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甄別好書與壞書嗎？

“有可能甄別好書與壞書嗎？”這個問題幾乎就包含了一個肯定的回答。一位很有名的非國教派牧師寫過一部短論，題為《有可能實現(xiàn)兩全其美嗎？》[1]。可是無論如何，世人總是（非常令該作者頭疼）固執(zhí)地稱那本書為“如何實現(xiàn)兩全其美”，盡管此書在市面上一直被（唐突地）視作“賓尼所著的最佳書籍”。

我們的世界透著庸俗之氣，但它有一針見血的庸俗訣竅。按照該作者的觀點，要是沒有可能實現(xiàn)兩全其美，一位成功的新教牧師幾乎根本就不會提出這個問題來。同樣，要是我準備用直白的否定意見答復我自己的發(fā)問然后下臺就座，就必然會做點兒暗示，來強調如何才可以把好書從壞書中識別開來。

這首先真是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但是困難不是借口。難道沒有現(xiàn)成的論文來指導讀者如何分辨好馬和劣馬么？甚至進一步說，既然人類的野心如此不自量力，是否也有論文指導如何煮土豆呢？——這可說是兼具高超的技藝和稀少的成就了。

其次，不只是任務困難，而且迫切需要精通此道。這件事真是需要重視。

……

就我本人而言，除了道德價值之外，我最想獲得的，就是立刻擁有雄武、精致而又真摯的品味，這應該能讓我隨時隨地欣賞文學藝術中真正的精彩之處，貶斥拙劣的意圖和孱弱的表現(xiàn)力。永遠對于詩歌或圖畫、雕塑中存在的價值充滿激情，能夠鑒別宏偉的、華麗的和只是虛浮的事物；對于神圣的淳樸和可笑的愚蠢，對于華麗的修辭和粗俗的裝點，以及對于醇厚陽剛的口頭或書面英語，和那種甜膩如棒棒糖般好像打算用來吮吸的語句，都感受得出其間的界限；體會到你自己試圖懷著欣喜的欽佩之情，奔向一切高貴和雋永的事物，內(nèi)心對一切虛浮、瑣碎和不穩(wěn)定的事物表示拒斥——事實上，這就是要品嘗那棵曾被禁止的有關善惡知識之樹的果子了。

但這只是要贊頌那尚未確定可達到的目標。什么是“好品味”？在我這里有我認可的界定。我認為伯克說的最好，他在關于“崇高與優(yōu)美”的那篇論著中談到這個問題。伯克在寫這部書之后，就把“于人類有意義”的事業(yè)拱手交給了羅金漢侯爵、里士滿大公和約翰·卡文迪許勛爵[2]。“對于品味這個詞，我指的不過是一種才能，屬于受到想象力完成的作品和優(yōu)雅的藝術品之觸動，或是對以上兩者產(chǎn)生評判的精神才能。產(chǎn)生錯誤品味的原因，在于判斷力的缺陷，這或許緣于理解能力的先天孱弱，或者更為普遍的情況是，這或許緣于缺乏適當且有所針對的運用，單靠這種運用就可以使判斷力得以增強和熟練……眾所周知，當我們由擴充知識、持久專注于我們的目標以及頻繁的實踐應用來改進我們的判斷力時，品味也就得以改善了。有些人不采用這些方法，假如他們的品味搶先做好了決定，就會一直把握不好分寸，搶了先的理由是他們的專橫與輕率，而不在于有什么隱秘的光芒在那刻驅散了他們心中的一切黑暗?！盵3]

伯克說“產(chǎn)生錯誤品味的原因，在于判斷力的缺陷”，在此我必須補充一下我的理解，即沒有人天生具有成熟的判斷力。你可能娘胎里出來就頭戴綢緞帽子嗎？這跟你生下來就胸中懷有美好的品味是一樣的。出錯誤是自然的，走上正路靠的是規(guī)訓。一代代的男童走進學校和大學去受教育，學會了打板球、劃船，現(xiàn)在還學怎么打高爾夫。每一個世代都以驚人的忠實把同樣老生常談、根深蒂固的謬誤翻刻到他們的樣板里去。沒有一代人避免得了這些謬誤，但是每代人反而都要令人苦惱地被教導著將他們本該去做的事情丟棄不問，還要去做那些假如任由自便當然就會被丟棄不問的事情。帶著各種謾罵，他們賭咒要丟棄天性并去實踐技藝，挖出他們與生俱來的那些謬誤，親身運用被時間驗證過也是條規(guī)所確立下來的方法。成效甚微，但有時恰好一位耐心的教師遇到了一位合格的學習者，于是經(jīng)過辛勞的數(shù)月時間，也許是成年的演練，獲得了仿佛完善的成績，接著我們就看到出現(xiàn)了一個精熟的槳夫，一個完美的板球員，一個高超的高爾夫球手，我們懷著欽佩之情，觀賞這些如此優(yōu)雅、嫻熟、巧妙的運動，贊嘆著這種人為精心培育的結果：“他做得多么自然！”

