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會討厭《指環(huán)王》。
不管是那些充滿奇幻色彩的長著毛腳的霍比特人、高貴的精靈、睿智的巫師，還是嚴謹?shù)恼Z言學與神話設定，讀者總能在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中洲世界中找到自己所愛。雖然被譽為英語文學奇幻史詩的開山鼻祖，但是在《指環(huán)王》出版的頭幾十年，它只是英國的小眾文學經典。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意外地在嬉皮士時代的美國一炮而紅后，《指環(huán)王》成為了時代精神的一部分——披頭士樂隊想要親自改編和出演改編電影、齊柏林飛艇和平克弗洛伊德等搖滾和朋克樂隊發(fā)行過《指環(huán)王》主題的歌曲，剛剛去世不久的托爾金突然登上了大眾流行文化的神壇。
《指環(huán)王》海報
隨著21世紀初經過彼得·杰克遜改編后搬上銀幕并獲得票房口碑雙豐收，《指環(huán)王》再次煥然新生，托爾金的中洲故事一躍成為影視劇改編的搖錢樹，《霍比特人》、《精靈寶鉆》等等作品先后都被提上了日程。就連原本面向低齡讀者的兒童文學《霍比特人》都被大幅增加內容改編為三部曲電影，與此不同的是，描述橫跨數(shù)萬年中洲早期歷史的《精靈寶鉆》的改編一直擱置到了2017年解決版權爭議后，才由亞馬遜著手投入超過4億美元拍成劇集，計劃將在2022年9月以《力量之戒》為題發(fā)行第一季。該劇從選角階段引入黑人角色開始，就引起了不少指責片方強拗“政治正確”造型的批評，而到預告片中出現(xiàn)深色皮膚精靈后更是引起軒然大波——事實上，換作任何其他奇幻作品中，在幻想種族中出現(xiàn)一些不同膚色的人物都未必會引發(fā)如此嘩然，而《指環(huán)王》一則本身作為史上最成功的奇幻小說實在是萬眾矚目，二則中洲世界固然是空想世界觀的空中閣樓，但對世界觀嚴謹把控到時間單位都有詳細設定的托爾金來說，故事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滲透了他的個人主張，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構建故事的凡人只能夠從自己所知的事物開始構建”。
《力量之戒》海報
與叛逆的美國嬉皮士不同，托爾金本人不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保守主義者，還是一個堅定的天主教徒。同時，托爾金身為對古代史詩和神話頗有研究的牛津大學語言學教授，在中洲的世界觀設定中大量借鑒了日耳曼、凱爾特等古代傳說，有意識地將中洲作為一套英國的現(xiàn)代神話來打造。為此，他賦予中洲嚴謹、復雜甚至冗雜的設定之余，卻堅定地保持著鮮明的正邪對立和簡潔的人物塑造，以使古典的、神話性的善惡主題得到突出，以至于有批評認為他的作品情節(jié)推動過于簡單，類似天降神鷹之類的機械降神橋段泛濫。盡管親身經歷過一戰(zhàn)絞肉機一般的索姆河戰(zhàn)役前線和摧毀了整個歐洲的二戰(zhàn)，托爾金仍不斷否認自己筆下墮落的人類世界和黑暗的東方君主是影射和諷喻的寓言，強調不要用《指環(huán)王》的故事去比照現(xiàn)實。事與愿違，他不但沒能避免《指環(huán)王》成為他不理解的嬉皮士生活的新《圣經》，亦未能阻止自己成為右翼的心頭好——在1970年代的意大利，受傳統(tǒng)主義和新右翼影響的新一代極右青年運動在托爾金作品中找到了共鳴，他們受其啟發(fā)舉行了“霍比特營”（Campo Hobbit）活動，號召參與者回歸自然、打破界限，寄望于“霍比特營”能夠成為右翼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jié)。不僅如此，很多白人至上主義團體都推崇托爾金，把中洲的諸多故事當成一種道德寓言，并列為青年必讀書目之一。
