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安史之亂負責，唐玄宗、楊貴妃還是安祿山？

唐朝經(jīng)歷了貞觀之治、永徽之治、政啟開元，然后到達了開元盛世。那時的大唐，在世界上都是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經(jīng)濟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達到鼎盛。然而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間，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發(fā)起一場內(nèi)戰(zhàn)，想要奪取唐朝的統(tǒng)治權。就是這一場內(nèi)戰(zhàn)，使唐朝自此由盛轉衰，并且唐朝的人口大量減少，國力銳減。由于安史之亂爆發(fā)在唐玄宗天寶年間，所以在歷史上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作“天寶之亂”。

近日，《棄長安》作者張明揚、知名媒體人朱學東和喜馬拉雅歷史頻道主編宋晨希一起，就“誰該為安史之亂來負責，唐玄宗、楊貴妃還是安祿山？”這一主題進行交流分享，帶領大家夢回唐朝，了解那一段蕩氣回腸的叛亂之爭。以下為講座內(nèi)容整理。

《棄長安》，張明揚/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2年1月版

宋晨希：有人認為安史之亂是中國從世界性帝國到關住國門只關注自己的內(nèi)在，中國人從擁有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轉變成封閉狀態(tài)的開始。錢穆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在安史之亂之前，中國屬于古代的中國，安史之亂后，中國則進入了一個近代化過程之中。當然，錢穆先生的這個觀點我們還可以討論，我們不妨請《棄長安》作者來為我們回顧一下安史之亂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也請明揚老師再講一講，他在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什么與眾不同的、顛覆我們認知的內(nèi)容。

張明揚：這本書是講安史之亂，我們大家對安史之亂都知道那么一點，但知道最多的，其實就是李林甫、楊國忠，還有一些臉譜化的知識，比如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安祿山是個野心勃勃處心積慮的胖子……但真實的安史之亂爆發(fā)的原因和進程，很多人是不甚了了的。而安史之亂對整個中國古代史來說，是一個轉折性事件。

我覺得安史之亂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很多盛世的結束，都是一個比較順暢的過程，皇帝變老了或是死了，比如乾隆老了，昏聵了，死了，康乾盛世慢慢就結束了；比如文景之治，漢景帝死了，換了一個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文景之治就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很多的盛世，其結束是一個緩緩的有半衰期的過程，而安史之亂爆發(fā)前夜，大唐其實還處于盛世之中，國勢看上去還是欣欣向榮的。有史料載，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fā)前夜，唐玄宗還給很多地方減了稅，說明當時國家還是很有錢的。但安史之亂讓盛世突然就崩裂了。所以安史之亂爆發(fā)由此帶有了很多張力，就讓我寫這本書有很多感覺。

“棄長安”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包括皇帝本人。所有人都珍愛的大唐盛世怎么就突然結束了？還有詩人，他們代表了中低層的知識分子，是盛世的既得利益者，對盛世感情很深。比如說杜甫，后來寫過“憶及開元全盛日”，他們對這個盛世的結束也是措手不及的。所以，我就寫了這么一群人在面對一個時代、一個盛世結束時的措手不及。

李隆基

晨希兄問我有什么顛覆認知的內(nèi)容，這倒不敢當。但是我在寫作上和角度上是有新的想法，比如說我會把很多詩人的命運放進來，因為他們在安史之亂中都寫了很多詩，留下了他們對時代變遷的一些記錄和真實感受。所以千年以后在讀他們的詩的時候，是能感受到一種歷史的張力和沖擊感的。我覺得詩人對時代的記錄在某種程度上比正史寫得還要有感覺，因為正史記錄會比較干。還有一點，就是我從偶然性和必然性兩個方面談了安史之亂的爆發(fā)，特別是當時唐朝的所謂三頭政治，唐玄宗想玩帝王制衡之術，讓邊將安祿山和宰相楊國忠、太子李亨三方互相制衡，但最后這個制衡游戲玩崩了，造成后來很多不堪的后果。

這些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宋晨希：很多人對于楊貴妃、唐玄宗甚至安史之亂的認識，可能來自白居易的《長恨歌》，但是《長恨歌》里的內(nèi)容并不是真實的歷史。說到安史之亂，很多人可能會知道，安祿山只是范陽的節(jié)度使，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這一塊地方，最早的時候這就是一場地方的叛亂，開始的時候玄宗等人也沒太當回事。為什么一場藩鎮(zhèn)的叛亂能夠撼動整個大唐王朝，甚至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呢？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我們值得反思的問題。

