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憐憫是正義……的基石

《皮》， [意] 庫爾齊奧·馬拉巴特著，魏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12月版，394頁，52.00元

今年春夏交接以來的天氣極為反常，忽然就會刮起一陣橫風暴雨。在北方有人拍到了滿地的冰雹，在南方的流溪河畔旋起了一股龍卷風。在這不平靜的夏天，讀意大利作家、記者庫爾齊奧·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的小說《皮》（原書名La pelle，1949；魏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12月），似乎在冥冥之中有某種聯(lián)系。其實這個中譯本早在幾年前就出版了，慚愧的是我到現(xiàn)在才讀到。

作者從1943年10月1日美軍第五集團軍占領那不勒斯的歷史背景開始講述，書中的“我”的身份是盟軍登陸后在意大利游擊隊與盟軍指揮部之間的聯(lián)絡官，名字也是馬拉巴特。這部小說就是脫胎于作者本人的真實經(jīng)歷，在書中通過聯(lián)絡官馬拉巴特的第一人稱口吻講述了他在跟隨盟軍從那不勒斯到羅馬的進軍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

“解放”與“占領”、“勝利者”與“失敗者”是全書一開始的第一個主題，也是貫穿于全書的反思戰(zhàn)爭與人性的主線之一。在某種我們曾經(jīng)熟習的戰(zhàn)爭史與戰(zhàn)爭文學敘事中，“解放”與“勝利”通常只有一種固化的觀念維度和美學風格，歷史被純化為一幅色彩鮮艷、氣氛熱烈的宣傳海報；即便在某些新學術話語的包裝中顯得較為精致和更有文本化，但是其扁平的實質(zhì)并沒有改變。《皮》從一開始就顛覆了這種“解放敘事”，把讀者引領到二戰(zhàn)結束前夕意大利的真實歷史語境中去。馬拉巴特曾經(jīng)行進于真實的戰(zhàn)爭泥淖中，視野中的血污與廢墟不是勝利者“解放敘事”中的審美點綴，而是觀察與反思的真實原點。他的身份和經(jīng)歷不僅使他成為具有鮮明異質(zhì)性的反戰(zhàn)文學作者，而且成為戰(zhàn)爭廢墟中的歐洲文明的現(xiàn)代主義守夜人。

庫爾齊奧·馬拉巴特的原名是Kurt Erich Suckert，1898 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附近，父親是德國人、紡織企業(yè)高管，母親出身意大利倫巴底豪族。一戰(zhàn)爆發(fā)后他徒步到法國加入法軍，在馬恩河戰(zhàn)役中受傷。戰(zhàn)后他獲得法國政府頒發(fā)的勛章，先是做記者，1919年為“巴黎和會”當新聞官，1920年被派到華沙的意大利使館擔任文化專員。他以記者身份寫了不少文章批評意大利政府腐敗，在1922 年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黨，參加了使墨索里尼上臺執(zhí)政的“進軍羅馬”行動。有說法是當他看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真面目后，他以給自己改名來表示抗議，新的姓氏“馬拉巴特（Malaparte）”這個詞本身有“壞的、不好的”和“憤怒”的含義。他在意大利創(chuàng)辦了幾份雜志，曾經(jīng)出任米蘭《新聞報》的主編。1931 年，這個“憤怒”的、“不好”的馬拉巴特在巴黎用法語出版了批判性地記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奪取政權的過程和手段的《政變術》，該書很快在意大利和德國被禁，他本人被開除黨籍并被判流放五年。二戰(zhàn)爆發(fā)后，馬拉巴特以意大利《晚郵報》戰(zhàn)地記者的身份奔波于歐洲東線和北線戰(zhàn)場，寫了很多戰(zhàn)地報道和各種人物采訪。但是在伊恩·布魯瑪看來，馬拉巴特仍然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在戰(zhàn)后聲稱自己因“反法西斯”而被懲罰是一派胡言。他在《新聞報》的時候是法西斯主義的忠實宣傳員，他為之撰稿的《晚郵報》在當時是一份法西斯報紙。他在戰(zhàn)后被意大利左派譴責是法西斯分子，而前法西斯分子則認為他是叛徒。（伊恩·布魯瑪《壞分子馬拉巴特》，《泰晤士報文學增刊》2020年5月8日，轉(zhuǎn)見《澎湃新聞》2020-06-06）很顯然他對待意大利法西斯的立場是復雜和矛盾的。1941 年德國入侵蘇聯(lián)，馬拉巴特在一家烏克蘭的農(nóng)舍里開始根據(jù)自己的戰(zhàn)時經(jīng)歷和見聞撰寫小說《完蛋》（Kaputt），1944 年該書出版后很快成為國際暢銷書。該書的書名直接表達了主旨：“法西斯注定會完蛋”?！镀ぁ烽_始創(chuàng)作于戰(zhàn)爭結束后，在1949 年出版。實際上，不妨把《皮》看作是《完蛋》的續(xù)集，它對戰(zhàn)爭與人性的反思更為復雜，也更為曲折和深刻。雖然《完蛋》和《皮》這兩部小說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歷史紀實的特征，但是它們最為突出的還是所具有的強烈的美學風格和獨特的文學敘事手法。

