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士大夫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莫不以忠臣孝子自期。在天下無事之時(shí)，忠孝兩種德行固能并存；但在改朝易代之際，兩者頗難兼顧。明季士大夫遭逢國難，便感到進(jìn)退維艱。如御史陳良謨慨嘆：“為子為臣，不能兩全?！北孔笫汤蓮埢脱裕?620-1664）拒絕清人招聘時(shí)，亦有“忠孝已難兩全”的感觸。誠然，對明季士大夫而言，忠孝確是難于取舍的。雖然陳良謨與張煌言最后都殉國而死，透過上述的話，可見他們先已考慮取舍問題，才做出抉擇。另一方面，有些士大夫雖在明亡后意圖捐軀殉國，但為了家有高堂而偷生，如黃宗羲稱不殉國乃系“屆身養(yǎng)母”，陳確亦謂“未死皆緣母已老”?？梢娝麄円灿锌紤]忠孝的取舍問題，才做出盡孝的決定。既然忠孝難兩全，誰人應(yīng)盡忠？誰人應(yīng)盡孝？忠孝是否有高下之分？這些問題，頗為明清之際士大夫所關(guān)注及討論。
盡忠的例子
明季的忠臣義士，無論為抗清而死或自殺殉國，無疑都視盡忠比盡孝為重要。
就抗清者而言，如張煌言在“忠孝已難兩全”的情況下，“倡義辭家”，終至“吾父見背，路隔華夷，奔喪無所”。雖然張煌言為此“抱恨終天”，但他并不后悔“忘家”的決定，因?yàn)樗嘈牛?/p>
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dú)行其是而已。
又如蘇觀生“鎮(zhèn)守南安，糧運(yùn)不繼，動輒掣肘”，知道大勢已去，仰天嘆息說：
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茍不免，有死而已。
又如候任南昌知縣劉曙（？-1647）在“南都之變”時(shí)本欲殉國，“特以父喪未葬，老母在堂”而不死。后因牽涉“通?！睘榍逋⑺叮靶抵聊暇?，洪承疇霽顏相勞苦”，不屈。洪承疇說：“汝不念老母邪？”劉曙答道：“君親原非兩人，臣子豈有二理！”最終下獄被殺。劉曙對忠孝的態(tài)度實(shí)先后不同：被捕前，他以孝為先；被捕后，他雖將忠孝相提并論，但從他不屈而死的事跡看來，他顯然是舍孝取忠。
就自殺者而言，如陳良謨在嗟嘆“為子為臣，不能兩全”之余，選擇了“為臣”之道，所以對執(zhí)友李芳泰說：“吾為國死，義不顧家?！痹谧詺⒄哐硣?，家人親友每每希望以盡孝為理由，打消他們的死意，但都被他們以不同理由駁回。現(xiàn)以崇禎十七年的死者為例，加以說明。
戶部尚書倪元璐（1594-1644）“投繯”前，“所親皆勸”他“權(quán)忍恥，出外舉兵，再圖匡復(fù)”。倪元璐不從。“所親”于是說：“太夫人在堂，亦不為之地耶？”倪元璐初時(shí)“默然，一淚及顴而止。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健康，夫復(fù)何憾！’”馬世奇自殺前“南向遙拜辭母”說：“母生兒不能養(yǎng)，既不能盡忠，又不能盡孝，欲長依膝下不可得矣！”于是“閉一小室中自經(jīng)。諸仆排戶入救之”，并“泣勸”馬世奇說：“太夫人在，主未可死?！瘪R世奇答道：“不死，正恐留此身為太夫人辱耳?！鄙昙沿吩诿魍銮耙衙妊硣饽?，“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yǎng)京邸，左右以此為解”。申佳胤卻說：“吾業(yè)以身許國，勢難兩全?！睆纳鲜隼涌梢?，殉國者明顯認(rèn)為忠重于孝，所以在忠孝之間，選擇了前者。
在重視孝道的風(fēng)氣下，有些士人在取舍忠孝之前，或先征求父母的意見。如傅日炯（？-1646）與族父平公在“江上師潰”后討論說：“吾輩義固當(dāng)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于老母，許死則死耳?！苯Y(jié)果，“平公白于母，不許；日炯白于母，許之，遂赴湄池死”。而“平公乃養(yǎng)日炯母終身”
