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趙孟頫去世七百周年，有不少圍繞趙孟頫生平與述評的文章，仍然跳不出“貳臣”與“夷夏之辨”的敘事結(jié)構(gòu)，這種敘事結(jié)構(gòu)以情緒的演繹和抒發(fā)為主，而史實依據(jù)則較模糊。本文以有據(jù)可查、有案可依的宋代法律和實例，對趙孟頫的蔭補、調(diào)官等問題作一澄清，意在重回以史為據(jù)的正軌。
一、所謂“貳臣”
1776年，乾隆皇帝突然決定編纂官修史書《貳臣傳》，該書統(tǒng)計了明朝“叛徒”120人，根據(jù)情況又將其劃分為甲類和乙類。于是發(fā)明了“貳臣”一詞?！百E臣”指在前一個朝代做官，投降后一個朝代又做官的人，后泛指叛逆者。“貳，兩屬也”，意為“變節(jié)、背叛”，一仆二主的貳、說一不二的貳。
雖然“貳臣”一詞出自乾隆的發(fā)明，但“不事二主”的道德準則卻是源遠流長的。
往前，如明朝的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記載：
高皇帝（指朱元璋）徵廉夫（指楊維楨）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為弘文館學(xué)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履聲，問為誰，太仆率然曰：“老臣危素?！鄙喜粦唬骸拔嵋詾槲奶煜橐俊敝喌枧R濠死。
黃溥的《閑中今古錄摘抄》也有一條關(guān)于危素的記載：
元順帝有一象，宴群臣時拜舞為儀。本朝王師破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設(shè)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于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危素是元朝末年的禮部尚書，元朝被攻滅后，投井自殺被救，投降了明朝，未能堅守從一而終的最高原則忠元到底。朱元璋于是用文天祥和大象的死節(jié)譏諷危素，而對忠于元朝的楊維楨則贈之以詩。后來的明清筆記幾乎一邊倒地指責危素缺乏德行。
作為漢人而忠于“胡虜”的楊維楨受到普遍好評，反而“棄暗投明”的危素受到指責，這與今天人們根據(jù)金庸武俠小說里得來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民族大義高于君臣之禮的想象并不相合。
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簡史》從哲學(xué)史的角度看，“中國漢族歷來并不特別強調(diào)民族之間的分野”，至少到明朝初期漢人還沒有太重的民族概念，“明朝修元史時，只把元朝看作是接替宋朝的一個朝代”。
蕭啟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統(tǒng)計規(guī)模的研究表明：“真正影響士人對生死與仕隱抉擇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義’，而不是‘夷夏之辨’”，元末漢族遺臣不仕普遍受到贊揚，而改節(jié)“仕明”則連朱元璋也不能容忍。
劉浦江，《正統(tǒng)與華夷：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研究》認識到“元明鼎革的性質(zhì)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并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場民族革命”。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明朝人的蒙元史觀有一個由“正統(tǒng)”到“變統(tǒng)”的過程：“明人民族情緒之高漲，大抵是15世紀中葉以后的事情，這與當時的內(nèi)外形勢和民族沖突自然有直接的因果關(guān)系……明朝后期，士人的民族情緒愈益亢奮，對于元明革命的意義也有更為極端的闡發(fā)。”
明人蒙元史觀的變化，為后來的歷史書寫奠定了基本框架，使今天的人們在看待宋元易代問題時更容易產(chǎn)生刻舟求劍式的錯覺。而對于趙孟頫的出仕問題，正需要跳出明朝后期才新生的情緒框架，發(fā)掘事實本身。
趙孟頫和大多數(shù)當時人一樣，并沒有什么民族自覺，真正見于正史的歷史問題是其“貳臣”身份。但趙孟頫被鬼使神差地劃入“貳臣”之列并被廣泛傳播，主要源于《元史》的錯誤記載：
（孟頫）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diào)真州司戶參軍。
調(diào)官，被解讀作出任的意思，這就有了口實，先有了仕宋，而后仕元，即為乾隆所諭的貳臣。但是，更早期的源頭文獻，楊載為其師趙孟頫所撰行狀（以下簡稱《行狀》）的記載則并非如此：
（孟頫）未冠，試中國子監(jiān)，注真州司戶參軍。
《元史》編輯的過程非常倉促，以宋濂為首，19人團隊，331天編完共210卷188萬字，趙孟頫“用父蔭補官”這一說法與《行狀》的顯著性差異，受到部分學(xué)者質(zhì)疑。
趙孟頫為趙孟頖所寫《五兄壙志》倒是有年十四的蔭補情節(jié)：
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wù)郎。咸淳丁卯（年十七），請國子監(jiān)舉，免銓。庚午（年二十），差知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zhèn)。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zhuǎn)承奉郎。甲戌（年二十四），以幼主即位覃恩，轉(zhuǎn)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未上。
因此鄧淑蘭《關(guān)于趙孟頫生平幾個問題的考論》綜合王德毅等《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姚公騫《松雪齋集校記》、趙維江《論趙孟頫仕元的心態(tài)歷程》等研究，認為《元史》可能是將趙孟頖的經(jīng)歷誤判給了趙孟頫。
