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禁之內(nèi)，事出隱諱，史官又因為種種原因曲筆，后人探索真相更不容易。近日翻閱北宋真宗、仁宗間載書，信手記錄雜感，為探尋“真相”提供幾個可能的新視角，提請師友們批評。
一、真宗劉皇后“使筑館居于外”
史書對宋真宗劉皇后早期經(jīng)歷的記載十分模糊與可疑，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劉皇后出身卑微，而是其早期經(jīng)歷涉及重大政治斗爭而異常敏感，官私文獻都深度掩蓋相關(guān)史實并為此編造毫無依據(jù)的故事。張邦煒《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已指出《宋史》所載劉皇后家世造偽，劉廣豐《關(guān)于宋真宗劉皇后身世的幾點考述》又注意到劉皇后出入王府時間及改嫁說的記述十分混亂。其實劉皇后出入王府的經(jīng)歷不只是時間上存在問題，更重要是整個故事不符合邏輯與歷史情境?！端问贰⒒屎髠鳌份d，“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因為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宮指使張耆家。太宗崩，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這段記載由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五、卷六兩條材料劉皇后出入王府不同版本的記述綜合而成。卷五故事的講述者“貢父”是協(xié)助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的劉攽：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宮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為業(yè)，時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為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癯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為之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即帝位，復(fù)召入宮。
卷六故事的講述者是曾為“襄王宮指使”的“樂道父”，據(jù)考據(jù)推測是王陶的父親王應(yīng)：
宮美以鍛銀為業(yè)，納鄰倡婦劉氏為妻，善播鼗。既而家貧，復(fù)售之。張耆時為襄王宮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宮，大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惡之，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于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筑館居于外。徐使人請于秦國夫人，乃許復(fù)召入宮。美由是得為開封府通引官，給事王宮。及王即帝位，劉氏為美人，以其無宗族，更以美為弟，改姓劉云。樂道父與張耆俱為襄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兩個版本的情節(jié)看似都是劉氏因受到真宗專寵而被趕出王府，主題似乎都是“戒色”，仔細比較卻根本不同。首先劉攽明言劉氏進入王府在“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時，但真宗立為皇太子已是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而《宋會要輯稿》《皇宋十朝綱要》明確記載劉氏于“太平興國八年入韓（國）邸”，太平興國八年是983年，兩個時間相差12年。其次，劉攽的版本才有“蜀婦人多材慧”“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近日癯瘠”等真宗貪戀美色的情節(jié)，這些情節(jié)在王應(yīng)的版本均未出現(xiàn)，僅“大有寵”三字不能直接指向貪戀情色。其三，王應(yīng)是真宗潛邸之臣、劉氏出入王府的親歷者，他的版本具有口述歷史的性質(zhì)；劉攽則是神宗朝具有鮮明黨爭立場的士大夫史學(xué)家，其歷史敘述更多政治立場與理念闡釋的色彩。