明清之際，出現(xiàn)了不少“深明大義”的父母。例如，和州知州黎弘業(yè)（？-1636）在崇禎八年十二月（1636年l、2月間）“城將陷”時(shí)，“系印于肘，跪告其母”李氏說：“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李氏哭著對他說：“汝勿以我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于是自縊而死，黎弘業(yè)亦隨后殉節(jié)。又如成德的母親在北京城陷后“爭欲先引決”，反為成德“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后來“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亦慟而自縊”。又如金鉉當(dāng)“賊攻城急”時(shí)，“跪母章氏前”說：“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八十歲的章氏卻說：“爾受國恩，我猶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苯K于在金鉉投河死后，章氏“亦投井死”。
此外，有些父母雖沒有與兒子一同殉國，卻成就了他們的節(jié)義。例如，當(dāng)傅日炯的母親知道兒子要自殺殉國后，“特來戒其酒，恐人以炯為酒誤”而自戕。又如傅日炯自殺之前，“母躬具酒肴，命幼孫持漿滿觴而三酌之，慶慰備至。至末觴”，傅日炯“跪而勿飲，母詰之”。傅日炯說：“子樂母戚，是弗忍飲。”母說：“兒飲！予勿戚也！”于是傅日炯才飲，“更滌觴獻(xiàn)母”說：“惟愿我母無楚于家！”母又“笑飲之”。這樣，“母子勸飲半日，炯乃扶母上坐，四拜永訣而去。炯回顧母，母亦顧炯。母又即命曰：“兒勿顧！”于是竟往上滸”，“投入沖中而死”。又如張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清廷以張煌言父張圭章尚在，“弗籍其家”，而令張圭章寫信勸識張煌言歸順。張煌言復(fù)信說：“愿大人有兒如李通（？-42），弗為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177）以自贖?！倍鴱埞缯掳抵小凹恼Z”張煌言說：“汝弗以我為慮也?！闭\然，父母的開明態(tài)度，可使兒子較安心于盡忠。
從孝的例子
明亡以后，有些士大夫或欲投身復(fù)明，或欲輕生與國同亡，但因?yàn)榧矣欣嫌H而不能遂志。
就前者而言，陳子龍便是一例。當(dāng)夏允彝決意投水殉節(jié)后，與陳子龍“手疏見訣，不責(zé)以偕亡”，而“勉以棄家全身，庶幾得一當(dāng)”?？墒牵愖育?jiān)谙脑室退篮蟆耙惠d于茲”，“竄處菰蘆之下，棲伏枋榆之間，往來緇羽，混跡屠沽，若全無肺腑者”。陳子龍報(bào)書亡友，解釋自己的苦衷如下：
仆門祚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于大母，報(bào)劉之志，已非一日，奉詔歸養(yǎng)，計(jì)終親年。嬰難以來，驚悸憂虞，老病侵尋，日以益甚。欲扶攜遠(yuǎn)遁，崎嶇山海之間，勢不能也；絕裾而行乎？孑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所以徘徊君親之間，交戰(zhàn)而不能自決也。悲夫！悲夫！親以八十之年，流離野死，忠孝大節(jié)，兩置涂地，仆真非人哉！
上海松江跨塘橋，陳子龍于此自沉
可見陳子龍?jiān)谙脑室退篮?，反?fù)考慮應(yīng)盡忠抑或盡孝的問題，雖然他把祖母的“流離野死”視為不孝，而自責(zé)于“忠孝大節(jié)，兩置涂地”，他的抉擇反映了他把盡孝放在盡忠之上。因此，“自慈親見背”，“藁窀粗畢”之后，即“日思芒南奔，荷一殳之任，分身隕首猶生之年”，“雖懦弱，安敢寧處”了。陳子龍先親后君的態(tài)度，昭然若揭。張煌言向同輩說：
應(yīng)念同仇多死友，休言有母不售人！
就是呼吁時(shí)人：國難當(dāng)前，須以忠為先，孝為次。
就欲輕生者而言，如方文（1612-1669）“雖未仕金馬門”，但因“父祖十世承國恩”，所以在明亡時(shí)“幾欲捐軀勵微節(jié)”，最后“以親故遂茍存”。\[23\]又如按察副使鄭溱（1613-1698）知道北京陷落的消息后，“慟哭投繼”，但為父親勸阻，“瞿然中止”。鄭溱父親的話引錄如下：
汝祖母以十七歲孀婦遺腹生吾，荼苦數(shù)十年，唯汝一塊肉耳。汝縱不念吾，猶不念祖母乎？
