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蘇軾《賈誼論》

一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有一條以賈誼、陸贄與蘇軾三人并論，而痛批蘇軾云：

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肉也，佚游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xué)不出于揣摩之術(shù)，以熒天下而售其能。習(xí)于其父儀、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攬?zhí)煜露掠谄娇抵馈Ｎ娘椧越?jīng)術(shù)，而自曰吾誼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贄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于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贄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誼曰：“擅權(quán)紛亂。”于誼為誣，于軾允當(dāng)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于誼與贄之間，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見《船山全書》第十冊，100頁）

在我的印象中，可能這是最有火氣、也是最厲害的攻擊蘇軾的文字了。王夫之不愧號做“姜齋”，他的罵人的文字，可謂姜一般的辣，痛快有殺傷力，使人喜讀。并且他罵的人又多，古人在他的筆下，大抵是體無完膚。蘇軾之被批抹幾句，不算什么。當(dāng)然，蘇軾議論起古人，有時也是翻弄筆墨，只圖快于口，而不顧事實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有此“語業(yè)”之報，也就怨不得人了。

王夫之說蘇軾“自曰吾誼矣”，大概是真的。不過，據(jù)蘇軾廿六歲作《賈誼論》，為賈誼下的考語云：“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識不足也?！庇炙坪鯚o其事。因為，一個人既自比于古人，就一定是對他所比的那個古人，有較深的感情，有很高的評價，也就必不任意輕貶，尤其不至蔑之為“量小”“識不足”，只有他所不喜、比不了的人，才可能不加護持，褒貶隨心。說起來，蘇軾的《賈誼論》，是一篇家弦戶誦之文，歷來批點家也一致推贊，但其中的錯誤及問題，卻是無法掩蓋的?；蛘邠Q言之，這篇文章所說的，其實是站不住腳的。《老子》云：“善建者不拔。”東坡先生固未能也。

王夫之

《賈誼論》中云：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shù)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yōu)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紆郁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后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fù)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中華書局本《蘇軾文集》，第一冊106頁）

其實，這是在厚誣古人，而為編排之辭的。姑不提其他，只“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一句，就不是事實了。按“痛哭”云云，不用說，是指《漢書·賈誼傳》中所載的《陳政事疏》：“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边@是西漢鴻文的最有名的發(fā)端之一，一提便知。而所謂的“立談之間”，其語本于揚雄《解嘲》：“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薄傲⒄劮夂睢钡氖?，是指《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的：“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边@是李善注指出過的。后來的詩人，用此事的多，如王維《田園樂七首》之二：“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璧一雙?！秉S庭堅《次韻公擇舅》：“昨夢黃粱半熟，立談白璧一雙?！倍际?。蘇軾之用此語，是為了襯跌下句，從修辭上說，不可不謂有力。所以《古文觀止》中的夾批就用浮夸的口氣說：“責(zé)倒賈生，覺《治安》等篇，俱屬無謂?！彼^《治安策》，是《陳政事疏》的別名。這當(dāng)然是上了蘇軾的當(dāng)了，事實并不如此。因為賈誼“為人痛哭”、上《陳政事疏》的時間，是文帝初召他的五六年后，而他之初見文帝，則是在文帝元年（前179）?！稘h書·賈誼傳》云：

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xué)事焉，征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馀，最為少。（中華書局本，第八冊2221頁）

這也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所有的。為《屈原賈生列傳》所未及、《漢書》補出的，則是下面的事：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shù)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系長安獄治，卒亡事，復(fù)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yǎng)臣下有節(jié)。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第八冊2230頁、2260頁）

“其大略曰”后，所錄的便是長達五六千字、連顏師古注一起要占三十頁書的《陳政事疏》了。也就是說，《陳政事疏》之奏，是淮南王、濟北王反后的事，據(jù)《資治通鑒》卷十四，是文帝六年（前174），而據(jù)王益之《西漢年紀》卷七，則是文帝八年（前172）。《資治通鑒》可能更對些?；茨贤鮿㈤L，是劉邦與趙姬所生、文帝的異母弟，他大概生于高帝八年（前199）；濟北王劉興居，則是文帝之兄齊王劉肥的一個兒子，他在誅諸呂之時，是立了功的。劉興居反于文帝三年（前177），八月，兵敗自殺；劉長反于六年，被擄，以不食死?！蛾愓率琛分兄^“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xiāng)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謀為東帝”的就是劉長，“西鄉(xiāng)而擊”的則為劉興居，所指皆極明白；其所謂的“可為痛哭者一”，也正是緣此而發(fā)：“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后雖有扁鵲，不能為已?！边@又哪是“立談之間”的事？蘇軾熟讀《漢書》，《陳政事疏》一篇，必亦闇誦如流，而作《賈誼論》之時，筆下竟如此“前言不搭后語”，可謂咄咄怪事！而《古文觀止》的那個批，實在也就陋得可憐了。

