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歐洲的文化價值》， [德] 漢斯·約阿施 ，[德] 克勞斯·維甘特 著， 陳洪捷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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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有文化認同嗎？
彼得·瓦格納
這是給我提出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形式令人聯(lián)想到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流行的征文題目，一些歐洲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論述就是為了回答類似問題而產生的，比如康德的“什么是啟蒙？”或者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在某種現(xiàn)實中，“歐洲”就存在于這些思想中。在此，我不會也無意將自己與上述作者相提并論，但我的確希望，在他們的方法論基礎上，首先將這些問題具體化。
讓我們從“認同”的概念開始談起?！罢J同”意味著什么呢？這個術語的字面意思是“相同的”。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這位也許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有一句警句：“簡單來說，把兩種事物稱為相同是無稽之談，而說一種事物與它自己本身相同則是廢話。”（Tractatuslogicus-philosophicus 5503）。如果認同就意味著相同——或者至少是相似——的話，那么歐洲文化認同的假設就顯得既含糊又可疑。
首先，上述假設意味著，歐洲人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但是很少人會愿意承認這一點。在歐洲的歷史進程中——我稍后也會再回到這個主題上來——多樣性一直是一個被強調的主題。即便是現(xiàn)在，歐洲一體化的辯論還在被“多樣性中的統(tǒng)一”的話語占據著。與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民族國家統(tǒng)一進程相反的是，如今沒有人企圖削減歐洲的多樣性——并且歐盟在那些尋求一體化的過程中最受批判的方面往往就是過分地追求標準化——在這個問題上，并不缺少統(tǒng)一性。
其次，認同也意味著歐洲在歷史進程中保持相同。但是同樣，這一點往往適用于單獨的民族國家而不是歐洲整體。長期以來的假設是，許多歐洲國家自身都對歐洲歷史或人類歷史做出了某些具體的貢獻，正是這些貢獻形成了獨特的德國、法國或者意大利的民族認同。但是歐洲整體并沒有如此的連續(xù)性。恰好相反：改變和動態(tài)常被視為歐洲獨特發(fā)展路徑的一部分。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19世紀的經濟和工業(yè)革命，以及18世紀后期以來的民主革命，使得歐洲成為世界變革的震源地。沒有什么是保持不變的。
那么，除了共同性和時間上的連續(xù)性，我們所提到的“認同”指的是什么呢？我們?yōu)槭裁匆獑柤皻W洲的認同呢？
這一問題首先是政治的，關乎那些我們共享的可能會引領行動的事情。并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關于我們擁有什么共同之處，又是什么將我們區(qū)別于他者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例子中看到認同是如何指導行動的：對人權和民主的承諾促使了歐盟向東部的擴張。下面這個例子則顯示了認同的異化效果：對社會團結的承諾使得歐洲有別于美國。經歷了二十多年對福利國家的批判和對改革的強調后，對互相支持這一原則仍然不存在異議——這一原則是在2000年在尼斯（Nizza）制定的《基本權利憲章》中被確立的。
有些人可能會反對，在此討論的認同問題是關于歐洲的文化而不是政治的。為了厘清這兩個術語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首先就文化的定義取得共識?！拔幕摹币辉~至少在三個非常不同的意義下被廣泛使用。
第一，是規(guī)范性的概念。它用對比之下的文化缺失來理解文化。它與文化批判和文化悲觀相聯(lián)系，建立在歐洲歷史上左翼和右翼兩派的政治觀點的基礎上。比如，我們可能會想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或者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對文化產業(yè)的批判。人們很難在不將自身的文化強加于他人（或者是將舊的加諸新的）的前提下去強調各種規(guī)范性的事物——僅僅是因為那是他們自身的文化。我們這一時代中偉大的哲學家也屈從于這一誘惑。因此，文化的規(guī)范性定義現(xiàn)在已經很不常見了。但問題在于，我們是否能完全將之拋棄。
