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佛有形，化法無相：重新理解《歷代帝王圖》

 本文為2022年6月7日浙江大學舉辦的“思想與時代”哲學公開課第七講的部分內(nèi)容，由浙江大學佛教資源與研究中心何歡歡教授主講，原題為“畫佛有形，化法無相——在〈中國歷代繪畫大系〉中重新理解佛教”。

《歷代帝王圖》（局部），唐·閻立本（傳），絹本設色，縱51.3厘米，橫531厘米，現(xiàn)藏波士頓美術(shù)博物館，收錄于《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先秦漢唐畫全集》第1冊。

《歷代帝王圖》相傳為唐時閻立本（約601-673）所作，是最重要的中國古代繪畫作品之一，1931年入藏波士頓美術(shù)館。自1917年首度以印刷品方式公之于眾后，引起了收藏界與藝術(shù)史學界的極大興趣，研究著述層出不窮。陳葆真的《圖畫如歷史：中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一書第二章“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和相關(guān)議題的研究”是大陸新近出版的最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其中列舉了大量海內(nèi)外先行論著，總結(jié)前賢探討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1）圖像風格，（2）畫者歸屬與作品斷代，（3）圖像功能。

關(guān)于圖像風格、畫者歸屬、作品斷代等問題，爭論已久，未有定言，目前較為公認的是，此畫應以閻立本所創(chuàng)底本為依據(jù)制作而成，最早部分的繪制時間當在初唐到安史之亂之間。關(guān)于圖像功能的討論，則以著名藝術(shù)史學者石守謙在《南宋的兩種規(guī)諫畫》一文中特別強調(diào)的《歷代帝王圖》具有規(guī)諫作用為代表，石守謙指出：“《歷代帝王圖》中經(jīng)由史傳方式所羅列的帝王形象之組合，可能也具有這種如《隋書》所示的積極地由前代之人事取鑒的用意?！保ㄊ刂t，《南宋的兩種規(guī)諫畫》，載《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2頁。該版本將“規(guī)諫”全部寫作“規(guī)鑒”，即《南宋的兩種規(guī)諫畫》寫作《南宋的兩種規(guī)鑒畫》等，本文保留該文刊于1987年《藝術(shù)學》時的“規(guī)諫”一詞。）

但是，在闡釋論證該圖的規(guī)諫功能時，石守謙卻說：

由陳的四個君主來看，除了后主為亡國之君，廢帝因事被廢外，陳文帝崇道，陳宣帝崇佛，在其行為上似乎并不具備很明顯的規(guī)諫作用?！闼氵@個時間，由559年至618年，前后正恰是一甲子的整數(shù)（60年）。由此看來，《歷代帝王圖》卷在帝王的選擇組合極可能便是將重點放在唐朝建立之前的一甲子中，而將其中重要的君主全部網(wǎng)羅在內(nèi)?！稓v代帝王圖》卷后半段將唐以前60年間的重要君主悉數(shù)羅列的作法，在性質(zhì)上接近撰史，但卻也帶有規(guī)諫的意義。（同上，第102頁）

同時，石守謙還否定了前人學者因為有幾個帝王并未具有“歷史的重要性”而懷疑所有的題識皆為后人根據(jù)自己之想象所妄加這一判斷。

筆者十分贊同石守謙提出的《歷代帝王圖》應具備規(guī)諫功能的說法，但他“拋開”題識而去“算計”甲子周年這一論證，在我看來未免有“舍近求遠”之嫌。事實上，結(jié)合唐初的宗教歷史與太宗的宗教政策，我們完全可以從榜題文字讀出十分明顯的規(guī)諫意義。

《歷代帝王圖》從右至左共畫有十三位帝王形象，各帝王圖前均楷書榜題文字，其中，“前漢昭帝[劉弗陵]、后漢光武皇帝劉秀、魏文帝曹丕、吳主孫權(quán)、蜀主劉備、晉武帝司馬炎”六位帝王只有名號，“陳廢帝陳伯宗、陳后主陳叔寶、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除了名號外還分別記有“在位二年、在位七年、在位廿三年、在位十三年”的當政時間，而“陳宣帝陳頊、陳文帝陳蒨、北周武帝宇文邕”除了榜題名號與在位時間外，還分別題有“深崇佛法（曾）召群臣講經(jīng)”“深崇道教”“毀滅佛法（無道）”。（括號中的字為后人擬補）

