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代的文本世界與物質世界

2022年6月至7月，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學科以“中古時代的文本世界與物質世界”為主題，以線上形式舉辦了四場青年學者工作坊，每場工作坊設有三場報告與評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湖南大學、東南大學、山西大學、河南大學、揚州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師范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東北大學等二十余位學者參與其中，收獲了學界廣泛的關注與好評。

本系列的四場工作坊分別于6月19日、7月3日、7月17日、7月31日舉行，圍繞中古時期的文本生成、墓葬形制、地理空間、地方局勢、文學、禮儀等展開了細致討論。

第一場（6月19日）

2022年6月19日晚，首場工作坊在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陸帥副教授的主持下召開。本場工作坊圍繞中古時代的文本展開，涉及了漢魏六朝地理書的演變與上計系統(tǒng)所載地理信息的關系、南朝禪讓政治中文書格式的政治文化意義、基于《通典·職官典》與杜佑“省官”思想展開的整體性史料批判等三個話題。

首先報告的是揚州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徐成副教授，題目為《漢魏六朝的上計與中古地理書的流變》。徐成副教授提出漢魏六朝地理書包含上計簿中的地理信息、地志、地記三個系統(tǒng)，并依照各系統(tǒng)發(fā)展的時間線索展開討論。他指出正史地理志中存在依托上計簿內容而撰寫的現(xiàn)象，進而結合史料推斷出上計系統(tǒng)與全國統(tǒng)一輿圖之間存在緊密聯(lián)系。上計系統(tǒng)中的郡國地志與征戍文書等結合，形成了中央主導的全域性地志。地方編修的州郡地記則由東漢時期的風俗書演變而來。徐成最后總結道，南朝時期地志與地記逐漸融合，上計地圖與地方記文融為一體，形成“圖記”。

本場報告由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畢云副教授評議。他肯定了報告的時間縱深感以及圍繞上計系統(tǒng)展開討論的立意，同時也就報告中具體概念的提法、史料分析等問題提出了建議。

第二場報告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周文俊副教授的《<江文通集>所見上表首稱“臣公言”、“臣王言”辨釋》。周文俊副教授針對《江文通集》收錄的宋齊之際、由江淹代作的多篇蕭道成上表提出，蕭道成上表首稱“臣公（王）言”可能是表文原貌而非編訂文集時的避諱，稱“公”“王”可能是蕭道成上表不自稱名的殊禮，是禪讓政治“去臣化”的體現(xiàn)。周文俊隨后還討論了稱臣在禪讓政治中的作用、稱名的“臣服、隸屬”文化象征等問題。他最后補充道，表文不稱名的現(xiàn)象亦有起草時避諱的可能，官文書運作模式可能源于魏晉之際的“舊式”，同時又與“奏事不名”這一他者不稱其名的“殊禮”相配合，反映了此時期禪讓政治的多重復合意涵。

評議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姚樂指出，臣公（王）言的首稱究竟是文書原貌還是避諱所改，尚有繼續(xù)討論的空間。因六朝文書繼承自漢代文書，真正體現(xiàn)特殊禮遇的是文書落款部分的書寫格式，然而由于史料編纂的不完整，具體研究往往難以展開。

最后一位報告人是日本學術振興會、京都大學博士后小野響，其題目為《試論<通典·職官典>——從杜佑的思想及其與<通典>敘述的關系切入》。小野響回顧了《通典》的已有研究并總結出學界缺乏對《通典》進行整體性史料批判的問題，他基于此選擇了收錄杜佑本人上書《省官議》的《職官典》展開研究。通過對比二者記錄的尚書省六部與九寺五監(jiān)的職掌，他指出《通典》內部敘述不統(tǒng)一，《職官典》中存在的前代與唐代官制融合現(xiàn)象、敘述不統(tǒng)一的問題均是源于杜佑省官的主張，可見其思想對《通典》敘述之影響。