相較而言，卷六王應(yīng)版本應(yīng)該更接近真實，而抽離了劉攽版本貪戀情色的要素，王應(yīng)版本的內(nèi)容就可能獲得重新解讀：首先，劉氏不是真宗主動向龔美索要，而是經(jīng)張耆推薦入府。其次，既無“材慧”“專房”之說，劉氏“大有寵”及乳母秦氏“惡之”的原因可能均與情色無關(guān)，太宗更未干預(yù)此事。第三也是最關(guān)鍵的一點，劉氏暫時離開王府的去向，劉攽的版本是“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為之不敢下直”，這個情節(jié)與戒色主題相符；但王應(yīng)版本中劉氏在張耆家只是暫住，真宗很就將劉氏安排在獨立的館室中，“王不得已，置于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筑館居于外”，這樣劉氏離開王府根本不妨礙她與真宗相聚，甚至為兩人密會提供了更方便的條件。
王應(yīng)的版本在先而且時間上更加準確，那么只有試圖取代或者掩蓋王應(yīng)的版本才會成為劉攽版本出現(xiàn)的理由，兩者的不同之處就是劉攽掩蓋史實的重點。據(jù)此推理，劉氏出入王府在真宗立為皇太子之前是掩蓋的關(guān)鍵，而這樣的敘述意味著排除劉氏出入王府與真宗立為皇太子之間存在關(guān)聯(lián)的可能性。那么難道兩者之間存在關(guān)聯(lián)嗎？由于宋代的歷史敘述已經(jīng)完全掌控于統(tǒng)治者之手，追究真相的具體情節(jié)早已毫不可能。但梳理一下劉氏出入王府那段時間的政治背景，劉氏入王府是太平興國八年（983），回府時龔美“由是得為開封府通引官，給事王宮”，是真宗確立為皇儲并出任開封府尹的淳化五年（994）。這十余年間正是太宗朝奪嫡之戰(zhàn)白熱化的階段，其間發(fā)生了皇弟趙廷美貶死、皇長子趙元佐瘋病被廢及皇次子趙元僖以準皇儲地位猝亡等一系列重大宮廷斗爭。雖然這些事件無法與劉氏聯(lián)系起來，但顯然為理解劉氏的政治生命提供了更真切的政治背景。
宋真宗
二、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
宋仁宗是劉皇后冒認的李宸妃與宋真宗所生的唯一子嗣。這個史書明載、眾所周知的事件尚存疑點，即宋真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動機是什么？劉皇后冒認宋仁宗，既意味著宋真宗有生育能力而劉氏沒有生育能力，又是群臣反對下真宗冊立劉氏為皇后及其之后垂簾聽政的前提條件。正常情況下，宋真宗既可以與其他嬪妃生育更多子嗣，也沒有必要立劉氏為皇后。相對宋真宗而言，似乎劉皇后才是李宸妃代孕事件的超級獲利者，宋真宗完全配合劉皇后的需求卻無利可圖。這種局面不符合情理，通常情況下需要具備兩個條件才能形成合理解釋：一是劉氏早已在生育與立儲問題上可以支配宋真宗；二是李宸妃代孕同樣讓宋真宗成為超級獲利者。
這兩個條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成立。真宗奇特的生育紀錄應(yīng)該理解為劉皇后支配的結(jié)果。《宋史》記載真宗生過六男二女，事實上可能還不止此數(shù)。仁宗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景德四年（1007）去世的郭皇后所生嫡子趙祐“生九年而薨”。趙祐去世于咸平六年（1003），至道元年（995）出生時真宗已立為太子，所以趙祐一出生就具備嫡皇孫的地位?！端问贰酚钟涊d真宗生育兩位公主，其中昇國大長公主“初入道”，《皇宋十朝綱要》記載其母杜貴妃。而杜貴妃也在真宗朝入道洞真宮，直到仁宗親政的明道二年（1033）才以庶母迎回宮中，追封公主是迎回庶母禮儀的一部分，“貴妃杜氏初侍藩邸，后于洞真宮入道，為法正都監(jiān)，號悟真大師，名瓊真。明道二年十一月，為婕妤”?！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杜氏入道時間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癸巳，“上之后宮杜氏入道在洞真宮，欲與諸公主同例”，而且杜氏是“昭憲皇后侄女也”，而所載杜氏入道的理由“上禁銷金嚴甚，還自東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上見之，怒，遂令出家為道士”十分牽強，李燾也明指官方史書不載此事，他的材料出自江休復(fù)筆記《江鄰幾雜志》，所以“銷金”之說很可能是飾詞。明道二年（1033）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仍賜號清虛靈昭大師賜紫法名志沖制》稱公主為“皇妹”，仁宗出生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成為仁宗皇妹的最早出生時間是同年同月十五日，這已經(jīng)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杜氏入道之后的第九個月。