張明揚：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首先我們可以看看為什么當時整個唐朝統(tǒng)治集團會輕敵。唐朝有宮廷政變傳統(tǒng)，從玄武門之變到后來李隆基上臺，包括唐中宗軟禁武則天——李隆基就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宮廷政變之上，相對來說，對邊將就不是很看得上。他認為安祿山對他是忠誠的，也認為安祿山掀不起多大的波瀾。而且，唐朝并沒有把注意力和資源投放在防止邊將動亂上，安祿山起兵時，唐朝基本上就是無兵可用。唐朝中央軍是非常不能打的。李隆基好大喜功，把大量的資源都投到對外擴張之上，長安的士兵基本上都是地痞流氓，不堪一擊，所以即使用了高仙芝、封常清等名將，但是他們統(tǒng)領的都是些烏合之眾，根本就不是安祿山的對手。

（其次，）安祿山是一個粟特人，粟特人是很會做生意的民族，所以安祿山在起兵的時候也不缺錢。另外，當時的“河北”地區(qū)對唐朝中央政權是沒有認同感的。從竇建德時代開始，河北人就看不上中央政權——河北人要聽河北人的。后來他們從竇建德移情到安祿山身上——他雖然是個胡人，那也是河北人，所以安祿山一起兵河北就跟著走了。

“天時”“地利”“人和”，于是安祿山一起兵就掀起了那么多事兒——當然后來還有唐朝自己的很多失誤，那就是后話了。很多失誤也是跟政治的基本面有關。

宋晨希：這里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點就是，剛才明揚老師說的河北地區(qū)的胡化，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里也提到，安祿山屬于“賈胡”，就是做生意的，他們沒有國家地域的概念。第二點是，唐朝是世界性帝國，其中一點就在于唐朝早期都是用番將鎮(zhèn)守邊疆，因為唐朝也有胡族血統(tǒng)，地域性并不強。另一個原因就是李林甫下了一步臭棋，為了集權而讓少數(shù)民族的人來當將領。所以當時邊境有很多胡人番將，他們的權力過大。安祿山也是其中之一，后來無法制衡。

學東老師對于這一點有什么感受呢？

朱學東：第一，我對明揚剛才講到的，唐朝皇室關注的重點在宮廷政變上這一點是非常贊同的。第二，打仗確實需要錢，安祿山長期苦心經(jīng)營，很有錢。第三，就是河北胡化的傳統(tǒng)，我想補充的是從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北魏開始，北方六鎮(zhèn)就是少數(shù)民族將領統(tǒng)領，他們慢慢地被邊緣化，反心特別重。所以。北魏時期的邊鎮(zhèn)某種意義上也是后來藩鎮(zhèn)動蕩的先聲。北方邊鎮(zhèn)都是胡人番將，能征善戰(zhàn)，加上安祿山起兵之前，其實是早有謀劃，而唐朝的政治中心馬放南山，承平日久，自大自負，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一旦遇到叛亂，自然是一擊致潰。

這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歷史讀者的認識。

選自明刊本《帝鑒圖說》的插畫《寵幸番將》。唐玄宗在勤政樓設宴，百官都在兩邊列坐，特意在御座東樓掛起一頂金雞帳，里邊放上坐榻，讓安祿山坐在里面，卷起簾子，為的是向眾人顯示對安祿山的特殊寵幸。唐玄宗做夢也沒想到的是，此時的安祿山正在積極準備謀反。

宋晨希：剛才提到了安祿山，《安祿山事跡》中說他能夠跳胡旋舞，還會六種語言，現(xiàn)在有傳說，安祿山跟楊貴妃之間有一些私人關系，他還認楊貴妃為義母——據(jù)陳寅恪先生的考證，他們其實是遵從胡人認干兒子的傳統(tǒng)。還有，和貴妃兩人跳的舞也是一種西域舞蹈，舞者比較親近。這也反映出當時的唐朝對外來文化的包容程度有多大。