不過，蘇軾的這個顯然的謬說，在后人也有覺察到的。方苞在《古文約選》中有一條批云：“亦自有見，但賈子陳治安之策，乃召自長沙獨對宣室、傅梁王后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未免鹵莽耳。”（據(jù)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四冊，3985頁）方苞之后，有方宗誠的《賈生論》，亦以為上疏事，“在宣室召對之后，為梁懷王太傅之時”（見《柏堂集前編》卷一）。而早于方苞、辨說得更詳?shù)?，是王世貞《讀書后》卷二《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后》云：

余少讀蘇軾所為《賈誼論》，謂非漢文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之不能用漢文爾?！嵛磭L不伏蘇氏論人之當(dāng)，揆事之長，而嘆賈生之無辭以自解。其后得班史之所著《傳》而讀之，然后知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也。夫賈生之始建議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興禮樂，固非絳、灌之所喜，而實亦非絳、灌所深惡也。其所深惡者，在遣功臣列侯就國而已，故假以紛更之罪而譖之帝，帝亦因其譖而姑出誼以慰安之，且欲老其材而后用之耳，非果于棄誼也?！渌稀吨伟膊摺?，有可為痛哭、長太息者，蓋在召對宣室與傅梁之后也，所謂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者，豈實錄哉？……史既稱絳、灌之惡之，而絳侯之就國，以一言告訐而逮系，誼以待大臣之禮風(fēng)之，而上遂幡然改。誼不絳侯之怨是修，而修國體，抑何厚也！劉向所以深惜之，而軾不之知也。（據(jù)《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本）

王、方之所言，大體都是不錯的。據(jù)汪中《述學(xué)》內(nèi)篇三《賈誼新書序》附《年表》及王耕心《賈子次詁》附《年譜》，賈誼為梁懷王傅，也是在文帝六年，其獨對宣室、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也是此年的事，但可能要稍前。六年梁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所以文帝六年以后，賈誼皆在梁。賈誼之奏上《陳政事疏》，故當(dāng)在六年。王、方必謂在“對宣室與傅梁之后”，卻是不一定的事。要之，其非初見文帝之時，則是無可疑的。不僅于此，其實在賈誼上《陳政事疏》之前，灌嬰已老死，而絳侯周勃也已退居了，并不在朝?！顿Y治通鑒》卷十四文帝四年（前176）云：

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xùn)|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后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奂纫娊{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于是使使持節(jié)赦絳侯，復(fù)爵邑。（中華書局本，第二冊465-466頁）

文帝四年的周勃，其自身都是難保的，就是想讒害賈誼，那也并無機會。灌嬰之卒，是此年的冬十二月，也就是此年的第三個月。說明一下，漢武帝太初之前，是以每年的十月冬，為該年的歲首。這是漢承秦歷之故。而文帝之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為大臣所短云：“洛陽之人，年少初學(xué)，專欲擅權(quán)，紛亂諸事。”《通鑒》也系于四年，《西漢年紀》則系于三年?！段鳚h年紀》較是。無論是哪一年，都與所謂的“立談之間”，有好幾年之隔了。并且，那時周勃被逮下獄，“恐，不知置辭”，以千金賄賂了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教他一個辦法，“以公主為證”（勃子尚文帝女），又得薄太后之力，才逃過一劫；這就見得文帝之待大臣，并不是如蘇軾所言，是什么“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自古權(quán)力博弈，君臣之間，哪有什么“骨肉手足”的關(guān)系？就是真的“骨肉手足”，家人父子之間，不是也屢屢殺卻的嗎？作《賈誼論》時的蘇軾，年歲猶少，理想尚多，更事卻不多，關(guān)于人世間的情偽，他體會得還很不夠，而他自信為賈誼畫的策——“如絳、灌之屬，優(yōu)游浸漬而深交之，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借一句東方朔的話，也真是“談何容易”了。就以他本人后來的仕宦生涯驗之，他之言之侃侃的，其實都不過是“紙上談兵”。