結合托爾金本人的政治傾向與他的《指環(huán)王》等作品在右翼社群中的歷史地位，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力量之戒》的改編會有如此大的反響——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當代極右對托爾金作品改編方向的爭議不僅是奪取話語權的文化戰(zhàn)爭的一部分，還在思想根源上與托爾金作品所表露的旨趣高度重合。倘若托老復生，很難說他高度右傾的政治觀念會不會讓他和羅琳一樣被“取消”。這也是長久以來托爾金作品面臨的悖論：一方面是托爾金本人保守的政見，另一方面是極其廣大的自由派讀者群體對其做出的解讀，二者其實很難調和。但或許，根本沒有調和的必要。
托爾金的“非政治”
托爾金在世時并不以政見犀利聞名，更沒有什么活躍的政治參與經歷，事實上可以說他有意識地保持“非政治”（apolitical），但這并不能阻擋他對政治話題表達見解。托爾金自稱不是民主主義者（“‘謙遜’和平等是一種精神原則，被試圖將它們機械化和形式化的企圖所腐蝕”），也不是社會主義者（“‘計劃者’一旦獲得權力，就會變壞”），但是他曾明確表示過對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支持（夸贊支持佛朗哥的記者是“當代的阿拉貢”）。這些見解一部分在中洲故事以外的私人書信等作品中有相當直接的論述，另一部分則在他的著作中以他非常厭惡但又無法克制的寓言、象征等形式出現(xiàn)。倘若有人嘗試為托爾金確定他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他只會落在他廣大嬉皮士粉絲的對立面：他反對現(xiàn)代社會、反對大政府、反對工業(yè)化、反對城市化、反對離婚、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道德虛無主義、反對平等主義、反對大眾民主……唯獨在反戰(zhàn)、享受具有致幻效果的植物（夏爾的煙草）等等少數(shù)問題上，他才稍微顯得“現(xiàn)代”些，令他在嬉皮士之間廣為流行。
英國作家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
一些書迷很快會翻出托爾金在信中“官宣”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段落，但托爾金的“無政府主義”絕非號召暴力推翻摧毀一切統(tǒng)治形式的無政府，亦非共享生產資料、共同勞動、共同決策的左翼無政府主義，而是夏爾那樣社群自治性的“無國家”（stateless）。他的信件原文說，“我的政治觀點越來越傾向于無政府（Anarchy）（哲學上理解，意思是廢除控制，而不是拿著炸彈的人）——或者是’無憲的’（unconstitutional）君主制?！庇赏袪柦鸢选盁o憲的”君主制作為無政府狀態(tài)的同義詞就能看出，他所謂的無政府主義形態(tài)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這個君主制。而從他在《指環(huán)王》中對自己認同感最強的霍比特人的描述來推測，托爾金的無憲君主制并非專制君主制，而是類似一種自由意志主義式的自治小團體的聯(lián)合，同時其君主并非依據某種人類的規(guī)定來統(tǒng)治，而是依照大家心照不宣、自覺自主的默契，或者說遵循超驗的神的旨意。