本場報告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劉竣承博士評議。他首先指出《通典·職官典》在編纂時可能不是一人一時完成的，可能會存在敘述思想不統(tǒng)一的情況。隨后他討論了杜佑可能受到的時代思潮影響，包括復古觀念、開元盛世后對貞觀時代的向往等等，同時也提出杜佑的省官思想不僅包括官職、經(jīng)費層面，還可以與安史之亂后的官制變革相聯(lián)系，將研究擴展到官階層面。

第二場（7月3日）

2022年7月3日晚，由南京師范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教授劉可維主持的第二場工作坊召開。本場工作坊聚焦于中古時代的物質文化，討論了六朝土坑墓、南京石子岡六朝葬地的空間、北魏平城仿塔下室葬三個問題。

首場報告的是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許志強，題目為《被遺忘的人群——從六朝土坑墓談起》。許志強指出，在田野考古中六朝時期土坑墓的發(fā)現(xiàn)很少。然而由于磚室墓的造價高，生活在社會動蕩的六朝時期的廣大底層民眾不具備營造磚室墓的條件，且當時名士提倡以土坑薄葬，朝廷也會以掩埋的形式處理動亂后的舊墳遺骸，土坑墓理應大量存在。他推斷土坑墓由于下葬時簡陋潦草，已經(jīng)難以為現(xiàn)代人所發(fā)現(xiàn)。底層民眾以土坑墓下葬反映出六朝時期喪葬領域的“消費降級”。許志強進一步思考指出，要將遺物與文獻緊密結合，既關注沒有被歷史文獻記載的史事人物，也不能輕易否定今日看不到遺存的客觀存在。

本場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效儒評議。他就報告內容提出四點思考。第一，對六朝土坑墓稀見問題的思考與田野實踐是雙向促進的關系；第二，可從磚窯手工業(yè)考古的角度深入，詳細考察六朝窯作與墓葬等級之間的關系；第三，或可關注六朝底層民眾的喪葬思想；第四，六朝土坑墓的考古資料亟待系統(tǒng)化、脈絡化整理。

第二位報告人是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陳大海，題目是《怨恨分明石子岡——六朝建康城的一處葬地》。陳大海在報告中對六朝建康城最大規(guī)模葬地之一石子岡的范圍、構成單元、性質等問題做了討論。他先指出石子岡是由西岡、梅岡（東岡）、中岡三個地理單元構成，隨后集中討論了石子岡地區(qū)發(fā)掘的大量六朝墓葬。這些墓葬在分布上自北向南逐漸擴大；墓主人身份構成復雜，整體上高等貴族葬于梅岡、低等貴族和寒門葬于西岡、受刑者及拋尸亂葬者葬于中岡。最后，陳大?？偨Y了石子岡六朝墓葬群的公墓特性及相關文化內涵，并對該地區(qū)考古資料的系統(tǒng)化整理提出展望。

本場報告的評議人是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講師張科。他提出作為一個大面積墓葬區(qū)，有必要對石子崗進行分區(qū)研究，亦可以石子岡作為切入點，對南京的多處六朝大型墓葬區(qū)進行細化分區(qū)。此外，他還就報告中涉及的道教符文磚資料與中古時期道教傳播問題進行了闡釋。

最后一場報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今的《“神龕”考：兼議北魏平城的仿塔下室葬》。張今以大同出土北魏刻劃磚銘為研究對象，將有爭議的磚銘釋讀為“神龕”，并依據(jù)考古和文獻材料證明“神龕”指代墓室空間的合理性。所涉墓葬的形制、紋飾、空間布局等方面均有仿照佛塔而建的痕跡，他由此指出，北魏墓葬以墓門模擬佛塔、以桃型龕模擬佛龕，同時依照佛教經(jīng)義不設葬具，極有可能是模仿佛教“塔下營窟”埋葬理念而建造的墓葬；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不僅體現(xiàn)在葬具、壁畫等物質層面，還存在于空間布局和喪葬觀念中。這同時也反映出北魏遷洛后平城實力的消散與云岡因素的擴展。

