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亞當·斯密的一生，他一直浸淫在學術圈和知識界，缺乏從商貿易的經歷。但他的《國富論》卻折射出豐富的商業(yè)知識，諸如：地租、退稅的意義，經由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fā)現(xiàn)能為歐洲帶來什么利益等等。顯然，這些知識不是其導師哈奇森傳授的，也不是在道德哲學教席上的研究成果。亞當·斯密所處的年代是蘇格蘭從農業(yè)社會向商業(yè)社會轉型的時期，商業(yè)的繁榮、貿易的興盛、經濟的發(fā)展成為斯密經濟思想的催化劑。而他獲取這些靈感與思想的源泉是在形形色色的俱樂部中——亞當·斯密，堪稱是從俱樂部中“混”出來的經濟學家。
經濟與貿易——格拉斯哥俱樂部的母題
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寫道：“如果不是一生中那么多重要時代在格拉斯哥度過，也許他也不會成為那么卓越的經濟學家?！眮啴敗に姑茉诟窭垢缦群蠊采盍?7年，在這一時期，格拉斯哥逐漸形成了一些由學術和商業(yè)精英組成的俱樂部。亞當·斯密參與了其中的政治經濟俱樂部、文學會和羅賓·西姆森先生俱樂部。
政治經濟俱樂部又名科克倫俱樂部，1743年由煙草商人安德魯·科克倫發(fā)起，其公開宗旨是“研究各個商業(yè)部門的性質及原理，相互交換這方面的知識和意見”。1744至1745年，受詹姆斯黨叛亂影響，該俱樂部的活動一度停滯。1750年后，隨著亞當·斯密等一批知識分子的加入，該俱樂部開始逐漸復蘇。在這個俱樂部中，斯密最大的收獲是增長了在貿易方面的知識。俱樂部成員、牧師亞力克山大·克里爾曾回憶：“在這個俱樂部中，各成員表達了他們對于探尋貿易的本質、設計貿易規(guī)則的強烈興趣，他們相互學習知識并且交換觀點。”在該俱樂部里，亞當·斯密提交了“1755年講稿”（Lecture of 1755）。盡管該文稿因散佚而不能知其內容，但后代學者推測“很有可能是討論俱樂部中最受歡迎的關于貿易原則的話題，這些貿易原則對于（俱樂部）會員而言將帶來很大的影響”。除了亞當·斯密外，煙草大王格拉斯福德、科克倫也與俱樂部會員詹姆斯·斯圖爾特爵士討論，其問題如：紙幣對物價有什么影響？對通貨、對外貿有什么影響？小額銀行券有什么影響，不兌換銀行券有什么影響？
亞當·斯密畫像
文學會則更具精英化特點。它創(chuàng)立于1752年，從11月到翌年5月每周四晚六時半開會，成員主要為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少數(shù)商人、鄉(xiāng)紳和市政官員。其發(fā)起人是格拉斯哥大學希臘語教授亞當·斯密詹姆士·摩爾，詹姆斯·瓦特和大衛(wèi)·休謨也一度出現(xiàn)在該俱樂部的名單之中。文學會有著較為嚴密的組織紀律，參與者要在會上定期朗讀文章或者發(fā)表演講。1755年1月9日，休謨曾致信斯密，“請代向文學會致意。如果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把周年紀念的文章送給他們，您將承擔這個過失?！迸c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相似，文學會的主要討論話題是經濟，特別是圍繞1750年后格拉斯哥出版的經濟學著作展開討論。亞當·斯密就曾在活動上斷言：“毫無疑問，不斷擴張的貿易和商業(yè)已經占據(jù)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753年1月23日，在文學會的一次會議上，亞當·斯密宣讀了討論大衛(wèi)·休謨《貿易論文集》中的論文，這部著作中收錄了休謨《論商業(yè)》、《論利息》、《論貿易平衡》、《論貿易的猜忌》等等，從這些標題中不難看出其與《國富論》討論的話題有諸多關聯(lián)性。文學會的討論氛圍激烈，不同觀點的雙方會就一個話題進行針鋒相對的辯駁，這讓不善言辭的斯密經常陷入被動與守勢。據(jù)說有一次，斯密就一個問題與在場會員意見相左，激烈交鋒了一夜，終因寡不敵眾而敗北。事后他嘟噥了一句：“雖然我說不過你們，但我還是認為我是對的?！?/p>