這就意味著杜氏出宮時剛剛懷上公主一個月，公主根本是在道觀中出生，而且杜貴妃與李宸妃幾乎同時懷孕，仁宗稱這位皇妹為“七公主”更意味著真宗的女兒不止《宋史》記載的兩位，這位道觀中出生的七公主相對比較長壽。由此推斷，杜氏出宮的原因是懷孕后不見容于劉氏，或者說真宗在執(zhí)行劉氏的代孕計劃的同時，也想保全杜氏與她腹中胎兒，畢竟杜氏是杜太后的侄女。這種情況下假設(shè)杜氏在道觀中誕下男孩，就可能出現(xiàn)杜氏取代劉氏或者在民間藏匿男嬰的結(jié)果，而搶先誕下男孩就成為劉氏必須完成的任務(wù)——這才是實施李宸妃代孕計劃的具體背景。
所以，即使不追究真宗生育男孩的早夭原因，杜氏生育“七公主”的前后過程也足以說明劉后有能力支配真宗的生育情況，李宸妃代孕并非嘗試性的意外成功方案，而是劉氏排除任何其他可能性強行實施的、沒有條件也要“創(chuàng)造”條件確保成功的殘酷政治計劃。佐證這一局面的還有宋真宗私生子的傳聞，包括傳說真宗還與朱氏生有一子，并交由宦官張景宗撫養(yǎng)，取名張茂實，真宗與仁宗都與張茂實保持聯(lián)系。后來仁宗無子，張茂實其實也是皇儲人選之一，結(jié)果堂侄宋英宗繼位。宋英宗原名趙宗實，他對張茂實當然非常冷淡，張茂實還改名“孜”以避“宗實”的諱，“孜”可通“孳”，其本義就是生殖。
至于李宸妃代孕對于宋真宗而言的超級利益，主要涉及真宗不實施代孕計劃的政治后果。宋真宗的生育能力實在撲朔迷離，但無論如何，客觀事實是咸平六年（1003）嫡子趙祐去世后，真宗一度將皇四弟趙元份之子趙允讓迎到宮中撫養(yǎng)，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仁宗出生之后趙允讓又被送還王府。趙允讓在宮中數(shù)年間，景德元年（1004）真宗親征澶淵時強行要求趙元份出任東京留守，結(jié)果趙元份受驚嚇去世?！端问贰ね醯﹤鳌肪狗Q趙元份受驚“暴疾”時，真宗從澶淵急派王旦代理東京留守，王旦問“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真宗“默然良久”，回答“立皇太子”，但宋朝沒有皇太子，只有趙允讓領(lǐng)養(yǎng)在宮中。此后景德四年（1007）郭皇后去世，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泰山封禪。真宗封禪的動機有很多種說法，其實最重要是祈求子嗣，大中祥符三年（1010）仁宗出生是被視為封禪之后的天命護佑，趙允讓也在這時返回王府。總之無論什么原因，真宗幾乎喪失了仁宗以外的生育可能性，而如果沒有仁宗的出生，真宗就不得不讓趙允讓繼承皇位。就此而言，真宗具備配合劉氏實施李宸妃代孕計劃的動機。
此外，《宋史》記載，劉太后去世之前，仁宗不知道自己的真實生世，“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但李宸妃代孕的真相在宮中不可能完全保密，甚至可能人人皆知，宮外的呂夷簡、趙元儼也一清二楚，仁宗是否真的一直蒙在鼓里完全可以懷疑。特別是真宗晚年有反對劉皇后的周懷政未遂政變發(fā)生，周懷政不可能不知道宋仁宗生世，甚至有可能以此為理由發(fā)動政變，他又與幼年宋仁宗關(guān)系密切，因此仁宗通過周懷政知道自己生世的可能存在的。而如果這個假設(shè)成立，仁宗在劉太后垂簾聽政時長期隱忍也就不難理解。
宋仁宗
三、仁宗“明肅服內(nèi)納后”
仁宗親政后，由劉太后擇立的郭皇后得罪呂夷簡，呂夷簡聯(lián)合內(nèi)侍閻文應(yīng)支持仁宗廢郭皇后。郭皇后被廢后慘死，文獻中又有仁宗欲復(fù)郭皇后及閻文應(yīng)、呂夷簡謀害郭皇后的傳聞。以上歷史敘述無論有幾分真?zhèn)危瑸槿撕鲆暤氖枪屎髲U死的過程與曹皇后之立同步，而兩者之間很可能存在政治關(guān)聯(lián)。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郭皇后被廢之初仍在大內(nèi)長寧宮中居住。景祐元年（1034）八月，尚、楊二美人專寵引起楊太后不滿而被驅(qū)逐出宮，郭皇后也受涉連移出宮外居住。仁宗下達的《凈妃等外宅詔》仍保留在《宋大詔令集》，《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總結(jié)該詔令的四條內(nèi)容：1、“凈妃郭氏出居于外”；2、“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3、“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內(nèi)，今悉遣還其家”；4、“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nèi)治”。