二

這里另有一個問題，必須加以澄清?！稘h書》所錄的《陳政事疏》，據(jù)近人考證，認為并不是賈誼的原文，而是由班固雜取賈誼《新書》，“剪裁熔鑄，煞費苦心”，為之纂為一篇的。今人有一本《賈誼集校注》，就以《漢書》所錄的賈誼疏，只作附錄對待，而不與《新書》及賈誼賦同編。而最通行的一種《中國文學(xué)史》，也在提及《陳政事疏》時，加一腳注說：“這是班固采摘《新書》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湊而成，文字與今本《新書》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而不視為賈誼的作品?？梢娖湔f的影響之大。按此說其實發(fā)于宋王應(yīng)麟，其《漢藝文志考證》卷五云：

今考《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馀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于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權(quán)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shù)寧》、《藩傷》、《藩彊》、《五美》、《制不定》、《親疏危亂》，凡七篇而為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以下，以為痛哭之說，與其書合。至于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nóng)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nóng)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dāng)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dāng)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于《食貨志》。顧取《秦俗》、《經(jīng)制》二篇，其書不以為太息者，則以為之。”（據(jù)《二十五史補編》本，第二冊1049頁）

這是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所引的?！肮视址纸庵菩倥?，以為流涕之二說”，余氏讀作“故又分《解縣》、《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以“說”字屬下，又以為“制”是錯字，而改為“縣”（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現(xiàn)存最善之本《玉?！犯健稘h藝文志考證》，亦作“制”，別無異文），逗作兩篇名，并誤。中華書局點校本《漢藝文志考證》此節(jié)的標(biāo)點，錯誤尤多。以《新書》之諸篇與《陳政事疏》對勘，并考其異同及《新書》中綴以痛哭、流涕、長太息的有哪幾篇，則與王應(yīng)麟同門而年長其十歲的黃震，在《黃氏日抄》卷五十六中已指出了，只未主張《陳政事疏》是班固取《新書》拼合而成的?！端膸焯嵋孀C》引以助其說的另一人，為以《論語駢枝》著名的劉臺拱，其《漢學(xué)拾遺》云：

誼陳治安之策，與其《保傅傳》本各為一書，班氏合之，而頗有所刪削，故以“大略”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載匈奴一事，長太息者六，止載其三。論畜積為流涕之一，鑄錢為長太息之一，二事既載入《食貨志》，故于本傳不復(fù)重出。鼂錯言守邊備塞、勸農(nóng)力本當(dāng)世急務(wù)二事，而一見本傳，一見《食貨志》，亦此例也?！侗８祩鳌费匀c秦治亂之意，審取舍之論，即其下篇，兩篇全文，今在禮《大戴記》中，一為《保傅篇》，一為《禮察篇》，而《禮察篇》有云：“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則當(dāng)為《保傅傳》之下篇無疑。《大戴記》所載多古書，如《夏小正》、《孔子三朝》之類，然其篇卷，亦頗為后人所亂，二卷與三卷、九卷與十卷，皆互誤，今當(dāng)兩易之，則《保傅傳》、《三朝記》二書，皆得其序矣。（《劉氏遺書》卷七，見《叢書集成續(xù)編》第十五冊，499頁?！侗孀C》引此一節(jié)，多失句讀，今訂改）

按，余氏所引的此節(jié)，必是從劉師培提示得來。但劉不同意此說。劉的《賈子新書斠補序》云：“賈誼書載《漢志》儒家計五十八篇，凡《誼傳》所載《治安策》諸疏，以及誼文載入《食貨志》者，均散見五十八篇中，蓋所上之疏、所著之書恒旨同，而篇別離合省并，不必盡同。近劉氏端臨《漢學(xué)拾遺》指為班氏所刪并，似未必然?！保ㄒ姟秳⑸晔暹z書》上冊，986頁）而余氏本人的說法，視前人更堅強，而辯語又更多，其《四庫提要辨證》中有一大段，備引之于此云：