又如殉甲申之難的吳麟征的兒子吳蕃昌（1622-1656）“遭國變，慨然有殉君父之志，伯父（吳麟瑞，1588-1645）責(zé)以為人后之義，乃不果”。又如徐枋（1622-1694）的父親徐汧在南京失陷后欲“殉節(jié)”，徐枋“誓必從死”，但父親不許，命“長為農(nóng)夫以沒世”。于是徐枋的“死志未遂”，而“謹(jǐn)守”父親的遺言，終身而不變。又如魏閥（1609-1678）在“甲申國變”時(shí)，“自念尊人年高，不即死，奉尊人避亂湖濱”，并且“棄諸生服，潛心易服”。又如張羅喆為軍都督府僉事張純?nèi)实谖遄?，助二兄張羅彥守保定，以拱衛(wèi)京師。北京“圍急”，張羅喆妻王氏對丈夫說：“我婦人懼辱，義必死。子兄弟六人，如皆死，即絕爾父母后，何忍？”于是張羅喆聽從妻子的話，“變形易服，從水門亡去”，而他的兄弟則在保定城破后殉節(jié)。上述數(shù)人雖在亡國后有過殉節(jié)的意圖，但因他們重孝多于重忠，所以選擇了盡孝的道路。
此外，另有士大夫不但因有父母而不死，而且變節(jié)背主。如王孫蕙在北京陷后游說同鄉(xiāng)趙玉森同“詣賊報(bào)名”。王孫蕙說：
百行以孝為先，君太公年高，圖錦足矣。不為徐庶，忍心為趙苞耶？
又如張家玉在“流賊”入京后“三上書于賊，責(zé)以大義，請賓而不臣”；“見賊”的時(shí)候，“長揖”而不跪?！百\怒，縛柱上欲刳之，顏色不變，異而釋之?！庇捎凇坝浣?，不可”，所以“流賊”要挾“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原官”。又如吳偉業(yè)在“甲申之變”時(shí)“里居，攀髯無從，號慟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大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其后吳偉業(yè)自責(zé)說：
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從之愧青史。
順治十年（1653），清廷征辟詔書下，“有司敦逼”，吳偉業(yè)“控辭再四”；但雙親懼禍，“流涕辦嚴(yán)，攝使就道”。吳偉業(yè)“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出仕清廷。
表面上，上述諸人都為盡孝而不死，甚至改節(jié)事二主，其實(shí)可能只是借口而已。韓菼（1637-1704）批評明季官員說：
嗚呼！彼仕而不死者多矣。其人又未必皆有父母之養(yǎng)于其身也；又或徼幸于父母之存，而借口以逭其不能死之罪者，比比也。
韓菼所說甚是，如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趙士春（1599-1675）便承認(rèn)在“乙酉之變，借口母在，不敢圖死”。近人推原吳偉業(yè)的心跡，亦指他說“我因親在何敢死”，“不過是借口罷了”。又如張家王為“廣東人，父母在籍，未嘗到京”，竟為“流賊”嚇到，無怪時(shí)人批評他“抗怯焂忽，殊自無謂”。
如何取舍忠孝的意見
忠孝既難兩全，而忠孝都有人選擇，誰人應(yīng)盡忠、誰人應(yīng)盡孝的問題因而出現(xiàn)，并且成為明清之際士大夫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
有關(guān)忠孝的取舍問題，當(dāng)時(shí)有不同的意見，就官員的取舍來說，有兩種相反的說法。第一，有父母在堂，不必死。前述王孫蕙勸趙玉森效法徐庶的話，雖或是變節(jié)的借口，卻反映出時(shí)人的一種想法，即父母健在，不必殉國。如孟兆祥在北京陷落以前已萌殉國之念，卻對門人司勛郎熊文舉（1631年進(jìn)士）謂，“子有老親在千里外”，“尚可從容”。又如金聲與江天一在徽州城陷被清軍所執(zhí)，金聲便對江天一說：“汝有老母，不必死?！碑?dāng)然，家有老母就不須盡忠的觀念，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第一節(jié)舉例甚多，茲不贅說。
第二，“盡忠即所以盡孝”。另外有些殉國官員相信，他們必須盡忠，這樣去做，不是忘孝，而是以忠存孝，無忝所生。例如，許直在北京陷后“歸而覓死，家人以父阻之”。許直說：“曩父寓書于直云：‘無忝厥職，便是孝子！’天下有君死臣生謂之無忝者乎？然則今日之死，父命之矣！”于是許直“叩頭君父”，自縊而死。周鳳翔亦于同時(shí)殉國，死前寫信給父母說：
國君死社稷，人臣無不死君上之理，況身居講職、官為侍從乎？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有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我事畢矣！
