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人文教育”的“人文主義”就既是一種教育理念，同時也是一種學科名稱，大致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文科”。美國歷史學家保羅·克利斯特勒（Paul O. Kristeller）指出，“人文主義這個詞就來自人文主義者和人文學科這兩個詞……人文主義者就是講授人文學科的人，而人文學科這個詞則代表了一組學科，它由語法學、修辭學、詩學、歷史學和道德哲學組成。從這一定義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就是上述意義的人文學科的偉大興起與發(fā)展；人文主義對其他文化領域，諸如文學、藝術、科學、宗教可能產生的任何影響必定都是間接性的”。（保羅·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八個哲學家》，姚鵬、陶建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教育及其教育主體。教育主體包括老師和學生，因為老師是從學生來的，而教育則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師生關系中傳承的。
在今天的大學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人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就身心和諧，渴望主體意識的解放、人性的豐滿、精神升華——已經與學科教育，包括文科教育脫離了。就連文科教育也已經不再是以培養(yǎng)人文主義的“人格主體”為目的，而只是為了勞動人力市場提供它所需要的“人才”資源。大學正在失去反思和批評短視功利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和目標的作用和能力，大學本身正在成為勞動人力市場的一部分。這個市場需要的主要是理工科和其他實用人才，大學文科的衰微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從勞力市場需要來看待國民該受怎樣的教育，成為哪種對它“有用”的“人才”，體現(xiàn)的是一種只講實用供需的工具理性，與人文教育關注的那種以人為本的啟蒙理性和主體人格是不同的。人文啟蒙是一種對人的價值和意義的教育，人的成熟和成長是其自身的目的，不從屬于勞力市場隨時會有變化的需要。文科生的需要量可以改變，但人文啟蒙的需要并不會因此有所不同?，F(xiàn)代大學里的知識早已在工具理性的指導下被分割為畛域分明的不同專業(yè)“類別”或“學科”，人文啟蒙一直在努力跨越和突破這樣的隔閡，彌補“專業(yè)主義”的不良教育效應，雖然成效并不顯著，但一直沒有放棄。
專業(yè)主義的弊病不只是在于使人知識狹窄，更在于培養(yǎng)缺乏主體意識的工具型知識載體。在中國延續(xù)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培養(yǎng)的就是這種缺乏主體意識的知識分子，知識變質為升官發(fā)財?shù)氖侄魏凸ぞ?。被“八股”知識牽著鼻子走的士人因此失去了作為獨立認識主體存在的可能，成為“士人”（“仕”）無非就是進入權力體制，成為這部權力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或螺絲釘，充當專制君王的工具和奴才。專業(yè)主義教育不過是以現(xiàn)代的方式（以考研代替科舉）在繼續(xù)這種以取消個人主體意識為代價的知識教育。
亞歷山大大帝的導師是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文科的危機是什么
大學的專業(yè)主義把知識分割為四種主要“學科”。一是人文學科，包括歷史、文學、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科學”（science）一詞本來的意思是系統(tǒng)的學問，故the humanities應譯為人文科學，但今人既已慣用科學一詞來指自然科學，則可譯作人文學科以資區(qū)別。二是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這兩類學術歷史悠久，相比之下，作為第三種學科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的歷史則較短。第四種是主要源于自然科學應用的技術學科（technologies），例如機械工程、電腦與網路、生物工程、商管會計等。