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春游瑣談》

《春游瑣談》，張伯駒著，中華書局2021年5月出版，984頁，198元

張伯駒

一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以后，健在的一些作者很少在公開文字中談?wù)摗洞河维嵳劇?。長期任教于吉林大學(xué)歷史系的羅繼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曾多次對張伯駒和《春游瑣談》表達(dá)感念之情，如在寫于1980年12月23日的《楓窗脞語》（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序中說：

予之試寫筆記，始于叢碧翁之《春游瑣談》。于時三五招攜，析奇賞異，每集，翁必索所作，將薈萃之以為談資也。

1982年張伯駒去世后，羅繼祖又寫下了《從〈春游瑣談〉到所謂春游社——憶張伯駒先生》以為紀(jì)念，其中披露：

張老序中有“皆春游中人也”一句，就有人在春游下有意識地給添個“社”字，說是秘密結(jié)社。我們學(xué)校的保衛(wèi)部為此大事偵查（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前判案還重證據(jù)……），歷史系煞有介事地開會座談。我那時在北京中華書局，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魯詩堂談往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328頁）

羅繼祖自1963年秋至1966年夏，借調(diào)至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校點工作，吉林大學(xué)保衛(wèi)部“大事偵查”，并在歷史系開座談會的事情，羅繼祖雖然是聽說，但“后于系檔案中見當(dāng)日座談記錄”（《魯詩堂談往錄》，203頁），信非虛言。這次或明或暗的調(diào)查，影響似并不大，但此后的“革命”風(fēng)暴中，“我們這些人一個也沒漏掉。在我的‘大字報’上，給加上‘春游社黑干將’的頭銜，因為我在《瑣談》里寫的較多的緣故”，不過，終究也是不了了之，“到‘清隊時’，‘春游社’算是查無實據(jù)了結(jié)”（《魯詩堂談往錄》，328頁）。于省吾在寫于1969年1月9日的材料中辯解“有人把以上的聚會稱之為‘春游社’的聚會，其實，大家并沒有‘春游社’這一名稱的擬定。張伯駒曾有《春游瑣談》這種雜著，因而有人改稱為‘春游社’”（2013年12月西泠印社秋拍），也是其中的插曲。此即羅繼祖挽張伯駒聯(lián)中“春游幾卷續(xù)烏臺”的本事。

《長春文史資料》總第五十七輯《長春市縣（市）區(qū)政協(xié)文史資料選編》（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編?。┰d羅繼祖1966年至1969年的部分日記，據(jù)注釋者王慶祥所撰前言，羅繼祖“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也是在‘監(jiān)督小組’的強制之下寫出這些日記的”，“他自己一直保存到‘文革’結(jié)束的一天。到了80年代初，老師年及古稀之際，又親自把這五本日記鄭重交給了我”（181頁）。這里摘錄兩處談及“春游社”之語，作為前文補證：

春游社當(dāng)時并沒有結(jié)社，只是到張伯駒家聊聊天，三個主義學(xué)習(xí)時即被揭發(fā)，以后我就和張不往來了。（1966年10月8日，193-194頁）

今天《長春日報》……提到“春游（社）”，說東北文史研究所也成為“春游（社）”成員集合聚會之地，完全不是事實。張伯駒住的柳條路25號的房子本是研究所的宿舍，所以鐘泰與張同住，我們到張家時，有時也見到鐘泰，鐘是地道的理學(xué)家，和張興趣不同，我們和鐘也很少打交道……我到北京以后，聽說張伯駒搬出，主要因為與鐘合不來的關(guān)系。研究所我沒有去過一次，在市內(nèi)什么地方，我到今天還不知道，所以談研究所是“春游（社）”集合之地這句話，要待考，起碼我[未]去北京以前沒有到研究所一次，別人去過沒有，我就不知道了……（1966年12月17日，235頁）

二

自1948年秋結(jié)識張伯駒，此后與張伯駒成為忘年之交的周汝昌，是《春游瑣談》最年輕的幾位作者之一。張伯駒去世后，周先生曾寫過《〈脂硯小記〉附記》《什剎海邊憶故交——追憶張伯駒先生》《承澤園軼事》《張伯駒詞集序》《〈一代名士張伯駒〉序》《黃葉山村入畫圖——紀(jì)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先生有知領(lǐng)我微意》等多篇回憶張伯駒、潘素的文字，均未涉及《春游瑣談》。不過終于還是找到了一篇訪談資料，1986年3月，周汝昌對來訪的中州古籍社版《春游瑣談》責(zé)任編輯張弦生說：