本場報告由南京師范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教授韓茗評議。韓茗指出了墓磚出土位置、磚銘刻寫時間、同類磚銘內容比較等問題對磚銘釋讀的影響，同時也就佛教因素與世俗因素在墓葬形制上的互相影響等問題與張今進行了討論。

第三場（7月17日）

2022年7月17日晚，第三場工作坊在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兵講師的主持下召開。本場工作坊關注中古時期的地理空間和地方局勢，討論了廬江、九江二郡在漢末逐步脫離中央控制的演變、南朝“東從兵”與“西兵”所見的地方兵力部署二元結構、“太行八陘”概念的形成及其時代特征等話題。

首先報告的是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劉萃峰，題目為《從內郡到邊境：論漢末地方政治的演變——以廬江、九江二郡為例》。劉萃峰講師以漢末江淮地區(qū)的廬江、九江二郡為例，以個案研究的形式討論了東漢王朝對地方郡國控制的崩潰，指出太守陸康的敗死標志著廬江郡徹底脫離了中央的控制。九江郡脫離東漢王朝控制雖然沒有廬江那樣明確的時間節(jié)點，但其逐步失控、成為軍事化管轄的邊境地帶的發(fā)展軌跡是明確的。劉萃峰最后總結，原為漢帝國內郡的廬江、九江二郡演變?yōu)椴?、孫兩方的邊境地帶，體現(xiàn)出漢末動亂中地方勢力崛起、東漢王朝對地方失去控制的地方政治演變規(guī)律。

本場報告的評議人是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張仲胤。他就報告內容提出了三點思考。第一，可以廣泛關注漢末各地方脫離漢帝國控制的道路；第二，廬江、九江郡的大姓豪族在邊境化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可深入研究；第三，漢末“中央”的定義應進一步細化。

第二場報告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猛的《“東兵”與”西兵”——南朝部曲札記》。李猛詳細考證了跟隨府主出鎮(zhèn)建康以西州郡的部曲——即“東兵”（又稱“東從兵”）的情況，并通過對比“東兵”與州郡本地兵員“西兵”指出，南朝建康以西府州的兵力部署呈現(xiàn)東、西兵共存的二元結構，東、西兵在戰(zhàn)斗力、政變中的立場、駐地、編制等級等方面均存在差異，二者相互制約維持著地方的穩(wěn)定，同時二者在動亂中的立場也決定著地方對中央的向背。李猛還分析了出鎮(zhèn)部曲返回建康的多種情況，指出在都東兵常被各方勢力拉攏、關注，對南朝中央政局產(chǎn)生影響。

本場報告由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陸帥副教授評議。陸帥指出，部曲帶有經(jīng)濟、軍事二重性質，“東兵”與部曲的概念能否等同有待深入研究；“東兵”在地方州郡的駐地反映出南北朝時期城市的軍事化特征、涉及城民與土民的沖突，值得進一步關注；“東兵”還都體現(xiàn)著南朝建康城濃厚的軍事色彩，在都東兵中的部分人可能廣泛從事于建康周圍莊園田產(chǎn)的生產(chǎn)中。

最后一位報告的是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段彬，題目是《何以八陘——“太行八陘”概念的形成與反思》。通過考證，他指出“太行八陘”概念是《述征記》作者郭緣生的原創(chuàng)。郭緣生在跟隨劉裕北伐至滑臺前線時，在太行山區(qū)做調查以助軍事，并將八處地形總結為可供行軍的要地即“太行八陘”。最后段彬還提出，“太行八陘”的概念經(jīng)過了歷代的層累，在研究時需要回歸到其誕生時的原始文本和歷史情境中，以準確理解其時代性、戰(zhàn)略性。

本場報告由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葛少旗評議。葛少旗補充指出，黃河流域是南渡士人的故土，郭緣生在北伐途中通過采訪舊聞、獵奇懷古的形式記錄太行的地理風貌。葛少旗還進一步提出了“太行八陘”概念的形成與政權對峙情況、統(tǒng)治范圍等問題的關系這一課題。

