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我們活在一個通俗化的黃金時代

動身前往南美之前，艾瑞克已經(jīng)開始嘗試為學術圈子外的讀者撰寫嚴肅的史學作品。在做這件事的同時追求學術事業(yè)并不容易，就像他后來回憶的那樣：

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英國學術圈的歷史學者一想到當一名平裝本作家，換句話說就是為大眾撰寫通俗作品，就大驚失色。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那段時期，除了G.M.特里維廉，有聲望的歷史學者很少會這樣做。很多人甚至壓根不會出書，而是希望通過發(fā)表學術論文以及猛烈抨擊一時糊涂出了書的同行來獲取名聲?；谕瑯拥睦碛?，他們也不為中學撰寫歷史教材，而是把這個任務留給了中小學教師，其中有兩位人士以戲仿中學教材的筆法寫了一本與大學歷史課本截然不同的經(jīng)典歷史讀物：塞勒和耶特曼的《1066年及之后的英國史》（1066 and All That）。但情勢現(xiàn)在有所改變，我這一代的歷史學者，尤其是熱衷解釋歷史和對公眾進行歷史普及教育的人士、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有創(chuàng)新意識的學者，都對面向?qū)W術圈子和面向普通民眾的寫作同樣充滿熱情。出版社從專業(yè)學者處得到越來越多的建議，并很快注意到大眾的知識水平隨著中學和大學教育的擴張得到了顯著提升，中學六年級和大學之間的教育水平鴻溝消失了。

這樣的想法也體現(xiàn)在讓艾瑞克第一次廣受讀者關注的作品《革命的年代》中。這本書在1962年10月出版，正是艾瑞克二婚，準備啟程前往拉丁美洲之時。這本書明確針對“知識分子和受過教育的公民，闡釋理論概念”，沒有對公眾擺架子說教，而是“讓人們更加了解嚴肅學術觀念”。

《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 王章輝 等/譯，中信出版社·見識城邦，2017年8月版

《革命的年代》一書的面世要歸功于喬治·韋登菲爾德的遠見。這位生于維也納的出版商構(gòu)思了一個宏大的選題，計劃編撰一套40卷的《文明的歷史》，囊括全球各國以及過去各個世紀的歷史。韋登菲爾德在1949年和奈杰爾·尼科爾森合伙組建了一個叫“韋登菲爾德和尼科爾森”的新出版社，專注出版非虛構(gòu)寫作的書籍。尼科爾森的父母是外交官及日記體文學作者哈羅德·尼科爾森以及小說家薇塔·薩克維爾·韋斯特。韋登菲爾德會將作品的譯本授權(quán)給國外的出版商，并將其中一部分款項用于預付稿酬，這在別的出版社很少見。

在現(xiàn)代史欽定講席教授休·特雷弗-羅珀、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和古代史學者羅納德·塞姆這三位牛津大學重要人物的建議下，韋登菲爾德將這40個主題委托給各個國家的多個歷史學者撰寫。艾瑞克關于17世紀危機、英國工人階級和西班牙及意大利“原始叛亂”的作品顯示出他的學問之廣博。韋登菲爾德及時與艾瑞克簽訂了合同。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因為艾瑞克是一名人盡皆知的共產(chǎn)黨員。這次約稿被證明是一個巧妙的決定。

艾瑞克已經(jīng)準備好了一套在伯貝克講授現(xiàn)代歐洲史的教材，很快就能用來作為《革命的年代》的基礎素材，在寫作過程中，他又增加了在課堂上使用的其他資料。當然，他闡釋的風格很大程度上來自在伯貝克教學的經(jīng)驗，那兒都是離開學校多年的非全日制成年學生，因此正好符合這一系列叢書面向的讀者對象——受過教育的大眾：