在他看來，集權的政府會形成一種他稱之為“他者統(tǒng)治”（Theyocracy）的心態(tài)，也就是說自己在被一些遙遠而疏離的其他團體所統(tǒng)治。他在信件的后半部分補充道“對任何人來說，最不合適的工作都是對別人發(fā)號施令，即使是圣人（他們至少不愿意承擔這一責任）”。他舉例來進一步說明：“中世紀把’nolo efiscopari’作為授予他人主教頭銜的最佳理由，這是再正確不過的了?！痹谥惺兰o天主教任命主教時的儀式時，候任者需要念三遍“nolo efiscopari”，意為“我不想成為主教”，之后才能完成確認。他描繪的理想君主阿拉貢在書中數(shù)次主動拒絕獲得魔戒和掌權的集會，反映出他對君主和權力關系的認知：只有不想要權力的人才能掌權，這樣權力的作用才能最小化。也就是說，托爾金認為任何人類都不應該追求和掌握權力，除非這種權力源于自然，或者說源于更高級的存在。他在另一封信中更加直白地解釋了他的理想社會，他提出要解決人類本性的普遍墮落帶來的災難，“唯一的治療（除了普遍的皈依以外）就是不要戰(zhàn)爭——也不要計劃，不要組織，不要管制?！?/p>
與這種極端反對管制的表態(tài)有所出入的是，托爾金曾承認自己會樂于恢復等級分明的封建社會，如他所說，“對鄉(xiāng)紳點帽致意對于鄉(xiāng)紳來說可能糟透了，但對你來說可是好極了?！逼溲韵轮?，政治并不應該是任何人都有資格去參與的，即便有人享有特權，下層的人也應當遵守這種身份等級制度。如果等級不是出于人類的規(guī)定，而是一種天然的、應該得到廣泛接受的秩序，那么就應該得到遵守和保持。這從他最有認同感的夏爾的設定中就可窺見一斑。在他的描述中，主要是森林和田園的夏爾孤立且自治，認可人類國王的法理統(tǒng)治但并不真正為其所指揮，雖然有世襲的長官也有選舉的市長，但他們只具有名義上的尊貴和儀式性功能，真正在負責管理的是各個家族。托爾金寫道：“霍比特人遵循古時君王的一切重要法令，而且通常他們都是自愿遵循法令……那些都是規(guī)矩，既古老又公正?！庇捎诟N和霍比特人特有的大胃口已經占據日常生活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夏爾當?shù)夭坏珱]有政府，連維持秩序的暴力組織都沒有，只有一種實際上管牲口走失的“夏警”（Shirriff）。并且，夏爾內部存在著近似種姓制的等級秩序，就比如山姆的甘吉家族是為弗羅多的巴金斯家族世代服務的園丁，因此山姆對其他幾個霍比特人的稱呼都是“老爺”（master），特別是圖克家已世襲數(shù)百年的夏爾長官，巴金斯家則長期是他們的姻親。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會強調霍比特人這樣來自邊緣的“小人物”在拯救世界的過程當中扮演比血統(tǒng)高貴的國王還重要的角色，以圖說明托爾金的某種底層同情，但仔細研究就會感到失望，因為就連這些小人物也還是出身高貴的，唯獨故事的真英雄山姆是唯一的例外——當然這還要排除山姆的金發(fā)不是繼承自眾多尊貴霍比特家族所屬的白膚族的可能性。
托爾金筆下的烏托邦夏爾“幾乎毫無改變，而且代代如此”。在電影中這種狀態(tài)的確一直延續(xù)到戰(zhàn)后，但其實在書中托爾金還安排了一段烏托邦被毀的《夏爾平亂》章節(jié)。其中描述被索隆腐化的巫師薩茹曼篡奪了夏爾，實行征糧和統(tǒng)一分配，開發(fā)自然并修筑工廠，還出臺了各種各樣的規(guī)定（rules，與規(guī)矩相區(qū)別），把夏警變?yōu)榱素撠煂嵤┬乱?guī)定管理群眾的組織——換句話說，使夏爾“社會主義化”了。他借書中人物之口說，這樣的夏爾“比魔多還糟糕”。托爾金在這里的意思不能更明白：社會主義是違背天性和美德的邪惡形式，只有在自給自足的農業(yè)社會當中美好的傳統(tǒng)才能長久不衰。