今以王氏、劉氏之說考之，則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鑄，煞費苦心。試取《漢書》與《新書》對照，其間斧鑿之痕，有顯然可見者。如取《勢卑篇》文云：“陛下何不以臣為典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而刪去《匈奴篇》五餌三表之說，使非《新書》具在，班固又于贊中自言之，則讀者莫知其所謂行臣之計者為何等計，將不覺其為操術(shù)之疏，而疑為行文之疏矣。又《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長太息起，其后即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三、布其文終焉，則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一篇之干也，而于移風(fēng)易俗及禮貌大臣兩太息之間，忽取《新書·保傅》及見于《大戴》之《禮察》二篇闌入其中，既無長太息之語，又與前后文義不侔，《禮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曰“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其言禮禁將然，法禁已然，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猶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禮義以道習(xí)天子，而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之意。班固刪去為人主師傅數(shù)語，使此一節(jié)若泛言禮與法之短長者，以起下文禮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后連貫為一矣。然豫教太子與禮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并為長太息之一耶？以此一節(jié)贅于其間，無乃如賈生所謂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也乎？凡此皆刪并痕跡之顯然者，而曾無人肯為細心推尋，亦可怪也！（中華書局本，第二冊544-545頁）

蘇軾

按此一大段之所說，舌底瀾翻，挾其為晚近第一流的考證學(xué)者的大影響，而深具迷惑力，使得后來的一般學(xué)者，皆無不靡然從之，而奉之為定論了。但其實余氏所提的證據(jù)，不過有二：一是《陳政事疏》的第十段，取《新書》第二十九篇《勢卑》（據(jù)中華書局本《漢書》的分段及《四部備要》本盧文弨?！缎聲返钠?，后同不另注），而“刪去《匈奴篇》五餌三表之說”，故使讀者不明“行臣之計”究為何計；一是《陳政事疏》的第十七段，與前后的“兩長太息”之文不甚相關(guān)，從作文法言之，是有問題的，因而是班固的“刪并的痕跡”。這其實是不能證成其說的。第一，若《陳政事疏》本為賈誼的原文，在錄入《漢書》時，班固也要作刪削，事實上史家錄文之時，通例如是，錄文而一無削煩的，是沒有的事，而既有所削，則削之而上下文有時不能連貫，亦事之所常有，豈得一見有刪削處，便謂之為非作者的手筆？并且，余氏既云此疏是班固取《新書》拼合而成，則其不取《匈奴篇》，亦不得謂之“刪去《匈奴篇》”，既謂之“刪去”，則其意必仍是以《陳政事疏》為賈誼之原作，而非班固之代為“拼合”者。若然，此亦一“行文之疏”也。余氏作此節(jié)文字，自經(jīng)深思熟慮，下筆亦必不茍，而固非他人之代為“拼合”者，而數(shù)行之間，竟亦有此一“行文之疏”。此豈非說明，文字間的“行文之疏”，本無足怪，尤不得據(jù)之而疑及作者。其實，就是賈誼的原作，也不能必保其無“行文之疏”，而班固拼合的文字，既經(jīng)班固的“煞費苦心”，反而可能細針密縷，而無“行文之病”。班固的文章，雖不及賈誼的天才橫肆，但其周匝縝密，卻是大勝過賈誼的，所以，可能有“行文之疏”的，倒不是班固，而更可能的是賈誼，而決非相反。第二，在《陳政事疏》的第十六、十八段之間，加入見于今本《大戴禮》的論禮的《禮察篇》，余氏以為“豫教太子與禮貌大臣，究非一事”，不得“并為長太息之一事”，從文章上說，這是顯得冗贅的。換言之，就是余氏認為《陳政事疏》的最后一個“長太息”，是從第十四段直至第二十段，共七大段的文章。這其實乃是一個大誤解?！蛾愓率琛分械摹伴L太息”，經(jīng)班固之刪，《漢書》中只存其三（顏師古注云：“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逼湔f是也），第一個在第十一段，第二個在第十三段，最后一個在第二十段即篇末。若按余氏的讀法，就是在此文中，每一個“長太息”之前的若干段，皆隸屬于此段，而所論之事亦同，此即是《陳政事疏》的結(jié)構(gòu)，也就是余氏說的“《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長太息起，其后即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三、布其文終焉”。但余氏沒注意到，《陳政事疏》中的“長太息”，有時并非收繳上文，而亦為下貫后數(shù)段的，這就與“痛哭者一、流涕者二”的寫法，有所不同，這也就是古人的文章之變化。按《陳政事疏》通篇凡五千八百三十字，二十段，可分六大部分。其第一部分，包括第一段、第二段，是文章的開頭，第一段以“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發(fā)端，同時即借以為行文之布局，第二段說治安易得及其好處，并過渡至正文，是所謂“過脈文字”。其第二部分，從第三段至第八段，凡六段，為“可為痛哭者一”的事，專論“尾大不掉”的問題，即國內(nèi)各諸侯王事，這也就是內(nèi)亂的大問題，也是凡做皇帝的都最為關(guān)心之事。其第三部分，是第九、第十段，為“可為流涕者二”的事，專論邊境及匈奴問題，是屬于外亂的事。這個部分因為被刪削了，不足四百字，故字數(shù)頗嫌其少。其第四部分，為第十一、十二段，是“可為長太息”之第一事，“長太息”的字樣，在第十一段末，故貫下至第十二段。此部分專論風(fēng)俗之弊的問題。其第五部分，從第十三至第十六段，為“可為長太息”之第二事，“長太息”的字樣，在第十三段末，亦為下貫性質(zhì)的。此部分討論君臣父子之間，尤其主要討論保傅太子的事，這是所謂“端其國本”。其第六部分，從第十七至第二十段，為“可長太息”之第三事，專論對待大臣的事，而“長太息”的字樣，是在最后一段之末，亦以之為全篇的總收束。余氏以有“長太息”字樣的段落，皆是收束前文，如此，其最后一段的“長太息”，就是討論了從第十四至第二十段凡七段所說的兩件事了，故他認為文章乃“方病大瘇”。他不知道，他作此理解，不但后面的一個“長太息”有七段之長，文字失衡，中間的一個“長太息”，其兩段之間，所說之事也都合不上了。就是班固作文，就是班固的文章不高明，也不能不講章法到如此地步的。

