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科舉與社會流動，后科舉時代的基層社會文教

7月9日，“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學術工作坊在復旦大學舉辦，本次工作坊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這也是復旦大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系列活動本年度的第五回。來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十余位青年學者參會。在談到會議主題時，工作坊召集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戴海斌說，“科舉停廢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非常之大，甚至關系到我們當下的很多社會問題，有其延續(xù)性在里面。要討論這個問題，必須對科舉停廢之前、之后超過百年的歷史進行觀察。這是一個非常具有開放性的題目?！?/p>

學者們分“科名與科考”、“士變與世變”兩場，從科舉制度、科考內(nèi)容、考生群體以及與科舉改制、停廢相關的歷史語境、社會影響、后續(xù)演變等諸多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再思”。澎湃新聞選取幾位學者的發(fā)言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科舉與社會流動

歷史學家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指出，明清近一半的舉人、40%的進士，來自三代未有生員以上功名或官員家庭，再加上科舉應試資格開放，考試程序的公開，何炳棣認為明清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但也有學者提出了鮮明的反對意見。為了探究科舉成績與舉人家庭背景的關系，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蔣勤運用社會學定量研究的方法，對《清代硃卷集成》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進行數(shù)據(jù)化分析。

科舉考試中鄉(xiāng)、會試的考卷，未謄錄的稱為“墨卷”，謄錄后的稱為“硃卷”，硃卷履歷記錄了這些舉人鄉(xiāng)試的名次、中舉年齡、父系和母系的上三代特征信息，是他們的“名片”?！睹髑暹M士題名碑錄索引》則包含了明清兩代通過殿試者的全部名單，不僅包含籍貫信息，還提供了詳細的殿試名次、進士出身甲次等信息。

陳彝鄉(xiāng)試硃卷 《硃卷》卷141，第85-86頁

陳彝進士題名碑信息：姓名，籍貫，科年，殿試甲次和名次(同治元年，二甲第一名) 《索引》第2112頁

蔣勤將全部硃卷履歷數(shù)據(jù)化，得到4035名（占這一時期舉人總數(shù)的8%）1796年至1895年間通過內(nèi)地十八省鄉(xiāng)試的舉人樣本（硃卷履歷）。在《索引》中查找硃卷中的4035名舉人（姓名+籍貫），發(fā)現(xiàn)共有728人通過會試和殿試，占1796-1904間進士的5%。

清代（文）科舉金字塔與通過率

接著，蔣勤介紹了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的內(nèi)容與形式差異。在文科舉中，童生試、鄉(xiāng)試、會試均分三場，最重者是首場四書八股文和次場五經(jīng)八股文，第三場考察士子自然科學，歷史，經(jīng)濟與政治知識等的時務策，在1901年科舉改革前不被重視。而殿試目的在于排定進士次序，選拔帝國治理的真人才，故時務策是唯一考試形式，命題最終由皇帝確定，常見主題由選官、河工、賑災、鹽鐵、賦稅、軍事等。

鄉(xiāng)試、會試的三場考試

對于定量研究方法，蔣勤做了簡要介紹。他將是否考中進士、殿試的排名和錄取等級作為考察舉人是否獲得向上流動這一因變量的三個度量指標，并根據(jù)舉人履歷，構(gòu)造了家庭背景、個人能力兩個核心自變量。家庭背景根據(jù)父輩的功名分為四個等級：平民、底層學子、中下層士紳、高級士紳，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父輩的教育水平（人力資本）、官職高低（文化資本）。個人能力包括候選人通過鄉(xiāng)試的排名和年齡。此外，蔣勤還考量了作為家庭財富代理變量的候選人父輩的妻妾數(shù)量、候選人成為舉人前的身份（是否是監(jiān)生）、兄弟數(shù)量及排行、城鄉(xiāng)身份、以及地域和組群固定效應。

回歸分析顯示：個人能力方面，舉人們通過鄉(xiāng)試（中舉）時的年齡、名次，顯著地影響他們是否通過會試，以及他們在殿試中的名次和甲次（中舉時年齡越小、名次越高，說明其能力越強，那么通過會試的概率越大、殿試的名次越高）。家庭財富方面，父親與祖父平均娶妻人數(shù)、是否捐納監(jiān)生（娶妻人數(shù)越多/是捐納監(jiān)生說明家庭財富越多）對會試和殿試結(jié)果均無直接影響。家庭背景方面，出身于高級士紳家庭（進士或三品及以上官員）的舉人，相比其他階層家庭出身的舉人，在會試和殿試時有顯著優(yōu)勢。