作為一名講師，我知道溝通是一門表演藝術。如果我們不能使公眾或者讀者保持注意力，那就是在浪費每個人的時間。我通過三種方法來做到這一點：傳達熱情（也就是說作者相信主題是重要的），用讓讀者有興趣繼續(xù)讀下去的方式來寫作，以及適當篇幅的輕松文字和引文。我經(jīng)常把我的書當作教材來試用，因為教學是考驗一個歷史學者能不能吸引讀者的好方法。這也讓作者得到了其他情況下只能夠在頭腦中構(gòu)建的東西：一群真實的觀眾，我們需要對其發(fā)言，并讓他們理解我們要傳達的信息。然而，口語和寫作是不一樣的，寫作需要學習，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練習，就像一門樂器——文字就是作者的樂器，他的“風格”就是音樂家演奏出的聲音?？赡苷亲鰣蠹堧s志相關的工作（比如，良好的編輯水平）讓我掌握了寫作的技巧，尤其是如何撰寫面向非專業(yè)人士的非學術性文章，并且在規(guī)定的字數(shù)里謀篇布局。

清晰、平實是最適合學術寫作的風格。在這方面，現(xiàn)代的歷史學者整體上不比他們的前輩遜色。實際上，艾瑞克認為“我們活在一個通俗化的黃金時代”。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歷史學家、思想家，1917年-2012年10月1日

艾瑞克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一種新的歷史：非線性敘事的歷史之網(wǎng)》的長文，文中解釋了他采用的歷史綜述方法基礎。像格蘭特和坦珀利的標準教科書《19、20世紀的英國》那樣在政治年代的基礎上展開歷史敘事“在今天應該被摒棄了，事實上，考慮到其中的疏漏之處——這樣的歷史作品也不能讓人有所裨益”。由于歷史寫作和國家的構(gòu)建之間形成了聯(lián)系，那種把歷史概括為各個互不相關的國家要素的做法被跨國史研究取代了。因此，完全有可能真正地著眼整個歐洲來討論歷史的發(fā)展方向。

艾瑞克指出，“一戰(zhàn)”后英國傳統(tǒng)的保守歷史寫作沖擊了之前主宰著歷史專業(yè)領域的自由主義和左翼傾向；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三股反對保守派史觀的潮流開始興起，即馬克思主義、年鑒學派和社會科學?！皞鹘y(tǒng)史學沒有什么可比性，事實上沒有任何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來自傳統(tǒng)史學各個分支的。”

《革命的年代》是極其具有主題色彩和分析性的，而且完全拋棄了英國傳統(tǒng)史學的政治敘事。這本書覆蓋了歐洲文明全域，不但涉及了政治，還有經(jīng)濟、社會、文化、藝術和科學。它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在更為廣闊的全球史背景下書寫歐洲歷史，直到21世紀初“全球史”出現(xiàn)之前，很少有人模仿這種寫法。艾瑞克認為這本書“對歷史分析和歷史綜述的結(jié)合”直接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發(fā)。但是這本書把焦點放在了歷史的“長時段”上，避開了政治敘事，并且竭力構(gòu)建一種“大歷史觀”。這些都可能受到了年鑒學派的影響。實際上，幾年之后，諾埃爾·安南稱這本書“被年鑒學派認為——也不只被他們認為——在對史學的貢獻上堪與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相比肩”。

《革命的年代》不只是對1789年到1848年間的歐洲歷史的一次基本概述，還是一本觀點鮮明的作品，就像艾瑞克在前言中解釋的那樣，這本書的目的是追溯“雙元革命”——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及大致同一時期的英國工業(yè)革命——對世界的影響?！叭绻@本書的視角是從歐洲出發(fā)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從法國和英國出發(fā)的，那是因為這個時期的世界——或者至少世界的大部分地區(qū)——正在以歐洲，或者說以法國和英國為基礎轉(zhuǎn)變?！卑凑瞻鹂说牡湫妥龇ǎ\用了在撰寫其他題材時多次用過的手法，在開始撰寫這本書時收集了一張詞匯表，“工業(yè)”“火車”“自由”“科學家”，等等。這一時期出現(xiàn)的這么多新概念反映了當時的深刻變革。革命的年代見證了現(xiàn)代世界的奠基。事實上，“雙元革命”的概念對20世紀后半葉的歷史寫作和教學都有著巨大影響，尤其在德國，比如這一概念促成了漢斯-烏爾里?！ろf勒的巨著《德國社會史》的第二卷。