先生們，如果你們想要找到那種有活兒干的自然之人[4]，必須到人生的地堡中去尋。在那里你會發(fā)現(xiàn)成群這樣的人，正試圖走到外面，又抱怨著他們（如其所感）遭受的厄運。他們的行為有生氣，他們的言辭有力量，但是行為和言辭都不存在好的品味。

假如我們想要擁有好的品味，我們當然必須為此付出努力。我們必須學習榜樣，必須遵循范例，必須比較手段，（除此之外）還必須將自然之人釘在十字架上。假如這些問題里有一件東西叫人畏懼，那就是所謂無助的大眾心智。一幅色彩粗糙的阿爾伯特紀念亭石印圖畫，可以給一個無助的心智帶來愉悅，但當有教養(yǎng)的目光投向一位偉大藝術家表現(xiàn)自然的畫布時，那種愉悅獲得的滿足感是否可在深度上與之相提并論？

我想，大家都同意要學習榜樣，這是指那些被證實可行的情形，正如圣奧古斯丁所說，“全人類的明理心智證實可行”（sana mens omnium hominum attestatur）[5]的情形。優(yōu)雅的阿狄生也這么認為，他說：“文學品味就是辨識力，區(qū)別開一個作者令人愉悅的美好，和令人厭惡的瑕疵。假如一個人愿意知道他是否具備這種能力，我會請他讀一遍經(jīng)過了諸多不同時代和國家所檢驗過的古代名著?！盵6]休謨說過同樣的話。歌德也是如此，他對愛克爾曼曾言：“品味不是靠沉浸于中等水平的作品而是要靠觀賞杰出的作品才能熏陶出來的。所以我只向你展示最好的作品，等你在其中扎下根基，你就有了衡量其他作品的標準，明白如何評估才不會過分。我給你看的都是每個類別里的翹楚之作，由此你可體會到不應輕視任何類別，只要天才人物做到極致，不論什么類別都令人愉悅。”[7]馬修·阿諾德先生堅持相同的觀點，并建議我們都去把荷馬與維吉爾、但丁與莎士比亞、彌爾頓與濟慈的只言片語都裝進腦袋里，[8]我們經(jīng)常會遇到有些情況需要我們推崇鄙俗、鼓吹平庸，凡在此時就可以低吟杰作里的段落，將之作為品味的滋養(yǎng)品置于呼吸之間。那位優(yōu)秀的約翰·霍華德在他的監(jiān)獄巡察中用的方法倒是有些可以把阿諾德引為同道，他讓手下人身藏小型磅秤，在要求查驗囚犯的伙食定量后，就突然拿出他這設備，讓監(jiān)獄長在他面前不得不承認所試圖克扣掉的一兩磅物資。阿諾德先生用以考驗詩人的袖珍秤一直受人奚落，但我建議這方法值得采用。