作為書名的“皮”（pelle）在意大利語中可以引申為“生命”，“拯救自己的皮”（salvare la pelle），喻僥幸活命、茍活。馬拉巴特說人們?yōu)榱诉@張“皮”而受苦和戰(zhàn)斗，似乎講的就是好死不如賴活，在這里他對人性的看法是黑暗的?！拔覀兊钠?，這該詛咒的皮。您甚至無法想象為了拯救自己的皮，一個人會如何去做，會變得如何英勇或者無恥?！保?46頁）

《皮》的第一章“瘟疫”有兩個主題：勝利者-失敗者和瘟疫?！澳遣焕账沟摹烈摺窃谝痪潘娜晔乱蝗毡l(fā)的，正是盟軍部隊以解放者的身份開進這座不幸的城市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是那不勒斯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它標志著意大利和歐洲開始擺脫憂慮和恥辱，擺脫奴役與戰(zhàn)爭的痛苦。正是在那一天，這場可怕的瘟疫爆發(fā)了，而且從這座城市逐漸蔓延到整個意大利和整個歐洲?！保?8-29頁）不管必然還是偶然，兩個并置的主題就這樣糾纏在一起，還有什么比戰(zhàn)爭與疫情的疊加更能使歷史與人性經(jīng)受考驗？選擇一座城市的“解放”事件作為小說的開端，這并不稀奇；但同時伴隨的是“瘟疫”就顯得不一般了，歷史進程中時常隱含的隱喻力量就這樣顯得鮮明而刺眼。

先說第一個主題。意大利在二戰(zhàn)期間先是屬于法西斯陣營，在墨索里尼政權倒臺和盟軍登陸后轉(zhuǎn)變角色，加入了反法西斯陣營，意大利因此從“失敗”轉(zhuǎn)而“勝利”。馬拉巴特通過對換軍裝的描寫表達了角色轉(zhuǎn)換的深刻內(nèi)涵。加入盟軍的意大利士兵穿上了從戰(zhàn)死和負傷的英軍身上脫下來然后經(jīng)過重新染色的英軍軍服，還可以看到軍服上的彈孔和血跡，那是曾在北非、西西里與英軍作戰(zhàn)的意大利士兵留給敵人的。在失敗、投降之后只要換上敵人的軍服，意味著自己也成為了曾經(jīng)的“敵人”，同時也使自己成為了勝利者的“自己人”。這種“棄暗投明”敘事曾經(jīng)與階級敘事或民族敘事緊密結合，成為一種“新生”敘事，“解放戰(zhàn)士”這個說法不無喜感。但是這種失敗與勝利的切換在馬拉巴特看來顯然只是一張單薄的“皮”的更換，他根本就不相信角色的瞬間切換能說明世界的真實變化，這與戰(zhàn)場倒戈的真實性并無關系。因此當他望著穿上英軍軍服的意大利士兵在聽帕萊塞上校訓話的時候，突然恐懼地發(fā)現(xiàn)上校和士兵們已經(jīng)死了；“意大利這個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塊腐爛的肉一樣發(fā)出惡臭。”（第7頁）這不是對意大利的詛咒，而是對失敗與勝利的悲劇性的感性描述，是心底里那種強烈愛國情感的疼痛表述。

