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論“義戰(zhàn)”與更易之道

孟子支持正義的戰(zhàn)爭，其所言“義戰(zhàn)”于《孟子》一書可分兩類考論。一是以“湯武革命”為例，揭明正義的戰(zhàn)爭乃除暴安民，推翻暴君的戰(zhàn)爭就是“義戰(zhàn)”，必定受民眾歡迎。二是就春秋戰(zhàn)國時諸侯國之間的戰(zhàn)爭而論，“義戰(zhàn)”指“解民于倒懸”而受民眾歡迎的戰(zhàn)爭。“湯武革命”一說，見于《易傳·革卦》：“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其所言“革命”乃指有德者順應(yīng)歷史發(fā)展之規(guī)律（此謂“順乎天”，故以“天地革而四時成”譬喻之）推翻暴政，“解民于倒懸”（此謂“應(yīng)乎人”）。孟子對《革卦》所言“革命”之義（“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有更深刻的申論。《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明文指出“湯武革命”的對象乃“賊仁者”“賊義者”。齊宣王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問孟子：“臣弒其君，可乎？”孟子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绷?，孟子明確表示，“湯武革命”的目的在行“堯舜之道”。《孟子·萬章章句上》記載孟子述說“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以堯舜之道”，“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nèi)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崧勂湟詧蛩粗酪獪?，未聞以割烹也?！兑劣枴吩唬骸煺D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又，孟子述說武王伐殷：

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污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qū)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qū)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稌吩唬骸柏э@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后人，咸以正無缺?！保ā睹献印る墓戮湎隆罚?/p>

依以上所引，孟子述說湯“伐夏救民”、武王“誅紂伐奄”，“天下大悅”。孟子雖未有用“湯武革命”一詞，然我們?nèi)钥蓳?jù)之申論孟子政治哲學中表明的政權(quán)更易之道。依孟子所論，“湯放桀，武王伐紂”所顯示之“革命”，包含了政權(quán)更易之道的根本要素：革命之合法性和正義性在其“依仁義而行”，而革命之對象是“賊仁者”“賊義者”。通過暴力推翻舊政權(quán)，而建立新政權(quán)，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不必諱言，除“湯武革命”之外，中國歷史上未有過這種嚴格意義上的革命，甚至可以說，世界史上也未出現(xiàn)過這種革命。據(jù)此，我們可以說，孟子依湯武而論“革命”之為政權(quán)更易之道，乃是政道之最高原型。我們必須將孟子此言“革命”與近世以來依西方種種“革命”理論而立之“革命主張”區(qū)別開來。

《孟子正義》

俗語有云“打天下”，牟先生說：“此種打散腐敗勢力之膠固之戰(zhàn)爭，在中國以前即曰‘革命’，或曰‘馬上得天下’。此亦即俗語所謂‘打天下’也。”此所云“打天下”可說是在君主專制時代以暴力奪取政權(quán)的唯一形態(tài)，這種行為一般被稱為“革命”，其實根本與孟子依“湯武革命”所言之“革命”不同。又，如牟先生說：“革命者，變更其所受于天之命也?！辈贿^，必須注意，并非一切“打天下”，奪取政權(quán)，都能稱之為“革命”，一般所謂“打天下”，雖然大多都自稱“替天行道”，但實質(zhì)上只不過是政權(quán)之易手。依孟子所論，唯獨仁者通過暴力奪取政權(quán)以建立施仁政、行王道的新政權(quán)，始得謂之“受于天之命”，而堪稱“革命”。依此義，孟子所言“革命”甚至不能與人類歷史上種種經(jīng)濟形態(tài)的革命（如工業(yè)革命）、社會與思想的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政治制度的革命（如英國光榮革命）混為一談。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zhàn)?！保ā睹献印けM心章句下》）何謂“義戰(zhàn)”？孟子言“義戰(zhàn)”，可見于其述說湯之征葛?！睹献印ち夯萃跽戮湎隆酚涊d：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碧煜滦胖?。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稌吩唬骸皬形液螅髞砥涮K?！?/p>