托爾金不但相信人類處于迷信物質主義的墮落中，筆下的中洲也處于不可避免的衰退中：早在諸神創(chuàng)造世界時，墮落的維拉（Valar）米爾寇（Melkor）就已經污染了作為神靈造物的“阿爾達”世界（Arda），因此所有的中洲造物都不可避免地有墮落的傾向，對諸神的信仰和魔法的力量在中洲不斷衰退，到第四紀元時就連精靈都已經不再居住在中洲，人類的紀元被視為最平凡的時代。他甚至在構想的《指環(huán)王》續(xù)集當中設定在阿拉貢死后政治家都變得很平庸，出現(xiàn)很多崇拜邪惡、裝成奧克半獸人到處破壞公物的青年秘密團體——聽起來像不像當時英國的朋克青年？
《指環(huán)王》中的阿拉貢
除此之外，襁褓中就受洗的天主教信徒托爾金在社會習俗層面上也抱有強烈的保守心態(tài)。他曾說“基督教婚姻——一夫一妻、永久的、嚴格的忠誠——實際上是全人類性行為的真理：這是所有男人和女人實現(xiàn)全面健康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說，無論是墮胎還是性少數(shù)問題，甚至是在現(xiàn)在的天主教國家也并不鮮見的離婚議題，托爾金的立場不會和天主教會中最保守的那一派有太大區(qū)別。他還曾評論說在這個墮落的時代，男女之間已經絕無可能再產生純粹的友誼，顯然是對當代人控制性本能的能力有非常悲觀的判斷。在改編電影中，導演高度正面地表現(xiàn)了洛汗的公主伊奧溫參戰(zhàn)并殺死了索隆的仆從戒靈，而在書中，托爾金更多描述的是其他男人為伊奧溫都上了戰(zhàn)場而感到悲憤和羞愧（“這是怎樣的瘋狂或邪惡？”），以至于洛汗軍隊想要以死謝罪，殺死戒靈的也不是她，伊奧溫被用以反襯男人沒有盡責，而不是用來頌揚女性突破自己的傳統(tǒng)角色。不過，生于十九世紀末的保守派托爾金當然無法寫出能夠滿足現(xiàn)代女性主義批評的女性角色，甚至可以說，相對宣揚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家長里短，有精靈夫人加拉德瑞爾這樣的女性領袖，還有“懼怕牢籠”的伊奧溫在那個時代已經相當開明。
當然，托爾金厭惡人們把自己的故事想成寓言，特別是那些覺得《指環(huán)王》當中描述的魔多和第三紀元大戰(zhàn)是在影射納粹德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俗人。但這更是因為他不認為《指環(huán)王》是一本虛構的小說，而是一套他專門為英國創(chuàng)作的英雄史詩、神話傳說。托爾金原本打算為1937年出版的《霍比特人》續(xù)寫故事，當時他已經決定從書中魔法戒指的源頭開始創(chuàng)作未來的《指環(huán)王》，然而包括中洲在內的整個“阿爾達”（Arda）世界的起源故事卻早在1917年托爾金在前線養(yǎng)病時就已經有了梗概，后來經過數(shù)十年也未能定稿，去世后才在其子的編輯下以《精靈寶鉆》為題于1977年出版。戰(zhàn)地醫(yī)院里的托爾金起初以創(chuàng)作屬于英國人的起源神話史詩為目標，這也可以從童書《霍比特人》當中插入的高爾夫球起源故事窺見一斑：一個古代霍比特戰(zhàn)士一錘敲掉名喚“高爾夫”的獸人腦袋之后發(fā)明了高爾夫球。盡管直到1951年托爾金仍然向編輯解釋說，《精靈寶鉆》的目標是填補英語史詩的空白，但他的故事越來越龐大，即便霍比特人居住的夏爾仍或多或少能與托爾金居住的英國中部對應，他已經無法明確地描述這個史詩宇宙與我們的世界的關聯(lián)，后來他的說法是處于“不同的想象階段”。身為一個深信上帝的老派天主教徒，托爾金眼中的神話并不意味著純粹的謊言，反倒是一種“真理”（truth）。