這些榜題文字，陳葆真分析歸納為三種“格式”：（1）題記字數(shù)較多、內(nèi)容豐富，標出該帝的朝代、廟號、姓名、在位年數(shù)、該朝皇帝總數(shù)、國祚年數(shù)以及該帝的特殊事跡，這種格式只見于開國之君的題記；（2）題記文句稍短，內(nèi)容包括朝代、廟號、名諱、在位年數(shù)以及宗教活動，這種格式只見于治國明君；（3）題記字句最短，只包括朝代、廟號、名、在位年數(shù)，這種格式只為標示弱主和亡國之君。（陳葆真，《圖畫如歷史：這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7-50頁）

陳葆真還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些題記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質(zhì)疑”：

這些題記似乎故意簡化某些皇帝的豐功偉業(yè)，只選擇性地記述他們的某些行為，比如對后周武帝，不提他滅北齊、統(tǒng)一北方，卻說他“毀滅佛法”。而對隋文帝的功業(yè)亦只字未提，不但不記他滅陳、統(tǒng)一南北，而且也不載他崇信佛教等。至于對陳宣帝的信佛卻又記載過實，說他“深崇佛法，曾召群臣講經(jīng)”。據(jù)《陳書·宣帝本紀》，陳宣帝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外交和戰(zhàn)爭手段對抗北齊、北周二強，以維持南方的穩(wěn)定和興盛，可稱是陳朝的英明君主。題記對于這些重要貢獻不記，卻記他深崇佛法。事實上，陳宣帝并未特別提倡佛教，也未“曾召群臣講經(jīng)”。以上種種特別夸大某些事實或刻意不記某些事實的記述方法反映了書家可能另有所據(jù)，或者有意不遵循史書所記。總之，他僅選擇性地依據(jù)史書作題記。但不論何種情形，他之所以如此書寫題記內(nèi)容，便表述了他對那些皇帝功過的詮釋，而如此詮釋自然是為了符合某種預期的目的，這種情形也見于相關(guān)的五組帝王群像。（同上，第53-54頁）

陳葆真根據(jù)史書，對《歷代帝王圖》后半段上的七位帝王（陳宣帝、陳文帝、陳廢帝、陳后主、后周武帝、隋文帝、隋煬帝）的歷史功過都作了較深入的挖掘，認為“它反映的是唐太宗對梁、陳、周、隋四朝文治武功的評價，也是他以古為鑒的治國理念”。（同上，第69頁）“《十三帝王圖》后半段的圖像意涵反映了唐太宗在《貞觀政要》和《帝范》二書中所表現(xiàn)的歷史評論、治國要道和宗教態(tài)度”。（同上，第75頁）

遺憾的是，陳葆真雖然指出了“書家可能另有所據(jù)，或者有意不遵循史書所記”“如此詮釋自然是為了符合某種預期的目的”，但卻沒有談及“書家”如此題記的意圖或者說預期目的是什么，也沒有具體討論表現(xiàn)唐太宗“宗教態(tài)度”的規(guī)諫意義。事實上，這些題記在熟悉中國佛教史的學者看來，應該說毫無暗語隱晦之意，榜題所寫就是《歷代帝王圖》規(guī)諫所在。

陳宣帝

陳文帝

先回顧一下《歷代帝王圖》的最初作者閻立本。其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女兒清都公主，父親閻毗、兄長閻立德都是隋朝畫家。閻立本在唐高祖武德（618-626）時期任秦王府庫直，唐太宗貞觀（627-649）年間先后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兄長閻立德去世，閻立本繼任為將作大匠，同年升為工部尚書?？傉略辏?68）擢升為右相，當時姜恪以戰(zhàn)功擢任左相，時人常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說。閻立本的畫作尤以道釋人物著稱，《宣和畫譜》所載宋代內(nèi)府收藏閻氏作品，道釋題材占半數(shù)以上。此外，閻立本的不少創(chuàng)作，如《步輦圖》《職貢圖》《西域圖》《魏征進諫圖》等等，都與唐初的政治事件直接相關(guān)。由此可見，閻立本不僅極善繪畫，而且與唐太宗關(guān)系密切，在李世民尚為秦王時即在府中擔任隨侍左右的親信要職，隨后一路升遷，再又深得高宗信任。

