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來，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全國石窟寺專項調(diào)查”工作。作為“全國石窟寺專項調(diào)查”統(tǒng)一部署工作的組成部分，浙江省自2020年至2021年開展了“浙江省石窟寺專項調(diào)查”?！墩憬咴煜裾{(diào)查報告》即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輯出版。
浙江為海陸交匯的吳越之地，自東漢三國時期起，佛教已傳入境內(nèi)?？傮w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龕窟集中在杭州地區(qū)，尤以五代吳越國和元代開鑿數(shù)量最多。杭州可稱為10世紀以后中國石窟造像的中心。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佛、菩薩、弟子、羅漢、高僧、天王、童子等多種佛教造像題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間信仰造像。種類豐富的石刻題記也是浙江古代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
一、浙江石窟發(fā)展簡史
浙江為海陸交匯的吳越之地，自東漢三國時期起，佛教已傳入境內(nèi)。東晉以來，會稽郡剡縣一帶高僧云集，談玄論道。南朝齊梁時，剡縣（今新昌）石城山彌勒大佛開鑿，為我國南方最早的大型石窟造像；鄮縣（今寧波）阿育王寺則是當時公認的華夏排名第一的釋迦真身舍利塔。浙江現(xiàn)存南朝石窟寺，主要有新昌大佛（即剡縣石城山大佛）、新昌千佛巖等，可知剡縣在東晉南朝時期江南佛教的重要地位。
隋代高僧智顗在天臺山創(chuàng)立天臺宗。至唐代，明州鄮縣阿育王寺、臺州天臺山已是名聞東亞的佛教圣地。安史之亂和會昌滅佛后，中國佛教中心南移，浙江成為唐代以后佛教的中心地。越州、杭州、臺州、溫州、婺州等地，大寺林立，名僧輩出。浙江現(xiàn)存的唐代石窟較少，主要有紹興羊山大佛、紹興柯巖大佛、建德玉泉寺石佛等，集中在越州地區(qū)，以大佛造像為主。
五代吳越國時期，錢氏三代五王奉行“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國策，大力扶持佛教，在境內(nèi)廣泛建寺立塔、開窟造像。吳越時期的佛教與王權(quán)聯(lián)系緊密，具有強烈的護國色彩，經(jīng)過近百年的發(fā)展，吳越國遂為“東南佛國”。末代國王錢俶禮佛至誠，任用德韶、延壽等法眼宗高僧，鼓勵信眾發(fā)愿凈土、營造經(jīng)像。國都杭州，寺塔營建和造像工藝臻于鼎盛。吳越國時期的現(xiàn)存石窟，幾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邊，包括圣果寺、資延院（慈云嶺）、石龍院、神尼塔、靈鷲院、石屋院、煙霞院、慧日永明院（凈慈寺）、天龍寺、香嚴院（九曜山）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屬于錢氏王家敕建。
北宋以后，禪宗和凈土在兩浙地區(qū)的佛教信仰中占主流地位。南宋定都臨安，浙江成為全國性的佛教中心，禪宗鼎盛。官方建立禪寺“五山十剎”制度，浙江一枝獨秀，占其五山六剎。僧人倡導和實踐凈土信仰，民間盛行起塔造像、念佛結(jié)社。同時，道教作為國家信仰，亦極盛興。北宋造像主要分布在杭州青林洞、玉乳洞、石佛院、大佛寺等處；南宋造像則有杭州通玄觀道教造像、南觀音洞、寧波補陀洞天等處，體現(xiàn)了宋代“三教融合”的發(fā)展趨勢。
