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韓策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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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脈絡的科舉改制
清季科舉制變革，是內外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其中，作為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改制決策的參與者，若干實力督撫與朝內重臣的主張、運作和權力格局值得特別關注。既往研究更多側重于督撫方面，在中樞、禮部、翰林院方面相對薄弱。
其實，從戊戌變法開始，科舉制變革就包含兩條相輔相成的改制脈絡。一是科舉考試新章脈絡。從廢八股文、試帖詩，改試中國政治史事論、各國政治藝學策、四書五經(jīng)義入手，希望透過改內容、調場次、變文體等措施，注重中國“實學”，引入“西學”時務，拔取應時人才。二是從整飭翰林院到詔開進士館的脈絡。希望以速成之法，教科舉已取之才。既令資深翰林群體研習經(jīng)世實學，而自癸卯科會試開始，新科進士中的翰林、主事和中書須入京師大學堂特設的進士館肄習法政、理財?shù)刃聦W，以期從科舉精英中培訓出略通西學時務的新政人才，同時引導士人學習風氣向“實學”、“新學”轉變。前一改制脈絡旨在直接用所謂的“經(jīng)世實學”取士，后一改制脈絡則對已取之士再課以西學時務，兩相配套，皆為解決科舉為人詬病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弊。前者由督撫主動發(fā)起并竭力運作，而受到中樞、禮部的制約；后者因系科舉改制在高層的推進，所以是由部分中樞大臣主動發(fā)起并積極促成的。
就辛丑科舉新章來說，在改制之始，朝臣與督撫、京官與外官以及督撫之間頗有分歧，且一開始就與鄉(xiāng)試、會試展期問題糾葛纏繞。1901年春夏，正在醞釀改科舉的東南督撫劉坤一和張之洞，鑒于科舉新章頗來不及在辛丑鄉(xiāng)試中實施，擔心再考八股舊科舉，不僅會拖延落實作為新政首務的科舉改章，甚至也會影響興學堂等新政次第展開，故奏請辛丑鄉(xiāng)試展期一年（鄉(xiāng)試展期，會試自然延后）。與此同時，清廷高層希望通過盡快舉行鄉(xiāng)試以收庚子殘局下的人心士心。王文韶、孫家鼐等重臣對劉坤一、張之洞一再奏請鄉(xiāng)試展期大不以為然；張百熙甚至代表京官激烈陳奏，“詰責”劉、張。然而，在辛丑之際兩宮西狩、東南互保的權力格局下，劉坤一、張之洞舉足輕重，中央正深倚重。他們既對中樞重申己見，又向各省串聯(lián)施壓，堅持鄉(xiāng)試展期。結果，經(jīng)過多回合明爭暗斗，最終辛丑年鄉(xiāng)試或展或行，雙方主張均未實現(xiàn)。但這加劇了中樞、禮部與東南督撫在科舉議題上的分歧，并投射到了科舉新章的制定出臺上，直接影響了科舉改章的內容和走向。
因此，雖然1901年七月清廷部分采納《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之建議，下詔改科舉、興學堂。但是，科舉詳細章程的擬定和頒行充滿爭議。盡管劉坤一、張之洞屢次奏請鄉(xiāng)試、會試采用分場去取之法，但中樞、禮部對科舉大典的理解顯然頗為不同，在穩(wěn)定士心、三場平衡、可操作性等方面另有考量，終不松口，然又不能完全否決彼時權勢煊赫的劉、張，故“兩害相權取其輕”，議準其臨時提出的廢謄錄主張，以為“補償”。千年以來“無害于選才而有益于防弊”的糊名易書制度就此廢除，給鄉(xiāng)試、會試帶來了嚴重惡果，與科舉改制的初衷背道而馳。
進言之，張之洞辛丑年提出的科舉新章是由其戊戌新章延續(xù)而來。但后者因有與康梁派競爭“學術霸權”的考量，所以不免炫博，以中體西用為標榜，號稱熔科舉、經(jīng)濟、學堂于一爐，實則求全求難，標置太高，未必適于改章之初的社會實情；雖曾頒行天下，卻是在百日維新的特殊時期，未經(jīng)廣泛討論就由光緒帝徑自允準的。但正因曾經(jīng)頒行，加以張之洞、劉坤一在辛丑時地位凸顯，所以張之洞的科舉方案自然占了上風，成為新政伊始科舉改章的底本。雖然張之洞也意識到其戊戌新章規(guī)定二場考試聲光化電太過“荒唐”，辛丑改章時將其刪除，但其方案中頭、二場論、策題量太多，內容偏難，頗有可議之處，四書五經(jīng)既置于三場且題量甚少，自然又難免荒經(jīng)之弊。但是，急于富強，不惜倡導西學皮毛亦可救國的張之洞，在辛丑時已有廢科舉、專重學堂之心，所以改科舉方案只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因而就既未能跳出學堂、科舉新舊勢不兩立的非黑即白式的認識局限，更未能站在更高的層面，深入理解科舉對國家、社會與文化的意義，將制度設計斟酌妥當。