后者由于特重應用，實效性強，容易轉化為產品，開創(chuàng)商機，與市場經濟連成一體，所以發(fā)展勢頭超越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至于人文學科，由于在知識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大氣候下顯得特別“無用”，所以被當作“次一等”的專業(yè)選擇。不獨在中國，在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但是，所不同的是，美國大學并沒有因為“文科”的衰落而放棄人文教育。相反，人文教育比以前更加受到重視。不同形式和建制的人文教育——普適教育、公民教育、批判性思維教育——已經成為每個學生必修的課程。人文啟蒙正是通過這樣的課程發(fā)揮作用的。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由于技能教育長期占據(jù)主導地位，人文教育仍然是一種相對陌生的教育理念。學校缺乏這方面的傳統(tǒng)和制度性經驗，教師儲備嚴重不足（極少有自己受過人文教育的），所以即便提倡，也很難實施，這就增加了推行人文教育的困難。與狹隘的學科分割和文科的衰微相比，普遍缺乏大學人文教育才是更為嚴重的問題。
人文啟蒙不是為知識專一、狹隘的學生們添加一些專業(yè)之外的普及性知識，而是培養(yǎng)一種依靠理性認識和表述，與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有關的智識能力。沒有這樣的智能，人就無法形成獨立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自覺）——我是誰，我為什么活著、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是突破和破除外力強加于我們的自我知覺方式的結果。用德裔美國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論自由》（An Essay on Liberation）一書里的說法，這是一種給人帶來自由的，具有解放意義的“新知覺”（new sensibility）。（Herbert Marcuse，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1969，p.23.）
人文啟蒙就是這樣一種具有自由意義的自我意識解放過程，而人文學科——歷史、文學、語言、哲學、宗教、音樂、美術——正是傳授人文啟蒙知識的領域。自我意識不僅是自由意志和獨立判斷，而且是關注自己的道德狀態(tài)，否則不可能有反思、懺悔、良心檢查這樣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解放。獨立主體的“人”的解放是人文啟蒙最本質的倫理，必須在一個理性、自由、寬容、人道的社會環(huán)境里實現(xiàn)，而人的解放本身就是為了創(chuàng)建和維護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
由于思想環(huán)境的逼仄，文科的人文思想之路越走越窄，于是只好用技能化的知識來取代。在今天的職業(yè)市場上，文科提供的是一些實用性技能的“人才”和“知識”，例如，中文系傳授的技能性知識包括語文教育、文秘、新聞采編、數(shù)字信息處理、互聯(lián)網應用技術基礎；英語系傳授的是筆譯和口譯的技能，或者是外語教育，甚至是應付留學外語考試的技能。當教師成為許多文科生的唯一職業(yè)出路。由于勞動市場需求的改變，文科生的需要量已不如以前，不只是在中國，在美國選擇文科的學生也在減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科對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也會隨之降低。
文科的去思想、去人文關懷，而轉向技能培訓，本來是一種應對文科危機的變通之道，但也是一種短視的自救方式，恰恰是這種饑不擇食的克服危機方式，反而加深了文科的危機。文科不當?shù)厝∠俗约罕緛聿豢商娲纳鐣饔煤鸵饬x，那就是人文教育。
文科的本質不是提供當秘書、當譯員、當廣告文字策劃、當宣傳畫師、當流行歌手等等的技能，而是培養(yǎng)每個人都需要的，對最基本、最普遍問題的思考能力，18世紀啟蒙思想家們稱之為“哲學”，他們也因此把自己看成“啟蒙哲人”。貫通“文科”的是人文關懷，它本身就是一種哲學性質的思考，因此發(fā)揮一種其他學科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文教育創(chuàng)造了一個“做好人的運作系統(tǒng)”——如何解決人生問題、如何管理脾氣、如何擴展視野、如何學習寬容和同情、如何不受人惑，不上當受騙、如何識別偽裝成“美”的邪惡、如何對待金錢和權力、如何在懷疑的時代守護信仰、如何在敗壞的世道守護良心、去哪里尋找意義和價值、如何思考死亡，等等。