“失敗”與“勝利”的更為喜劇性的轉(zhuǎn)換當然是表現(xiàn)在廣大市民身上?！拔铱蓱z的那不勒斯人……扮演起失敗者的角色：他們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廢墟上高興地跳躍，揮舞著外國人——前一天還是他們的敵人——的旗幟，從窗戶里把花朵丟到勝利者的身上?！保ǖ?頁）作者非常精準地描述了這種我們同樣熟悉的場面和氛圍，然后指出：“盡管民眾表現(xiàn)出這種真摯的熱情，然而，在整個那不勒斯城，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失敗者。我不知如何解釋他們靈魂中誕生的這種如此奇怪的情感?！保ǖ?-4頁）在那種歷史時刻中“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失敗者”，這是一個真實而重要的問題，很值得作為一個研究視角而深入挖掘。更有意思的是，馬拉巴特接著立刻想到了作為勝利者的盟軍的態(tài)度：“盟軍難道能夠奢求解放這些人民，同時又強迫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嗎？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失敗者。假如因為那不勒斯人既不覺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而歸罪他們，這恐怕有失公允?！保ǖ?頁）不知是否因為翻譯的問題，這段話的意思不是很清晰。但是把“自由人”與“失敗者”作為兩種對立的形象凸顯出來，不是自由人就是失敗者，這就是隱含在這種歷史時刻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我由此想到這樣的歷史情景完全可以作為二十世紀史研究的一個研究專題：戰(zhàn)爭硝煙尚未完全消散之際的軍隊進城，勝利者與失敗者的相遇時刻。當然已經(jīng)有過大量這樣的研究，比如馮克力先生的《當歷史可以觀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增訂版）中有一章就是這個專題，在對歷史照片的解讀中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但是把相關的研究匯集起來、相互比較并寫成一部專著，似乎還沒有讀過。

瘟疫是這一章的第二個主題。當然首先要談的是瘟疫與盟軍的關系：“懷疑這場可怕的疾病是由解放者們帶到那不勒斯來的當然有失公允。不過，當人們帶著驚奇和迷信所引發(fā)的恐懼，發(fā)現(xiàn)盟軍士兵奇怪地沒有受到感染，這種猜疑在他們的頭腦里便得到了證實?！保?9頁）難道他們是無癥狀感染者？不管怎么樣，下面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當局嚴厲禁止在公眾中散布瘟疫是由解放者們帶到意大利來的這種說法，并且威脅說違者會遭到很重的懲罰。私下里重復這種說法也是很危險的，即使竊竊私語也是一樣，因為在這場瘟疫眾多令人厭惡的后果當中，最令人厭惡的就是瘋狂的憤怒，還有對于告密的渴望以及它帶來的快感。一旦傳染了這種疾病，每個人都會監(jiān)視父親，母親、兄弟、孩子、伴侶、情人、親戚，還有最要好的朋友。不過，他從來都不會監(jiān)視自己。這種奇特的瘟疫最驚人和令人作嘔的特點，事實上是將人類的良知變成一種恐怖而骯臟的毒素?！保ㄍ希R拉巴特在大半個世紀前對瘟疫的最嚴重的指控到今天仍未失效：“將人類的良知變成一種恐怖而骯臟的毒素?！彼f這場瘟疫不會腐蝕身體，但會腐蝕靈魂，“患者的四肢表面上未受傷害，然而，在健康的肉體軀殼之內(nèi)，靈魂已經(jīng)變質(zhì)、腐爛。它是一種道德的瘟疫，好像沒有任何措施可以與之抗衡”。（30頁）說對身體沒傷害是不可能的，馬拉巴特要突出的是對人的靈魂的傷害。為了防疫，英美軍事當局禁止盟軍士兵涉足城里傳染最嚴重的區(qū)域，但是“解放者們最常光顧的恰恰就是那些禁區(qū)”。禁止與反禁止所帶來的是這場傳染病很快就變得非常嚴重，但是所表現(xiàn)出來的情景卻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那種?！八缤粋€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間節(jié)日，一場喪禮的表演，怪誕而污穢的外表賦予了它一種殘忍，甚至惡魔般的特征：在廣場或者大街上，在被炸毀的房子的廢墟里，上演著喝醉的黑人與幾乎赤裸、甚至赤裸的女人之間的舞蹈：在成千上萬覆蓋在瓦礫下的死尸散發(fā)出可怕臭氣中，他們飲酒、吃飯、享受、唱歌、大笑、揮霍和盡情狂歡?！保?0頁）正所謂同人不同命，同樣是傳染病在不同族群中卻有著大不相同的表演；雖然這可能更多是馬拉巴特強烈的病態(tài)審美傾向的宣泄，但是那種怪誕、驚悚中的狂歡畢竟比貪生怕死的怯懦與順從要好很多。