第二是強調共享價值和規(guī)范的文化的中性概念。在對認同的討論中，我已經提出了一個疑問：當前是否有可能簡單直接地將世界分為不同部分——無論這種劃分的依據是文化、文明、國家或是宗教——并以此來建立邊界，在每部分邊界之內，價值觀被其成員共享；而在邊界之外的價值觀則是與之沖突的。但是，在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關于文明沖突的著作中，上述想法是非常普遍的，我們在后面會回來再討論這一點。
但是，能夠使我們的理解更進一步的是文化的第三種概念，它假設，我們人類并非像原子一般生活在一個充滿了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客體的世界中，而是為我們的行動賦予價值，并且以一種闡釋的方式來體驗世界和與其他人交往。人類的存在是一種自我闡釋的存在，一個人為了闡釋而配置的資源就定義了他的文化。這一對文化的理解產生了以下三種結論：
第一，我們的思考不能從封閉的文化共同體出發(fā)，文化互動首先發(fā)生在人與人之間，而不是群體與群體之間；
第二（更多的隨后討論），我們不能將文化的共性和差異理解為一種文化特性與生俱來的結果。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名基督徒或穆斯林、一個法國人或美國人而永遠不會改變；
第三，這里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人是否可能擁有一種文化認同——這篇文章的題目其實與此很接近。
所謂“共同體”肯定是歐盟內部官方的假定，它既是已經被整個社群所獲得的，也是我們現(xiàn)在所擁有的。然而，一些經典的句子雖然被用爛了，但還是說得很清楚。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中寫道：“你從父輩所繼承的，需要你去努力，去真正地擁有。”
歐洲在什么意義上擁有或不擁有一種文化認同呢？自從1973年以來，歐洲委員會就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我們應該關注這個年份，正是從次年開始，二戰(zhàn)后歐洲一體化的高漲勢頭開始減弱，共同的市場已經建立，但是更進一步的一體化措施不被看好，并遭遇阻力。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強勢在經歷了“輝煌30年”之后也開始止步不前。國際貨幣系統(tǒng)破裂了，第一次石油危機使得凱恩斯主義政策飽受質疑，并且歐洲即將開始戰(zhàn)后第一次真正的經濟衰退。
如果“認同”一詞是從此時開始在歐洲的文件中出現(xiàn)的，那么就可以斷定，歐洲并沒有一種認同，但它很想要一種認同。歐洲正在尋求某種能夠讓歐洲走出危機以及一體化進程之困境的引導力量，但一時沒有這種現(xiàn)成的資源。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問：這種“很想要”的意識是什么？如果這個實體尋求認同的歷史充滿了改變與多樣，那么在價值取向能夠指導共同行動的這個意義上來說，什么可能成為認同的來源？大概的答案只可能是：經驗和對經驗的闡釋。
歐洲可以在以下程度上實現(xiàn)認同，那就是在經歷了共享的經驗并且顯示它能夠生成基于這些經驗的集體的闡釋。它不能僅僅是簡單地存在，還要在人們心中保持鮮活。
這也不會是像之前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穩(wěn)定的認同。比如，通過在過去的十年中作為參照的“西方的價值”或者更早些年作為參照的“亞洲的價值”，我們不能將它視為歷史中一種長期延續(xù)的永恒存在。恰恰相反，這樣的認同將會是在長時間發(fā)展中多樣化的經歷及其可能生成的闡釋的結果。這些經歷和對它們的闡釋可能會像考古層一樣有所重疊——借用賴因哈德·科澤勒萊（Reinhart Koselleck）創(chuàng)造的恰如其分的表達，這里的“層”指的是時間層——并且它們會隨著新的經驗及新的闡釋的影響而改變。
接下來，請讓我先概述與上述理解相契合的當前歐洲文化認同的主要元素。因此我會問：歐洲有文化認同嗎？我們討論的這個歐洲究竟有什么？
作品簡介
《歐洲的文化價值》， [德] 漢斯·約阿施 ，[德] 克勞斯·維甘特 著， 陳洪捷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
歐洲的文化認同是什么？有沒有具體的歐洲的價值觀？諸如此類的問題，在近代已經成為政治和學術辯論的中心。在這本暢銷全球的書中，一系列國際知名的思想家——包括奧蘭多·帕特森、馬克·馬佐爾以及沃爾夫岡·施路赫特——研究了歐洲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和文化價值傳統(tǒng)，以描繪一個當代歐洲的自我理解形象。
漢斯·約阿施（Hans Joas），埃爾福特大學馬克斯·韋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
克勞斯·維甘特（Klaus Wiegandt），“責任論壇”的建立者和總裁。他在持續(xù)性的主題上于費舍爾出版社出版過大量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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