因為人類由上帝參照自己形象所作，既然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是從一句語言“要有光”開始，那么人類的語言也自然能有條件地“次創(chuàng)造”（subcreation），為故事創(chuàng)造出一個真實的第二世界。這種真實如同神的話語，多數(shù)人不能直接理解，但其背后是這個世界的核心真理。他的故事的確在引導人們去感受作為真理之一部分的道德準則，而他在信件中也確實會承認對部分橋段有明確的意圖，例如弗羅多與咕嚕的關系意味著慈悲可以得解救，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地把他厭惡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比作魔多或者獸人，但他有意識地避免明確表達這些內涵，以便讀者能夠發(fā)揮自己的解讀。
托爾金的政治態(tài)度其實非常明白，他向往遵循傳統(tǒng)的田園牧歌而非煙囪林立的工業(yè)社會，他歌頌深藏于心的道德準則而非由人類意志決定的法令，他贊美人人各具其位的等級制度而不是各自為政的大眾政治，他相信人類處在衰退之中，而這種衰退表現(xiàn)在人類對技術、科學、物質的迷信，而喪失了美德。種種偏向保守乃至反動的取向，讓他的作品在七十年代的美國紅極一時之余，也在歐洲成為了很多右翼組織的必讀書目，特別是在傳統(tǒng)主義者、戰(zhàn)后最著名的新法西斯主義者埃沃拉（Julius Evola）的祖國意大利。
“霍比特營”
說來巧合，1970年代托爾金在美國聲名鵲起時，也在意大利開始流行開來，但和美國吸引反權威的嬉皮士粉絲不同，托爾金在意大利從一開始就和右翼沾了關系。1970年出版的《指環(huán)王》第一版完整意大利語譯本的作序者是埃萊米勒·佐拉（Elemire Zolla），一個相信“永恒哲學”的傳統(tǒng)主義者，和埃沃拉也頗有私交。佐拉當時在序言中總結《指環(huán)王》所反映的托爾金道德觀與圣喬治和貝奧武夫之類的古代英雄史詩相同，即“不尋求善惡之間的調解，只尋求戰(zhàn)勝邪惡”，而不是向其他現(xiàn)代作品一樣“色情，沉浸于混亂中，雌雄不分”，并且斷定“托爾金的魅力來自于它對這種左翼傳統(tǒng)的完全否定?！彪m然在古代史詩的類型學上和托爾金本人不謀而合，但是他對托爾金的極端道德主義寓言解讀，實際上和托爾金對自己作品的期待相去甚遠——因為寓言的寓意是明確的，也就意味著作品當中蘊含的道理是固定的，限制了托爾金所說的“適用性”，允許讀者的解讀自由。
無論如何，托爾金很快就在1970年代的意大利流行開來，佐拉對他的解讀也奠定了意大利早期讀者對托爾金的認識——一個古典道德的衛(wèi)道士，這在1968年后的歐洲已經非常少見了，在右翼政治勢力日漸式微的意大利更是如此。彼時的意大利仍在“鉛彈年代”（anni di piombo, years of lead），這個時期一般認為從1964年開始，期間爆炸和刺殺頻發(fā)，極左和極右都在嘗試用恐怖襲擊推翻政權，意大利民眾以炸彈和子彈使用的“鉛”代指當時局勢之可怕。長期執(zhí)政的天主教民主黨為了穩(wěn)定局勢不斷地左右橫跳，和兩邊的政黨組成政治聯(lián)盟。與1950年代后就逐漸被排擠出政府的中左翼聯(lián)盟和遭到鎮(zhèn)壓的左翼組織紅軍旅（Brigate Rosse）相比，戰(zhàn)后成立的新法西斯黨派意大利社會運動（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受到了高度的容忍，曾數(shù)次與天民黨合作執(zhí)政，當中最極端的皮諾·勞蒂（Pino Rauti）在當選議會議員期間都公開主張使用以政治暴力和恐怖襲擊為特征的“緊張策略”來加速社會崩潰和法西斯化，卻并沒有被政府懲罰。