這本書的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了它使用的方法論的核心前提，那就是經(jīng)濟——或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了一切，所以此書以介紹工業(yè)革命作為開篇。艾瑞克深刻的創(chuàng)新性在書的第一章已經(jīng)體現(xiàn)得很明顯?！陡锩哪甏凡扇〉娜蛞暯菦]有把英國工業(yè)革命歸功于英國在技術或者科學上可能具備的任何優(yōu)越性，而是將原因總結(jié)為英國對海權(quán)的掌握。尤其在1815年后，英國事實上已經(jīng)壟斷了對印度和拉丁美洲的棉制品出口。艾瑞克對法國大革命的闡述則在更多方面遵循了當時法國史學巨擘喬治·勒費弗爾主導的馬克思主義標準解釋。

《革命的年代》在左派歷史學者同行中得到了熱情的反響，他們認識到這本書的成就是向更加廣泛的讀者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方式。愛德華·湯普森在給艾瑞克的祝賀信中寫道“這是一本出色的作品，我應該學習你具有深度和創(chuàng)新性，同時又言簡意賅的寫作方式”（他一直沒學會）。奧地利的共產(chǎn)主義文學及藝術哲學學者厄恩斯特·費歇爾尤其贊賞書中將經(jīng)濟和社會、數(shù)據(jù)和事例、文化和政治不著痕跡地融合在一起。“歷史就應該這么寫?！彼u論道。艾瑞克在引入馬克思主義時并沒有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一無所知的讀者不知道為什么這本書這么好讀，他們像品嘗讓人提起胃口的辣味調(diào)料一樣消化了馬克思主義?！卑鹂说呐笥丫S克多·基爾南在《新左派評論》上發(fā)表長篇賞析，稱贊《革命的年代》通俗易懂?！榜R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社會主義作家往往讓讀者望而卻步，讀他們的書成了強人所難，但霍布斯鮑姆不是這樣?！?/p>

在主流的政治和史學研究領域，經(jīng)濟史學者對這本書的態(tài)度比政治史學者要更加友善。美國的經(jīng)濟史學者龍多·卡梅倫是法國商業(yè)史方面的專家，他稱《革命的年代》是“一本真正的杰作”，雖然他對書中的“年代分叉點”有所保留，這涉及書中“發(fā)展”與“成果”兩個部分的主題劃分。原來受到韋登菲爾德及其顧問邀請撰寫此書的雅各布·塔爾蒙認為《革命的年代》受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這是一種“修正主義”，而非官方承認的正統(tǒng)說法?！斑@本書里面大部分都是激進的自由派人士甚至是開明的保守黨會提出的觀點，只不過更加含蓄和有說服力。”他認為這本書最主要的問題是對作為1848年革命導火線的民族主義著墨太少。其實，上一次艾瑞克被指責對民族主義在19世紀歐洲史中的作用有所誤解已經(jīng)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政治史學者G.R.波特覺得這本書過于關注經(jīng)濟：“書里沒有提到喬治三世和喬治四世，威靈頓因為他的廚師而受到贊賞，討論拿破侖戰(zhàn)爭的部分只有寥寥幾段?！辈ㄌ卦骶帯缎戮巹蚪贰菲渲幸痪?，《革命的年代》顯然不是他熟悉的那種教科書。

政治作家馬克思·貝洛夫是唯一一位注意到法國史學對艾瑞克的寫作產(chǎn)生影響的評論者，雖然他的意見是“霍布斯鮑姆缺乏法國年鑒學派那種密集并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圖表和地圖來證明人口、經(jīng)濟以及文化變革的能力（或者缺乏這樣的視野）”。貝洛夫還準確地指出，英國的出版社從來不在書里附上圖表以方便普通讀者理解。從更大范圍上看，艾瑞克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寫作這本書時，古巴導彈危機讓冷戰(zhàn)陷入了更嚴重的僵持狀態(tài)，這讓《革命的年代》在最為保守的評論者中引起了一些過激的反應。愛爾蘭歷史學者T.德斯蒙德·威廉姆斯認為艾瑞克“經(jīng)常被自己的潛在觀念所束縛”。因此他弱化了受宗教驅(qū)動的社會改革者的作用：“不消說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他的書中無足輕重。”然而，這位保守黨的愛爾蘭教授也必須承認艾瑞克的書使歷史變得鮮活起來了，這是《新編劍橋近代史》無法做到的?！斑@本書就像一個非常專業(yè)又自鳴得意的電視節(jié)目?！彼諒澞ń堑貙懙?。