而《宋史·仁宗曹皇后傳》記載，“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為皇后”，時間線與郭皇后廢逐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曹氏其實不具備在當時被冊立為皇后的任何條件。首先，《默記》記載曹氏雖稱名門之后，但曾與李植有婚約，結(jié)果李植因“少年好道，不樂婚宦”而在迎娶曹氏時“驚走，踰墻避之”逃婚而去。其次，曹氏并非直接聘為皇后，而是“郭后廢”后“詔聘入宮”，即剛進宮時只是普通嬪妃。郭氏“出居于外”時，仁宗本來聘壽州茶商之女陳氏為皇后，并已獲得楊太后的支持，完全沒有考慮立曹氏為皇后。但由于前朝臣僚“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宋史》）仁宗不得不棄陳氏而立曹氏。但當時劉太后去世不久，仁宗在這時重新立后明顯不符合儒家倫理，哲宗高皇后后來還以此嘲笑仁宗“當時因甚在明肅服內(nèi)納后，大臣怎肯？神宗曾問及，不知何故如此，便臣庶家也不肯”，“那門識甚君臣，識甚事體”。（《長編》）
曹氏立為皇后既非仁宗本意，又違背禮法，并在廢郭皇后之后詔令“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nèi)治”之前搶先入宮，這個背后其實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動。反對立陳氏為皇后的宋綬、王曾、呂夷簡、蔡齊即是中堅力量，另一個名單則是實施冊立皇后禮儀的大臣，“命宰相李迪為冊禮使，參知政事王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長編》）這些人就與真宗晚年反對劉皇后的寇準屬于同一陣宮，他們在劉太后去世之后東山再起，迫切需要清除劉太后的勢力。而曹氏是曹彬的孫女，他的叔父曹瑋也屬于這個集團，“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為準黨”，（《宋史》）而且曹氏父親曹玘早逝，曹瑋是曹氏實際監(jiān)護人。因此立曹氏為皇后正是這個集團重要的政治目標。
對于仁宗而言，立曹氏為皇后幾乎是被迫接受的過程，隨后仁宗欲迎還廢后郭氏以及廢后郭氏的慘死也因此呈現(xiàn)出更加復(fù)雜的政治背景。郭后去世后，仁宗極其嫌惡曹皇后，專寵張氏而刻意疏遠曹皇后。于是曹、張展開激烈宮廷斗爭，結(jié)果張氏于至和元年（1054）去世，仁宗不顧反對追封張氏為溫成皇后，并一度計劃廢除曹皇后，因遭宰相梁適反對而作罷。而曹皇后應(yīng)該自知遭受嫌惡而生子無望，在冊立為皇后的第二年即景祐二年（1035）把四歲的趙宗實領(lǐng)養(yǎng)在宮中。奇怪的是，仁宗并非沒有生育能力，但他的生育紀錄直到景祐四年（1037）支持立曹氏的王曾、宋綬、蔡齊等宰執(zhí)大臣罷免后才出現(xiàn)，包括美人俞氏不久生下皇長子趙昉很快夭亡，而接下來從寶元元年（1038）至慶歷三年（1043）連續(xù)生育八位皇女、兩位皇子。仁宗有能力生育，但所育子女多數(shù)夭亡，這種現(xiàn)象很難不與仁宗憂慮的“朕居宮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黨”（《邵氏聞見錄》）現(xiàn)象以及曹皇后過早領(lǐng)養(yǎng)趙宗實聯(lián)系起來。
四、慶歷八年宮變“祈哀幸姬”
真正威脅曹皇后地位的是這期間為仁宗連生三位皇女的張氏即溫成皇后。張氏的來歷、專寵、干政及其與曹皇后的宮廷斗爭，史書上多有記述。曹皇后利用養(yǎng)女范觀音、高洮洮生子的隱晦計劃也有專文揭示，（參見彭康碩論《編外的后宮：北宋宮廷養(yǎng)女》）唯曹、張兩人最激烈的一次決斗即慶歷八年（1048）宮廷變亂的真實面貌仍未獲得澄清。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慶歷八年（1048）閏正月辛酉日夜：
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逵、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宮簾，斫傷內(nèi)人臂。其三人為宿衛(wèi)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樓，經(jīng)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