但顯然，這種策略并沒有為1960年代的意大利換來政治優(yōu)勢，反而是1960年代末開始，天民黨逐漸與中左的社會黨達成了執(zhí)政聯(lián)盟，“新秩序”等新法西斯組織先后被取締。到1970年代，因為經濟危機和1968-1969年的學生和工人的自發(fā)運動沖擊，意大利共產黨和天民黨在1976年大選中形成所謂“歷史性和解”（Compromesso storico），再次將共產黨納入了執(zhí)政同盟。這一事件給意大利極右造成了極大沖擊，很多人開始責備舊右翼，并轉向剛剛在法國誕生不久的“新右翼”（Nouveau Droite）。埃沃拉的思想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步入主流，他提出既不要共產主義也不要資本主義的“第三立場”，并在非基督教的傳統(tǒng)基礎上建立新社會，這些主張為意大利極右反對天民黨和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提供了極好的理論依據。而埃沃拉關于歷史處于從黃金時代向黑暗時代過渡的衰退期的觀點，也鼓舞了極右反對美國傳來的自由化和進步主義思潮。除此之外，托爾金還以沉沒的亞特蘭蒂斯為原型設定了一個位于中洲西部的高等王國“努門諾爾”，因為意圖反叛諸神而被沉沒，埃沃拉也同樣相信亞特蘭蒂斯的存在及其墮落帶來的沉沒。托爾金的世界在太多問題上不巧地和埃沃拉不謀而合——非基督教的異教形象、歷史衰退論、崇拜古典美德等等，而且他還有非常濃厚的自然主義傾向，與生態(tài)法西斯主義的“血與土”不謀而合，這讓剛剛出版不久的《指環(huán)王》成為了新生的意大利新右翼思想通俗讀本。
意大利新右翼（Nuovo Destra）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馬爾科·塔爾奇（Marco Tarchi）在再度風起云涌的1977年學生運動浪潮中萌生了創(chuàng)建新的右翼青年運動的想法。他仿照伍德斯托克音樂節(jié)的形式組織了“霍比特營”（Campo Hobbit），得名自托爾金的霍比特人。塔爾奇接受了埃沃拉的教誨，并向法國“新右翼”學來了文化戰(zhàn)線的新戰(zhàn)術，希望能夠通過雜糅了法西斯主義的流行文化和新藝術形式來重振“黑暗時代”人們的精神。在“霍比特營”，人們懸掛埃沃拉設計的凱爾特十字符號代表反基督教保守派的異教傾向，在帳篷里開著關于托爾金的討論會，帳篷外則能看到把托爾金和埃沃拉的著作并列的書攤。此外，他們還曾有一本期刊《伊奧溫》，主要以年輕女性為目標讀者，強烈抨擊女權主義和性革命的“墮落”。在“霍比特營”當中，不但誕生了不少被《指環(huán)王》元素啟發(fā)的搖滾樂隊，還醞釀了未來的極端分子。在意大利社會運動黨的支持下，“霍比特營”從1977年辦到1980年，最終因為意大利社會運動黨本身的內訌才停辦，以至于后來有不少組織都試圖復興它，到2017年后還有“霍比特營”40周年的紀念活動。
精靈應該是雅利安人嗎？
這種對托爾金的“法西斯化”策略同樣存在于英語世界，白人至上主義者長期以來都致力于把托爾金的種族觀解讀為反對種族混合、支持生物種族主義，更不用提他的小政府主義、貴族政治和宗教原則本來就是英美傳統(tǒng)的盎格魯-撒克遜右派當中最主要的元素。在美國，不乏有白人至上主義者對改編的電影和劇集嗤之以鼻，認為其扭曲了他們心中的托爾金。同時也有來自左翼的批評，認為托爾金筆下的高等種族精靈都是淺膚色，而邪惡和低等的種族則是深膚色，隱含了某種歧視性的種族潛意識，而電影當中精靈大規(guī)模的金發(fā)碧眼更加強了這種“雅利安人”印象，這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劇集對精靈外觀多元化的考慮。不僅如此，托爾金承認他有意識地把矮人設計得更像猶太人，包括大鼻子、貪婪、矮人語有閃語系的輔音特征等等，并暗示這可以提醒人們猶太人也可以特別好戰(zhàn)。另一方面，電影還完美復刻了奧克等低等種族的非人化，有些批評認為這與種族屠殺的心理動機有相通之處。