又如申佳胤在北京城破后，“左右請易服匿他所”，但申佳胤笑著回答說：“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微賤，主上（朱由檢）不以為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所復(fù)顧？獨(dú)念大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焙髞肀阃度胪豕S“灌畦巨井”中死。又如左懋第使清議和，不屈被殺。拘留期間，思索“忠臣孝子”之道，得出下面的結(jié)論：
忠臣孝子，兩全甚難，其實(shí)非難。從（伯）夷、（叔）齊死后，君臣義薄，綱常掃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疊山，青史于今萬古傳。他兩人父兮與母兮，亦稱大賢。
總括來說，上述類型的人明顯是把忠放在孝之上，但為了為他們忘孝的行為辯護(hù)，所以提出“人臣當(dāng)殉節(jié)，忠孝兩無虧”的說法，掩飾他們“吾為國死，義不顧家”的行為。
就士人來說，明清之際的輿論已指未出仕者沒有殉國的義務(wù)（參看第五章第二節(jié)）。因此，如果他們的父母在世，他們更不必死了。例如，生員許王家（1607-1645）未仕而死，時(shí)人便認(rèn)為他有兩個理由“可以無死”。第一是“不仕，可以不死”；第二是“不仕而父母在，尤可以不死”。家有高堂而殉國的士人，后來更受到非議。如徐啟睿（？-1645）在魯王朱以海時(shí)“白衣參軍”，最后被清兵所執(zhí)，“諭之降，則謾罵”，因而觸怒了清兵，被刳腹而死。全祖望為徐啟睿立傳，雖謂“公之志則烈矣”，卻指“其時(shí)公尚有親也。君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huán)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并就此而引申，批評明季“以篤老之親，因抗節(jié)而有所不顧”的人，認(rèn)為“揆之圣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dāng)知也”。換言之，未出仕者應(yīng)“從親棄君”，才沒有過錯。
因?yàn)橐咽伺c未仕者的角色不同，所以明清之際又有出仕者須盡忠，未仕者須盡孝的調(diào)和之說。如孫奇逢認(rèn)為：
古來烈士英人值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后親，未入仕者先親后君，各有攸當(dāng)。
屈大均亦說：
人盡臣也，然已仕、未仕則有分。已仕則急其死君，未仕則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
因此，就已仕者而言，如陸培自殺前作書遺母，便說：
兒不自意得陟科目，其自癸未（崇禎十六年），兒非母有，寧自潰亂以傷先人砥礪之意。有兩弟可慰天年，譬兒夭折或襁褓不育，天下亦有此事。兒從先帝意適，勿以為不幸。
既然“得陟科目”以后，“兒非母有”，現(xiàn)在國難臨頭，自然應(yīng)當(dāng)“先君后親”了。所以陸培強(qiáng)調(diào)他的殉國是“適意”，不是“不幸”。他的弟弟未曾出仕，因此他們的責(zé)任是慰母親天年，即“先親后君”，套用孫奇逢的話，可謂“各有攸當(dāng)”。相反來說，彭之燦（？-1658）未曾仕君，遇到國變則“欲以此作首陽”而殉國，無怪孫奇逢規(guī)勸他宜“歸首丘”以養(yǎng)親，因?yàn)樗那闆r應(yīng)是“先親后君”。
其次，在傳統(tǒng)社會里，忠與孝常常被視為一致和統(tǒng)一，如《禮記·祭統(tǒng)》說：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在明清之際已仕者盡忠、未仕者盡孝的觀念里，盡忠與盡孝亦系兩者恪守本分的表現(xiàn)，彼此地位一致，并無高下之分。例如，屈大均就《易經(jīng)·困卦》“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句而闡釋忠孝之道說：