崇政殿是皇帝處理日常政務(wù)的地方，崇政殿的親從官應(yīng)該是與皇帝比較親近之人。那天晚上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逵、王勝、孫利等四人從延和殿屋頂翻越進入內(nèi)宮，有“焚宮簾，砍傷宮女手臂”這樣一些行為，然后其中三人立即被殺，王勝逃脫后被捕，但也立即處死。這里的疑點非常明顯，皇帝處理日常政務(wù)的宮殿的衛(wèi)士作亂，難道是針對皇帝本人嗎？在公開追緝中有活口被捕而立即處死以致“卒不知其始所謀”，這顯然是殺人滅口，指使者似乎不能排除就是皇帝本人。
接下來如何處置此事的爭議，仁宗的表現(xiàn)更顯可疑?！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首先是夏竦冒出來主張秘密調(diào)查此事，“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cè)者不安”，遭到丁度的激烈反對，他說“宿衛(wèi)有變，事關(guān)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然后與夏竦激烈爭執(zhí)，“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而但仁宗支持夏竦的意見，“上卒從竦議”。經(jīng)過調(diào)查，宋廷處分了對宮變負有責(zé)任的楊景宗、鄧保吉、楊懷敏、劉永年、趙從約等人，而且在夏竦的包庇下，宦官楊懷敏還“領(lǐng)職如故”，引起臺諫官的強烈不滿。
這時仁宗又提出張氏在宮變中“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立即表示贊同，“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而宰相陳執(zhí)中不知所謂，翰林學(xué)士張方平明確反對，他說“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于公，終身不可雪也”。但仁宗仍完全不顧反對，陳執(zhí)中因此被罷相，“聳然從方平言而罷”。局面至此已經(jīng)非常清晰，至少仁宗、夏竦、張美人、楊景宗、楊懷敏屬于同一個陣營，其中勾當城皇司楊景宗是楊太后的弟弟，而張氏入宮時又是楊太后的養(yǎng)女。
然而仁宗不愿意深入調(diào)查此事絕非包庇楊景宗這么簡單，這年十月仁宗以張氏在宮變中“有扈蹕功”為由“進張氏為貴妃”，當時有諫官王贄誣蔑這些宮變的幕后指使是曹皇后，“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王贄的話雖然毫無依據(jù)，卻揭示了宮變背后其實是曹皇后與張美人的激烈沖突，王贄因“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而被指控為“此奸人之謀”。但《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在敘述“進張氏為貴妃”的原因時追述了宮變當晚的具體情形：
初，帝以閏月之望，欲于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其后三日，衛(wèi)士數(shù)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wèi)。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紿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剪其發(fā)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發(fā)為證?！惫驶抡郀幈M死力，賊即禽，倉猝處置，一出于后。后閣侍女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于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帝，固請誅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钡勖笞?，后立請幾移兩辰，帝乃許之，遂誅于東園。
類似的記述也出現(xiàn)在《宋史·曹皇后傳》：