蔣勤認為，一方面，能力對于舉人是否能考中進士有顯著影響，這表明科舉制度使帝制時期的中國社會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這一論斷因家庭財富對科舉表現(xiàn)的影響不顯著而得到加強。但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對個人的考試成功同樣有重要影響，但這種家庭背景影響主要來自頂層士族，其他的家庭背景則沒有明顯的優(yōu)勢。另外，家庭背景中的文化資本—父輩的官職高低，對于殿試的成績有顯著影響，這是由于殿試更多地側(cè)重對國家政務的處理能力而非對儒家經(jīng)典理解的考察，擔任高級官職的父輩的經(jīng)驗對于殿試的發(fā)揮具有重要作用?？傮w而言，帝制晚期的中國社會階層確實是流動的，但階層中的不平等在進士考試中也體現(xiàn)得十分明顯。

此外，蔣勤還利用《石倉契約》中的“科舉簿”材料，考察太平天國前后石倉闕氏家族的科舉參與活動。通過對闕氏家族的個案分析，印證了余英時等學者的看法，即科舉對基層民眾而言，最重要的意義可能是獲取低級功名從而保身家，而不是大幅度地提供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科舉雖然好，參與須有度?！笔Y勤最后總結(jié)道，“皇權與平民通過科舉，‘合謀’制造了有一定流動性卻又相對穩(wěn)定的士紳群體。直至19世紀中期，科舉都是社會整合的基石。”

后科舉時代的基層社會文教

美國學者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主編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將清廷在1905年廢除科舉視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起點。該書指出，廢科所帶來的出國留學熱潮以及在知識層面向西學的轉(zhuǎn)向，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發(fā)生非常關鍵；它造成國家行政管理進一步腐敗，軍閥隨之蜂起；它導致地方資源的再分配，也鼓勵許多人去尋找與國家利益無關的職業(yè)；它摧毀現(xiàn)存的社會等級制度，使得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的界線更加固定；它極大改變了教育在中國發(fā)展中的地位，形成了明顯的文化中斷。

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左松濤認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若干論斷受到當時美國“中國學”界對辛亥革命史否思的影響，后科舉時代所發(fā)生的上述重大社會變動，是否全部可以歸因于廢除科舉，需要進一步思考。就基層社會文教事業(yè)而言，不可將某些社會的表象誤認為歷史事實的本相。

韓策與左松濤關于科舉的新書在本次工作坊多次被提及

左松濤首先考察科舉廢除后世人的反應。他注意到晚清社會對科舉立停的反應較為平靜，檢視留存至今那些親歷者的日記，或寥寥數(shù)語，一筆帶過，或干脆是毫無記錄，近乎空白。進一步分析，他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第一，清末報刊輿論多掌握在趨新的知識人手中。廢除科舉是朝廷功令所在，持有革命立場的報刊，更不太可能對為清廷“加分”舉措主動叫好。

第二，從1842年兩廣總督奏請議改科舉以來，晚清有關改革、廢除科舉的呼聲不絕于耳，各地士子對科舉行將停廢，多少已有心理預期。1905年朝廷痛下決心之舉措，不過是將要掉落的另一只靴子果然落地而已，難說是“突然死亡”。另外，清廷多種善后措施也減緩了對科場中人的實際沖擊。

第三，清末科舉是少數(shù)人的游戲，與普通人的生活并無多少關涉(由科舉帶來的考試經(jīng)濟除外)。對于晚清民眾來說，讀書主要是為了“認字”，即掌握基本的應世文化技能。普通人在塾學習一般不過一兩年，即出為農(nóng)、工、商；有心培養(yǎng)子弟專意走科舉之路的家庭，大約不過百之三、四而已。所以不能過高估計科舉制度對于廣大士子、民眾的實質(zhì)影響力。

然而鮮受關注卻數(shù)量龐大的基層舊式讀書人對廢科的反應也是如此“平靜”嗎？通過對塾師群體、“恢復科舉”的流言以及流行鄉(xiāng)間讀物內(nèi)容的考察，左松濤認為，已被排除在新教育領域的基層舊式讀書人有著相當激烈的反對意見，他們也并非真正失語，而是通過腹誹、口說、書信甚至炮制若干通俗文藝小冊子等手段施加影響，進行抵制，尤其是在新式輿論難以到達的鄉(xiāng)村地區(qū)造成較大勢力。