因此，1901年沈曾植的變法條議雖然作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底稿，但其中更為穩(wěn)健的不廢八股，科舉、學堂分途考試方案，卻被劉坤一、張之洞舍棄。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科舉、學堂分途考試的思路與其戊戌年為總理衙門擬定的經(jīng)濟?？品桨敢幻}相承，意在保留科舉舊法以安頓舊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對穩(wěn)定，同時開辟新科舉之途，為學堂“新學”學生謀出路。二者分途進行，兩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漸進地轉移風氣，實現(xiàn)新舊人才的穩(wěn)妥交替，使中國的固有秩序、禮教、文化不致斷裂崩潰。當年這一業(yè)經(jīng)頒行的方案被康梁派急進的改科舉行動所推翻；迨辛丑之際，又被同樣急于效西法的張之洞所舍棄。
其實，在未受庚子事變巨大刺激之前，作為舊學權威但頗為趨新的吳汝綸，就中學、西學，科舉、學堂的分合問題，亦有類似的冷靜思考。所以，戊戌至辛丑改科舉的思路和方案還有更多選項，歷史的復雜性和可能性顯然超過我們既有認知。這也提示我們去探究影響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以最終形成了如此局面?？傊兎ǜ闹萍燃鼻羞M行，決策高層又分歧巨大，群臣不能平心靜氣地從容探討，將掄才大典斟酌至善，為國家策萬全之安，而是權謀相加，輕變舊制。所以改制決策頗多可議，為此后的考試實踐埋下了隱憂。
科舉改制的另一條脈絡，是從庚子前后整飭翰林院到1902年十一月詔開進士館。這一脈絡是在最高層調適科舉與學堂關系的重要步驟，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樞大臣主動變革科舉的努力，既與辛丑科舉新章相配套，是科舉改制的擴大，又蘊含著抑科舉而揚學堂的深意，因而在科舉改制中具有風向標的意義。研究顯示，整飭翰林院主要由孫家鼐發(fā)起和主持，而詔開進士館是瞿鴻禨、榮慶極力推動的結果。此舉延續(xù)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舉已成之才，實現(xiàn)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變革，并與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的籌備工作緊密銜接。但在政務處初期討論中，王文韶、鹿傳霖與瞿鴻禨意見參差，既包含理念之爭，又牽扯人事安排，反映出翰林院與大學堂、科舉與學堂關系的重重糾葛。由于翰林院不僅接近政治核心，而且與科舉關系至密，是士人觀瞻所在，故其改革直接反映清廷推行科舉改制的決心與力度，極具示范效應。同時，開設進士館還涉及官員的養(yǎng)成制度，關系新進士的出路和仕途，自然影響甚大。
正因為如此，詔開進士館不僅在樞臣中頗有論爭，在京外官、士子群體及報刊輿論界，更引發(fā)了多方面回響。雖然當局此舉有意抑科舉而揚學堂，但彼時津、滬報界已經(jīng)傾向廢科舉，故并不滿足此漸進改革。所以，開進士館不僅未能贏得一年前廢八股時那樣的好評如潮，反而引來不同程度的差評。趨新的報界輿論并以此為絕好題目，將批評開進士館演化成了廢科舉的宣傳鼓吹。同時，開進士館給新進士心理層面與實際出路皆帶來不小沖擊。不少新進士頗為抵拒也就可以想見，而依戀科舉的朝官亦多有訾議。這導致進士館章程屢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落實和成效。當局擴大科舉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這樣紛紛擾擾以及學堂、科舉勢不兩立的聒噪下，科舉的形象進一步遭受貶損。
從改科舉到廢科舉
當樞臣瞿鴻禨等籌劃詔開進士館之時，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撫也在串聯(lián)著推進三科遞減漸廢科舉。其實，從1901年開始，在改、廢科舉過程中，趨新督撫就形成一個交互激進的模式。1901年袁世凱之所以在新政復奏中提出用實科徹底取代舊科舉的主張，就頗因張之洞的助推之力?！逗V總督張之洞來電》（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廣總督張之洞電》（辛丑三月初七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9卷，第149~150頁。隨后，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遞減科舉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凱的“啟發(fā)”。劉坤一去世后，袁世凱舊事重提，擬定三科遞減奏折，會同張之洞于1903年陳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諸多京官的強烈抵制。當年張之洞進京，努力半載，最終實現(xiàn)了三科遞減方案。