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記載：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瘻官癖娡鶠橹?，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稌吩唬骸鸩痧A?！酥^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nèi)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fù)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蕓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胸晃┏迹瑬|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渚訉嵭S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與餉者為仇”，（《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卷六）武王征葛，“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孟子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保ā睹献印けM心章句下》）朱子注：“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保ā端臅ⅰっ献蛹ⅰ肪硎模鞲穑傲x戰(zhàn)”也。“義戰(zhàn)”之根本義是以仁義之師征討殘暴者，“救民于水火之中”也。以上所記述天子征討無道之諸侯，屬于“義戰(zhàn)”。

春秋戰(zhàn)國群雄爭霸，孟子周游列國，游說諸侯霸主施仁政、行王道，并有主張行仁政之諸侯攻打施暴政者，以實現(xiàn)統(tǒng)一天下而行王道之理想。孟子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zhàn)，戰(zhàn)必勝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章句下》）

《孟子譯注》

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記載，孟子對齊宣王說：“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钡R宣王不行仁政，令燕民失望，孟子進言：“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眾，置君而后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宣王不聽。齊宣王之攻打燕，只為爭城掠地，致使生靈涂炭，此即孟子說的“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并說爭霸者是“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主張“義戰(zhàn)”，但反對諸侯之間相互攻伐，用朱子的話說，“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卷二）孟子明確反對任何“敵百姓”的戰(zhàn)爭，嚴斥諸侯爭城掠地之戰(zhàn)，奪民財、為爭地而殺人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章句上》），其罪之大，雖死亦不足以容之。

孟子重視人的生存權(quán)利，一再強調(diào)“民”之生命高于“君”之利益。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保ā睹献印す珜O丑章句上》）他嚴詞警告諸侯殺人盈野、盈城之暴行，說：“吾今而后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孟子·盡心章句下》）又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薄睹献印けM心章句下》記載孟子嚴斥梁惠王“不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p>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zhàn)之，大敗，將復(fù)之，恐不能勝，故驅(qū)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p>

又，《孟子·告子章句下》記載：“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zhàn)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泵献诱嫔髯樱?/p>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于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wù)引其君以當?shù)溃居谌识选?/p>

孟子指出，魯國吞并小國，乃仁者所不為，何況以戰(zhàn)爭強奪？故責備慎子應(yīng)“務(wù)引其君以當?shù)?，志于仁”。并說：“君不鄉(xiāng)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zhàn)，是輔桀也?！?/p>

依孟子所論，唯獨仁者之師推翻暴政以施仁政、行王道，始謂之“革命”。若就諸侯國之間的戰(zhàn)爭而論，只有“解民于倒懸”，民心所歸向者始謂之“義戰(zhàn)”。此即孟子說：“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币话闼^“打天下”，只不過是政權(quán)之易手﹐即孟子所言“亦運而已矣”。就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時期只通過“打天下”改朝換代之事實而言，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是非理性的，中國歷來并無政道，但并不能據(jù)此斷言中國政治思想中無關(guān)于政道之學說。如我們已論明，孟子所言“王道”就標明了理性的、包含著政道的政治原型。

析疑與辯難

問：《論語·八佾第三》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庇袑W者據(jù)之以為孟子對于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不同于孔子。

答：孟子贊“湯放桀，武王伐紂”，在于其除暴君以行王道。而孔子慨嘆周武王的樂舞“盡美矣，未盡善也”，非不贊同“湯武革命”，而在于表示戰(zhàn)爭畢竟未能盡善。征于孟子之言論，也能見出他慎言“戰(zhàn)”，對于戰(zhàn)爭的態(tài)度與孔子并無不同。孟子說：“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zhàn)?！笞镆病！保ā睹献印けM心章句下》）《書·周書·武成》敘周武王伐紂，有云“血流漂杵”。孟子質(zhì)疑，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同前）又說：“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舯镭式腔住Ｕ髦疄檠哉?，各欲正己也，焉用戰(zhàn)？”（同前）孟子對齊宣王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睉?zhàn)爭之發(fā)動與否，依據(jù)于“民悅”或“民不悅”。依以上所述可見，孟子所主張的戰(zhàn)爭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所以說“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無不仁者陷民于水火中，則不必有戰(zhàn)爭。

本文選自《孟子哲學：孔子哲學之傳承與道德的形上學之奠定》（盧雪崑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