由于“頖”和“頫”字形相近，每每引起誤會。如：錢谷《吳都文粹續(xù)集》卷二十八《玄妙觀三門碑銘》釋文錄作“于是吳興趙孟頫復(fù)求記于陵陽牟巘”，今人多種考釋甚至研究亦復(fù)如是，這件作品真跡收藏于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實為“于是吳興趙孟頖復(fù)求記于陵陽牟巘”（圖1）；又有趙孟頖書法《妙華蓮華經(jīng)》（圖2），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中國古代書畫目錄》誤作《華嚴經(jīng)》，編號“京1—620”，今人多種著作將其著錄到趙孟頫名下。
將趙孟頖和趙孟頫的經(jīng)歷合二為一，于是趙孟頫成了“貳臣”。
圖1 元 趙孟頫 玄妙觀重修三門記（局部）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2 元 趙孟頖 妙法蓮華經(jīng)（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誤錄之說傳播面并不算廣，也不乏反對的聲音，如孫曉飛撰文《趙孟頫的前半生》認為宋代蔭補制度“沒有硬性約束”“并沒有額度限制”，因此“趙孟頫與趙孟頖兄弟兩人，各得蔭補是可信的”。并且“承務(wù)郎”和“真州司戶參軍”，都是蔭補出來的食其祿無需事其事的“官”，名義、程序上都沒有差別。
要解決上述觀點分歧，首先要面對的是事實問題，就必須對“蔭補”“注官”“調(diào)官”“寄祿官”“職事官”等制度和實際案例進行考察。
二、優(yōu)選策略下的蔭補出局
1、宋代蔭補制度和宗室蔭補
游彪《宋代蔭補制度研究》詳細研究了宋代不同時期蔭補制度、案例，并根據(jù)多種文獻記載和實際案例分析了蔭補數(shù)量差異、時代差異等原因，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宋代蔭補名目之多，為中國歷代之最，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傳之于今。限于篇幅，僅結(jié)合趙孟頫家族蔭補、注官情況對以上研究進行綜合。
宋代蔭補，包括宗室、后妃、宦官養(yǎng)子、官員、歿于王事等等，各有制度、細則、案例。
首先是趙孟頫的蔭補身份問題，究竟是宗室蔭補還是官員蔭補，據(jù)趙孟頫為父親趙與訔所作《先侍郎阡表》：
自秀安僖王五世而至府君，皆家吳興。秀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曾王父。崇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為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補官，初調(diào)饒州司戶參軍，辟監(jiān)海昌鹽場……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夫。
宗室成員以爵位高低顯示親疏遠近、地位與特權(quán)，維系宗室血脈主從，確定利益分配。文武官員雖然也被封爵，但并沒有維系宗室血脈的實際利益和作用，更多只是一個象征意義，品評高下主要還是靠寄祿官和實際差遣的品級。當然宗室要追求更大利益和權(quán)力，也需要寄祿官和實際差遣的加持。
宋初設(shè)十二等爵，元豐以后減為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九等，哲宗時在王和郡王之間增加了嗣王一檔，為十等爵。
從“秀安僖王”到“崇憲靖王”到“新興恭襄王”都屬于宗室蔭補體系。按《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宗室一·序》：“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chǎn)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所以宗室以親疏又會按親王、嗣王、郡王、國公、郡公、郡侯而下遞降，五服而親盡。
按世系，宋太祖趙匡胤生秦王趙德芳；但趙德芳非正出，所以不是親王，也不存在嗣王問題，趙德芳先后追封為岐王、楚王、秦王，都只是郡王；趙德芳生英國公趙惟憲，這就已經(jīng)是國公而不是郡王了；公之下為侯，趙惟憲生新興侯趙從郁；趙從郁生華陰侯趙世將；趙世將生慶國公趙令譮；趙令譮生秀王趙子偁；趙子偁有二子，長子崇王趙伯圭原為燕王世系的安定郡王趙子濤第三子，由高宗指定過繼給趙子偁，次子趙伯琮為親生，初名“伯琮”后改名“瑗”，字“元永”，再改名為“昚”，即宋孝宗。
從秦王趙德芳開始，爵位從王、公、侯一路降級。按理到趙子偁，繼續(xù)降級早就是平民了，但是從趙從郁開始不再遞降反而在一路升級，這其實是因為趙伯琮當了皇帝，向上幾代追封造成的。從追封之前的經(jīng)歷看，趙子偁確實已經(jīng)未見爵位，宣和元年，經(jīng)舍試合格，授嘉興縣丞，與“士庶之家”已無區(qū)別。
紹興二年（1132），趙伯琮被高宗選育宮中，趙子偁才父隨子貴，一路高升，累官至左朝奉大夫，于紹興十三年（1143）秋致仕。次年春，卒于秀州（嘉興），葬于湖州菁山。
紹興三十二年（1162）五月，趙伯琮被立為皇太子，改名趙昚。將近20年后，趙子偁才被追封為秀王，謚號安僖，故稱秀安僖王。
為承嗣趙子偁香火，繼子趙伯圭被封為嗣秀王，賜第湖州，死后又追封為崇王，謚憲靖。
趙伯圭生九子：師夔、師揆、師垂、師卨、師禹、師臯、師喦、師彌、師貢。按兄終弟及制和立長制結(jié)合，師揆、師禹、師喦、師彌先后承嗣秀王，分別追封灃王、和王、永王、潤王；與字輩嗣秀王還有趙與澤、趙與檡，直到宋亡，宗室表失記；這是宗室嫡系。
趙師夔、趙師垂都未及承嗣而卒，分別追封“新安郡王”“新興郡王”，待遇與嗣王、追封的一字王自不可同日而語。
趙希永最后官階只到“朝奉大夫”，文官從六品、第十九階，死后追贈也只有“通議大夫”，文官正四品、第十階，未見爵位。
趙與訔并非趙希永嫡出，據(jù)《行狀》，趙與訔“本出蘭溪房，時侍兄殿撰與譍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凝重，曰‘是真吾子，況昭穆又相當乎！’遂以上聞，內(nèi)降許之?！?/p>