對英美的新右翼來說，托爾金最好的部分還是對道德世界的簡化，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重建一種卡爾·施密特式辨別敵我的政治。在支持另類右翼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格雷格·約翰遜（Greg Johnson）創(chuàng)辦的“逆流”（Counter-Current）網站上，每年都要紀念托爾金，一篇題為《為什么左派憎恨托爾金》的文章中如此寫道：“《指環(huán)王》是一個關于美德、英雄主義、騎士精神和兄弟情誼的經典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的護戒小隊代表了客觀的善，而他們的對手索倫代表了客觀的、反人類的（或者在這里是反人類/精靈/霍比特人/等等）邪惡，旨在通過黑暗和同質化來統(tǒng)治世界上的自由人民?！敲矗瑸槭裁凑巫笈蓵l責《指環(huán)王》呢? 這一點現(xiàn)在應該很明顯了：因為《指環(huán)王》把他們描繪成真實的樣子。這個故事完美地說明了他們的丑陋，從內到外。它們代表著最黑暗的邪惡。因此，他們對這個傳奇的政治化實際上證明了他們現(xiàn)在所代表的客觀和長期的邪惡?！弊髡哒J為左派分別與為了權力背叛自己族人的薩茹曼、敏感而自卑的奧克（獸人）和代表阿拉伯人的哈拉德人相呼應，并號召青年組成新的“護戒小隊”擊敗他們，把這些“絕對的邪惡”趕出政治舞臺。
正如托爾金認為自己寫書是“滿足自己”而不是諷喻現(xiàn)實，他并不承認自己是通過魔戒去象征什么。邪惡就是邪惡，不需要象征也能理解。但無論托爾金如何辯白，魔戒的確是有含義的——至少說明熟讀日耳曼、凱爾特、芬蘭各地傳說故事的這位牛津大學教授創(chuàng)作時借鑒了《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等史詩。但是從他設定了創(chuàng)世神一如·伊露維塔（Eru Iluvatar）來看，他也并沒有放棄把自己的一神論信仰加入書中。對天主教徒托爾金來說，真理不是誕生于人類的自由意志，而是一種永恒的、道德化的智慧——這也在他的故事當中得到反映：絕大多數(shù)角色基本上都是善惡分明，從出場第一刻起就確定了正邪立場，只有極少數(shù)情況才會“被誘惑”，而這種誘惑帶來的“背叛”也并不意味著浪漫主義作品當中常見的道德掙扎和立場變化，而是簡單明了的墮入邪惡。這種“誘惑”及其源頭在不同紀元都有不同的化身，由《精靈寶鉆》中的墮落神靈米爾寇開始，第二紀元又由黑暗魔君索隆所代表，其復雜性在《指環(huán)王》描述的第三紀元末期達到了巔峰，從肩負對抗索隆的白袍巫師薩茹曼最終被索隆腐化，到咕嚕、波洛米爾、乃至最后的持戒者弗洛多也被魔戒誘惑而在最后一刻幾乎失敗，但直至書中最后也無法填補內心的“黑暗和空虛”。米爾寇的邪惡在于為了讓自己的意愿而忤逆唯一神，妄圖用自己的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世者平起平坐，而索隆的邪惡在于以鑄造魔戒為誘餌，哄騙人們在中洲建立一個能與神居住的領域相媲美的新世界，而他們對于力量的貪婪將會讓中洲被索隆的至尊魔戒所控制。
咕嚕