依我看，我們可以由此設想分別好書和壞書的最佳方式，就是讓你自己盡可能地熟悉某些偉大的文學典范。不要對它們感到畏懼。它們提供了最廣大的選擇，適合所有不同的心情。不需要用完全一樣的方式喜愛它們。語言的困難嚴重阻礙了有些人，但是由于我們只是謀求自身受益，并不著急去指導世人，我們不需要把自己的關鍵教育拖延到能閱讀索福克勒斯為樂之后。假如我們都能做到固然是好事，但正如能在羅馬住上三天或是在雅典逗留三個小時要比一輩子沒見過那些城市要好一樣，能讀耶博先生的《安提戈涅》譯本總是要比根本連這個都沒讀過要好。對學者來說，瞧不上譯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不列顛的平頭百姓，他們最偉大的書就是一部多人完成的譯著[9]，他們的日常祈禱語是從拉丁語里為他們譯成英語的，假如碰巧不是古代語言的行家，或者精通一切現(xiàn)代世界的語言，那么以上乘譯本為媒介，獲得對那些文壇之霸主、寫情之人杰其思維方式和表達模式的某些領悟也是美事一樁。但是，事實上，當你口袋里裝了本《英詩金庫》，書架擺上了《錢伯斯文學百科全書》這些卷冊，只通曉自家英語的人才有了充裕的空間和權限培養(yǎng)一種品味，這應該可以十分明智地保護他免于沉迷在陶瓷廢品上，或是用低俗的地攤貨打扮自己，也不會讓他在第二十八版里聽信了什么騙子的鬼話。

既然如此，我們就從傳統(tǒng)開始吧——追隨那在宗教、法律和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傳統(tǒng)。天賦可以偶爾藐視傳統(tǒng)，但我假定咱們都沒有什么天賦。我們可以認真地尊崇傳統(tǒng)。一個人立志要做叛徒還是奴隸，這會是一個好問題；但我今晚不想談論它了。對于典范的崇敬之心并不包含奴顏拜服的意思。

蘭道爾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話：“我們因傳統(tǒng)而崇敬，我們因任性而批判?！盵10]

因傳統(tǒng)而崇敬是一件可憐的事。實在要去崇拜葛柏爾古斯小姐的小說，也比假裝崇拜奧斯丁小姐[11]的小說要好得多。要論與純粹喜悅的精神的關聯(lián)，沒有什么比仿效的狂喜、虛擬的情感更難被接納的了。假如某位經(jīng)典作家僥幸成功，你卻實在受不了他，或是對他的魅力像是施了法術一樣無法觸通，那么對此不發(fā)一言或許是最明智的。即便你發(fā)起了慈悲心腸，照著這位經(jīng)典作家的大頭就是一頓批評，這也不會傷害到他，倒對你有益。但是要讓你的苛評成功，非有待一番細致的研究才行。還是放心吧，成為經(jīng)典作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朽之路上有上千個陷阱，因為誰都會樂于邀得幾個世紀的名望。巖石、積雪、雪崩、泥淖——你或許攀登得太高而頭腦不適，你或許沉潛得太深而靈魂不適；你或許太聰敏而多少在耐性上有些不足，你或許太趨于潮流或是太特立獨行；有成百條的道路通向被遺忘的淵藪。因此，當一位作家在普遍認可情況下逃脫了時代，從他的環(huán)境中幸存了下來，對于我們這些在世上才活過很短時光的孩童來說，去鄙視將該作家置于現(xiàn)在地位的那個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這是一件瘋狂而又愚蠢的事。但是我再說一次，尊重傳統(tǒng)并不是按照傳統(tǒng)去崇敬它。

傳統(tǒng)是最值得信賴的廣告和最為明智的建議。啊，廣告！確實這個詞教人臉紅。拉斯金曾在哪里告訴我們，我們不要因廣告而買書，而是要聽從建議。今天，很難區(qū)別這兩者了。《泰晤士報》成功地把《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世紀辭典》塞進了多少個家庭？《每日新聞》有自家出版的狄更斯，《旗報》每天大肆宣揚英美文化混合體的駭人價值觀，這些東西還被壓縮進了二十卷精華匯編。這些新聞報紙的廣告欄建議我們買因他們經(jīng)營商個人感興趣而在出售的書籍。他們的建議是廣告，還是他們的廣告是建議呢？

無論如何，你從文學傳統(tǒng)那里得到的建議都絕對是公正的。因此我說，具體的傳統(tǒng)都是合理的，想跟傳統(tǒng)爭吵的人還是省省吧，但一定要設法爭取讓你自己滿意。我們因任性而批判；這是蘭道爾的后半句。批評史是一段愁悶的歷史。我們父輩人對于《拼湊的裁縫》，對于《鈴鐺與石榴》，還有對于丁尼生、馬修·阿諾德和威廉·莫里斯的早期詩歌，對于《理查德·法弗爾的考驗》[12]，都是這樣無動于衷，我們還能說什么呢？我們就看上去比我們的父輩聰明些嗎？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繼續(xù)努力，把那自然之人釘上十字架。如伯克所說，要想做到最好，就得依靠我們對知識的延展，依靠我們對目標的持續(xù)關注，再就是依靠經(jīng)常的練習。