查《宋史》卷二百二十二《世系表第十三》，趙與訔本是燕王趙德昭第八世趙希環(huán)之子，過繼給了秦王趙德芳第八世趙希戭（即趙希永）為嗣，兩處均有記載。
近年，蘭溪市發(fā)現(xiàn)一方鐫刻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的青石質(zhì)墓志，撰文者是趙與訔之兄趙與譍，墓主就是二人生母潘氏，與上述記載為互證關(guān)系。
綜合以上記載，結(jié)合《宋史》卷二百十五到二百二十二《宗室表》的記載，得趙孟頫世系簡表，如圖3。
圖3 趙孟頫家族世系簡表（《宗室表》部分文字與趙孟頫相關(guān)文獻有異寫，趙與訔之子則比《先侍郎阡表》多出兩名，本圖按《宗室表》制作）
趙與訔“以（趙希永）通議?補官……迪功郎”，族屬疏遠，空有宗室頭銜，卻無宗室蔭補的特權(quán)。迪功郎為文官“選人”從九品、第三十七階，首次差遣只到“饒州司戶參軍”。
宋代文官，按其寄祿官和差遣可以分成朝官、京官、選人三個層級，蘇洵《嘉祐集》卷十二在寫給韓琦的《上韓丞相書》中曾評：“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即‘選人’），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仆隸無幾也?！?/p>
由于趙與訔的勤勉抑或鉆營，無論是實際差遣“戶部侍郎”和追封的寄祿官“銀青光祿大夫”，還是“賜進士”的出身，都高于其從父趙希永，所以其子趙孟頖“以侍郎蔭補承務(wù)郎”，文官“京官”從九品、第三十階，比趙與訔當初蔭補的檔次高出一級、官階高出七級。
這些文字都很淺顯，趙與訔、趙孟頖都是“以某官蔭”而不是“以宗室蔭”，接下來把問題局限在官員蔭補問題上。
2、宋代官員蔭補制度
宋真宗下令頒布了宋代第一部較為完整的官員蔭補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官員享有的蔭補特權(quán)，官員蔭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官員蔭補，又有大禮蔭補、圣節(jié)蔭補（皇帝生日蔭補）、皇帝即位蔭補、致仕蔭補、遺表蔭補等法定蔭補，以及法外的各種特殊蔭補等，蔭補過濫，正是宋代冗官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仁宗時期，冗官問題已經(jīng)到了整個社會和財政難以承受的地步。范仲淹對蔭補制度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得到宋仁宗支持，頒布了慶歷蔭補新制，但是遭到朝野官員不滿和抵制，很快就宣告流產(chǎn)。范仲淹也不得不以貶謫出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此后，宋神宗熙寧時期、宋孝宗時期先后對蔭補制度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整頓和改革，其基本指導(dǎo)思想都是圍繞如何裁減官員蔭補而展開的，尤其是淳熙新政得到了較好實施。
大的趨勢是：限制官員蔭補親屬范圍；官員子弟授官級別逐漸降低；減少官員蔭補親屬的人數(shù)；延長蔭補周期；為蔭補設(shè)定期限；不同級別官員、有無“出身”，蔭補親屬范圍和數(shù)量有差別，不同類型親屬蔭補時所得到的官職也存在很大差別。通常情況下，郊祀大禮每三年舉行一次，根據(jù)官員級別，由原來每郊蔭補變?yōu)閮山?、三郊，甚至四郊才能蔭補。
宋孝宗淳熙九年的蔭補新制分兩步出臺，見于《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慶元條法事類》和《慶元蔭補新格》二書。
首先是官員大禮蔭補親屬人數(shù)的最高限額，也是各種蔭補總額的最高限額：
臣僚遇大禮，蔭補緦麻以上親：宰相、開府儀同三司以上一十人；執(zhí)政官、太尉，八人；太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節(jié)度使至觀察使，六人；中大夫至中散大夫、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四人；朝議大夫至帶職朝奉郎、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三人。（緦麻，指親緣關(guān)系“五服”以內(nèi)最疏遠的第五服，見于《禮記·喪服小記》。中國父系家族社會，以父為宗，親屬范圍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孫的九個世代，通常稱為本宗九族。）
其后出臺了削減致仕、遺表恩蔭名額的詔令，總名額用完則駁回：
致仕恩蔭：“臣僚致仕，蔭補緦麻以上親：曾任宰相及見任三少、使相，三人；曾任三少、使相、執(zhí)政官，見任節(jié)度使，二人；太中大夫及曾任尚書、侍郎及右武大夫以上并曾任諫議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p>
遺表恩蔭：“臣僚遺表，蔭補緦麻以上親：曾任宰相及見任曾任三少、使相，五人；曾任執(zhí)政官并見任節(jié)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生（案：上字之誤），一人；諸衛(wèi)上將軍子（案：及字之誤）承宣使，四人；觀察使，三人?！?/p>
對于遺表蔭補中，與致仕蔭補有交叉、過繼、家庭內(nèi)部分配等情況，又具體規(guī)定：
數(shù)量：“諸遺表蔭補緦麻以上親，非曾任執(zhí)政官及見任節(jié)度使以上不因過犯、尋醫(yī)、侍養(yǎng)、持服者，各依見任人數(shù)，即已致仕者，曾任執(zhí)政官以上及東宮三師、武臣節(jié)度使至觀察使各減一名（見任管軍依格蔭補），文臣東宮三少至太中大夫，止聽乞一名?！?/p>
時限：“諸應(yīng)得遺表恩澤身亡而有養(yǎng)同宗子孫為后繼絕，各曾持服者，限從吉月陳乞?！?/p>
分配：“諸遺表得蔭補者以長幼，同母所生者從母請。得一人以上愿分與別母所生者聽?！?/p>
關(guān)于蔭補年齡，宋仁宗時曾規(guī)定：
“長子不限年，余子孫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蔭”