這個做好人的運作系統(tǒng)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用對歷史、文學、語言、哲學、音樂、美術的學習和思考建構而成。它是一種人文意義上的“哲思”，不同于專業(yè)哲學家的那種深奧、玄妙的專門學問，而是更接近羅馬思想家塞涅卡在《斯多葛主義者的來信》（Letters from a Stoic）里所說那種哲學，“哲學不是客廳戲法，也不是擺擺樣子。它跟言語無關，只關乎事實。它不是用來消遣時間的樂子，也不是為了舒緩我們閑暇時的不安。哲學可以塑造和構建靈魂，讓生活有序，給行動提供指南，為我們展示什么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當我們在不確定中猶豫不定時，它會坐在舵手的位置為我們指引方向。沒有它，沒人可以過上沒有恐懼或者無需照顧的生活。每一小時都有無數(shù)需要提供建議的決定，而那樣的建議，應該從哲學中尋求”。文科是一個學習生活哲思的地方。
從根本上說，只有人文的哲思才能幫助我們理解，什么是與普通人相關的哲思？普通人為什么需要哲思？哲思就是用普通人都有需要和都能理解的方式來提升他們通過不同渠道獲得的知識。哲思是一個要當明白人就不能缺少的獨特思考方式，如批判性思維、用理由論證結論、弄清別人告訴你的事情是否可能或可靠、什么是真和善、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幸福、人有自由意志嗎、公平好還是不公平好、善與惡的分別在哪里、人為什么要有良心、在災難發(fā)生的時候還有天理和“老天”嗎，等等。沒有這樣的哲思，就不可能有人的正確自我意識，也不可能去尋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正確的自我意識是臣民奴性的唯一解藥
漢語中的“人文”二字最早見于《周易·賁·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逼渲校宋模慈说幕顒蝇F(xiàn)象）是與天文（即天的自然現(xiàn)象）對舉，“文”都是普遍現(xiàn)象的意思，在人的現(xiàn)象中，最關鍵的就是自我意識，因此也是人文啟蒙最關注的部分。
人的自我意識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種種社會和政治關系中形成和顯現(xiàn)的。這些不同的關系中（家庭或家族的、階級或職業(yè)的、種族或民族的）最潛移默化，也是最關鍵的，是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關系中形成的自我意識。一旦形成了錯誤和有害的自我意識，便是最難打破的。倘若人文啟蒙不能打破它，“新知覺”斷難形成，人文啟蒙也就失敗了。
魯迅先生指出，對中國人毒害最深的錯誤自我意識是“奴性”，在這樣的自我意識支配下，人一方面逆來順受，自甘卑賤，屈辱貧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勢，便以貴凌賤，以富凌貧，加倍壓迫自己的同胞。中國只有兩種人：主子和奴才。以奴性自處的人，得志是主子，驕橫跋扈，表現(xiàn)出獸性的殘忍；失意時是奴才，搖尾乞憐，惟主子之命是從，分吃人的余羹，現(xiàn)出奴性的卑微和無恥。奴性是絕對的主奴關系之樹上結出的果子。
奴性意識是臣民意識的一種，臣民意識是專制傳統(tǒng)人身依附關系的產物，表現(xiàn)為兩大方面：一個是生產關系中的人身依附關系，如農奴對農奴主，以及魏晉至唐宋時期奴婢、佃客對官僚地主的關系，現(xiàn)代雇員與雇主或單位的關系。另一個是政治方面的關系，依附一方要么供權貴差遣，要么是權力階層關系中的“下級”。即便是在權力體制之外，也仍然處處被權力擺布、控制和利用，充當“奴民”或“韭菜”。人身依附關系的政治-社會制度與人身依附關系中人的自我意識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要改變這樣的制度，必須先改變這個制度中人的自我意識，人文啟蒙無力改變制度，但卻有可能改變人們看待制度的方式。
對制度與人的自覺意識的關系，馬爾庫塞寫道，建設一個不同的社會，“需要有一種具有不同意識和直覺的人：說一種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行為，有不同的沖動；對于殘忍、暴力、丑惡有不同的心理抵抗。只有當社會分工和生產關系有所改變之后，人的這種本能改變才會成為社會變革的一個因素。這樣的社會改革取決于新的男女民眾，他們有做人的良心、溫暖、敏感，不再為是他們自己而感到羞恥——正如尼采所說，‘不為自己感到羞愧，這是自由的標志’”。（Herbert Marcuse，An Essay on Liberation，p.21.）由于錯誤的自我意識，人的羞恥心和羞愧感經常也是扭曲和錯誤的。