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也。君得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后臣之志乃遂，子致其性而后子之志乃遂也云爾。
由于“君得有其臣之命”，無怪屈大均以為“已仕則急其死君”；由于“父母得有其子之性”，所以屈大均認(rèn)為“未仕者則急其生父”。這樣，盡孝便能與盡忠等同起來。
殉國者由于棄親從君，因而提出以忠存孝之說，以遮掩他們無法盡孝的遺憾。不死者或者亦因?yàn)樯嶂胰⌒ⅲ圆扇鹘y(tǒng)的“移孝作忠”說，文飾他們未能盡忠的缺點(diǎn)。陳確在祭宗祠時(shí)的話，便是一例，引錄如下：
國難殊足憂，家禍亦可憐。移孝即作忠，親親宜所先。
可是，無論未仕者須先盡孝或移孝作忠，都不能抹殺他們不能死的事實(shí)。于是，齊之千提出進(jìn)一步的觀點(diǎn)，嘗試解決這個問題。首先，他引錄謝枋得“某所以不死者，以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與“某不得為忠臣，猶愿為孝子”等語，及“經(jīng)”所謂“資于事父，移孝以作忠”，申明“孝與忠非二道，死孝即所以死忠”的道理。接著，他又舉出四個例子，闡述“不成忠者不成孝”的道理。引錄如下：其一，“古無位而死忠者，推孤竹；首陽餓死，忠矣。其先以父命遜國，此孝子之所用心”。其二，“泰伯遵父命讓季歷，本孝子事，而識者又謂即夷、齊叩馬之心”。其三，“陶淵明為晉處士，作《五等孝傳贊》加丁寧焉”。其四，“李陵不顧老母，忘漢，病死沙漠”。透過這四個例子，齊之千得出下面的結(jié)論：
忠孝兩成者，不在生死，可以死，可以不死。
這樣，無論已仕者或未仕者，只要能夠克盡孝道，并“移孝以作忠”，他們的不死便不是缺點(diǎn)了。然而，理論終歸是理論罷了。陳確批評“全膚體為孝”說時(shí)指出：
如此解，則天下何多孝子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偷生與死義，孰為無忝，孰為辱親，儒者必有能辨之矣。
誠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還是可以辨明的。
薙發(fā)與忠孝之間的矛盾
北京將陷，有人對申佳胤說：“有變，薙發(fā)可免?！鄙昙沿反鹬^：
毀父母之遺不孝，不可。
上述所謂“薙發(fā)”，乃指削發(fā)為僧。馬世奇在北京陷后自縊，死前寫信給弟弟說：
衙門多有削發(fā)為僧者，雖于“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猶在南也。忠臣不事二君，吾自當(dāng)以一死報(bào)主上，數(shù)月前主意已定。所不能恝然者，母親耳！吾幸全受全歸，母親自可無憾。
上述例子反映削發(fā)圖生與孝道觀念的沖突。因此，馬世奇雖舍孝取忠，仍能以“全受全歸”而自豪，以為未盡虧孝道。
順治二年六月，錢塘失陷，知縣顧咸建“棄官而走”。清兵追及，“令其薙頭改冠”，顧咸建不從，答道：
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
同年八月，清廷“下薙發(fā)令”，許王家自殺。他申明原因如下：
父母冠我時(shí)，祝我為何如人？此發(fā)豈復(fù)可毀傷耶！
上述二例同系因儒家的思想而不肯薙發(fā)茍活，不過他們抗拒的，不是佛教的風(fēng)習(xí)，而是清廷對漢族的壓迫。
在清廷的“不薙發(fā)者以違制論斬”令下以后，“吏恫不薙發(fā)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誠然，對自幼已熟悉“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思想的士大夫來說，清廷的薙發(fā)令迫使他們走入進(jìn)退兩難的境地，迫使他們在國亡后面臨另一次生與死的抉擇，甚至更掀起一場反抗的浪潮。因?yàn)樵诿骷臼看蠓蚩磥恚八S發(fā)則虧體，虧體則辱親，虧體辱親”便不能為人。因此許多人都不愿意薙發(fā)，甚至更進(jìn)一步認(rèn)為“以不薙發(fā)死”，便能“無忝所生”。陳確起初就本著這個信念，不肯薙發(fā)。后來，當(dāng)他聽聞“不薙發(fā)而見執(zhí)者，法未必死，而大戮辱之，終亦不免于薙發(fā)”的消息后，立場開始動搖，以為“不殺而終薙發(fā)，則名垢身辱，而吾志不得遂，即憤而自殺而已，無解于虧體辱親之罪”。在陳確心目中，自行薙發(fā)與被捕后強(qiáng)行薙發(fā)“同罪”，因而希望在兩者之間選出一條“未甚戮辱”的途徑，所以“亦思變計(jì)從俗”而自行薙發(fā)。畢竟，他仍感到“發(fā)非確之發(fā)，父母所遺之發(fā)也”，因此“不敢自擅”，所以“敬齋卜日，請命于顯考而乃從事”。