宋元鼎革后，漢傳佛教衰落。藏傳佛教被奉為國教，在元代皇室的支持下，深度影響漢地。以杭州為中心設置的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tǒng)所，由西夏人楊璉真迦管理，治所在飛來峰前的永福寺。楊璉真迦支持開鑿的飛來峰造像群，匯集了南宋禪宗造像和元代薩迦派造像兩種不同風格的造像藝術(shù)，是宋元之交努力融合漢藏文化的嘗試。白云宗為元朝統(tǒng)治者所推崇，勢力極盛，余杭南山普寧寺為白云宗的傳教中心，由其開鑿的余杭南山造像，規(guī)模宏大。
明清時期，三教融合，蔚為主流，宗教信仰更加世俗化。觀音信仰流行，普陀山在明代被確立為觀音菩薩道場。家庭、民間造像供養(yǎng)逐漸替代寺廟造像供養(yǎng)，布袋彌勒、送子觀音等題材為信眾所喜聞樂見。道教、儒教題材的造像也應運而生，甚至組成三教合一的造像龕。該時期的石刻造像遍布全省，如杭州寶石山、西山庵，紹興石屋禪院、余姚胡公巖、普陀山潮音洞等。
總體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龕窟集中在杭州地區(qū)，尤以五代吳越國和元代開鑿數(shù)量最多。因為杭州作為吳越國和南宋都城，自五代起就是兩浙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宗教活動中心。進而言之，杭州甚至可以稱為10世紀以后中國石窟造像的中心。
2021年“浙江石窟寺專項調(diào)查”期間調(diào)查隊在寶石山大佛寺造像前合影
二、浙江石窟的龕窟特點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種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隱修，僧侶們選擇在城市以外的幽僻之地開鑿石窟，以“巖居”“洞居”的形式修行。4至7世紀，我國最早出現(xiàn)的石窟，仿照印度和中亞石窟制度開鑿，分布在新疆、河西、中原等地區(qū)，如克孜爾石窟、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5世紀后期，石窟制度傳入南方，新昌大佛和千佛巖均開鑿于此時，是我國南方最早建設的石窟。這些石窟，本身即為寺院主體建筑或主要組成部分，僧人的禮拜和修行主要在石窟中完成，可謂名副其實的“石窟寺”。
盛唐以后，伴隨著佛教中心的南移，北方不再流行開鑿大型石窟。9至13世紀的石窟造像主要分布于南方的巴蜀和浙江地區(qū)，如四川安岳、重慶大足、杭州環(huán)湖諸山和飛來峰等處。吳越國時期敕建的個別大型石窟，如圣果寺、資延院等，仍然延續(xù)早期石窟寺的傳統(tǒng)，結(jié)合窟前建筑，具備或部分具備寺院主體建筑的功能，仍可勉強稱為“石窟寺”。
但是，浙江五代至宋元時期絕大多數(shù)的石窟，以“摩崖龕”為主，在寺院附近的山崖上，開鑿于淺龕之中，以群組的形式出現(xiàn)。這些摩崖造像，僅有小型窟檐遮擋，只是某座寺院的從屬部分，不再具備“石窟寺”的基本形態(tài)和功能。
明清時期的摩崖造像，多為民間主持開鑿，遍布各地，呈現(xiàn)點狀分布的趨勢。一部分的摩崖造像，不再附屬于寺院，而獨立散布于山野之間、道路之側(cè)。除了少數(shù)規(guī)模較大的群組之外，多數(shù)摩崖造像只有零星幾龕甚至一龕。造像大多技法粗拙，體量偏小，甚至有近似涂鴉的線刻作品，難以區(qū)分宗教或題材內(nèi)容。該時期的摩崖造像，可以說已脫離寺院的范疇，成為廣泛民間信仰的一部分。