3、趙與訔的資歷與蔭補名額
趙孟頫能否被蔭補，要看趙與訔的蔭補名額，可以由其最終官階與以上條款一一核對，據(jù)《先侍郎阡表》，趙與訔：
（景定）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淛轉(zhuǎn)運使、除權(quán)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徂落，度宗踐阼，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于府治，實廿三日也。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正議大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
趙與訔最終差遣官到“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各種恩蔭規(guī)定中，寄祿官和差遣官都有，資歷與勞績并重，上表奏蔭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
元豐改制后，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土地、錢谷、賦役之事。下設(shè)五司：左曹、右曹、度支司、金部司、倉部司。左曹、右曹或總稱戶部司。設(shè)戶部尚書一人，從二品，若為擔任者資歷較淺，則稱權(quán)戶部尚書，正三品；侍郎二人，從三品，若擔任者資歷較淺，則稱權(quán)戶部侍郎，從四品；其余各司設(shè)官若干。南宋時，戶部侍郎有時只有一人，甚至尚書與侍郎總共只有一人。
《先侍郎阡表》對趙與訔仕途中間的寄祿官階記載不詳，但景定五年，由“權(quán)戶部侍郎”到“戶部侍郎”，可見其寄祿官階必然已提前升遷。
“戶部侍郎”唯見于致仕恩蔭，一人，可惜的是趙與訔沒有能活到七十致仕，這個名額也就浪費了。
“安撫使”一職未見于各種恩蔭，北宋時期凡諸路天災(zāi)及邊境用兵﹐往往派安撫使“體量安撫”﹐事畢即罷；南宋初期﹐各路均設(shè)安撫使司，一般以各路最重要的州府長官兼任安撫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有“便宜行事”之權(quán)﹐實際上成為一路的第一長官；寧宗后﹐各路兵民之政分別由都統(tǒng)制司等分管﹐安撫使反成為閑職，成為一種象征。
那么，“安撫使”中的“使”能不能往“使相”上靠呢？當然不能，“使相”并非“使、相”并稱，而是專有名詞，見《宋史·職官志六》：
以節(jié)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勛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隨其舊職或檢校官加節(jié)度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元豐以新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
南宋孝宗淳熙蔭補新制以后，致仕恩蔭五人、遺表恩蔭三人的使相，實際就是開府儀同三司，為文官寄祿官最高階從一品，并非差遣。
趙與訔的最終寄祿官階，在元刊本《松雪齋文集》卷八《先侍郎阡表》中誤作“通奉大夫”，參考同冊《五兄壙志》《行狀》和流傳的《先侍郎阡表》墨跡珂羅版校勘，應(yīng)為“正議大夫”，文官正三品、第八階；即使以追贈的寄祿官階“銀青光祿大夫”計，也僅文官從二品、第四階。這兩個官階都低于第一階的從一品，高于太中大夫的從四品、第十一階。
所以，參照規(guī)定，趙與訔蔭補的總名額最多六人，趙孟頫排行第七，如果趙與訔能得高壽、前面兄弟有讓蔭，趙孟頫被蔭補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不利的條件是，趙與訔只活到五十三歲，沒有能七十致仕，以正議大夫服務(wù)朝廷的年限才剛剛開始，沒有足夠次數(shù)的郊祀大禮蔭補機會，也就用不完那么多名額。
致仕蔭補和遺表蔭補都是一次性的，所以遺表蔭補又是官員享受蔭補待遇的最后機會。趙與訔只到“太中大夫以上”等級，蔭補名額一人。
“諸應(yīng)得遺表恩澤身亡而有養(yǎng)同宗子孫為后繼絕，各曾持服者，限從吉月陳乞”，這一條是為了防止之前出現(xiàn)過的死后很久申請蔭補而又無以考據(jù)的情況，所以，有資格的候補，都必須在“吉月”陳乞上表，即以安葬為限，按《先侍郎阡表》“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程縣澄靜鄉(xiāng)聶邨”，趙與訔的遺表蔭補以當年為止，趙孟頫是沒有蔭補資格的。
4、趙與訔世系中遺表蔭補的兩個典型案例
1）、趙孟頖
《五兄壙志》的記載是“遺表蔭補”的典型范本，趙孟頖生于“辛亥七月”即1251年，查《先侍郎阡表》趙與訔卒于咸淳元年（1265）三月，按月份相差，趙孟頖到七月滿十五歲，雖然壙志記載為“年十四”，但以遇年長歲計算法，對照規(guī)定“長子不限年，余子孫年過十五”也能說得過去。
結(jié)合《先侍郎阡表》中“遺表聞，度宗震悼”的記載，趙與訔的遺表正好蔭補三至七月之間十四歲的趙孟頖，這就是“吉月陳乞”的明證。
2）、趙與訔
趙與訔本人受蔭補情況屬于突破“吉月陳乞”的特例：
祖考太常府君（趙希永）早卒，無子。祖妣夫人鄭氏，選同宗子為之后。魏公（趙與訔）本出蘭溪房，時侍兄殿撰與噟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凝重，曰‘是真吾子，況昭穆又相當乎！’遂以上聞，內(nèi)降許之。（見《行狀》）
因為趙希永有早卒無子、無人承嗣的情況，大禮蔭補、致仕蔭補、遺表蔭補一次都未請，所以“內(nèi)降許之”，這是特例，對于趙孟頫而言是沒有可比性的。
5、趙孟頫兄弟之間的蔭補局勢
趙與訔的遺表蔭補名額只有一人，而內(nèi)部分配方面，仍按《先侍郎阡表》，趙孟頫兄弟共八人：
孟頔、孟頒、孟碩、孟頌、孟頖、孟顥、孟頫、孟籲。孟頔，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xué)教授。孟顥，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頫，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吁，承務(wù)郎，同知南劍州。余皆嘗仕宋。