而尤使人奇怪的是，事實上余氏正是借了文章法來考證此事的，在他本人看來，這且是特別有力的——雖然其實是一個誤解——但他對文章的好壞，卻又根本不承認似的。這真是一件矛盾的事。他在《辨證》中力駁陳振孫說《新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的話，說：

凡載于《漢書》者，乃從五十八篇之中擷其精華，宜其文如萬選青錢。后人于此數(shù)篇，童而習(xí)之，而《新書》則讀者甚寡。其書又傳寫脫誤，語句多不可解，令人厭觀。偶一涉獵，覺其皆不如見于《漢書》者之善，亦固其所。然唐皮日休《文藪》卷三《悼賈篇》云：“余讀賈誼《新書》，見其經(jīng)濟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庇衷疲骸捌湫那?，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标愓駥O詆為淺駁，而日休愛其雅麗，見仁見智，夫何常之有？（同前，542頁）

陳振孫的話，原是比較《新書》中見于《漢書》的與不見于《漢書》的文字作評的，而皮日休的話，則是就包括見于《漢書》的所有文字而論之的，皮日休之稱美其文，安知不是因為見于《漢書》的那一部分？皮、陳的見解雖反，卻不是“箭鋒相拄”，不在同一層面，余氏不能分別，牛馬莫辨，而以為“見仁見智”之事，此豈有是處？不僅此也，既已承認見于《漢書》的為“萬選青錢”，卻又以為“見仁見智，何常之有”，其自相牴牾，捍格不通，又可發(fā)一大噱。余氏又云：

案古人之書，書于竹簡，貫以韋若絲，則為篇；書于縑帛，可以舒卷，則為卷；簡太多，則韋絲易絕；卷太大，則不便卷舒；故古書篇幅無過長者，而篇尤短于卷。……《提要》狃于《漢書》《治安策》前后相連，以為本是一篇，故曰無連綴十?dāng)?shù)篇合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班固明云“誼數(shù)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言數(shù)言多，皆指此下所載之大略，即今所謂《治安策》者?！d《治安策》一篇，而謂之?dāng)?shù)上疏，則此本非一篇，其連綴數(shù)篇為一者，班固也，非賈誼也?；蛟弧吨伟膊摺分准丛弧俺几`維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此為綱領(lǐng)，后為條目，安可先出一綱領(lǐng)而其馀條目徐徐分篇奏上乎？應(yīng)之曰：陸賈為高祖著書十二篇，而本傳言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然則隨著隨奏，固當(dāng)時之通例也?！缎聲氛谴死?。（同前，546-548頁）