從龕窟的形態(tài)、功能兩個維度考察，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僅在南朝時期的新昌存在極個別的名副其實的石窟寺，而五代以來大量存在的帶窟檐的摩崖龕造像，以及部分在天然溶洞內(nèi)開鑿的摩崖造像——這些造像龕群，可能雕造于同一時期，也可能是由不同時期、不同寺院的造像龕組成，甚至可能與寺院無關。
試舉一例，浙江流行的羅漢造像，往往沒有規(guī)則的龕形，或單獨一身，或三兩成對，或分成兩排三排甚至多排，難以區(qū)分龕數(shù)。因此在編制羅漢造像的龕號時，習慣將相對集中的羅漢群組，編為一龕。如飛來峰青林洞第7龕有7身羅漢造像，第17龕有18身羅漢造像，第14龕則有多達50余身羅漢造像。這種編號方式，存在著一定的主觀因素，造成不同時期的調(diào)查報告，出現(xiàn)了各不相同的龕數(shù)，亟待統(tǒng)一和規(guī)范。
這就充分說明絕大多數(shù)的浙江古代石窟造像，無論形態(tài)，抑或功能，與嚴格意義的“石窟寺”概念不符。
但是，2020至2021年開展的“浙江省石窟寺專項調(diào)查”，是“全國石窟寺專項調(diào)查”統(tǒng)一部署的工作的組成部分。石窟寺，作為一種順應山勢開鑿的寺院和龕窟的總稱概念，與中古時期我國西北和北方地區(qū)的佛教寺院發(fā)展歷史相適應，卻不適用于五代以來浙江佛教摩崖造像的實際發(fā)展狀況。如果生搬硬套“石窟寺”的概念，勢必會給浙江石窟造像的調(diào)查、分類和研究帶來困擾，因此我們在資料整理、報告編寫階段，就有意識地以更普適的“石窟造像”概念，替代原來的“石窟寺”概念。
這就是本書取名為《浙江石窟造像調(diào)查報告》而非《浙江石窟寺調(diào)查報告》的原因。
三、石窟造像的題材特征
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佛、菩薩、弟子、羅漢、高僧、天王、童子等多種佛教造像題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間信仰造像。其中，布袋彌勒、白衣觀音和十八羅漢的題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紀佛教持續(xù)中國化的典型反映。飛來峰元代藏傳佛教造像，則是13世紀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珍貴遺存。
吳越國時期煙霞洞之白衣觀音像
早期石窟造像，如南朝剡縣石城山大佛，唐代羊山大佛、柯巖大佛，均為當時流行的彌勒大像題材，代表了彌勒信仰的流行。至吳越國時期，彌勒造像組合趨于定式，如九曜山香嚴院、玉皇山天龍寺的一鋪七尊組合，彌勒承襲了唐代風格的倚坐佛像。吳越國時期的明州神僧契此，俗稱布袋和尚，因其彌勒化身的靈異神跡，在北宋時被神化，成為國家信仰。自北宋初期起，浙江率先出現(xiàn)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成為彌勒造像的新形式，后來風行海內(nèi)，甚至遠播西夏，在明清時期更成為彌勒的標準造型，深受民眾喜愛。浙江石窟中現(xiàn)存最早的布袋彌勒造像，是開鑿于元初的飛來峰冷泉溪第45龕和第68龕的布袋彌勒，繼承了南宋時期的風格。此外，北宋末杭州大佛寺的彌勒大像，則走出另一條新路，建造了氣勢恢宏的半身大像，成為宋元時期江南大像的另一種流行趨勢，但后世漸趨衰微。