二兄孟頒、三兄孟碩、四兄孟頌、五兄孟頖均仕宋，除孟頖明確為蔭補以外，孟頒、孟碩、孟頌存在已科舉和已蔭補兩種可能，具體情況如何，這里無需討論；
需要討論的是長兄趙孟頔。入元后，趙孟頔大德元年為杭州路儒學(xué)教授，故當未曾仕宋；據(jù)《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趙孟頫致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陸垕《分教長沙帖》（圖4），款署二月一日，按筆跡，主豎畫故作極細筆，是大德四年天津博物館藏《洛神賦》（圖5）、大德五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赤壁賦》（圖6）之間的習(xí)慣；由“長兄孟頔蒙恩分教長沙，日依照臨，六十之年遠役數(shù)千里之外，敢望以不肖托愛之久，特加異顧，凡百覆蔭，使得自立”，可知，趙孟頔約長趙孟頫十多歲，趙與訔去世時趙孟頔不到三十歲。
圖4 趙孟頫 致陸垕·分教長沙帖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
釋文：“孟頫頓首再拜上記廉訪相公義齋吾兄閣下。孟頫塊處山中，無繇以時上記，唯有瞻望使星之光，以致仰止之誠而已，即日春和，伏計動履勝常。長兄孟頔蒙恩分教長沙，日依照臨，六十之年遠役數(shù)千里之外，敢望以不肖托愛之久，特加異顧，凡百覆蔭，使得自立，實孟頫拜莫大之惠。謹勒手狀陳敘下情，未由承教，伏冀為遠業(yè)，慎護興息，不宣。二月一日，孟頫頓首再拜”
圖5 趙孟頫 洛神賦（局部） 天津博物館藏（主豎畫故作極細筆的，且數(shù)量較多）
圖6 趙孟頫 赤壁賦（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主豎畫故作極細筆的，數(shù)量已經(jīng)減少）
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過蒙帖》（圖7）：“總管相公宗兄閥下，孟頫前者家兄過蒙照管”。趙孟頫專門致書拜托他人“異顧”欠缺“自立”的長兄，事后又感謝他人“照管”，趙孟頔宋時是否有大禮蔭補需考證，但未能出官。
圖7 趙孟頫 致總管相公宗兄·過蒙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孟頫記事頓首再拜，總管相公宗兄閥下，孟頫前者家兄過蒙照管。此皆吾兄以孟頫之故，感激難勝。即日炎熱，伏惟尊候勝常。學(xué)賓康振係，舊在常學(xué)，有俸，其人至貧，藉此以活，而近乃有住支之行。望吾兄憐其寒素，特與放支，豈勝幸甚。未由侍教，伏乞倍保尊重。不宣。孟頫頓首再拜?！?/p>
如果趙孟頔有科舉、銓試不中的經(jīng)歷，蔭補也是浪費，也可能有家庭內(nèi)部的其他安排，比如承業(yè)不承蔭。那么，趙與訔去世時，除以上孟頔、孟頒、孟碩、孟頌以外，待蔭補兄弟有四人：五兄孟頖、六兄孟顥在前，孟頫為第三順位，八弟孟籲第四順位。
對比《五兄壙志》和《行狀》的描述，趙孟頖“厚重寡言”，而趙孟頫“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即使二人長幼顛倒，趙孟頫排第一順位，在只有一個蔭補名額的前提下，生母丘氏也會按利益最大化原則，利用“同母所生者從母請”規(guī)則作出趙孟頖蔭補為官、趙孟頫“讓蔭”而走科舉及第道路的最優(yōu)選策略。
類似案例如黃宗羲輯，《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二，趙孟頫曾與探討經(jīng)義的敖繼公“以父任當補京官，讓于弟，尋擢進士”，就是讓蔭；又如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六中《隆山牟先生文集序》，寫的是趙孟頫的朋友牟應(yīng)龍，其父牟巘為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應(yīng)龍作為長子是蔭補第一順位，但“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1271）取世科”。朝奉大夫介于“朝議大夫至帶職朝奉郎”之間，按規(guī)定可蔭補三人，“世賞”為蔭補之別稱，“世科”指一門數(shù)代人科舉及第，牟應(yīng)龍這里正是讓蔭而科舉。
不同于一般官員決斷的事務(wù)，遺表蔭補需經(jīng)由皇帝親自受理，如：趙與訔的蔭補有“遂以上聞，內(nèi)降許之”，趙孟頖的蔭補有“遺表聞，度宗震悼”，可操作空間不大，又“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見《先侍郎阡表》），遺表蔭補與贈官、賜銀、賜絹，是一次性組合行為。
如果度宗不惜破壞祖制，非要為趙與訔的遺表增加兩個蔭補名額，完全可以破格“贈開府儀同三司”而不是“贈銀青光祿大夫”，而趙孟頫年齡只有十一歲，無論怎么勉強也不符合十五歲的規(guī)定，沒有資格蔭補。
《元史》無中生有地記載趙孟頫“年十四，用父蔭補官”，也就是趙與訔去世三年后，這又違背了遺表蔭補的一次性原則和“吉月陳乞”原則。額外開恩，又何須拖泥帶水，避易就難，違背多條祖制呢。
趙與訔由正三品正議大夫循序以贈從二品銀青光祿大夫，由此又可見，雖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但是這種權(quán)力也是受到一定制約的，又或者皇帝根本就沒有打算破格，主客觀因素趙孟頫都沒有額外蔭補的可能。
再看趙孟頖所“補”之官“承務(wù)郎”，趙孟頫所“注”之官“真州司戶參軍”，雖然都被稱為“官”，但實質(zhì)是完全不一樣的，前者為寄祿官階，是“蔭補官”，后者為“差遣官”，且僅為“注官”。宋代官、職分離，寄祿官有官名，無實際差遣，名稱特征是“某某郎”或“某某大夫”等，無需赴任而有俸祿供養(yǎng)，稱為“本俸”；而差遣官，有具體差使，需要赴任履職才有職務(wù)補貼，稱為“添給”。