按余氏所云“古書篇幅無過長者”，意謂《陳政事疏》的篇幅太長，所以為不可能。這也是沒道理的。古書固是竹帛所寫，簡策繁重，一般不至于太長，但經(jīng)籍中五六千字的一篇，也還是多有的，如《儀禮·鄉(xiāng)射》六千字，《大射》六千八百字，《周禮》亦有長至五千字一篇者，皆是其例。諸子中如《莊子·齊物論》，篇幅亦三千字，也不是短書了?！缎聲啡粢浴蛾愓率琛窞橐黄?，分作上中下，如《過秦論》然，亦未見其為不可能。另外，《漢書·董仲舒?zhèn)鳌分械摹疤烊巳摺?，加起來也是五千五百字，賈、董并稱“西漢兩大儒”（見盧文弨《重刻賈誼新書序》，盧校本《新書》卷首；劉毓崧《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jīng)術(shù)孰優(yōu)論》，《通義堂文集》卷八），此亦其可比擬之一事也。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亦長二千五百字，則不過友朋間的書札，為了發(fā)私憤而已，其長猶如此，那么賈誼的上皇帝書，論國之大事，加長二三倍，又有何不可呢？況且，在褚先生補的《滑稽列傳》中，不是有東方朔的“奏牘三千”的事嗎：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中華書局本，第十冊3205頁）

讀二月乃盡，或者有些夸張，但其奏文之長，則是可以肯定的。“止輒乙其處”，便為一個證據(jù)，因為如果是短的，必有許多篇，則一次一篇可畢，就不用“乙其處”了。乙，就是做個記號，“謂止絕處，如今人讀書，以朱識其所止作‘’形”（見《通俗編》卷七）。賈誼所上的《陳政事疏》，不刪之前，亦不能過萬字，那又為何不能一次奏上，以供皇帝“乙覽”？就算分次奏上的，那也不妨是一篇大文字。因為，《陳政事疏》既以“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為其發(fā)端，那么接下來的，就一定是要按此次序來論述國家之可痛哭、可流涕及可長太息的事了，而決不能不按章法，亂寫一氣。這是與余氏所引以為比的陸賈著的十二篇《新語》，“隨著隨奏”，不可同日而語。并且，就是“隨著隨奏”的《新語》，不也是有其一定的宗旨，而不能隨便拆散的嗎？《陳政事疏》所要論說的事，既然在第一段就揭出了，其后面奏上的，也就決不能忽而為“長太息”，忽而為“痛哭”，忽而為“流涕”，諸如此類，“亂雜而無章”。若真是如此，那就不是作文，而是在“發(fā)風(fēng)動氣”了。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開頭的“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是班固造的句子，如果賈誼所上之疏，本無此數(shù)句，那才有可能為隨想隨寫的一批的疏，而非通體有布局的一大篇。但這里馬上就有一個絕大的不能克服的困難，那就是，如這幾句為班固所造，班固又何必說“可為長太息者六”，而后面的正文，卻又與之不相應(yīng)，而只有三個“長太息”，難道他竟不知可以將“六”改為“三”嗎？不僅于此，在《陳政事疏》的“長太息”之外，《新書》中另有二篇“長太息”，與之不同，而第五篇《數(shù)寧》的開頭，卻也是這幾句“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陳政事疏》之與《新書》，文字異同若是，如真為班固取《新書》拼合的，則《新書》之為書，就也遭到了班固的篡改，而不能是賈誼的原本了。班固不是妄人，又何必多事為此？

據(jù)《漢書》中《陳政事疏》所分的段落，可以與盧校本《新書》的目錄，對照一番，這也許不是無益的：

《陳政事疏》的第一、二段，在《新書》第五篇《數(shù)寧》。第三段，在第六篇《藩傷》。第四段及第五段的開頭幾行，在第四篇《宗首》。第五段的自“假設(shè)天下如曩時”以下部分，在第二十四篇《親疏危亂》。第六段，在第十四篇《制不定》。第七段，在第七篇《藩彊》、第十三篇《五美》。第八段，在第八篇《大都》。第九段，在第二十六篇《解縣》。第十段，在第二十九篇《勢卑》。第十一段，在第二十篇《孽產(chǎn)子》。第十二段的前半，在第十八篇《時變》。第十二段的后半自“今世以俗靡相競”以下及第十三段，在第十七篇《俗激》。第十四、十五、十六段，在第三十四篇《保傅》。第十七段，在《新書》無其文，而見于《大戴禮記·禮察篇》。第十八、十九、二十篇，在《新書》第十六篇《階級》。