觀音信仰自5世紀初期《法華經(jīng)》的譯出，即在中原地區(qū)流行。至唐代，觀音作為阿彌陀佛的脅侍菩薩，與大勢至一起構(gòu)成“西方三圣”，主要出現(xiàn)在凈土經(jīng)變的造像題材中。五代吳越國時期，延續(xù)了唐代流行的凈土信仰，在杭州地區(qū)大量開鑿西方三圣造像龕，如鳳凰山圣果寺、慈云嶺資延院、飛來峰靈鷲院等。同時，單尊的觀音造像龕，也悄然興起，如將臺山石龍院、飛來峰神尼舍利塔院、飛來峰靈鷲院、玉皇山天龍寺等處，均有單尊的楊柳觀音或水月觀音形象。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南高峰煙霞洞口，出現(xiàn)了楊柳觀音和白衣觀音相對而立的場景，其中楊柳觀音承襲唐代以前的風格樣式，白衣觀音則為吳越國首創(chuàng)的題材，開啟了觀音中國化的新道路。飛來峰元代初期的漢式造像，繼承了南宋種類繁復的觀音形象，在水月觀音、白衣觀音、楊柳觀音、蓮蕾觀音、觀音三尊等題材的塑造上，極具藝術(shù)性，代表了宋代造像藝術(shù)的最高水準。明清時期，普陀山成為觀音道場，觀音造像更加流行，又出現(xiàn)了魚籃觀音、渡海觀音、送子觀音等種類繁多的題材。
吳越國時期慈云嶺資延院西方三圣及左右脅侍立菩薩、天王“一鋪七尊”造像正立面正射影像圖
7世紀中葉，高僧玄奘譯出《法住記》，羅漢信仰從此風靡中國。據(jù)《法住記》所述，釋迦在涅槃之前托付自己的十六位弟子，不入輪回，住世傳法，作為當世所有信眾應當追隨的導師。十六羅漢信仰流行于唐五代時期，吳越時期的杭州石龍院十六羅漢造像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十六羅漢造像實例。吳越后期，又在十六羅漢的基礎上，增加了《法住記》的作者慶友尊者和另一位不具名羅漢，創(chuàng)造性地組成了十八羅漢的組合，并風行后世。吳越廣順三年（953）開鑿的杭州煙霞洞十八羅漢造像，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十八羅漢造像實例。此外，晚唐五代時期開始出現(xiàn)的五百羅漢，是羅漢信仰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吳越開運元年（944）始鑿的杭州石屋洞羅漢造像群，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五百羅漢造像實例。南宋末期，更是創(chuàng)造性地將布袋彌勒和十八羅漢這兩種浙江地區(qū)創(chuàng)造的造像題材，融合一體，正如元初飛來峰第68龕布袋彌勒及十八羅漢造像所示，這也是我國現(xiàn)存唯一的這種題材組合實例。
元代飛來峰造像由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tǒng)楊璉真迦主持開鑿，其中藏式造像30余龕，是我國內(nèi)地規(guī)模最大的藏式石窟造像群。題材包括釋迦、無量壽、藥師、阿閦、熾盛光佛、觀音、文殊、摩利支天、金剛勇識、壞相金剛、尊勝佛母、般若佛母、救度佛母、大白傘蓋佛母、多聞天王、贊巴拉、金剛手、密里瓦巴等。其中的尊勝佛母九尊壇城，規(guī)模宏大；多聞天王騎獅、密里瓦巴及二侍女、贊巴拉、獅吼觀音及九頭龍王脅侍等造像，均極罕見，代表了藏傳佛教藝術(shù)的巔峰水平。
此外，如北宋杭州飛來峰玉乳洞的禪宗六祖像，南宋杭州通玄觀的三茅真君像，元代杭州飛來峰龍泓洞的高僧取經(jīng)像，元代杭州寶成寺的麻曷葛剌像，明代杭州西山庵的地藏十王經(jīng)變像，清代余姚胡公巖的濟公像，均為浙江地區(qū)獨有或者全國罕見的珍貴造像題材。
四、石窟造像的題記
石窟造像龕的內(nèi)外，常有人工開鑿的磨光幅面，用于鐫刻題記。除造像題記外，還有重裝題記、佛經(jīng)、文人題記等多種內(nèi)容。