至于《歷代帝王圖》畫卷中的榜題，如前述石守謙、陳葆真等學者的研究，很可能是把簡單問題復雜化了。題識中的“深崇”和“毀滅”顯然都不是褒義詞，不宜用于陳葆真所歸納的“治國明君”。使用這種夸張了歷史事實的詞語應是在告誡當時以及后世的帝王人臣，對于佛教和道教，不能過度崇信，也不能過度打擊。這應該是初唐宗教政策的直接映射。換句話說，《歷代帝王圖》是用最簡要的榜題文字告訴世人，對佛教、道教的態(tài)度是初唐官方評鑒歷代帝王功過時的最顯著標簽——“深崇”或“毀滅”所招致的問題甚至災難，足以掩蓋皇帝們彪炳史冊的文治武功。

北周武帝

中國歷史上有四次著名的“滅佛”運動，即“三武一宗滅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歷代帝王圖》中畫了北周武帝，也就是閻立本的外公。眾所周知，在北周武帝采取極端措施“消滅”佛教之后，隋文帝（541-604）很快就大興佛法，而唐高祖李淵（566-635）親身經(jīng)歷了有著姻親關(guān)系的北周武帝、隋文帝之于佛教的興衰關(guān)系。李淵掌權(quán)后，一方面延續(xù)了北朝、隋朝帝王的慣常做法，如下詔為太祖、太后造旃檀等身佛以報恩祈福，另一方面對佛教、道教持續(xù)保有較高程度的警惕，以至于執(zhí)政最后一年頒布《沙汰佛道詔》，宣布同時整頓佛道二教。

詔書頒布一個月后，發(fā)生了玄武門事變，秦王李世民登基后宣布大赦，同時廢止了《沙汰佛道詔》。隨后，唐太宗不僅理順了佛道二教的紛爭，如貞觀十一年（637）有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而且走出了一條“中道理性”的治理之路，這一宗教政策對“大唐盛世”的繁榮輝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擇要言之，唐太宗一方面公開優(yōu)待佛教界，宣稱對佛教“情深護持”，同時要求佛教戒律參照世俗法律，制定管理條例“務使法門清整”，并加強官府的督查與懲戒“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nèi)有違法僧不舉發(fā)者，所司錄狀聞奏”。（《廣弘明集·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詔》）此外，唐太宗與佛教高僧始終保持一定距離，表示“至于佛法，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jīng)，固弊俗之虛術(shù)”，（《貶蕭瑀手詔》）避免自己的宗教熱度上升，也讓出家人不可過于親近。

以太宗與玄奘（602-664）的交往為例。玄奘“西天取經(jīng)”回國后立即趕赴洛陽覲見太宗，在這次歷史性的會見上，玄奘以極度夸耀之詞贊美太宗盛德無遠弗屆，以至于西域和印度的王公大臣看到從東方飛來一只鳥兒，都要彎腰縮身以示恭敬，因為鳥兒有可能飛自天朝上國、東土大唐，“所以戎夷君長，每見云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fā)于上國，斂躬而敬之?！保ā洞筇拼蟠榷魉氯胤◣焸鳌罚┤欢?，太宗并沒在如此恭維下賜予玄奘國師之號，反因其學問、品行、資歷等勸還俗“助秉俗務”。當玄奘婉拒并提出要“歸山”從事梵文佛典翻譯事業(yè)時，唐太宗立即派丞相房玄齡督辦，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里從全國各地調(diào)集了一支強大的翻譯隊伍，使譯經(jīng)所在地皇家寺院弘福寺“瞬間”成為了國家佛學中心。

唐太宗重視并支持玄奘開展偉大的佛經(jīng)翻譯事業(yè)，實質(zhì)是引導佛教走向義理研究與文化交流，除此以外，太宗并不像前秦世祖苻堅（338-385）、后秦高祖姚興（366-416）那樣崇奉仰慕高僧的學問或道術(shù)，所謂“御弟哥哥”的稱呼只是《西游記》的戲說而已。因此，可以說唐太宗對待高僧的態(tài)度是“善待而不親佞，禮遇而不狂熱”。有關(guān)唐太宗等帝王與佛教之關(guān)系，中國佛教協(xié)會秘書長劉威的專著《佛教與中古王權(quán)》（商務印書館，2021年4月）已有詳論，足資參考，此處不再贅述。

簡言之，唐太宗所創(chuàng)的“中道理性”的宗教政策，使得以佛道二教之宗教意識形態(tài)為主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處于總體可控的狀態(tài)，這是其取得“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閻立本繪制《歷代帝王圖》的初衷應該就是要闡揚唐太宗的宗教政策并誡勉后世——不能過度崇信也不能毀滅佛道之教，以“中道理性”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相適應，是自古圣賢明君的重要治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