張伯駒先生是這本書的主編，又是主要撰稿人，不過主意是我?guī)椭龅?。我在燕京大學(xué)讀書時，張老在那里作兼職教授……他走的不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路，沒寫過大塊頭文章，但他經(jīng)史子集，皆有心得，腹笥淵然，沒有冬烘學(xué)究氣。他是有盛名的貴公子、富饒的文物收藏家，又是詞人，與前清的翰林、民國的要員等許多風(fēng)云人物有交往，自己又有一些很特殊的經(jīng)歷。五六十年代時，許多人不了解他，很有些寂寞。我勸他把自己經(jīng)歷的一些事寫下來，一行字兩行字，一條兩條地積累。中國歷來有筆記的傳統(tǒng)，眼下看來也許是不起眼的小事，將來就很珍貴了。張老很認(rèn)真地聽取了我的建議，不但自己寫，還組織了春游社，請別人也參加寫。到1965年竟集成有六卷之多，張老自費刻印，裝訂成冊。（《著名紅學(xué)家周汝昌先生談〈春游瑣談〉和古籍整理》，原載《中州書林》1986年7月25日第2版，見張弦生《鴻爪雪泥錄》，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4年版，42-43頁）

“不過主意是我?guī)椭龅摹薄皠袼炎约航?jīng)歷的一些事寫下來，一行字兩行字，一條兩條地積累”等語，雖是出自訪談記錄，揆諸二人關(guān)系，或可以作為當(dāng)日情形的參考。筆者將該文發(fā)給周倫玲女士，承示周汝昌先生未刊遺稿《〈春游瑣談〉與書法》，其中也談道：

六十年代，張先生平生才學(xué)無所施展運用，因而既抱寂寞之懷，又乏派遣之計，所向多不如意，我便寫信給他，大意云：古人名世之作，不一定都是經(jīng)典大著，堂皇正冊……（中略）您平生所歷甚富，何不將人所不知的見聞、游歷、交往、收藏、社會習(xí)慣、時局變遷……隨時即興，不拘短長，記為散篇，積日稍久，即可勒為一編。何樂而不為？張先生得吾此言，立即開始了寫作，數(shù)篇之后，覺得個人究竟可寫的有限，恐難成編，靈機一動，就分頭去邀請詩詞界收藏界的友好相識者都來貢稿，于是，很快就積成了六卷。

訪談錄下文還說：

這部書當(dāng)時參加寫的人多，質(zhì)量參差不齊，有的甚至是抄襲，我就寫信給張老建議他將這些文章刪去。書的撰稿人署名是按年齡排的，我是倒數(shù)第三名，還算其中年輕者。（《鴻爪雪泥錄》，43頁） 

《春游瑣談》本非正式出版物，偶有文字剿襲前人，也是筆記之體的傳統(tǒng)，即使敘述親歷親聞的內(nèi)容，也不免由于主客觀的原因而不能完全憑借作為信史，第一集中的張伯駒《隋展子虔游春圖》就屬此例（張伯駒收購《游春圖》始末，張恩嶺《張伯駒傳》第五章中曾據(jù)馬寶山《展子虔〈游春圖〉》、馬寶山之子馬國慶《長春救寶記》及《當(dāng)代》1991年第2期所刊馬霽川之女馬淑一《讀者來信》等資料詳為辨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9-128頁）。白化文先生在《蹤跡在炎涼而外，風(fēng)流似魏晉之間——評介張伯駒先生的〈春游社瑣談·素月樓聯(lián)語〉》（《書品》1998年第5期）中也曾指出：

從《春游社瑣談》的內(nèi)容來看，出于眾人之手，水平的不一致自屬必然。當(dāng)時本不為出版而集稿，眾多作者更沒有想到日后會公之于讀者大眾，所以率意命筆者不少。更有個別使用舊材料應(yīng)付差使的。試舉一例，如“袁寒云諷乃父稱帝詩”，疊見劉禺生等稱引，并非僻典。

周汝昌寫給張伯駒的信不知是否存世，但周先生年輕時即有強烈的文獻(xiàn)意識，保存了大量師友翰墨，筆者曾獲見多通張伯駒致周汝昌書札，其中有兩通正可與上文相印證。一通寫于“八月卅日”者有云：

《瑣談》四集稿，希九月半前草一則寄長春為荷。對《瑣談》稿，尊見甚是，當(dāng)取舍宜嚴(yán)也。

明顯是對周汝昌去函中批評意見的回應(yīng)。另一通落款時間僅署“廿二日”，其中說“三集中如公孚之《神使鬼差》、慧遠(yuǎn)之《京官轎夫》、伯弓之《常熟訪鶴》均已見他筆記，舊燕、勞人文亦冗長乏味，為短文亦須自有邱壑，如四合院之房舍即索然矣”，可見作為編者的張伯駒也自有判斷。