因此，人文啟蒙必須是人的心靈和情感啟蒙，它要讓人們知道，人的感情、情緒、愛憎、榮恥是多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誤導和扭曲，而這又會改變人的行為模式。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現(xiàn)象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心理學里，這叫“心理奴役”（psychological slavery）。
奴役是一種社會關系，并轉變?yōu)檎侮P系。一個人失去人身自由，淪為了另一個人的“財產”，這是“奴隸”原來的社會關系意思。奴隸指的是專制政體下那種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依附沒有自由，只會當臣民不會當自由公民的順民、賤民和草民。一個人被他人剝奪了做人的自由——言論、集會、組成團體，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自由——那么，他也就成了一個政治上的奴隸。奴役是對人的一種壓榨式控制，心理奴役的結果便是奴性。被奴役者失去了原有的自我意識，他變得認同奴役者，認敵為友，以害為利。被家暴和性侵的婦女、亂倫性關系的受害者、戰(zhàn)俘營里的戰(zhàn)俘、勞改營里的罪犯、人道災難的無辜受害者，所有這些受害人在特殊的環(huán)境下，都有可能對加害者表示諒解，不但沒有敵意，反而滿懷愛意和感激，以至懷念和感恩戴德。這樣的事情屢屢發(fā)生，層出不窮。
對于這樣的心理奴役現(xiàn)象，人文啟蒙能做些什么呢？它可以傳播哪些與此有關的啟蒙知識呢？怎么才能對奴役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呢”？
這樣的啟蒙知識應該是多方面的。第一，心理奴役是暴力控制下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之所以普遍，是因為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本能。當一個人的命運和生命安全完全掌握在生死大權擁有者手里時，他也就不再能自主他的自我意識。在暴力統(tǒng)治的環(huán)境里，人的災難命運不可預測，朝不保夕，隨時可能大禍臨頭。身體和心理的安全完全沒有保障，人在暴力和恐懼中生存，求生成為唯一的本能意識。這是一種徹底令人絕望、無助、無盡頭、無期盼的生存環(huán)境。因為絕對沒有逃脫的可能，所以唯一的求生方式就是通過心理調適來適應這樣的環(huán)境，而心理調適的關鍵就是改變自己的自我意識和對外部環(huán)境的感知方式。
第二，心理奴役需要小恩小惠。在暴力控制“重罰少賞”的強制環(huán)境中，只要統(tǒng)治權力稍微施以一點小恩小惠，就能讓受害者受寵若驚，把小小的“恩惠”當成是莫大的關懷和恩情。受害者還會把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迫害合理化，當作領導對自己必要的“幫助”和“挽救”。這樣一來，他就會更加滿懷感激、感恩戴德，對恩人的忠誠和崇敬也就油然而生。
第三，感恩心態(tài)是一種在逆境下的自我意識調整，使得原來難以忍受的環(huán)境變得不再那么充滿威脅和壓迫，而且還滿載著一種嚴厲但慈祥的威嚴之愛。這就進入了一種主奴關系的最高境界，奴隸覺得自己和主人是心連著心，凡事都會站在主人的立場上看問題，想問題。這樣的奴隸也就成了奴才。
第四，心理奴役是暴力環(huán)境的產物，但是，暴力環(huán)境不需要都像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一書里所設計的那種由牢頭看管的監(jiān)獄，或者像索爾仁尼琴所描繪的那樣，而是可以變形為天鵝絨牢籠。因此，人們經常難以察覺自己生存環(huán)境中的實際暴力控制，因而產生自己是自由人的幻覺。由于不自由的人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不自由也就成為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選擇。
人文啟蒙要打破的就是這樣的奴性，讓人學會自己變得成熟起來。人文啟蒙傳播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有助于人的自我意識解放的知識。人文啟蒙不能改變奴隸或奴才的實際生存狀態(tài)，但卻有可能影響他們，改變他們對自己生存處境的看法，形成他們要做有尊嚴的自由人的意愿和自我意識。這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那種社會變革所需要的，具有解放意義的“新知覺”。馬爾庫塞寫道，“新知覺成為一個政治因素，新知覺可以成為當代社會變化轉折點的一個標志……對構建一個自由社會產生影響”。（Herbert Marcuse，An Essay on Liberation，p.23.）