亞當·斯密的摯友大衛(wèi)·休謨的畫像
文學會上，大家觀點可以針鋒相對，劍拔弩張，但辯論結束后，他們會轉場“羅賓·西姆森先生俱樂部”歡宴痛飲，放松一下緊張的心情。與思想交鋒的文學會不同，這個以格拉斯哥大學數(shù)學教授“羅賓·西姆森”命名的俱樂部更像是一個文人的娛樂沙龍。俱樂部的活動場地固定在一個名叫安德斯通的小村莊，村野小店中奉出的菜肴單調乏味，保留菜式是燴羊雜碎、烤羊頭、燒汁魚和炒肉片，但勝在談笑有鴻儒。在這種輕松的環(huán)境下，斯密會和同事一起玩牌，也會和當?shù)氐呐笥蚜奶?，其中就有后來改良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盡管兩人身份懸殊（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而瓦特只是校工），但斯密仍樂于和他一起討論文學、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社會，這種打破不同階層的交流平臺實屬難得。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感慨：“瓦特能和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們一起討論問題再一次說明：該大學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有見識，察覺到瓦特智力不凡，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對待這個當時僅僅是機械師的人?！币舱沁@種開放交流的平臺，為斯密積累貿易和經濟學的知識和實務奠定了基礎。
政治與農業(yè)——愛丁堡俱樂部的主題
亞當·斯密的視野顯然并不局限于格拉斯哥。每到周末，他就坐上郵車，花上13個小時趕往愛丁堡，在和那里的朋友見面暢談后，第二天再返回格拉斯哥。當時的愛丁堡堪稱歐洲文化昌明之地。出生在此地的大衛(wèi)·休謨稱其為“文人真正的舞臺”。阿瑟·赫爾曼在《蘇格蘭：現(xiàn)代世界的文明起點》中贊美其為“知識和文化之都”，“只有倫敦和巴黎能和愛丁堡相提并論”。阿瑟·赫曼認為，愛丁堡與那兩座國際性都市不同，占主要地位的既不是國家機構，也不是貴族的沙龍和贊助。其基礎是一群堅強、自主的知識分子和文人共和國成員組成的團體。這些團體的主要形式仍是俱樂部。
愛丁堡市內的亞當·斯密塑像
與格拉斯哥包容商人、工匠的俱樂部不同，愛丁堡的俱樂部具有三個鮮明特點：
首先，愛丁堡的俱樂部具有鮮明的精英屬性，從其名稱中就可以管窺一二。1754年，擇優(yōu)俱樂部（the select club）在愛丁堡成立，發(fā)起者是書商和詩人之子、畫家艾倫·拉姆齊，最初的32名成員也是一時之選，包括亞當·斯密、大衛(wèi)·休謨、威廉·羅伯特、約翰·候姆、亞歷山大·卡萊爾、休·布萊爾等人。1756年，啟蒙思想家亞當·弗格森也加入該俱樂部。與格拉斯哥的文學會相似，擇優(yōu)俱樂部的參與者不僅是會員，也要經常參與俱樂部的討論會，學會每周五晚上6點至9點開會，地點最初是在律師公會圖書館的一個房間，后來由于人數(shù)增加，原先的房間略顯局促，活動改到萊弗會堂樓上的一個房間舉行，討論中最活躍的是韋德伯恩和羅伯遜那樣的青年律師和牧師。與格拉斯哥的俱樂部聚焦商業(yè)和貿易中的具體問題不同，擇優(yōu)俱樂部討論的話題以政治、宗教和農業(yè)為主。在1754年6月19日舉行的第二次例會上，充任會議主席的斯密提出的討論題目是：一、廣泛接受外國的新教對英國是否有利；二、獎勵谷物出口對農業(yè)和工商業(yè)是否有利。農業(yè)也是該俱樂部持久討論的話題，諸如：畜牧業(yè)會給公眾和國家?guī)硎裁春锰帲抗任锷a會給公眾和國家?guī)硎裁蠢?？我國推行大?guī)模農業(yè)有利還是施行小農經濟有利？