回到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誰該為安史之亂負責？現(xiàn)在受《長恨歌》的影響，一般認為是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愛情導致“從此君王不早朝”，所以她的哥哥楊國忠后來掌權，讓唐王朝走向衰落，爆發(fā)了安史之亂。那么，明揚老師如何認為？究竟誰該為安史之亂負責，玄宗、楊貴妃還是楊國忠等人錯誤的決策，還是當時的制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張明揚：首先，罪魁禍首一定不是楊貴妃。紅顏禍水論是中國人特別喜歡的，但大部分都不靠譜。比如她和楊國忠的裙帶關系——他們是堂兄妹也不是親兄妹，而且楊貴妃和楊國忠其實是比較疏離的。楊國忠上位不能說沒有一點裙帶關系，但很大程度上還是他自己的“優(yōu)點”迎合了李隆基的個人需求。李隆基生活比較奢靡，而且太喜歡打仗了。打仗要花的錢從哪來？姚崇、宋璟、張九齡這些士大夫集團的人是不會迎合皇帝去搞錢的，他們認為不應該打無謂的仗。而在搞錢這個問題上，楊國忠就完全迎合了李隆基的需求。

唐玄宗的問題其實就是不肯放權。他把很多決定權都放在自己手上，雖然不管日常的瑣事，但是人事權、軍政大權等敏感權力，他一點都不放下來，所以造成很多問題。如果真的“君王不早朝”，把權力都給像張九齡這樣的人，唐朝可能就好了。

說到罪魁禍首，只能說李隆基的責任比較大，但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所以我覺得安史之亂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絕對意義上的罪魁禍首。直接的罪人肯定是安祿山。所以李隆基的問題比較大，但也不是他個人，是皇權獨占性的這個問題導致了很多問題。

宋晨希：也請學東老師來聊一聊，您眼中的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或者安史之亂里的事情，您有什么樣的感想。

楊貴妃畫像

朱學東：我首先要說，我跟明揚兄講的觀點不是很一致。

我會斬釘截鐵地說，第一，安史之亂里邊唯一真正沒有責任的是楊貴妃。中國歷史為皇帝諱，所以經(jīng)常把皇帝應該承擔的責任，推給別人——推給女人，叫紅顏禍水；推給文人，叫清談誤國；推給權奸，所以有清君側。

我認為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就是不肯放權、自以為是，但確實不是明主的唐玄宗。在確定而無法更改的皇權制度前提下，誰的權力最大，誰的責任就最大。哪怕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權奸使了多少壞，責任還是在皇帝身上；哪怕安祿山等胡將被逼反，特別殘忍，他們的罪惡都比不上李隆基。因為他戀戰(zhàn)，不肯放權，玩宮廷政治的傾軋，一方面創(chuàng)造了開天盛世這樣的輝煌，另一方面也親手埋葬了盛世。

我記得明揚兄書中有一句話，說李隆基已經(jīng)完全陷在自己的敘事里邊不能自拔了，因為他已經(jīng)開創(chuàng)了歷史的巔峰。宋璟、張九齡這樣的人被趕走，再也沒有披肝瀝膽的建議和苦口婆心的勸說，只留下有吹噓奉迎和滿足他個人虛榮的欲望的能力的人，還有人敢提意見嗎？沒有了。包括他離開長安時，他確實沒想到安祿山反叛打得這么快，認為肯定幾個月就把安祿山搞定了。但是他“棄長安”的時候，都不如冒認他的后代——南唐后主李煜，人家寫“最是倉皇辭廟日”——他連廟都不辭，他扔下勛戚百官，帶走了一小部分嫡系親信。這就讓朝廷失去了政治倫理和道德，以后的復興肯定沒有希望。

所以我跟明揚兄在這點上是不太一樣的。因為人治政治里皇帝就是最大權力掌握者，他就是罪魁禍首。

宋晨希：回顧整個中國朝代史都會發(fā)現(xiàn)，長壽的帝王其實沒有幾個是能夠一直留下美名的，像玄宗、乾隆，他們早年都勵精圖治，但是晚年都好大喜功。就像很多人對玄宗說安祿山必反，但是玄宗被安祿山巧言令色所迷惑，都不以為意。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頑疾，非常值得我們反思。

明揚老師在書里寫到了一大批我們耳熟能詳?shù)脑娙耍畎?、杜甫、王維、高適、岑參……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用到那句很有名的話：天才成群而來。但是明揚老師也在書里寫到，安史之亂后，這些盛唐詩人就不再有，中國詩歌的鼎盛之風也就過去了。那么為什么唐詩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安史之亂為何導致天才們的離去？