與此同時，并不是每位評論者都能被這本書的中心論點說服，即“雙元革命”用不同的方式推動資產(chǎn)階級掌權(quán)。阿薩·布里格斯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提出（按照當時的期刊規(guī)定匿名發(fā)表）：“霍布斯鮑姆博士并沒有說明，法國大革命和工業(yè)革命是如何相互聯(lián)系的，如果兩者真的有關系的話?！狈▏蟾锩]有引起法國的工業(yè)革命，反而由于制造了人數(shù)眾多的獨立小農(nóng)階級阻礙了革命的發(fā)生。另一方面，英國的工業(yè)革命也沒有引起能夠推翻當時英國政體的政治革命。這樣的說法某種程度上看有偏頗之處，因為這兩場革命的確同時發(fā)生在1848年，當時在英國工業(yè)革命影響下經(jīng)濟持續(xù)發(fā)展，與革新性的理念產(chǎn)生交融，成為一股具有爆發(fā)力的合流，而這些革新性的理念就包括了1789年在法國誕生，或者至少是在法國得到巨大驅(qū)動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當時最知名和最受歡迎的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也持相似的看法：艾瑞克的書寫得很精彩，但“通篇都是在?；ㄕ小?，因為工業(yè)革命使資產(chǎn)階級獲得經(jīng)濟實力和法國大革命使資產(chǎn)階級在政治上掌權(quán)毫無共通之處?！傲_伯斯庇爾和科布登不太可能合得來……巴爾扎克對蘭開夏郡的全部認識就是那兒的女人會為愛犧牲，這說法倒是挺有趣的，但不是那么回事?！薄盎舨妓辊U姆先生為沒有發(fā)生的革命寫了一首十分強勁有力的序曲?！碧├湛偨Y(jié)道。

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曾經(jīng)是英國廣播公司制作人的劍橋大學保守黨思想史學者彼得·拉斯萊特對書中在他看來屬于左派偏見的內(nèi)容持反對態(tài)度：

這本書的格調(diào)令人不敢恭維。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思想軟弱又不負責任”：

我們在書中追隨著她和她那愚蠢的丈夫（這本書一直用這個詞形容他）直到臨刑時刻。作者沒有一星半點的同情，對他們的人生悲劇也不曾點評半句——在這段充滿暴動、壓迫、戰(zhàn)爭和狂亂的歷史里，沒有誰能自始至終高尚地承受苦難。所有的貴族都是蠢貨，除了飽受侵占和剝削的農(nóng)民和勞工，所有的英國人都是貪得無厭、好勇斗狠的商人。甚至所有的藝術家都是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維護者……任何把這些當作文化史的人都很難稱得上是學者。

然而，就像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歐內(nèi)斯特·瓦格曼評論的那樣，在指責這本書沒有對法王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表示同情的同時，“拉斯萊特怎么就忽視了霍布斯鮑姆在書中提到的那場真正的巨大悲?。磕鞘浅汕先f的普通民眾由于和以往賴以生存的傳統(tǒng)社會斷了聯(lián)系而飽受摧殘的悲劇”。作為一名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社會文化史的學者，瓦格曼認為，在考察手工紡織工人和偏遠地區(qū)窮人的命運方面，“我沒看過比霍布斯鮑姆在書中對這一悲劇的描繪更加動人的歷史作品”。

《革命的年代》是一部成功的杰作。該書面世以后就不斷重印，到最后被翻譯為18種語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語、波斯語、希伯來語和日語。書中的一些觀點，比如早期的工業(yè)資本主義經(jīng)歷過一段利潤下降期，以及將政治運動定義為社會階級還原論的直接產(chǎn)品，已經(jīng)顯得過時了，但對這些觀點清晰的闡述仍然使這本書繼續(xù)成為學生、學者和普通讀者等群體展開研討時的豐富參考資料。

本文摘編自《歷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鮑姆傳》，

《歷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鮑姆傳》，【英】理查德·埃文斯/著 韋斯琳/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