慶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后三日，衛(wèi)卒數(shù)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合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后，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發(fā)，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惫薁幈M死力，賊即禽滅。閣內(nèi)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淸禁掖?！钡勖蟛豢?，立請，移數(shù)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吿，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而輟。
這里的信息十分豐富，但長期以來沒有仔細充分的解讀或者解讀出現(xiàn)明顯偏差。首先，無從得知三天前曹皇后諫止禁中再張燈與宮變是否有關(guān)，但各處都將此事置于宮變敘事之前，似乎暗示張燈可能對曹皇后造成妨礙。其次，宮變事發(fā)的時機、地點很特別，“賊至福寧殿下”，福寧殿是皇帝的寢宮，仁宗十分嫌惡曹皇后，所以出現(xiàn)“時后侍帝”的情形應(yīng)該非常難得，而行動似乎刻意針對“時后侍帝”而開展。宮變發(fā)生后，“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抱持”，這個情形一般會被理解為皇帝沖動而曹皇后冷靜保護仁宗，但未必只能作此解釋。第三，宮內(nèi)宦官的行動并不一致，都知王守忠似乎是受皇后的命令“以兵入衛(wèi)”，但王守忠開始并不在現(xiàn)場，需要“遣官人馳召”，而在現(xiàn)場的宦者何承用試圖掩蓋此事而引起曹皇后的憤怒，顯示帝、后掌握的宦官行動不一致。第四，在曹皇后“閉閣抱持”后，作亂衛(wèi)士“以燭焚簾”，曹皇后又有預(yù)料，成功地“水隨滅之”。問題是“以燭焚簾”的目的既可以是傷害屋內(nèi)人員也可以是逼迫屋內(nèi)的人破門而出。
接下來“后閣侍女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亂”長期以來被解釋為有曹皇后的侍女與衛(wèi)士私通淫亂，如清人俞正燮《癸巳類稿》稱“顏秀事蓋奸淫，故終秘之”。但“亂”字未必是指私通，且淫亂是穩(wěn)秘之事，絕無可能砍人縱火而行淫亂，也不可能私通恰好在宮變時被發(fā)現(xiàn)，因此“與黃衣卒亂”更可能指侍女配合當晚作亂的衛(wèi)士。最關(guān)鍵是“后閣侍女”這時竟然求情免她一死，但她既不是向皇后也不是向皇帝求情，而是“求哀于帝左右”或“祈哀幸姬”，而且仁宗竟然打算赦免這名侍女。曹皇后堅決不同意，“具衣冠見帝”，以“如此無以肅清禁庭”為由堅決要求誅殺侍女。這樣就形成了曹皇后與“幸姬”之間的對決，在曹皇后“立請幾移兩辰”的堅持下，最后仁宗不得不同意誅殺侍女。
至于這位“幸姬”不但邏輯上只可能是受到仁宗“盛寵”的張美人，而且《宋史·曹皇后傳》敘述至此直接插入“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等于是諱而不隱的明指幸姬即張妃。至此參與宮變的衛(wèi)士、侍女就與張貴妃、進而與仁宗本人發(fā)生了關(guān)聯(lián)，而事后仁宗表彰張氏“扈蹕功”，封張氏為貴妃，把張貴妃的族父張堯佐升任為三司使、宣徽使。張氏與變亂侍女有關(guān)而與曹皇后敵對，但仁宗確認張氏有“扈蹕功”，那就意味著仁宗認為這次宮變中曹皇后是施惡者，而張氏乃至作亂衛(wèi)士是施救者。由此重新理解這次宮變的行動，就會發(fā)現(xiàn)仁宗與曹皇后之間形成了“帝遽欲出”“以燭焚簾”與“閉閣抱持”“水隨滅之”的對峙局面，不能排除宮變行動的目的是讓仁宗從寢殿中走出來。
曹皇后
五、仁宗呼“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
在張貴妃去世而仁宗廢除曹皇后未遂之后不久，嘉祐元年（1056）正月，仁宗突然得重病。開始是上朝時“暴感風(fēng)眩，冠冕倚側(cè)”，然后仁宗變得語無倫次。仁宗回宮后，文彥博等向宦官史志聰、鄧保吉等詢問皇帝病情，史志聰以機密拒絕，文彥博怒斥“主上暴得疾，系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
然而第二天文彥博等宰執(zhí)大臣“詣內(nèi)東門小殿問起居”，突然遇到仁宗“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仁宗為什么指控曹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緊接一句“語極紛錯”？字面意思其實是指仁宗當時還有很多驚人的話語未被記錄，但張茂則“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文彥博勸解說“天子有疾，譫語爾，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這樣仁宗針對曹皇后等人的“謀大逆”指控就被文彥博解釋為病中“譫語”含混過去，而仁宗與曹皇后的關(guān)系至此徹底破裂，“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以致病中的仁宗乏人照料，“侍上側(cè)者，惟十閣宮人而已”。