其次，愛丁堡的俱樂部不僅局限于提出問題，自詡為精英的擇優(yōu)俱樂部也一直致力于推動解決具體問題。成立僅10個月，俱樂部就制定了一個內容廣泛的計劃，獎勵在各個領域作出貢獻的人們。當然，這種獎勵也頗有蘇格蘭地方特色。例如，紡織業(yè)是蘇格蘭的傳統(tǒng)強項。為了提升紡織業(yè)的整體水平，擇優(yōu)俱樂部決定對一定時期內制造的最優(yōu)印染亞麻布和棉布給予物質獎勵。除了紡織業(yè)之外，釀酒也是蘇格蘭的傳統(tǒng)行業(yè)，中上階層偏愛的威士忌堪稱蘇格蘭的國酒，底層工人階級則偏愛啤酒。擇優(yōu)俱樂部將視角投入到改進蘇格蘭本土釀酒行業(yè)，他們認為威士忌的質量和味道還大有提升空間，而淡色啤酒也大有發(fā)展余地。俱樂部希望通過具體措施，促進威士忌和淡啤酒的品質和銷量。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討論曾引發(fā)俱樂部的不同意見，創(chuàng)始人拉姆齊認為將重心放在提升亞麻質量或者多賣一些啤酒對蘇格蘭經濟并無裨益，但亞當·斯密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蘇格蘭的當務之急仍是刺激工農業(yè)的發(fā)展，因此他由衷地支持這個新計劃。
當然，愛丁堡的俱樂部關注的也并非是這些工農業(yè)發(fā)展中的細節(jié)問題。事實上，作為蘇格蘭的首府，政治始終是愛丁堡俱樂部里經久不息的熱點。1762年，火鉗俱樂部（the Porker Club）成立，該俱樂部很快取代了次年解散的擇優(yōu)俱樂部，成為愛丁堡文化精英匯聚的場所。該俱樂部成立后的一個最重要的動議是在蘇格蘭恢復建立民兵組織。在任何國家，建立民兵和軍事組織都是政府的專利。為什么一群“秀才”會熱切地討論這個問題？阿瑟·赫爾曼的解釋是：這份熱情的背后潛藏的是對1745年的不安記憶。當時正值詹姆斯黨叛亂時期，愛丁堡曾組織了民團抵御叛軍的圍攻，結果卻不戰(zhàn)而飽受恥辱。18世紀蘇格蘭商業(yè)社會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巨額財富，但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合并卻并未讓蘇格蘭人產生更多的安全感，反而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如果遇到戰(zhàn)亂，誰來保衛(wèi)蘇格蘭人自己的利益？這讓他們有了強烈的建立自己民兵的意愿。亞當·斯密認為，盡管和平時期訓練出的民兵遠比不上職業(yè)的正規(guī)軍隊，但戰(zhàn)場上的實踐可以讓他們更為堅強。透過這些表象，在蘇格蘭建立民兵的實質是讓勤勞的農民和制造業(yè)主最終分享由大貴族、大地主和大官僚獨享的特權，讓人民自己起來保衛(wèi)自己，但顯然這個倡議超過了當時蘇格蘭的實際，直到1786年繼承這一事業(yè)的第二個火鉗俱樂部也未能實現(xiàn)這一目標，直到1793年蘇格蘭才建立起民兵組織。