在延展我們的知識時，我們必須專注于典范，無論是書籍或圖畫，大理石或磚瓦。我們必須盡可能地擴寬我們的視野，始終以不停歇的比較來運用我們的理智。最重要的，我們必須始終警惕偏見，也不要讓自相矛盾的想法束縛了行動的自由。

我再回到休謨那里。“只有將強健的鑒賞力和精細的感覺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得以改進，在比較中獲得完善，并且消除了所有的偏見，批評家才能算是文藝作品的鑒定人”；他還說，“一個有正確品味的人卻沒有強健的理解力，這種情況是罕見的”。

假如閣下想要知道如何分別好書與壞書，就讓你自己變得富于理智，獲得強健的鑒賞力。你可以——盡管不太可能——背熟荷馬，讓維吉爾隨身陪伴你，讓所有高貴、合宜及壯麗的偉大典范都擺上你的書架。要是你還不具備理智，無法幸福地將強健的鑒賞力和精致的感覺結合起來，那么你就無法在繁多而又擁擠的作者群中體會到好與壞的區(qū)別；你將屬于那類人，他們更喜歡克利夫蘭而不是彌爾頓，更喜歡蒙哥馬利而不是濟慈，更喜歡穆爾而不是華茲華斯，更喜歡塔珀而不是丁尼生。[13]

理智是可以獲得的。通過發(fā)動思考，我們能增加我們的思維高度。精敏也是可以獲得的。好品味值得追求，這會讓世界變得更有趣。

對于住在卑賤監(jiān)獄里的大多數(shù)，

總是頂著太陽熱辣辣的目照，

終日無精打采地埋頭辛勞，

賣命給些什么無聊的差事受苦，

再夢想不到牢獄墻外的光景。

而且，年復一年都是如此，

由貧瘠的勞力做出的新鮮產(chǎn)品

出自他們疲乏的雙手，永遠

都還沒臨近那歇息之時。

愁悶慢慢占據(jù)他們心間。

而當他們試圖要掃蕩

那涌起的哀思潮流，

死亡業(yè)已來到他們的牢房，

困厄，眼前茫然，終不得贖救。[14]

這卑賤的監(jiān)獄，無聊的辛勞，致命的愁悶，假如他有能力，誰不愿意從中逃脫？舉止文雅的品味，受過教養(yǎng)的眼光，對于文學懷有的純粹熱情，都是我們隨自己所愿走出去的關鍵。但即便在此時也必須警惕單純意義上的鑒賞力。“品味，”卡萊爾說——我很高興在結束前可以提到這個偉大的名字——“假如它表示的不是一種微不足道的鑒賞力，那就意味著對于真理和高尚的一種普遍敏感性，對于一切美、秩序和良善都具有一種分辨的知覺，都懷有熱愛和尊崇的感情，無論是在何處或無論在怎樣的形式和技藝中，都能發(fā)現(xiàn)這些內(nèi)容?！盵15]

華茲華斯的牧人邁克爾，他

總是獨自一人

被包裹在數(shù)千重云霧的中心

從山中霧起，到登頂霧散。[16]

顯然與許多《愛丁堡》或《季刊》的評論家相比，邁克爾對于真理和高尚具有著更強的敏感性。但是他的熱愛，如華茲華斯所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盲目的熱愛，而他的書籍，不算《圣經(jīng)》之外，是綠色的山谷和澗溪。

談論書籍是無害處的，閱讀書籍也沒有危害，但是假裝膜拜書籍是愚蠢的。

屈從于這瞬息浮世，將你雙目

從文辭上移走片刻，才是明智。[17]

因此，要分別好書與壞書，就是一件麻煩的工作，第一要有強健的理智；第二要有通過學習和對比獲得的知識；第三要有細膩的感覺。這些才能雖說是有部分得自天意所賜，卻也可以靠自身而獲得，總是無法明確實證的。這些才能還可以避免偏見——政治偏見，社會偏見，宗教偏見，非宗教偏見，還有對你無法自主的出生地的偏見，對你因緣際會而能就讀的大學的偏見，對你由遺傳所致情形的一切偏見，對你成長過程中為自己考慮所做的選擇的一切偏見。假如你具備了上述的幾樣才能，假如你能甩脫這些偏見，并試著活在籠罩這個時代的云霧之上高一點的地方，哎呀，那你就走運了，你對一個已故作家的評判可能十次有九次都是正確的，對于一個在世作家七次或許也就有三次會看走眼，這出錯率應該不能更高了。理由嘛，我再說一次，想要把好書和壞書辨別開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注釋

