未窺堂奧如我者難免心中惶惑，兼之惴惴不安。但在每一次課上，先生都會用平等溫和的方式和我們探討他最近關心的學術議題，仔細傾聽學生稚拙的意見，也從不諱言自己在推演論證方面亦會遭遇困頓，耐心指示初學門徑，實屬“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坐而論道的閑淡意態(tài)，松快而不失焦點的聊天風格，德蘊于中而光發(fā)于外，讓每一位在座的聽者都如沐春風，每一次都深切地感受到，威儀之中，閑語之外，莫非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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