仍如牟應(yīng)龍，“以咸淳辛未（1271）取世科，調(diào)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逹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為儒學(xué)官”，牟應(yīng)龍所調(diào)的“光之定城縣尉”即光州之定城，在今天信陽市潢川縣，宋元之戰(zhàn)反復(fù)爭奪，至元八年（1271）最終被元軍占領(lǐng)，正是所謂的“國事已非”，即使調(diào)官，“仕未逹”也“不有祿”。
寄祿官可以先于調(diào)職蔭補，但職事差遣不存在蔭補問題，不能說蔭補一個“真州司戶參軍”出來。
《五兄壙志》記載的，趙孟頖由蔭補寄祿官、到銓選（免）、候缺三年到真正獲得差遣，其岳父吏部尚書陸德輿的精確算計，都是教科書式的范本：
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wù)郎。咸淳丁卯（七月，年十七），請國子監(jiān)舉，免銓。庚午（七月，年二十），差知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zhèn)。
那么，趙孟頫“以父蔭補官”的寄祿官階又是個什么“郎”呢？子虛烏有！
三、風雨飄搖的仕進之路
1、趙孟頫調(diào)官記錄的來源
趙孟頫無論從蔭補名額、長幼順序、生母擇選、蔭補年齡等各種條件都處不利的情況下，未能得到父蔭補官，于是生母丘氏誡之：
“汝幼孤，不能自強于學(xué)問，終無以覬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見《行狀》）
這種訓(xùn)誡，除了名正言順以外，多少也有一些不能兩全之下的撫慰。趙孟頫的仕進之路只能依靠自強于學(xué)問。
官員子弟又可以入讀國子監(jiān)，通過吏部的銓試直接注官，優(yōu)等者出官亦可賜出身，或者直接參加殿試考取出身。
在銓試這一細節(jié)上，《元史·趙孟頫傳》和《行狀》是統(tǒng)一的，“試中吏部銓法”和“未冠，試中國子監(jiān)”其實是等價的。而“注官”改“調(diào)官”實際上《元史》又是源自于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為趙孟頫所撰神道碑（以下簡稱《神道碑》）：
“弱冠，中胄監(jiān)試，調(diào)真州司戶參軍”
行狀，也稱“狀”或“行述”，敘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貫、事跡的文章，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留作撰寫墓志或為史官提供立傳的依據(jù)。神道碑，是立于墓道前，記載死者生平事跡并世系、銘贊，與塔銘略近。
以洪喬祖所撰的《高峰和尚行狀》（圖8）和《西天目祖山志》卷八家之巽所撰《高峰大師塔銘》為例。
圖8 趙孟頫 高峰和尚行狀（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高峰和尚行狀》：“喬祖從師游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掇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谫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求銘于大手筆云?！?/p>
《高峰大師塔銘》：“余弱冠從無準翁游，師準孫也，創(chuàng)院立莊，兩囑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p>
又如，上海博物館藏大德十年趙孟頫書祖訚撰《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圖9）：
……塔骨后五十四年，法侄祖訚主茲山，來之子希遇以昔育王物初叔父所狀之行求銘于予，予婁以三短固辭，曰：‘昔平園銘佛照塔，平齋銘佛心塔，皆玉堂名筆，師為佛心嫡嗣，須得周洪大手發(fā)揮為宜?！堉媲?，強按所狀敘次之……
圖9 趙孟頫 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 上海博物館藏
洪喬祖寫行狀，“拜手以述，將求銘于大手筆云”；家之巽正是因為“諸徒持事狀求銘”當了洪喬祖所求的“大手筆”；祖訚寫銘的根據(jù)是“育王物初叔父所狀”，而“強按所狀敘次之”，當然例有謙辭，請銘者的理由也與洪喬祖接近：“昔平園銘佛照塔，平齋銘佛心塔，皆玉堂名筆”“須得周洪大手發(fā)揮為宜”。
所以，寫碑銘者需是“大手筆”“玉堂名筆”“周洪大手”，以進一步提升墓主哀榮。一般行狀、碑、銘都會收入作者文集，因此后兩者必須發(fā)揮文采，另謀篇章，重修措辭，以避免與既有之行狀雷同。
據(jù)《神道碑》：
至正五年（1345）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xué)士腆哈等特賜墓道之碑，敕翰林學(xué)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xué)士蘇天爵書丹，翰林學(xué)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
歐陽玄“謹考《行狀》”，所本確實是楊載所作行狀。
二文作者楊載和歐陽玄，為延祐二年同科進士，年齡相若，但二人與趙孟頫交游則有很大差別：
《神道碑》：“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大對，公為讀卷官，擢置前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
《行狀》：“載受業(yè)于公之門幾廿年，嘗次第公語，為《松雪齋談錄》二卷，復(fù)采其平生行事以為行狀，諗當世立言君子，且移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謹狀”
歐陽玄初次見到趙孟頫是“召奉大對，公為讀卷官”時，也就是延祐二年重開科舉殿試趙孟頫為主考時，歐陽玄以進士第三名隨即“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diào)太平路蕪湖縣尹”（《元史》卷一百八十二），到延祐六年四月趙孟頫也離京，二人再無機會見面。而楊載是“受業(yè)于公之門幾廿年”，晚期大量與趙孟頫合作撰碑書丹，且為趙孟頫記載談話錄，為文當更接近本真。