在《指環(huán)王》中，托爾金著力描寫了被魔戒誘惑的大小人物，上到被諸神派來監(jiān)督和對抗索隆的薩茹曼，下到只是恰巧撿到魔戒的咕嚕，前者自信可以控制魔戒的力量使之為自己所用，后者則是純粹的想要占有“寶貝”，托爾金將自己對“欲望”的厭惡貫穿始終。尤為重要的是，他將創(chuàng)造萬物放在一個不可觸碰的地位，試圖奪取神創(chuàng)造的榮光是一種邪惡，這種強烈的宗教觀同樣是他反對技術進步的基礎。由此也就可以推出他對于政治和經濟上的信念在某種程度上為什么是十字軍式的——通過必要的正義暴力恢復神的秩序（也就不奇怪他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支持和天主教團體聯(lián)盟的佛朗哥政權）。
尾聲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可是大家都愛的《指環(huán)王》，是我們有問題嗎？我們是不是要準備抵制托爾金？這提醒我們，托爾金本人的意見很重要——閱讀托爾金不應該以閱讀寓言為前提，“次創(chuàng)造”出來的第二世界就不應該遵循我們的道德觀念，我們也不應該試圖使之符合我們的道德觀念。托爾金之子克里斯多弗·托爾金就對電影的一些合乎時宜的改編頗有微詞，引起后續(xù)的版權紛爭。而這就引出對亞馬遜改編《精靈寶鉆》的劇集的態(tài)度：從一開始，這就是一本不適合被改編的作品，托爾金本人恐怕也不會贊同其中“政治正確”的改編部分——這只是第一層。而更加徹底的托爾金立場則將是“次創(chuàng)造”意義上，劇集既然要對一個創(chuàng)始神話進行改編，那就不能停留在只是改個膚色、改個造型，膚色、造型都應該有相應的神話支撐，由此一來，對于這些膚色、造型的變化產生之后，后世有什么樣的影響，都應該重寫。換句話說，那將會是一個去托爾金化的“新中洲”。最糟的結果就是既使用一個更傾向于右翼的作品框架，又試圖在不影響原著故事的情況下塞進去進步主義的議程。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批評托爾金太種族主義和批評改編托爾金的人太政治正確/不夠種族主義，二者其實都是對的，但是從托爾金對神話所寄托的理想來說，都與他的意愿相去甚遠——托爾金本來就沒想你去挖掘他的目的，精靈與二十世紀雅利安人神話的關系除了在針對托爾金的文學理論研究以外，就不應該存在。托爾金壓根不承認作者的創(chuàng)作存在某種潛意識，而只承認創(chuàng)作受限于作者能夠獲得的材料，因此他的改編者完全可以用托爾金解釋作品里有很多世襲制政體時的原話來解釋所有的改編：“這可以形成非常有力的故事情節(jié)和動機。”畢竟托爾金的創(chuàng)作觀念乃至他不承認的創(chuàng)作意圖都是前現(xiàn)代的，他所試圖恢復的世界已經去而不歸，到今天的的確確已經過時。
托爾金肯定不愿承認他要通過將作品政治化以傳達道德觀念，而傾向于將故事的寓意都說成是審美趣味使然，在今天看來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行為。而在所有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的一部分的今天，認為黑皮膚精靈太過政治正確所以冒犯了托爾金的意圖，這種綁定了作者意圖的“認為”本身就已經足夠反托爾金，甚至比出現(xiàn)黑皮膚精靈本身更能讓托爾金死不瞑目。所以我們也不必太糾結于如何改編才是最尊重托爾金的——開始琢磨這件事的那一刻開始，托爾金就已經開始在棺材里翻來覆去了，索性讓他翻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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