1.作者是托馬斯·賓尼（Thomas Binney，1798-1874），英國公理會牧師。此書是一部青年讀物，銷量很高，初版當年（1853）達三萬冊之多。

2.作家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曾在文章中略帶開玩笑性質地譏嘲伯克，說他是“為宇宙而生”的人，“業(yè)已放棄了于人類有意義的事情”。這里提到的羅金漢侯爵是當時的英國首相，與另外兩位貴族人物都是影響很大的政治家，也都是伯克的朋友。

3.這段引文零散見于伯克《論崇高與優(yōu)美》的第二版導言中，這篇導言題目即《論品味》。

4.這里的“自然之人”（natural man）一般有“正常人”的意思，但這里作者顯然語涉雙關，強調是未經(jīng)過嚴格教育，品味保持天性狀態(tài)。

5.這段話似出自15世紀日耳曼哲學家?guī)焖_的尼古拉斯所著《綱略》（Compendium，1463）的第1章。

6.這是阿狄生發(fā)表于《旁觀者》雜志上一組論“想象力之愉悅”的著名文章里的一篇，見于第409期（1712年6月19日）。

7.《歌德談話錄》，1824年2月26日。參考朱光潛先生譯文。

8.參見阿諾德《批評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1865-1888）一書，特別是首篇文章《詩歌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

9.指《圣經(jīng)》的英王欽定譯本。

10.這句話出自蘭道爾的最后一部擬想薄伽丘與彼特拉克兩人的對話錄著作《五日談》（Pentameron，1837），原話出自作者筆下的薄伽丘形象，與此處引文略有不同：“我們因傳統(tǒng)而崇敬，我們因任性而斥罵?！保╓e admire by tradition; We censure by caprice.）

11.原文作Miss Gabblegoose`s novels，就此人名查不到任何相關線索；因此懷疑作者故意記錯人名，應該改作Miss Gobblegoose，這是英國戲劇作家蒙克里夫（William Thomas Moncrieff，1794-1857）所創(chuàng)作的一個鬧劇人物。

12.《拼湊的裁縫》（Sartor Resartus，1833-1834）是托馬斯·卡萊爾寫的一部小說，或根據(jù)書中虛構的一部書名而譯作《衣服哲學》；《鈴鐺與石榴》（Bells and Pomegranates，1841-1846）是羅伯特·布朗寧寫的一部結構復雜精巧的詩集；《理查德·法弗爾的考驗》（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1859）是喬治·梅瑞狄斯的一部長篇小說。

13.約翰·克利夫蘭（John Cleveland，1613-1658），17世紀英國玄學詩人，在世時非常受歡迎；羅伯特·蒙哥馬利（Robert Montgomery，1807-1855），19世紀英國詩人，他的詩集曾遭到麥考萊在《愛丁堡評論》發(fā)文予以猛烈的抨擊和譏嘲；托馬斯·穆爾（Thomas Moore，1779-1852），19世紀愛爾蘭作家，曾有“阿納克瑞翁·摩爾”之譽，他是拜倫的好友，據(jù)說因處理拜倫回憶錄的方式不當而遭到非議；馬丁·法考爾·塔珀（Martin Farquhar Tupper，1810-1889），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作家，他寫的無韻體哲理詩集《諺語哲學》在英美世界大受歡迎。

14.出自馬修·阿諾德詩《一個夏夜》（“A Summer Night”）。

15.卡萊爾此文題為《德國文學的狀況》（“State of German Literature”），發(fā)表于《愛丁堡評論》1827年10月號。

16.出自華茲華斯的田園詩《邁克爾》（Michael），參考楊德豫先生譯文。

17.這兩句詩出自約翰生博士的《人生愿望的虛幻》。

本文節(jié)選自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奧古斯丁·比勒爾的《以飽蠹樓之名》。

《以飽蠹樓之名》，【英】奧古斯丁·比勒爾/著 張治/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