通讀神道碑與行狀二文，謀篇布局，行文措辭，各盡所能而大意略同，除按例增補了子女婚娶以外，并未見神道碑有所發(fā)明。
如《行狀》中的“未冠，試中國子監(jiān)，注真州司戶參軍”到《神道碑》修辭為“弱冠，中胄監(jiān)試，調(diào)真州司戶參軍”。行狀“未冠”改為神道碑的“弱冠”，未見考證；“國子監(jiān)”改為“胄監(jiān)”二者實為同義詞；那么“注真州司戶參軍”改為“調(diào)真州司戶參軍”，二者是否同義？誰更準確呢？
2、宋代的注官法律考試制度
要解決“注官”與“調(diào)官”問題，需要了解宋代特有的注官法律考試制度，這方面已有季懷銀《宋代文職官吏的注官法律試》、劉念《宋代的法律考試》等研究在前，以下結(jié)合《宋史》等文獻摘要概括。
宋朝最高統(tǒng)治者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清楚地認識到國家安定的關(guān)鍵是法律，重視和提倡法律，形成了一套不斷改進完善又或有寬嚴張弛的注官法律試制度。即所有具備做官資格的人，包括科舉登科及第人、任滿待缺的京官和選人、任子宗子等蔭補人和其他出身的人，還必須經(jīng)過法律考試合格，才能注官。
前文趙與訔與趙孟頖的蔭補案例，因為各自父親的寄祿官、差遣級別不同，二人承蔭等級不同，分別補為“選人”和“京官”，差別就很大。
宋初的銓試從形式到內(nèi)容，尚不成熟，按《宋史》卷一五八《選舉四》，“京官”與“選人”的銓試辦法不同，前者每年都可以赴試，后者要“遇郊”才能赴試，且年齡必須滿二十五歲。
宋神宗變法圖強，急需人才，熙寧四年推出銓試改革，銓試的性質(zhì)完全變成了法律考試，取消了免銓待遇，根據(jù)銓試成績分等級給以注官、升資等優(yōu)待；有蔭補的官員子弟，銓試年齡提前到二十歲；由于之前“遇郊”存在運氣因素，“選人”注官條件由“遇郊”改為“滿三年”，且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
所以趙與訔以蔭補的“迪功郎”初調(diào)“饒州司戶參軍”就繼承了這一規(guī)定，趙孟頫雖然“試中”，但所“注真州司戶參軍”也都只是“選人”一檔。
哲宗時司諫蘇轍上書：
祖宗舊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許出官，進士、諸科，初命及已任而應(yīng)守選者，非逢恩不得放選。先朝患官吏不習(xí)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shù)，去守選之格，概令試法，通者隨得注官。自是天下爭誦律令，于事不為無補。然人人習(xí)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fù)選限。吏部員今年已用后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fù)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大意是說，神宗朝推行律令，鼓勵讀法，將出官年齡由二十五歲降至二十，初出官者試中即與注官。形成人人習(xí)法，試無不中的局面。這又造成了有別于“蔭補冗官”的另一種形式：“注官冗官”，這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另一方面。當年的官缺不夠用，于是借用來年甚至后四年的官缺。
由此可見，注官只是將人才從“備選庫”轉(zhuǎn)入“備用庫”的一個程序，注官與調(diào)官、出官之間還有一個候缺的過程，如果沒有職缺，就只有等待。
哲宗紹圣初，改定《銓試格》，限制了試中人數(shù)。徽宗時，又特別給予蔭補人優(yōu)厚待遇，銓試法規(guī)廢弛。南宋時期，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又針對舊弊進一步改善充實。
孝宗時曾詔：“令吏部嚴選試之法。自是，初官毋以恩例免試，雖宰執(zhí)亦不許自陳回授?！庇侄ā笆巳∥濉敝疲脺p注官人數(shù)，但宗子、任子則有三取二、二取一的特權(quán)待遇。
3、趙孟頫的注官
由注官過多造成冗官，又要看到其中存在的技術(shù)性問題：一方面，官員管理事務(wù)較多，絕大部分由下級官員操縱，改革終究不能徹底；另一方面，交通和信息不暢，客觀上是不可能等額選拔的，注官冗官有其存在和合理的必然性因素。
所以，臣僚上言中，未經(jīng)銓試“以國戚而與宮觀差遣者”“以勛臣之后而特差遣帥司干官遣者”“有特令吏部差遣充憲司差遣者”仍然源源不絕，作為吏部尚書之婿的趙孟頖，能夠在十七歲就“請國子監(jiān)舉，免銓”，提前三年排隊候缺，也就不難理解了。
連番改革，注官過冗之患，并未消減，仍如《宋史》卷一五八《選舉四》，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臣僚上言：
銓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嘗命選部職官窠闕，各于元出闕年限之上，與展半年用闕。歷年浸久，入仕者多，即今吏部參注之籍，文臣選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千余員，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闕，宜其膠滯壅積而不可行。乞命吏部錄參、司理、司法、令、丞、監(jiān)當酒官，于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
“吏部參注之籍”，即注官候缺的人，這個數(shù)字達到二萬七千；“三四人共注一闕”，按每屆任期三年計算，候缺調(diào)官就需要九到十二年。十七歲的吏部尚書之婿趙孟頖尚有三年排隊候缺，尚未弱冠即試中的趙孟頫，僅僅是注官在冊，又豈能提前調(diào)官出官。
官吏注授官職以后，按照資歷依次補缺，這個過程又叫做“需次”。元祐初，上官均上言：“諸路吏選，有待試，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如與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并稱為南宋四大詩人的尤袤“注江陰學(xué)官，需次七年”，果然需次了7年；南宋樓鑰《攻媿集》卷四《送袁恭安赴江州節(jié)推》也曾有過：“九江需次今幾年，去去淥水依紅蓮”的感嘆。