最后，愛丁堡俱樂部的第三個特點是出版發(fā)行了自己的刊物。與格拉斯哥的俱樂部影響力主要集中在文人群體內部不同，愛丁堡的俱樂部開始嘗試發(fā)行刊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愛丁堡評論》。這本文藝刊物算得上命途多舛，在18世紀只出版了兩期（該刊后于1818年復刊）：創(chuàng)刊號是1755年7月，第二期出版于1756年1月。盡管其生命周期很短暫，卻算得上燦爛一時，不僅編輯團隊來自擇優(yōu)俱樂部，就連斯密也曾寫下《致<愛丁堡評論>創(chuàng)刊人的一封信》表達了對這本刊物的期望。他寫道：“一方面，希望貴刊秉著一貫的人文精神和坦率作風，繼續(xù)關注蘇格蘭地區(qū)所涌現(xiàn)的每一部夠水準之佳作；與此同時，還須開放眼界，將現(xiàn)今僅針對英格蘭的計劃推而廣之，應用于整個歐洲?！痹摽陌l(fā)刊詞寫道：如果國家也有年齡的話，蘇格蘭正處于少年時代。如果有一種東西能推動蘇格蘭向前，那就是科學。而目前妨礙蘇格蘭文藝進步的障礙有兩個：一是印刷技術落后；二是不能完全掌握地道的英語，“因而本刊的意圖是：在我國的這一特殊發(fā)展階段，使人們認識到，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應該受到激勵，更加專心勤奮地治學，做出成績，為祖國贏得榮譽?！边@本類似蘇格蘭的《新青年》從一開始就吹響了“新文化”的號角，而其目標也在于改善蘇格蘭的文化地位。文化人從書齋走向社會，去引導人民提升自我，成為俱樂部的現(xiàn)實意義和文化自覺。
愛丁堡與格拉斯哥的俱樂部存在著諸多不同，但唯一不變的是斯密的個性。在俱樂部成員的記憶中，“他大多數(shù)時間是個難以接待的客人，因為他很少說話，可是一旦打開話匣子就長篇大論滔滔不絕?！辈粌H是把握不住說話的節(jié)奏，斯密還經常說話不分場合。有一次，他正在高談闊論地批評一個蘇格蘭政治家，旁邊突然有人善意提醒，坐在同一桌的客人里面就有這個政客的近親，要他多加留意。對此，斯密的反應是小心嘀咕道：“可我講的都是真話。”
匆匆的過客——倫敦俱樂部的經歷
除了在蘇格蘭的雙子城格拉斯哥和愛丁堡之外，亞當·斯密在倫敦也曾參加過一個俱樂部。盡管這個俱樂部沒有花俏的名字，但會員陣容堪稱豪華，詞典編撰者塞繆爾·約翰遜、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文學家詹姆斯·鮑斯威爾、思想家艾德蒙·柏克都是這個俱樂部的座上客。
1775年，當亞當·斯密進入到倫敦的“俱樂部”時，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經濟學家。第二年，他出版了醞釀10年之久的代表作《國富論》。但在這部奠定其經濟學之父的巨著問世之前，倫敦的知識界還沒人把他當作經濟學家看待，他為人所熟識的仍是其代表作《道德情操論》。從蘇格蘭的俱樂部到倫敦的俱樂部，斯密的存在感很低。俱樂部中的頭面人物塞繆爾·約翰遜在斯密入選時對朋友坦普爾評論道：該俱樂部“已經失去了它遴選的特色”。隨后的相處中，斯密也沒有給對方留下什么好印象。約翰遜說斯密是“他見過的最遲鈍的家伙?！彼€向鮑斯威爾抱怨說：“亞當·斯密喝完酒之后，滿嘴酒氣，變得極其令人討厭?！比绻f約翰遜對于斯密的冷淡多少源于英格蘭的高傲，同胞鮑斯威爾對斯密的反感就有些不同尋常。他一方面贊揚斯密“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腦袋里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話題”，另一方面也批評從他身上“找不到約翰遜那種力量、敏銳和生氣”。至于斯密為何會顯得保守有余、銳氣不足，鮑斯威爾的解釋是：盡管斯密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但他更傾向于用印刷文字來表達，而不是在有可能遭人誤解的社交環(huán)境中表達，“他對著書立說一直念念不忘，對有可能用到書里的東西輕易不說出來。有一次他對約書亞·雷諾茲爵士說，他有一條原則，即在別人面前絕不談論他真正領會的東西?！?。