真正令人糾結的是“解放者”的形象，這是連結兩個主題的關鍵點。瘟疫的確是由解放者自己帶到歐洲來的，人們對此感到“一種深刻而真誠的痛苦”。那不勒斯人不仇恨盟軍，真誠地迎接盟軍的到來?！吧锨甑膽?zhàn)爭和被外族侵略的經(jīng)歷教會他們，讓失敗者淪為奴隸是勝利者的慣例。而盟軍給他們帶來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人們立刻愛上了這些出色的士兵……?！保?2頁）但是他們也帶來了傳染病，連美國士兵也對此感到恐懼和動容，因為他們自己也懷疑“這種恐怖的傳染病就存在于他們誠實而靦腆的微笑中，在他們充滿仁慈和同情的目光中，在他們親熱的撫摸中。瘟疫就存在于他們的憐憫中，在他們幫助那些不幸的人、減輕他們的災難、將他們從令人恐怖的不幸里拯救出來的愿望中”。（33頁）除了傳染病，還帶來了對靈魂的腐蝕劑：“只要一個盟軍士兵從吉普車上探出身子，向一個女人微笑，稍稍撫摸一下她的臉，那個在此之前始終非常自重而且純潔的女人就會變成妓女。只要孩子把美國士兵送給他的糖放在嘴里，他無辜的靈魂就開始墮落?！保?3頁）這是爭取自由付出的雙重代價，身體的與靈魂的代價?！盎蛟S歷史早已寫下，歐洲的自由不應該誕生于解放，而應該誕生于瘟疫?！杂蓛r格昂貴……因為用來支付它的不是黃金，也不是鮮血或者最高貴的犧牲，而是怯懦、賣淫、背叛，是整個靈魂的腐爛?！保?4頁）有點像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認真審視“自由”的實踐語境的話，甚至還可以把對“自由”的批判話語重新翻出來，不難發(fā)現(xiàn)“靈魂的腐爛”的確是自由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馬拉巴特在該書扉頁寫著懷念“所有那些為了歐洲的自由而做出無謂犧牲的，勇敢、善良、誠實的美國士兵，我的戰(zhàn)友們”，在書中他與杰克·漢密爾頓、吉米·雷恩等盟軍軍官的交往帶有真實的情感，在描述中對美國人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正面的，雖然時常也流露出嘲諷與憤懣。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曾經(jīng)為“意大利的美國形象與美國的意大利形象”研討會寫過一篇文章（1980年，哥倫比亞大學），其中引述了意大利記者、作家平托爾（Giaime Pintor）在1943年死于反法西斯戰(zhàn)爭之前寫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平托爾談到美國的微笑、樂觀主義、物質(zhì)文化中愚蠢的一面以及美國教育的意義，認為對美國的希望與信任就在于他們對人道尊嚴的捍衛(wèi)。1941年意大利彭皮尼亞出版社編輯了超過一千頁篇幅的文集《美國人》，第二年被查封后再出版了刪節(jié)版。（參見翁貝托·?？啤栋？普勎膶W》，翁德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263-268頁）這些都可以看作是馬拉巴特在1940年代對盟軍和美國文化的認識的思想文化氛圍，在《皮》中對美軍士兵就有不少關于微笑和樂觀主義的表述。

馬拉巴特對生存與斗爭的關系有過許多獨特的思考。在該書中他對人類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進行的斗爭作了區(qū)分，比如戰(zhàn)爭與瘟疫。在為了生存的戰(zhàn)爭中，人們?nèi)匀槐３种饑溃湴炼謽O度頑強地捍衛(wèi)尊嚴，像狼一樣與侵略者斗爭，那是一種高貴、莊嚴、誠實的戰(zhàn)斗。而“瘟疫”會令所有人為了生存而變得骯臟、墮落、屈辱。男人、女人、孩子為了一塊面包、一點爐火、給孩子遮體的一點破布、用來睡覺的一點稻草，甚至是一個空罐子、一節(jié)煙蒂、一塊橙子皮、一片從垃圾里揀出來的干面包皮、一塊剔過的骨頭，為所有的一切而表現(xiàn)出各種形式的怯懦，做出所有可恥和犯罪的行為：出賣別人和自己，在權力的鞭子前面卑躬屈膝，微笑著擦干沾污自己面頰的痰。（46-47頁）更令人動容的是，他講述的1943年9月底德國法西斯軍隊在那不勒斯試圖把男人抓去德國時遇到的反抗：一群群憤怒的婦女手無寸鐵地撲向德國人，將他們圍困在小巷里，將瓦片、石頭、家具和滾燙的水鋪天蓋地從屋頂、露臺、窗戶向他們傾注下來。一群群勇敢的孩子撲向坦克，兩只胳膊高舉著燃燒的稻草捆，在燒死那些戴著鋼盔的德國人的同時自己也同歸于盡。在那不勒斯解放之后，“我”見到的德國士兵的尸體是這樣的：很多士兵的臉被撕爛，喉嚨被咬破，肌肉上的齒痕清晰可見；有些士兵的臉被剪刀戳破，有很多士兵的顱骨上釘著長長的釘子——因為沒有其他武器，十幾個憤怒的男孩把德國士兵按在地上，用大石頭把長釘釘進他們的頭顱。（47-48頁）