社會個體的自我觀念必須先發(fā)生變化，隨后才是社會改革具體細節(jié)的變化。在強大的外界力量面前，人文啟蒙要積極影響普通人的感受和行為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先要讓社會個體知道自我意識的重要意義，然后才能要求自我觀念從奴性向獨立主體性的轉變。
最后講一個啟蒙的科幻故事
人文啟蒙要開啟人的主體意識和獨立思考，它的出發(fā)點是：沒有人能代替你自己思考，你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自己決定要不要像艾希曼那樣成為希特勒作惡機器上的那顆只是服從命令的螺絲釘。這就需要你有作為個體人的自我觀念和自我意識：“我自己”。只有意識到“我自己”，知道“我是誰”，才有可能決定“我要如何思考”“我要怎么做”，“我要成為怎樣的我自己”?？雌饋磉@么簡單，這么不言而喻的道理，怎么還會是一個問題呢？加拿大科幻小說家彼得·沃茨（Peter Watts）的著名作品《盲視》（Blindsight）給了我們一個富有啟發(fā)的人文啟蒙思考機會。
2082年，也就是21世紀末的時候，有幾千個外星探測器突然降臨地球，幾分鐘之后，他們釋放強烈的電磁信號，只一小會兒的工夫，就完成了對地球的掃描，并把掃描的結果發(fā)送了出去。收集了需要的信息后，外星探測器就全部在大氣層里焚毀了。這是人類第一次遭遇外星文明，這些外星探測器來到地球，是來干嗎呢？
在這之后，外星文明就再也沒有重新出現(xiàn)過。所以地球人類始終不知道到底是因為什么原因，他們才被這個外星文明給盯上了。很多年以后，到了22世初，地球人類忽然從太陽系最遙遠的星際截獲到了信號，這個信號很有可能與當年的探測器降臨事件有關。于是人類派出了一艘飛船前往調查。經過了幾十年的飛行，飛船終于到達目的地。船員從休息中被驚醒，發(fā)現(xiàn)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飛船。從各種跡象判斷，這個外星飛船應該就是屬于當年派出探測器的那個外星文明的。這個外星文明這次重新降臨，顯然是要對地球采取進一步的行動。飛船上的地球人意識到了危險，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一番戰(zhàn)斗之后，地球人攻入外星人飛船，結果捕獲了兩名受傷的外星人。他們死也不肯透露外星人的秘密，最后，地球人只好拿他們來做一些小實驗。
地球人最想知道的是，這群要跟地球人為敵的外星人的智能水準到底有多高。測試結果讓他們驚詫不已。外星人雖然樣子像是大型的蜘蛛，有9條腿，但智能卻遠遠超過人類。在智能測驗的過程中，地球人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詭異的現(xiàn)象：這些外星蜘蛛的智商雖高，但在回答一種問題的時候卻總是犯錯。比如問蜘蛛人，現(xiàn)在這個房間面都有誰??？他會指出在房間里看見的每個地球船員，但唯獨沒有他自己。也就是說，外星蜘蛛人居然是完全沒有自我意識的。外星蜘蛛的智商高到可以解答各種極為復雜的數(shù)學或物理問題，但只要問題一涉及他們自己，他們就完全懵了，茫然不知所措。
蜘蛛人可以描述自己受到的傷有多嚴重，但卻不能描述自己，或對自己的傷有什么感覺或想法。無所不能的蜘蛛人居然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在他們的認知智能里沒有“我”的概念，也完全沒有關于“我”的意識。這就像那個下圍棋無敵手的人工智能人“阿爾法狗”（AlphaGo）。它雖然有高超的智能，甚至有自己學習的能力，并在此基礎上能百戰(zhàn)百勝，但它卻不知道自己是在下圍棋，不會為自己的勝利高興，也不能回答，它為什么是在下圍棋，而不是在下象棋。
這就給地球人提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自我意識對于一個高等智能的生物是不是必須的呢？下圍棋的智能機器能天下無敵，是否就夠了呢？同樣，一個人能夠完美地完成不管是誰交給他的任何任務，是否就夠了呢？做物理、化學、生物的研究，或從事任何技術專業(yè)，兢兢業(yè)業(yè)，卓有成效，卻不知道自己與機器人有什么區(qū)別，自己不能判斷工作的意義、價值和目標，是否就夠了呢？
根據(jù)《盲視》改編的同名短片劇照
彼得·沃茨在《盲視》對這類問題的表面回答是，自我意識并不是必需的，一個人可以非常聰明，非常專業(yè)，但同時對工作性質和目的一無所知。人可以完成很高級很復雜的任務，但完全不需要自我意識的介入。然而真的是這樣嗎？這就需要我們自己的思考了。
智能與自我意識分離，狠斗私字一念間，“忘我”地投入到任何叫你干啥就干啥的工作中去，讓每個人都成為高效機器上永不生銹的齒輪和螺絲釘——彼得·沃茨將此描繪成外星文明得以無障礙發(fā)展的獨門秘笈和康莊大道。他為此提出了一個理論：自我意識只不過是人的“注意力”，注意力是有限度的，投向“我自己”，給“我”分散掉了，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集體的事業(yè)中去。這樣的自我意識是有害的，必須清除干凈。外星蜘蛛人是因為在集體進化的早期就已經消滅了自我意識，才使得他們能夠在科技發(fā)展上一路高歌猛進，在科技智能的發(fā)展上遠遠把人類拋到了后頭。這就是他們的心理制度優(yōu)勢。