上述陳確用來證明為何要改變對薙發(fā)立場的消息，諒非杜撰。如明末諸生盧象晉“念兩兄（盧象升，1600-1639；盧象觀，？-1645）苦為國死，乙酉后，不就試，率閉戶著書。至庚寅（順治七年，1650），尚發(fā)完。偶為仇者所持訐，逮清撫土（國寶），土重傷其家率忠主竭命，頗欲生之，故曰：‘知晉不敢抗清，當(dāng)是薙后復(fù)生?！瘯x大言曰：‘此發(fā)故自明出?！孔淞x之，出強(qiáng)薙入見，為已其事”。此事雖發(fā)生在陳確的記載以后，亦可作為陳說的佐證。然而，因?yàn)榕卤粡?qiáng)行薙發(fā)便想自行薙發(fā)，反映了陳確性格怯弱的一面。
其次，陳確一方面自稱“生無益于時(shí)，正憂不得死所，而以不薙發(fā)死”，便能“無忝所生”，可是他為什么不“先死之”呢？陳確說這是因?yàn)椤澳冈诓蝗桃病?。但問題是，既然說因?yàn)槟冈诓蝗趟?，那么從前又何以不薙發(fā)而又“不畏殺”呢？陳確辯護(hù)說：
茍?zhí)敹姎?，則是非人子之獲已也，義不得不爾也。且吾昔之所為不畏死者，非揚(yáng)揚(yáng)然號于人曰：“吾發(fā)未薙，爾執(zhí)于官而殺之也。”凡可以晦跡而全生者，無不至也。倘萬不幸而卒見獲而被投，而吾心亦可以無愧矣。與無故而先自殺以棄吾母者，微有間。
上引的設(shè)問設(shè)答，與其說是“告先府君”，毋寧說是陳確為自己的行為做合理解釋的辯白，以求心之所安而已。幸而他的父親有靈，“同意”他的“請命”，否則他便無法解決薙發(fā)與“虧體辱親”之間的矛盾了。當(dāng)他的女婿董世琮“以剪發(fā)作數(shù)日悲”時(shí)，陳確寫了一首詩安慰他說：
守身昔稱孝，儒者良所志。世亂相驅(qū)迫，悲哉忽捐棄！珍重千古心，捐棄須臾事。捐棄奚足悲？區(qū)區(qū)事已逝。一毛亦前定，得失非所意。吾體雖幸全，栗栗胡敢恃！君子憂其大，方寸難區(qū)置。時(shí)時(shí)懼有失，數(shù)莖豈為累！勉之勤進(jìn)修，古賢宜可至。完虧在厥性，具形未云貴。
陳確等既選擇生存，薙發(fā)茍活勢所難免，唯有委諸天意，并且退而思自勵及互勉，盼能有裨世道，將功補(bǔ)過。
明遺民既已薙發(fā)求存，當(dāng)他們贊揚(yáng)留發(fā)殺身的人時(shí)，實(shí)已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例如，崇禎七年（1634）進(jìn)士曾亨應(yīng)（？-1646）在順治二年“南昌陷”后，“與同縣知州揭重熙（？-1651）倡義撫州，人心渙散，無以支，乃使其弟和應(yīng)（？-1647。按：曾和應(yīng)為監(jiān)生）奉父”。城陷，曾亨應(yīng)與子曾筠（？-1646）“不屈死”；曾和應(yīng)“奉父走肇慶”。后肇慶亦陷，曾和應(yīng)欲自殺，說：“吾而髡發(fā)，何以見吾兄？”雖然許多人勸阻他，但他最后還是“整衣拜父投井死”，在留發(fā)而死與奉父而生之間，選擇了前者，屈大均在記載上述事跡后，對曾和應(yīng)的取舍做出這樣的評價(jià)：
和應(yīng)之去也以奉父，奉而不終，以兩行在俱陷故也。至是生而奉父，孝而非孝，不若死而從兄，非忠而忠之為愈矣。
曾和應(yīng)的死，表面上是“死而從兄”，不是忠君而死。但屈大均則從另一角度著眼，詮釋曾和應(yīng)的死。他大概認(rèn)為曾和應(yīng)不肯“髡發(fā)”而死，不但是忠于前朝衣冠的表現(xiàn)，而且更能凸顯兄長忠節(jié)的影響力，所以說“非忠而忠之為愈”。另一方面，頭發(fā)受之父母，“髡發(fā)”便屬不孝。在這個前提之下，“奉父”雖為盡孝，但“髡發(fā)”而“奉父”，便變成“孝而非孝”了。既然屈大均用上述標(biāo)準(zhǔn)衡量曾和應(yīng)，那么屈大均本人的生而奉母豈不是變成“孝而非孝”了嗎？
順治三年，“廣州破陷”，屈大均心“懷忠憤，有捐軀報(bào)國之志”。他的老師陳邦彥（1603-1647）當(dāng)時(shí)為兵科給事中，起兵攻廣州。兵敗，入清遠(yuǎn)。城破被執(zhí)，不屈而死，弟子數(shù)人同時(shí)殉難。屈大均雖然追隨陳邦彥起兵，后來又為他收尸，卻沒有捐軀報(bào)國。屈大均解釋其中原因如下：