兩種不同的生存斗爭，婦女與孩子的勇敢與犧牲精神，在今天還有什么比這些更能打動我們、更能讓人感到羞愧不已、更能使人產(chǎn)生憤怒的情感？！對狂野與憤怒的本能的歌頌是馬拉巴特很容易就流露出來的審美正義情感，當我們面對令人感到屈辱、感到使人失去尊嚴的情景，但是要弄清楚其中原因、是非，可能的解決方法又太費事，甚至會掉進惡意的圈套的時候，就只有這種憤怒的本能，這種基于人性深處的審美本能是最寶貴、最可以信賴的。正義與自由是否總會降臨，其實是天曉得的事情，只有這種憤怒的、審美正義的本能是天注定屬于我們的，是正義與自由最根本的基石。

并非有意的對比，馬拉巴特在書中還寫到了各種外表花哨、行為時髦、有各種性別傾向、內(nèi)心懦弱的知識分子、資產(chǎn)階級分子、 自詡信仰馬克思的青年人，在他的嘲諷的目光中都顯得那么可疑與可笑。在他看來他們都有一種秘密的邪惡，將自由的理想變成對情欲滿足的渴望，將道德要求變成對責任的拒絕，將社會和政治義務變成徒勞的理智訓練。“我心里想，曾經(jīng)在這些屬于資產(chǎn)階級的年輕知識分子中間流行，而且至今仍然時髦的漫不經(jīng)心，到底有多少是出于貧窮，又有多少是為了賣弄風騷。”（111頁）對的，在倍感屈辱與憤怒的日子里，就是要打倒偽資產(chǎn)階級的漫不經(jīng)心！馬拉巴特在書中對年輕人從不客氣，更不屑于討好。如果他知道竟然有一群年輕人因為茅房被鎖住了就寧愿乞求、只敢哭訴，而根本沒想到、根本不敢把屁股狠狠地亮出來、把屎尿憤怒地噴出來、然后順帶把那茅房也拆了，恐怕他會笑死的。當然，“他們彼此使著眼色，好像在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可名狀的秘密默契……他們談論著艾呂雅、紀德、阿拉貢、儒弗，仿佛這些人都是他們親密的朋友，與他們早有戚戚”。“我吃驚地想，我們這一代在戰(zhàn)爭、內(nèi)戰(zhàn)、反抗獨裁者和民眾的暴政中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堅強、勇敢，我們是男性化的一代，不向死亡妥協(xié)，盡管經(jīng)受失敗的屈辱和痛苦卻不曾被征服，怎么會生出如此腐敗、憤世嫉俗、女性化，如此安靜而溫柔地活在絕望中的一代人？”（111-113頁）說他們憤世嫉俗，還是美化了他們；說他們是女性化，這是他的自相矛盾，他筆下那群那不勒斯的婦女就是最勇敢的人?！叭绱税察o而溫柔地活在絕望中”說得很好，但其實他們也不會感到絕望，只會感到戰(zhàn)爭結束后歐洲就歲月靜好。

當他在那不勒斯的老教堂廣場、市中心、最高貴的宮殿前面、基亞塔莫內(nèi)街和烈士廣場上看到有成群的孩子被公開販賣時，他同時看到了天空，感到此時此刻有這樣明亮的天空也是一種恥辱。在歷史上那不勒斯人無論如何困難都從來沒有賣過孩子，他只能以憤怒與憐憫來宣泄對那不勒斯的愛與恨。我在多年前曾經(jīng)兩次去那不勒斯城游逛，從這里再去龐貝。如果那時候就讀過馬拉巴特的這部書，肯定會在這里多呆一些時候，感受會大不相同。

馬拉巴特對那不勒斯人的最大了解與贊美竟然是那種憐憫之情——不僅憐憫他人，對自己同樣懷有憐憫——哪怕是那些出售老婆、女兒的男人，那些為了一包香煙去賣淫的女人。只要還有這種情感，終有一天他們將會成為自由的人。（49頁）因此，只有憤怒的本能與憐憫的情感，能夠成為正義與自由的基石。

無論那不勒斯的風往哪個方向吹，歐洲的天總是要亮的。馬拉巴特跟隨盟軍一路打到羅馬，我想到的是一首詩《黎明的通知》，他要告訴那些曾經(jīng)在那不勒斯的黑夜中哭泣、在地中海邊的陽臺上鼓盆、在鐵網(wǎng)前無奈地跺腳的人，或者他還想告訴那些在巴洛克式官邸密室中窺測風向、以權力做賭注的人—— 他要告訴他們的是，他們所盼望的或害怕的天亮，總是要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