張明揚：晨希兄提到盛唐詩人，他們的“運氣”在于正好經(jīng)歷了由盛轉衰的時代，所以他們的詩就會很有張力。“國家不幸詩家幸。”特別是杜甫，如果只有盛唐的話，杜甫可能不會有“詩圣”這種地位。他們的很多成就恰恰在于記錄了盛衰之交。天才成群而來，也是說唐朝他們這些詩人的命運都有交叉之處，很多創(chuàng)作不是獨立創(chuàng)作，是在唱和中出來的。再就是和盛唐開放的狀態(tài)、對異域文化的接受有關，這種合作的態(tài)度和寬容度也是能誕生出好作品的。這是我的一些淺見。

電影《妖貓傳》中展現(xiàn)的唐朝

朱學東：我覺得天才成群而來，需要一個政治寬松、經(jīng)濟繁榮、生活相對方便安全的環(huán)境，這樣私人的才情不會被抑制，能夠自由激發(fā)。剛才明揚講到了一點特別重要，就是他們的時代由盛轉衰，才讓他們的詩歌、作品充滿了巨大的張力。還要補充一點，個人的命運，在時代動蕩過程中顛沛流離更能激發(fā)他們的創(chuàng)作。很多人需要改變，只有在碰撞轉折過程中，才有真正的才情激發(fā)。

明揚的書里寫到了很多詩人熱衷政治。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既是詩人主動追求，也是他們的道德義務、歷史責任。至于像李白這樣站錯隊，歷史上有多少人看得清楚呢，所以也談不上宋朝以后愛皇帝就是愛國家、愛民族這樣的說法。

宋晨希：跳出安史之亂來看整個唐朝，我們經(jīng)常把它看作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唐朝其實是平庸的盛世，甚至像《紅樓夢》里面還把唐朝說成是“臟唐”——我們不否認唐朝的宮廷確實是比較混亂，政變迭出。兩位老師對此怎么看？我們心目中這個所謂的盛世唐朝，究竟是不是真實的？

張明揚：盛唐的“盛”還是的確存在的，無論唐太宗、唐玄宗，對內(nèi)輕徭薄賦、思想開放，對外開放——我甚至覺得唐朝的文化開放是中國整個帝制時代的高峰。但我覺得大唐盛世有個問題，就是李隆基對軍功有點過分看重。東漢的時候，劉秀統(tǒng)一中原之后，隱忍了很多年，沒有為了個人權威、歷史地位窮兵黷武，但是唐太宗、唐玄宗就過于熱衷戰(zhàn)爭，熱衷“天可汗”的名位。盛世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是跟玄宗好大喜功有關系的。地方的權力搞得越來越大，總會出問題。后來玄宗對安祿山的寵幸、軍力的內(nèi)輕外重，都跟這個有關。與盛世相伴而來的皇帝的好大喜功，是唐朝這個盛世的一個致命問題。

朱學東：我跟明揚有點稍微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認為開元盛世是貨真價實的。我跟他不同的看法就是，古代帝制時代對軍力的看重，不僅是唐朝，軍力對土地，人口、財物的無窮的汲取，一直到很晚都沒消失。剛才講到劉秀沒有去打周邊，是因為他沒有實力，他有實力就肯定干了。只要當了皇帝，他就想打其他人，除非他沒有力量。

再說開放性，那真的是無可匹敵的。唐朝的開放性，不僅是內(nèi)部的開放，還是向世界開放?！疤炜珊埂辈皇羌俚?，唐朝力所能及的范圍里都尊崇他。盛唐的開放是中國歷史中的另類，它得益于李唐崛起，得益于李唐與少數(shù)民族有淵源。至于說“臟唐”，這是一個帝制時代永遠逃不了的宮廷政治的命運，沒有辦法。

宋晨希：明揚老師的書里還有一個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明揚老師寫到了安史之亂爆發(fā)后非常重要的抵抗人物，一個叫張巡，守睢陽，還有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在大后方抵抗安祿山。這些讓我們了解當時一些人的忠義之心。印象特別深的就是，其實除了張巡、顏氏兄弟之外，大部分人都投降了，所以這對整個唐朝是極大的震動。安史之亂之后，唐王朝就開始懲罰這些投降者，甚至有人說唐朝的官員為什么都這么沒骨氣，敵軍一來就投降，有人就認為是因為科舉考試讓大家不重視“忠”——當時討論很激烈，險些就把科舉廢除了——這個其實在現(xiàn)在看還是挺觸目驚心的。但當時的很多人也認為，皇帝都跑了，讓我們這些人抵抗也沒用，讓我們的妻小都被屠殺有什么意義？明揚老師在書里也提到了當時唐王朝的這樣一些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