當外星蜘蛛人在宇宙里截獲到來自地球人類之間的無線電信號時，他們意識到了人類有一種叫“自我意識”的東西，這個東西對他們文明的存在是一種致命的危險。在人類之間互相交換的信息里，有大量描述主觀經驗和個人自我意識的信號，“我覺得”“我認為”“我喜歡”“我生氣”……在地球人類表達的愿望、選擇、判斷、結論里都有這種令外星人感到不安的奇怪東西。
外星蜘蛛人完全不懂人類信號背后那個東西的意思，但他們有超高的智能，一下子就能分析出來。而且，他們立刻意識到，一旦這樣的信息在蜘蛛人的世界里開始流傳，就可能誘發(fā)蜘蛛人的自我意識。“偷聽人類”的可能使得蜘蛛人的思想處在被潛移默化腐蝕的危險之中。地球人類的“自我意識”會成為對蜘蛛人的精神攻擊武器，使高度智能的蜘蛛人因為分散注意力而變得“愚蠢”，這會從根本上破壞蜘蛛人世界賴以存在的智能優(yōu)勢和穩(wěn)定秩序。蜘蛛人必須防患于未然，把危險杜絕在萌芽狀態(tài)。這便是他們在21世紀末曾派數(shù)千探測器到地球來偵查，幾十年后又派出飛船去毀滅地球的真正原因。
外星蜘蛛人害怕的不是地球人類的科學和技術，而是地球人的自我意識。在蜘蛛人眼里，地球人的自我意識才是一種最可怕的，比發(fā)達科技和智能更強大的精神武器。蜘蛛人只能在一種世界里才感到安全：在那個世界里，智能生物的智能和自我意識完全分離，他什么都會，但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多了，就會損害集體，也就變成了一個危險的異己分子。這就是一個只要科技，不要人文的世界。
彼得·沃茨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外星蜘蛛人的僵尸世界。他們不是美國導演喬治·羅梅羅（George A. Romero）喪尸影片里的那種活死人，而是認知科學和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討論的那種“僵尸”。僵尸是一種在行為上與你我一樣的存在，他們表現(xiàn)出清晰的語言、學習、智力和其他能力，但在內心缺乏知覺和自我意識。從哲學上來說，個人（我）真正知道的一切（根據(jù)笛卡爾的說法）都來自內省，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很可能是一臺機器，或一臺自動機，只是在模擬意識；至少我們有理由相信，《盲視》里的那些外星蜘蛛人是這樣的存在。
《盲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提出人的自我意識問題，但并不是這個問題的全部。對人文啟蒙來說，只有“我是一個人”的意識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我是怎樣一個人”的意識。我是自己的主人，有做人的尊嚴，有不容剝奪的權利，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奴仆或奴才。然而，現(xiàn)有的文理分科教育體制并不利于培養(yǎng)這種能夠抗拒依附和奴性的人文自我意識。
普通人接受的那種“有用”的專業(yè)教育——醫(yī)生、教師、電腦與網絡、生物工程、商貿、會計、酒店或商店管理——正在或者已經把他們變成了一部巨大而無情的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他們可能有很強的學習能力，但獨立的自我意識卻非常薄弱。他們在學校里是優(yōu)秀的學習機器，從業(yè)之后迅速習慣于把職業(yè)角色當作自己的全部自我。他們從來沒有機會接觸到人文教育。人文啟蒙乃是對他們人文教育欠缺的補課，讓他們也有機會在理智和心智的成長中擺脫愚昧和不成熟的狀態(tài)。
在一個“自動機”成為許多普通人生活方式象征的時代，許多人活成了科技和物質的奴隸——手機奴，工作奴，游戲奴，房奴，車奴，信用奴——因此，了解人的意義、價值和自我意識也就越加成為每個人的迫切需要。人文啟蒙可以幫助他們培養(yǎng)所需要的自覺意識、敏銳感知和判斷能力，讓他們知道，在思考人生問題時，隨波逐流，與世浮沉，跟現(xiàn)有的社會形態(tài)合模，并不是唯一的選擇，當“自動機”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還存在著更多更好的可能，能不能實現(xiàn)這些可能，就取決于每個人在當下的活法。
本文選自徐賁新作《人文啟蒙的知識傳播原理》第十章第四節(jié)。
《人文啟蒙的知識傳播原理》，徐賁/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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