石窟造像，一般在龕側(cè)鐫刻造像記，說明施建龕像的供養(yǎng)人姓名、造像內(nèi)容、經(jīng)費、發(fā)愿、年代等內(nèi)容。造像題記是石窟造像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斷代、定性等重要價值。五代吳越國時期的慈云嶺資延院和西關凈化院，開鑿了巨大的圭首形摩崖石碑，用作造像題記和建院題記。石屋洞五百羅漢及其他佛像，由于供養(yǎng)人眾多，甚至開鑿了200多方的造像題記，內(nèi)容豐富。煙霞洞羅漢造像題記，尤其是第24龕“慶友尊者”題記的確認，則是吳越國十八羅漢造像起源的關鍵實證。吳越時期杭州九曜山造像，由于“香嚴界”題記的發(fā)現(xiàn)和辨認，造像的性質(zhì)和價值因此而明確。南宋杭州通玄觀造像，分布有11方歷代造像和重建題記，包括南宋初建、元代重建、明代三建的豐富內(nèi)容，可彌補史載之不足。元代飛來峰造像遺存的十余方造像題記，記載了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tǒng)所各級僧官開鑿造像的始末。但也有大量石窟造像題記，由于浙江地區(qū)氣候潮濕，石灰?guī)r的風化和溶蝕嚴重，字跡大多不存，例如飛來峰頂?shù)膮窃綍r期神尼舍利塔院造像，雖能確認大致有30方左右的造像題記痕跡，卻無一字可以辨認。
吳越國九曜山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一鋪七尊”造像
石窟中有一類題記，雖然不是原始的造像題記，但內(nèi)容與造像直接相關，例如造像的重裝題記。江南潮濕多雨之地，石窟造像雖有窟檐遮風擋雨，但一般在二三十年后就需要重新修復佛像的金身彩繪。杭州飛來峰龍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寶成寺等處，均有后世的重裝題記。
還有一類題記與造像有關，即佛經(jīng)。九曜山香嚴院石窟的彌勒大龕對面，鐫刻了同時開鑿的《彌勒上生經(jīng)》全文，相互映襯。吳越時期杭州石龍院石窟后方崖壁，鐫有北宋時期書寫的《心印銘》全文，書法極工。
當然也有一類題記與造像并無必然關系，即是歷代文人的摩崖題記。唐代杭州刺史盧元輔，在飛來峰頂?shù)纳衲嵘崂毫粝乱皇住队翁祗盟隆吩娍?，可彌補《全唐詩》之闕。飛來峰龍泓洞內(nèi)外，有大量宋代至民國的文人題記，與元代石窟造像相輔相成，構(gòu)成獨特的景觀。需要指出的是，后世文人題名山川，有時將題記鐫刻于石窟之內(nèi)，甚至直接破壞了造像內(nèi)容。凈慈寺后山的石佛洞造像，開鑿于五代吳越國時期，正壁的三世佛、兩壁的十八羅漢造像，其主體為明代胡宗憲、丁洪等四次題寫的題記、題詩、大字榜題所破壞。
浙江古代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即是包含了種類豐富的石刻題記。不論造像題記、重裝題記或佛經(jīng)，還是文人墨客“到此一游”的摩崖題名，均為一座完整石窟的有機組成部分，反映了石窟的開鑿、維修、景觀的生成、景觀的接受和觀賞，以及在后世遭到不同程度破壞的歷史過程，在石窟造像的調(diào)查和記錄中，不可或缺。
五、西湖石窟造像研究和保護的關鍵問題
最后，以杭州西湖石窟造像為例，討論石窟研究和保護中存在的關鍵問題。
西湖造像，主要分布于飛來峰、南高峰、九曜山、玉皇山、南屏山、鳳凰山、吳山等石灰?guī)r山體中，因為石灰?guī)r地區(qū)奇石嶙峋，山水清嘉，更因為石質(zhì)細膩較其他巖性更適宜開龕造像。西湖造像的主體——吳越時期造像和飛來峰造像均在石灰?guī)r地區(qū)，至于寶石山的大石佛院至棲霞嶺的紫云洞一線，確有在火山巖上開鑿造像之例，但僅限于北宋尤其是元明以后的零星活動。
吳越國飛來峰第2號龕西方三圣造像
環(huán)湖諸山，以天門山為界，以北群山稱“北山”，包括北高峰、飛來峰、葛嶺、寶石山等；南面諸山稱“南山”，包括南高峰、南屏山、玉皇山、鳳凰山、吳山等。西湖造像遂分為南山造像和北山造像，前者以吳越國造像為主，后者以飛來峰為代表，文物的價值和特色，各有側(cè)重。