由此，無論是蔭補年齡、寄祿官階，還是無法與趙孟頖相比的免銓、調(diào)官年齡等等，《元史》缺項、錯項太多，而《神道碑》則是由于著意文采，更改陳述，因文害義，事失其本。
4、由注官到調(diào)官的變數(shù)
趙孟頫通過參加注官法律試，試中注官的第一個候缺職位是“真州司戶參軍”。宋各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等事，這個職責描述與其父的早期專業(yè)擇向和最終職守完全一致。
南宋后期國子監(jiān)通過三舍法取得出身已經(jīng)很難，往往還額外受到限制，據(jù)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九《題太學(xué)登科題名后》記載：“雖當仕之人俊才髙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后解褐?！?/p>
所以“未冠”之時的趙孟頫，先通過國子監(jiān)生身份走捷徑考中注官只是小試身手，提前排隊作個備選，而且“司戶參軍”這個職位也僅僅到“去仆隸無幾”的“選人”，按規(guī)定須三任六考、舉者五人才有資格改“京官”，不計候闕至少就是六到九年，“選人”得到“奏薦和功賞”后改官還有名額限制，往往需排隊“待次”若干年才得“引對”。
按前文所引用之蔭補制度及案例，以趙與訔的侍郎之蔭，趙孟頫與趙孟頖、敖繼公、牟應(yīng)龍的檔次一樣，無論如何不會淪落到“選人”這一檔次，承蔭調(diào)官也不可能僅僅是個“司戶參軍”，亦可再次說明趙孟頫不可能承蔭。
“司戶參軍”這個成績很不理想，只不過因為年齡較小，而被視為奇跡。趙孟頫到二十歲或更晚才能調(diào)官，調(diào)官之前還有的是時間，畢竟考取出身、“進士及第”、通過其他渠道謀取“京官”，才能獲得更高的職位和待遇。
宋代宗室、官員子弟仕進，除了給予蔭補特權(quán)以外，更鼓勵官員子弟通過科舉道路入仕，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有出身者在任職和升遷上有更高起點和更大空間。如賈似道，端平二年（1235）以門蔭入仕，擔任嘉興司倉，嘉熙二年（1238）年再通過科舉，登進士第，由司倉擢拔為太常丞、軍器監(jiān)。又如同樣是宗室的趙與一支，南宋時共出了23名進士，其中有父子孫三代進士，父子三進士、四兄弟進士、三兄弟進士、兩兄弟同科中進士等，均傳為美談。
考取功名，這也是敖繼公、牟應(yīng)龍等人“辭世賞”而“取世科”的原因，趙孟頫沒有理由過早放棄科舉出身而停下來無盡地等待一個“為人所役使”的低級就業(yè)。
真州即今江蘇儀征，地處長江以北，與揚州、鎮(zhèn)江相望，南宋歸淮東制置。咸淳九年（1273）二月，襄陽失守，南宋已無險可守。四月一日，忽必烈與群臣定聲罪南伐之計：“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于是增兵10萬，大舉攻宋。命伯顏、阿術(shù)為主力，率軍20萬，自襄陽順漢水入長江，直取臨安（今杭州）。命駐蜀元軍進攻兩川要地，以阻宋軍東援；命合丹、劉整行淮西樞密院，博羅歡為淮東都元帥，分別進攻兩淮，牽制宋軍，配合主力攻宋；
咸淳十年（1274）八月，忽必烈命伯顏率主力軍浮漢入江，直取臨安，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助伯顏攻宋。塔出率軍渡淮屯廬（今合肥）、揚（即揚州）之間；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別率軍南趨長江。
咸淳十一年（1275）二月，董文炳與伯顏會師于安慶府（今安徽安慶市）；阿塔海、塔出會伯顏于池州（今安徽貴池）。從伯顏于丁家洲之戰(zhàn)中擊敗宋軍。
候缺有年的趙孟頫年屆弱冠，失去江淮天險的真州已危在旦夕，即便沒有了排隊也不可能赴任。
而同樣的原因，趙孟頖“甲戌（1274），以幼主即位（宋恭宗趙?，咸淳十年七月癸未即位，是年趙孟頖二十四）覃恩，轉(zhuǎn)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未上”，高郵更在儀征以北，也不可能赴任。較早的如牟應(yīng)龍，“以咸淳辛未（1271）取世科，調(diào)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
更不濟的是，咸淳十年（1274）春闈，風雨飄搖中的大宋王朝結(jié)束了最后一次科舉，再也沒有了下一屆。
四、小結(jié)
總的來說，趙孟頫以官宦之家庶出，位次墊底，由于宋代法律制度、皇帝意愿、家庭策略等條件限制，不可能蔭補為官。即使有蔭補，其起點寄祿官和差遣也不可能僅到“選人”檔次；
通過國子監(jiān)的注官考試，候缺有年而宋亡，終究未能出仕，“既不有祿”，也沒能參加最后的科舉考試，四大皆空；
在宋元時期并無多少夷夏之辨的情況下，以處士之身而仕元，本來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由于種種原因，被人誤將趙孟頖的履歷合二為一，意外成為“貳臣”，明中后期以來又因為民族主義萌芽和觀念轉(zhuǎn)變，罵名日盛；
到今天，他的很多詩文，如《罪出》《自警》《老態(tài)》等，被尋章摘句地羅織為因仕元而產(chǎn)生的“痛苦”與“悔恨”；戴表元的《招子昂飲歌》則被篡改題名為《招子昂歌》，一首平常的招飲題材的詩被曲解為勸阻趙孟頫出仕，實在是因為其個人生平研究不足，過度解讀之故。這一點，拙著《趙孟頫閑居考》已就其出仕早期相關(guān)外放、貶罷的冤屈，中期告病辭官、晚期各種疾病等史實作出整理，趙孟頫確實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在其本人認知中，沒有任何所謂“貳臣”和 “夷夏之辨”的證據(jù)。
而造成趙孟頫貶罷履歷被大幅度篡改的最大嫌疑人則是《松雪齋文集》編次刊印的主導(dǎo)者趙雍，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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