參見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頁；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第93~101頁。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遞減一事，出頭在袁世凱，達成卻是張之洞。袁世凱在給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說：“此老（指張之洞）竟將科舉辦減，近日稱贊不去口?！薄吨戮毐幪嵴{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2卷，第55頁。可是，僅僅一年多之后，袁世凱、端方等人又聯(lián)絡奏請立停科舉，結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續(xù)一千多年的科舉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過程中，袁世凱、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為有恩科及庚子事變的沖擊，科舉考試的年份被徹底打亂，其中1901年至1904年，鄉(xiāng)試、會試連綿舉行。同時，按照此前上諭，1906年、1907年將分別舉行鄉(xiāng)試和會試。所以，從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沒有鄉(xiāng)、會試。鑒于鄉(xiāng)、會試之年，例不言科舉,1903年京官批評袁世凱、張之洞奏請三科遞減科舉的理由之一，也是鄉(xiāng)、會試之年例不言科舉。因此，除了議修京師貢院和王文韶出軍機等因素外，參見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第116~128頁。對于趨新督撫來說，1905年確是奏停科舉的最佳年份。
同時，督撫請廢科舉，經(jīng)歷了一個從分奏到聯(lián)銜的過程，體現(xiàn)了中樞與督撫權力格局的變化。在辛丑議復新政時，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本欲聯(lián)銜會奏，但中樞示意分奏，所以最終劉、張二位參預政務大臣聯(lián)銜會奏，其他督撫則單銜復奏。參見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第90頁。迨1903年奏請三科遞減，袁世凱、張之洞本欲多拉幾位督撫以壯聲勢，周馥、端方、岑春煊亦愿意會銜。但之所以最終僅袁、張會奏，蓋有“京友”提醒“不宜多會銜，恐嫌為疆臣要在必行”，《致署兩江（湖廣——引者注）總督端方等電》（1903年3月10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1卷，第66頁。說明中樞高層仍不愿督撫聯(lián)銜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舉之奏，則由袁世凱、端方、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等多位督撫聯(lián)銜，再不見中樞高層示意反對，既折射出中樞與督撫權力格局的變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結果。無論如何，這為1910年多位督撫奏請開國會、設責任內閣的聯(lián)銜行動開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撫的串聯(lián)活動。
作品簡介
《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韓策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5月
晚清的中國連遭挫敗，被迫走上變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舉制度首當其沖。本書即旨在探討清末新政開始后，科舉改制下的癸卯、甲辰兩科會試，及其造就的中國歷史上最后的進士群體在清末民初的出處進退與最終命運。
作者呈現(xiàn)了清季科舉改制相對完整的實際運行圖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這一重大的制度變革。同時，以一個人數(shù)眾多但范圍固定的進士精英群體為對象，探討后科舉時代士人群體的轉型和命運問題，既希望分析把握群體的整體特征和趨向，也觀照其內部的分層、差異和復雜性，并將停廢科舉、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納入觀察，彌補了既往研究更偏重個體和鄉(xiāng)村士子的薄弱之處，拓展和推進了清末民初政治、社會文化轉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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