科舉停廢的理由之一，是消除士子的觀望之心，清除學堂發(fā)展的阻力。左松濤介紹，清廷廢科舉而興學堂的措施相當有效。據(jù)史料統(tǒng)計，1905年全國小學堂數(shù)僅為6241所，而一年后小學堂數(shù)就激增為22328所，并不斷增多。

而除了學校數(shù)量的急速擴展，更有意義的是基層社會中家長及學生觀念世界出現(xiàn)激變。左松濤以蔣廷黻和鄒魯為例，分析這種觀念轉(zhuǎn)變對他們?nèi)松缆返母淖?。他也指出，蔣、鄒二人就讀西式學堂頗具偶然性，難以復制。如果排除這些逸出常軌的史事，則更能見到民初教育領域中的一般規(guī)則。

明清以來，地方教育資源本由士紳掌控，在民國初年也不例外。左松濤認為，地方士紳之中，趨新者固有，但更多是堅持舊有觀念者。他們即使親身參與新政，也并不認同其合法性，多有腹誹排斥。在此情況下，在基層社會要極力推廣學校、“改良私塾”，效果可想而知。

基層社會權勢人物不認可新式學校，而愿意自辦私塾，他們對派來的教員、勸學員不顧不理。為保住飯碗、維持生活，學校教員不得不與當?shù)厣鐣讌f(xié)，違背國家法令。但這樣一來，學校與私塾其實只是名不同而實相近，要鄉(xiāng)村權勢者相信不知根底的陌生外來教員，放棄聘請舊識熟人，不啻強人所難。因此，表面看來，雖然也有具體而可操作性的辦法出臺，但實際效果不大。

到1920年代，這種情況仍未見根本改變。1921年，王卓然陪同來華的孟祿考察中國教育，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私塾教育的規(guī)模仍要大于學校教育。1927年2月21日《廣州民國日報》報道，學校教育與私塾相比，在量上仍是弱勢:“查市內(nèi)私塾，共有六百余間，每塾平均三十人，收容學童約有二萬余人，而市立小學校，僅得六十一間，學生共約一萬一千余人。私塾教育之發(fā)達，實超越學校教育之上。”

“今天中國的教育史基本上是按照特殊社會的觀念來寫就的，我認為沒能把全部的歷史真實表現(xiàn)出來，如果用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言‘鄉(xiāng)土社會’的視角來寫，完全可以寫出一部不一樣的中國近代教育史?！弊笏蓾詈笤u議說，“我們應該更加關注以前歷史敘述中比較少出現(xiàn)的材料，盡量講出歷史本來的面貌，而不是用邏輯勾聯(lián)出來的‘史實’?！?/p>

會議現(xiàn)場

報告之外，與會學者們的討論也頗為引人深思。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沈潔認為，應當對科舉停廢所造成的彌散性社會影響多做探究。比如停廢科舉之際的學堂獎勵，賦予新學生以科舉時代的“名分”，是為解決其統(tǒng)治倫理與合法性延續(xù)的一項制度安排；然而從“士”到“國民”的轉(zhuǎn)換，卻從根本上否定了士人與政治之間的傳統(tǒng)關系。而漫延到民國數(shù)十年，普通中國人對科舉功名的汲汲與緬想，功名意識的流變，背后所牽扯的其實是有關文教秩序與文教理想近代轉(zhuǎn)型的一段極之復雜的歷程。此外，廢科舉與課藝書、文具行業(yè)、貢院、會館，乃至衣冠服飾、婚喪習俗等都有關聯(lián)?？疾爝@些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能夠更加清楚地觀察轉(zhuǎn)折與轉(zhuǎn)折時代。

華東師范大學的瞿駿認為，廢科舉帶來的影響至今仍是一個“進行時”，時人和今人仍然低估了這種變化帶來的廣度和深度。他提出以下四個看似簡單卻十分值得探究的問題：廢科之后，“誰是士大夫，誰是民眾？”“如何做官？”“如何做青年？”“怎樣讀書？”瞿駿認為，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能更好地理解科舉對于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深遠影響。（文/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