簡言之，就是如以《陳政事疏》為序，則《新書》中相應(yīng)諸篇的先后，便為第五、第六、第四、第二十四、第十四、第七、第十三、第八、第二十六、第二十九、第二十、第十八、第十七、第三十四、第十六篇。如果《陳政事疏》是出于賈誼本人之手的一篇文章，那么《新書》就是胡亂編排的；而如果《新書》為賈誼精心結(jié)撰的著作，那么《陳政事疏》就是雜湊的。二者必居其一。顯然，《陳政事疏》較之《新書》，從文章上說，是更為有序的，而《新書》的編排則是亂的。亦以此故，王耕心撰《賈子次詁》時，其篇第就不取今本《新書》，而是據(jù)《陳政事疏》，重訂了第四至第十八篇。而夏炘作《漢賈誼政事疏考補》，又據(jù)《漢書》之本，取《大戴禮》之文，以補原本的《陳政事疏》（其書一卷，在《叢書集成三編》第20冊。關(guān)于夏書得失，可參看《越縵堂日記》第四冊2572-2575頁）。當(dāng)然，今本的《新書》，也不是如《四庫提要》所云：“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為標(biāo)目，以足五十八篇之?dāng)?shù)，故饾饤至此。”因為這只要把《新書》與《漢書》同有的那十五篇一對勘，就立知《新書》的文字繁得多，氣勢亦雄肆，而《漢書》的則較簡古，其所刪之處，在在而有，固不僅余嘉錫所指的一處；反過來，《漢書》亦間有《新書》所無及不同的字句。這就可知，《新書》據(jù)以編纂的不是取自《漢書》，而《漢書》據(jù)以刪削的，亦非《新書》，《漢書》《新書》之所據(jù)，皆各有古本。也就是說，朱子對《新書》的判斷，是較為近真的：“此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薄翱磥碇皇琴Z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保ㄒ姟吨熳诱Z類》卷一百三十五）其他之事，則是無從得知的了。

三

蘇軾《賈誼論》中又說誼“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fù)振”。這話也是不確的。王世貞駁難之云：

誼亦非悲郁侘傺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吊屈之辭，雖若以自擬，而實譏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賦鵩之辭，雖若以自吊，而實歸之知命而不憂?！屹Z生之自傷，在為傅無狀，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墮馬而死，非以不用也。壽夭有命，生之夭，又焉知其非命之盡，而歸之自傷，又歸之不用，寧非冤哉？（見《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后》）

這是認為：賈誼之死，不是因為不得志、不被擢用，而是因為為梁王傅，梁王墮馬而死，他自以為“為傅無狀”，這不是自傷不得志，而是為了忠于職守，是公不是私。王夫之《讀通鑒論》亦辯之云：“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崇獎廉隅以善俗，（陸）贄弗逮焉。而不但此，傅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贄不能也?！蓖醴蛑囊馑?，是與王世貞無二致的。但是必須指出，王夫之這里記錯了，賈誼并非“不食死”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

居數(shù)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后。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馀，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

“哭泣歲馀，亦死”，應(yīng)逗作“哭泣，歲馀亦死”。就是再“自傷”，也不至于“哭一年多”。此處標(biāo)點是可商的，《史記》的“修訂本”第八冊3018頁也沒能糾正，故附筆及之?！稘h書·賈誼傳》亦云：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奁?，后歲馀，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這是無人不讀的《史》《漢》的明文！王夫之讀的《資治通鑒》，也只說“后歲馀，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連“自傷為傅無狀，哭泣”，也都刪去了，就更沒有“不食死”的影子。王夫之記憶力不佳，他筆下的錯亂，也許是可以諒解的，他的《南窗漫記引》中自供云：“生無記持性?！瓏L讀《太極圖說》至三百巡，隔夕而忘。疇昔所辱贈示之作，如張別山先生……，皆苦思索不得一章，其他可知也?！保ㄒ姟洞饺珪返谑鍍裕?73頁）“記持性”就是記性。不足三百字（按連題目一起，共兩百四十八字）的《太極圖說》，也要讀足足三百遍，并且“隔夕即忘”，這記性就差得可驚了，比起他所罵的“志役于雕蟲之技”的蘇軾，雖也常記錯故典，而屢為后人所指，是有上下床之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