塞繆爾·約翰遜畫像
約翰遜和鮑斯威爾都不待見亞當·斯密，斯密對這兩人也沒有什么好感。斯密曾經評論約翰遜說：“我見過那家伙在混雜的人群中突然直直地站起來，在沒有事先告知他人的情況下，跪在椅子后面，重復著主禱文，然后又回到了餐桌的座位上。他一遍又一遍展示著這種奇怪的舉動，一個晚上大約有五六次。”對于塞繆爾·約翰遜出版的《英語詞典》，斯密雖說稱贊其為“確系一部鴻篇巨制之作”，但卻也不無用春秋筆法寫道：“我們還是忍不住希望，作者在解釋一些詞的非標準寫法時——盡管有時能找到名氣不小的作家書籍相佐——最好不是那么依賴別人的參謀，而是更多地運用自己的判斷才好。”在抽象肯定后，他還對書中的諸多細節(jié)進行了具體否定，例如結構安排不盡符合語法規(guī)則，一個詞的不同義項沒有進行恰當分類等等。這不能簡單地視為君子之間的和而不同，而是兩人在氣質和思想上的根本差異，雙方對于宗教、道德的看法都有分歧，自然在俱樂部的場域中漸行漸遠了。
交換——俱樂部的商業(yè)社會原則
縱觀斯密的一生，俱樂部生涯貫穿了他職業(yè)發(fā)展的各個階段。之所以斯密如此積極地參與俱樂部的活動，這是因為俱樂部對其有價值。作為一個知識交換的空間，俱樂部給了斯密一個知識交換的場域，他對于商業(yè)知識的了解很多來自俱樂部或是俱樂部中結交的商人朋友。以政治經濟俱樂部為例，該俱樂部的靈魂人物是曾任格拉斯哥商人安德魯·科克倫，曾參與其中的亞力克山大·克里爾回憶道：“斯密博士承認在準備《國富論》的材料時，他從這位先生（指科克倫）那里汲取到了許多知識和養(yǎng)料。”不僅在俱樂部中進行語言交流，斯密還和俱樂部成員保持了書信往來。1764年11月5日，政治經濟俱樂部成員、煙草商人格拉斯福德在給斯密的信中提到：“關于此間任何新聞，請您向別的通信者探尋。我確實想不起來什么值得奉告的，除非只有這么一點，那就是蘇格蘭的議員們現(xiàn)在似已決定，要在下一屆議會中提出廢除銀行和銀行鈔票可以任意兌換現(xiàn)金的條款，您知道，這一議案在上一屆議會中被否決?！睆闹胁浑y看出，斯密與俱樂部成員的交流不僅局限在會場中。反之，當斯密在倫敦的俱樂部中“在別人面前絕不談論他真正領會的東西”時，他在俱樂部中的價值也大打折扣。交換產生價值，這不僅存在于商業(yè)與貿易中，也植根在人與人相處的俱樂部里。
參考資料
1.[美]阿瑟·赫爾曼：《蘇格蘭：現(xiàn)代世界文明的起點》，啟蒙編譯所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
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3.[英]歐內斯特·莫斯納、伊恩·辛普森·羅斯編：《亞當·斯密通信集》，林國夫、吳良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4.[英]約翰·雷：《亞當·斯密傳》，胡企林、陳應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5.[英]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哲學文集》，石小竹、孫明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6.[美]利奧·達姆羅施：《重返昨日世界：從塞繆爾·約翰遜到亞當·斯密，一群塑造時代的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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