這里的疑問是，仁宗那句“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真的只是病中“譫語”嗎？如果實有所指曹皇后又會如何“謀大逆”？這個問題似乎從未有人嚴肅追究過，當然也無從追究當日曹皇后與張茂則有何舉動，但是梳理當時宮廷的局勢，卻也不難理解仁宗所指“謀大逆”所指之事。
慶歷八年（1048）的宮變之后，張氏雖然以“扈蹕功”進封貴妃，但從此再無生育，并于至和元年（1054）去世，在宮變中負有責(zé)任的楊太后弟弟楊景宗也于同年去世。而曹皇后在仁宗廢后計劃失敗后仍掌控后宮大權(quán)，“左右前后皆皇后之黨”。在仁宗厚葬張貴妃并追冊其為溫成皇后之后，由于仍無男嗣，朝中開始出現(xiàn)了立嗣的呼聲，太堂博士張述“前后七上疏”，說仁宗“春秋四十四”而“宗廟社稷之繼，未有托焉”簡直“非孝”，認為立嗣已是緊急事務(wù)。而出現(xiàn)立嗣呼聲又有一個非常怪異的背景，慶歷三年（1043）張氏生下皇八女后，仁宗突然長時間地中斷了生育，但在中斷16年之后，仁宗又于嘉祐四年至六年(1059-1061)與周氏、董氏生連續(xù)生下了五位皇女。事實上張氏去世之后，仁宗的侍寢就是嘉祐元年的“侍上側(cè)者惟十閣宮人而已”，“自溫成之沒，后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閣，周氏、董氏及溫成之妹皆與焉”。（以上記載均出自《長編》）
現(xiàn)在所知十閣的具體人物有為仁宗生下皇女的周氏、董氏以及張貴妃的妹妹，還有“劉氏及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者也”。其中周氏又是張貴妃的養(yǎng)女，“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宋史》）如果將十六歲視為開始生育的正常年齡的話，周氏四歲進宮應(yīng)該是在范觀音、高洮洮出宮的慶歷七年（1047）?！端问贰窙]有給同時為仁宗生育三位皇女的董氏立傳，但《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留下了“此據(jù)正傳”即宋朝國史的材料，稱“董氏開封人，四歲入宮，稍長為御侍”，性情“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嘗有過失，皇祐中封聞喜縣君”。董氏可能也是張貴妃的養(yǎng)女，據(jù)此推測，張貴妃再無生育之后，仁宗長時間中斷生育，不排除是在等待張貴妃養(yǎng)女成長的可能。《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又記載，仁宗曾經(jīng)“感疾恍惚”以致“夜持寶刀自向”，當時“董氏在側(cè)，遽前爭得之，幾至斷指”，李燾又猜測“寶刀自向，此據(jù)正傳，不知何時，當是嘉祐之初也”，（《長編》）則嘉祐元年仁宗指曹皇后“謀大逆”那次“暴得疾”仁宗已出現(xiàn)嚴重自殺傾向。
所以仁宗指曹皇后“謀大逆”的背景，是在張貴妃去世而十閣年齡尚幼這個階段，仁宗似乎拒絕與其他嬪妃生育而曹皇后急于立嗣。仁宗“暴得疾”時，文彥博十分擔(dān)心，要求史志聰如實報告皇帝病情并以齋醮名義留宿殿中?！朵乘浡劇愤€記載，內(nèi)侍左班副都知武繼隆指使司天官兩人以天象之名“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shù)纫浴捌錉畎讏?zhí)政”，文彥博怒而警告司天官“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yù)國家大事？汝罪當族”。（《長編》）因此仁宗呼喊“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或指在他期待“十閣”生育時被迫立嗣而曹皇后圖謀“同聽政”。
除以上五個議題之外，傳統(tǒng)歷史敘述對宣仁之誣及向太后聽政亦多有諱飾，現(xiàn)代論者多沿襲宋朝“外無漢王氏之患，內(nèi)無唐武、韋之禍”（《宋史》）的觀念而少有質(zhì)疑。其實《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史》《曾布日記》對相關(guān)史實的記述已經(jīng)相當詳盡且集中，系統(tǒng)釋讀不難重新形成理解。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