三

《春游瑣談》的編印時間，籠統(tǒng)地說是1962年至1965年，大致不會錯。多年前陳曉維先生曾在《可堪白頭張公子》一文中，根據(jù)張伯駒序言中的“壬寅春”和附于《春游瑣談》各集卷末的作者姓名年齡表，推斷前三集印于1962年，后三集印于1963年（見《好書之徒》，中華書局2012年版，176頁）。但據(jù)《張伯駒牛棚雜記》（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版）中“第一集于六二年十月寫完”（105頁）之語，可知前三集不太可能都印于1962年。細(xì)翻《牛棚雜記》，其中有這樣的話，“六三年春，王承禮舉辦學(xué)術(shù)年會……內(nèi)容本省歷史和藝術(shù)方面的文章，還有《春游瑣談》第一集都刊印出來”（55頁），則第一集很可能在1963年春才印出。再比對前三集所附作者年齡表，張伯駒（生于1898年）“六十六歲”，按傳統(tǒng)的虛歲算法，恰與1963年相合。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存在于油印本《春游瑣談》書內(nèi)的證據(jù)。

第二集：

叢碧（張伯駒）《脂硯齋所藏薛素素脂硯》中云“今歲癸卯元旦，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為吉林省博物館以重值收之”，則此文作于1963年春節(jié)后。

叢碧《鬧紅集》中云“今歲癸卯婁生逝世”，按婁生，即黃復(fù)（1890-1963），江蘇吳江（今屬蘇州）人，《春游瑣談》第一集作者，據(jù)《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增訂本），黃復(fù)去世于1963年9月3日（中華書局2001年版2014年2印，31頁），則此文作于1963年8月后（張伯駒《春游詞》中有《鷓鴣天》一闋悼黃復(fù)。）

第三集：

玉谷（陳寥士，1898-1970）《蕭厔泉、梁公約合畫》中云“六年前戊戌，余與陳彥通方恪同游南京夫子廟古董肆……今彥通七十四”，此戊戌是1958年，六年后的1964年，陳方?。?891-1966，字彥通）恰好虛歲七十四，則此文作于1964年。

進(jìn)宜（陳直，1901-1980）《記明詩賞奇》，此文當(dāng)作于作者1964年5、6月在東北文史研究所講學(xué)期間。

第四集：

公孚（惲寶惠，1885-1979）《董元醇與董醇》中云“茲于友人傅和孫案頭，得睹咸豐十一年辛酉冬季《搢紳全書》，時適在肅順等既敗之后……此坊本《搢紳》，距今已一百零四年”，咸豐十一年辛酉為1861年，辛酉政變在是年十月，則此文當(dāng)作于1965年。

進(jìn)宜（陳直）《記西安傳世兩漢名人之遺物》末云“一九六四年六月來客長春，拉雜書此，以志多聞”。

叢碧（張伯駒）《梅蘭芳畫梅》中云“壬申正月余三十五歲，畹華為畫像幅贈余為壽。畫迄今三十二年，余尚珍藏篋中”，壬申為1932年，則此文作于1964年。

晉齋（孫正剛，1919-1980）《夏枝巢讀清真詞偶記摹本冊》中云“今枝巢翁歸道山亦已期年”，據(jù)《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增訂本），夏仁虎卒于1963年7月7日，則此文作于1964年6月后。

第六集：

慎之（盧弼，1876-1967）《單云閣詩集序》末云“乙巳首夏序于天津寓廬”，則此文作于1965年舊歷四月（公歷5月）。

虹南（張潤普，1882-1967）《磨石口永定河引水工程》末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有五百八十二萬度”，則此文作于1965年3月后。

晉齋（孫正剛）《少陵詩意冊子》文，中云：“余自庚寅歲往謁公巖老人，訂忘年交，自是每周休沐日輒聆麈教于重借山廬。余嗜杜句，偶以寫陵詩意為請，老人欣然以應(yīng)。癸巳歲七月遂作畫十二幀?！焙笥衷疲骸叭梢鷼q（一九六一年）七月老人歸道山，今已四稔。而距作畫恰一紀(jì)?！惫珟r老人即汪鸞翔（1871-1962），癸巳為1953，一紀(jì)十二年，則此文亦作于1965年。（壬寅為1962，括號內(nèi)的“一九六一年”，當(dāng)系油印本誤注。）

綜合以上粗翻所得（如果細(xì)檢，或有更多佐證），可以推斷第二集編成付印的時間不早于1963年9月，第三集編成付印的時間不早于1964年5月，第四集與第五集當(dāng)不早于1965年，第六集不早于1965年5月。

（陳曉維兄代為檢核油印本《春游瑣談》篇目，謹(jǐn)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