第四場（7月31日）

2022年7月31日晚，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于溯主持的第四場工作坊召開。本場工作坊聚焦于中古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制度之間的聯(lián)系，討論了北魏孝文帝托孤反映的北魏政局、唐代舞蹈及高呼萬歲禮儀的應用與含義、漢末三國曹氏三代文學的淵源等問題。

第一場報告的是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廖基添，題目為《北魏孝文帝托孤語發(fā)微——以其與馮氏勢力的糾葛為中心》。廖基添指出孝文帝托孤之舉是為防范馮氏勢力及貫徹漢化改革路線。他提出以“馮太后賜金券、賜婚對象”判斷馮氏勢力的標準，隨后聚焦于太和十九年馮熙之死導致的孝文帝與馮氏勢力間的沖突，指出北魏在遷洛后曾短暫實行過“冬南夏北”的兩都制，而孝文帝意圖終結兩都制的舉措引發(fā)了馮氏勢力的不滿，最終導致了太和末年的政治動蕩。孝文帝臨終的一系列舉措都含有處理馮氏勢力、維護漢化路線的意圖。

本場報告的評議人是揚州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講師滑裕。滑裕首先就報告所涉及史料存在記載出入的問題提出了看法，隨后則基于報告內容更深入地討論了太和年間孝文帝廢后立后舉措背后的原因，指明了馮廢后、馮幽后相斗以控制繼承人的政治背景，并提出或可進一步思考孝文帝與馮氏在情感和政治中的糾葛。

第二場報告是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專門研究員三田辰彥的《唐代“舞蹈萬歲”再考——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三田辰彥結合《大唐開元禮》的記載提出，元會禮中的高呼萬歲具有結束儀式的作用由來已久，舞蹈是后期加入到禮儀中的，舞蹈和高呼萬歲并非固定搭配，不應將二者簡單合并；以舞蹈和高呼萬歲為代表的舞蹈禮在唐代不僅用于表達臣服的態(tài)度，同時也具有贊頌、慶祝的性質；《大唐開元禮》對舞蹈和高呼萬歲儀節(jié)的明文記載標志著二者在應用范圍上的擴大，高呼萬歲在元會禮的應用可分為朝賀型和會儀型兩種。

本場報告由南京師范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劉可維副教授評議。他結合中國禮制研究指出，禮儀制度是構建政權、維持政治倫理秩序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舞蹈禮作為一種與皇帝密切相關的禮儀，固然有表達慶賀的含義，但核心內涵仍是表達臣從。

最后一位報告的是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曉紅，題目為《從曹騰到班昭：“三祖陳王”文學溯源》。李曉紅從回顧古今漢魏文學史研究入手，指出，鴻都門學開啟建安文化的觀點缺乏直接證據(jù)，曹操是否因出身宦官階級而與士大夫對立繼而產(chǎn)生不同的文學取向也有待結合具體政治實踐進一步討論。曹操、曹丕、曹叡及曹植所謂“三祖陳王”的文學可能直接源自曹操的祖父曹騰，而曹騰則曾受教于班昭，可見“三祖陳王”是傳承了班昭乃至東漢時期的文化遺產(chǎn)，繼承了班氏對史傳、著述的重視及長于五言詩、賦的文學特點，這與曹騰對班昭的文化認同存在著直接的關系。

本場報告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赫兆豐評議。赫兆豐研究員就如下三個話題與李曉紅老師進行了深入地討論。一，《宋書》、《文選》記載差異是否由于成書后還進行過修改；二，蕭子顯在《南齊書》中對前代詩體的梳理能否體現(xiàn)文學傳承的內涵；三，曹騰、班昭產(chǎn)生交集的時間節(jié)點的細化。此外，赫兆豐還從本場報告的選題出發(fā)，討論了文學溯源中多與一、泛覽與精研、偶然與刻意的三種關系，指出文學溯源與繼承的本質是知識的傳承、吸收和創(chuàng)新。

在工作坊開展的四個夜晚里，報告人、評議人及各位與會學者之間展開的充分交流為推動學術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助力。至此，“中古時代的文本世界與物質世界”系列青年學者工作坊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