予少遭變亂，溝壑之志積之四十余年，濡忍至今，未得其所，徒以有老母在焉耳。
此外，屈大均在他的詩中，常常提到因?yàn)槟赣H而不能盡忠報(bào)國，舉例如下：
磨劍未屠龍，彎弓未射虎。郁抑英雄姿，念我有慈母。
涕泣辭宗國，間關(guān)出戰(zhàn)塵。發(fā)膚歸父母，薪膽獻(xiàn)君臣。
母在身難許，年衰道未聞。
母老如何出？官閑未敢辭。
屈大均指出“已仕則急其死君，未仕則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的說法（詳?shù)谌?jié)），極可能是為自己的舍忠取孝而提供理論根據(jù)。可是，上述說法與屈大均稱贊曾和應(yīng)的意見，互相排斥，不能共存。因?yàn)椋绻浴耙咽恕薄拔词恕敝f衡量曾和應(yīng)，由于他未仕，所以應(yīng)“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曾和應(yīng)既然不“生而奉父”，屈大均理應(yīng)指摘曾和應(yīng)“于道不得其宜”，不應(yīng)反加贊美。相反，如果以“生而奉父，孝而非孝”之說繩墨屈大均，他誠難免受責(zé)。其實(shí)，屈大均“發(fā)膚歸父母”這句詩，甚為反諷，誠如張秉純指出：
發(fā)膚受之父母，不全歸則不孝。
前引陳確亦謂“薙發(fā)則虧體，虧體則辱親”。因此，屈大均薙發(fā)奉母而生，無形中就是以“不孝”存孝；套用屈大均的話，則是“孝而非孝”。由此可見，當(dāng)屈大均稱美曾和應(yīng)的舍孝取忠時(shí)，已墮入自貶的窠臼而不自知了。然而，苛論古人，豈是筆者之意！不過就事論事，指出他們的矛盾之處而已。
忠孝不能兩全下的遺憾
明季殉國者在忠孝難全的困境下毅然死去，雖然在忠君方面顯得理直氣壯，但在孝親方面實(shí)有虧欠。如徐汧在“敵薄都城”時(shí)已“誓必死”，作《矢志詩》寄母說：
為臣貴死忠，義更無他顧。所傷有孀親，就養(yǎng)在中路。
又如夏完淳（1631-1647）在臨刑當(dāng)日，作《獄中上母書》說：
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為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夏允彝）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為父為君，死亦何負(fù)于雙慈！但慈君推干就濕，教《禮》習(xí)《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
誠然，殉國者雖或早已選定盡忠，但并不因此而能忘孝。至于徘徊于忠孝兩途者，最后哪怕選擇從忠，對孝道亦難釋懷。如許德溥（？-1647）在“甲申聞北變”后，“號哭數(shù)日，寢食俱廢”。及“剃頭令下”，許德溥本以“頭可斷，發(fā)不可剃”，“誓以死殉”，但父親對許德溥說：“爾不剃發(fā)，必死發(fā)；爾死父餒，奈何？”于是許德溥“剪其發(fā)，如頭陀然”，但“于臂間刺‘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八字”。事發(fā)被捕，許德溥不屈，以“謝疊山者，亦曾剃頭，后始殉節(jié)”自況，并謂“疊山之剃頭為老母，德溥之剃頭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何辭”。“獄具，擬斬，坐其父城旦”。許德溥請求縣令說：“死固當(dāng)，愿釋老父?！笨h令“義而釋之”，許德溥高興地說：“得脫老父，死無恨矣！”
由于不能忘孝，所以在死忠以前，他們多考慮過供養(yǎng)父母的問題。如果他們有兄、弟、妻、子、侄等，問題便較易解決。關(guān)于兄的例子，如許直在甲申殉國，客羊君輔嘗“從旁慰解，動以親老子幼”。許直回答說：“有兄在，吾無憂也?！标P(guān)于弟的例子，如江天一在徽州起義失敗，清廷“購天一甚急”，天一“歸囑其母于弟天表”，然后自投羅網(wǎng)，為國捐軀。關(guān)于妻的例子，如許王家投水前，“以父母屬妻顧氏”說：“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yǎng)為孝子矣?！标P(guān)于子的例子，如汪偉死前“手書貽子孝廉觀生（1642年舉人）”說：“老母不能終養(yǎng)……吾兒事也?！标P(guān)于侄的例子，如吳甘來自縊前，“兄子家儀自外至，相與慟哭”，吳甘來對吳家儀說：“吾不死無以見（志），然祖母尚在，汝若死，無以終養(yǎng)?！比绻硣邲]有子嗣，供養(yǎng)父母的事宜便須另作安排。例如，陳良謨雖謂“殉難之官，不應(yīng)口言家事”，到底還是立下遺囑，交代立嗣、分產(chǎn)、養(yǎng)母等事。史可法無子，特地收副將史得威為繼子。本來，史得威想從史可法死，史可法不允，說：“我為國亡，子為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囑子，子可勿辭?！庇终f：“為我祖宗父母計(jì)，我不負(fù)國，子忍負(fù)我？”這樣，史得威才肯受命。于是史可法上書告訴母親說：“得副將得威完兒后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p>
為了彌補(bǔ)不能盡孝的過失，殉國者在死前仍設(shè)法安慰父母，希望可以減輕他們喪子的悲痛，如申佳胤投入井后，向兩仆人呼叫說：
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
就是希望以忠的觀念開解母親。又如周鳳翔死前寫信給父母說：
罔極之恩，矢之來生，萬千珍調(diào)，不必以男為念。
以及馬世奇所謂：
魂氣無所不之，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岳，固時(shí)時(shí)周旋母親之側(cè)也。
就是希望以孝子依依難舍之情，懇請父母珍重。又如魏學(xué)濂在絕命詩中告訴母親說：
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為獨(dú)豐。高堂無復(fù)悲，譬不生阿儂。辭母卻就父，生死猶西東。
以及史可法上書謂：
望母親委之天數(shù)，勿復(fù)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
乃是以天命為據(jù)，希望母親能節(jié)哀順變。此外如張國維命人“對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就是怕母親知道自己的死訊后過哀，所以隱諱不報(bào)，免她傷心。
盡忠者固難死得安心，而盡孝者也活在內(nèi)疚與慚愧的心境之中。如黃宗羲與張煌言共起兵于浙東，最后張煌言盡忠，黃宗羲盡孝，當(dāng)黃宗羲為張煌言撰寫墓志銘時(shí)，便流露出內(nèi)心的慚愧說：
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yǎng)母，戔戔自附于晉之處士，未知后之人其許我否也？
又如周穎侯在“甲申之變天地裂”時(shí)，“氣激欲自盡”，并已“書絕命詞”，但因“傷哉二老垂白年，乃祖八十尤皤然。抱持號泣互相守，解縛不得從所天”。由于他感到“君親一理那可棄”，于是“且活余生俱粗糲，永棲隴畝為頑民”。然而，他對自己不能盡忠一直耿耿于懷，所以“偶對人言還自愧”。又如高承埏（1602-1647）“遭乙酉之變，痛憤不欲生”，但是“念太夫人春秋高，終鮮兄弟，未能即自引決”，因而“悲歌慷慨，低回結(jié)轖，以生為可厭，而以死為可樂也”。
陳確在明亡以后不斷肯定自己生存的價(jià)值，反映出遺民因?yàn)楸M孝而不能盡忠的痛苦一面。陳確的同學(xué)祝淵和老師劉宗周在順治二年先后自殺殉國，陳確卻因母老不能死，因而畢生難過不已。所以在文字中常流露“晚死慚師（劉宗周）友（祝淵）”的苦痛思緒，甚至自責(zé)說：
吾師吾友，循節(jié)安理。存為明臣，沒為明鬼。予生惘然，曷究厥止！
又說：
先生（劉宗周）與開美（祝淵）俱死國難，而確獨(dú)隱忍茍活，皇皇未知所稅駕也，悲夫！
此后，陳確努力探求自處之道，并希望為自己的不死尋求合理的根據(jù)。然而，無論陳確的說法如何冠冕堂皇，到底不是他一直以來的信念。因此，每當(dāng)他想起殉國的師友，內(nèi)心仍感到苦惱。由此可見，舍忠取孝的抉擇，始終令他感到遺憾。
（本文摘自何冠彪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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