但是，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將慈云嶺、天龍寺、煙霞洞造像以“南山造像”的名義打包，與第二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飛來峰造像合并，并以“飛來峰造像”作為總名。然而，飛來峰造像既已包括南山造像，但圣果寺、石龍洞、九曜山、凈慈寺慧日峰等重要吳越文物卻又被割棄在外。這種不合理的文物歸并，說明過去的文物考古學界對西湖造像的歷史和藝術(shù)價值可能缺乏準確的認知。
該問題也可以這樣設問，即在全國石窟寺（石窟造像）考古和文物保護研究體系中，西湖造像的歷史和科學價值應該如何提煉和闡釋？
關于南山造像，我們認為必須要提出“吳越國佛教造像”的核心概念，將慈云嶺、天龍寺、煙霞洞、圣果寺、石龍洞、慧日峰、九曜山等九處造像，與同期寺院、塔幢等佛教史跡整合起來，并納入杭州城市考古、西湖景觀生成史的視野。吳越國王室扶持的佛教史跡和藝術(shù)，是我國唐代以后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如果將南山造像割裂認識，或與飛來峰、寶石山等處混為一談，則無法彰顯其突出價值。
關于飛來峰造像，可以討論的空間更大。1982年公布的第二批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飛來峰造像”，包括了五代吳越時期的神尼舍利塔院造像（飛來峰頂一帶），五代北宋時期的靈鷲院造像（飛來峰東麓的青林洞、玉乳洞一帶），元代總統(tǒng)所及靈隱寺造像（飛來峰北麓的龍泓洞、冷泉溪、呼猿洞一帶），明代民間造像（散落分布）等四部分。它們的時代、分布位置、所屬寺院各不相同，在調(diào)查和研究飛來峰造像時，有必要根據(jù)龕像雕造的不同背景，并加以區(qū)分。將不同歷史背景的龐大龕窟群歸并為“飛來峰造像”一處文物，在學理上，尚多可議，而第六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飛來峰造像”更將地緣上毫不相關的南山造像包括在內(nèi)，勢必會造成概念的混淆和價值闡釋的“失焦”。
飛來峰造像的核心價值，傳統(tǒng)觀點認為其保存了江南規(guī)模最大的一組藏傳佛教造像。但這種看法并不全面，姑且不論青林洞、玉乳洞尚多吳越國和北宋造像，宋元鼎革之際，楊璉真伽在開鑿藏傳佛教造像之余，也有一批具有江南“漢地風格”的造像，例如呼猿洞第98龕西方三圣和第99龕無量壽佛、救度佛母、文殊三尊龕像，為楊璉真伽捐資開鑿，后者雖為藏傳佛教題材，但采用漢地傳統(tǒng)工藝，造像儀態(tài)祥和，衣紋圓潤，是南宋都城造像藝術(shù)和藏傳佛教題材的完美結(jié)合，體現(xiàn)了藏漢文化的融合。第68龕“布袋和尚與十八羅漢”是飛來峰的經(jīng)典造像，傳統(tǒng)認為其為南宋造像，但今日學界則公認其開鑿于元初，布袋和尚與十八羅漢，神完氣足，與自然山體巧妙結(jié)合，代表著漢地美術(shù)追求的最高境界。在飛來峰尋找絕響已久的“宋韻”，即南宋臨安城的造像藝術(shù)，這一曾被長期遮蔽的視角，恰恰可以揭示飛來峰造像在宋元之交的時代和價值特色。
飛來峰元代第68龕“布袋和尚與十八羅漢”與周邊造像及山體的關系
飛來峰第98龕楊璉真伽捐鑿的西方三圣造像正射影像圖
南山和飛來峰造像的突出價值，非深于杭州城市、佛教歷史研究者不能辨明，反而容易為人忽略或遮蔽，前述國保單位對西湖造像不合理的合并，以及西湖造像至今未能在中國石窟寺考古體系中贏得相應的學術(shù)地位，無不與此相關。
古人總以“金石壽”比喻生命久長，其實，受雨水溶蝕、風化、巖體失穩(wěn)等自然因素的影響，田野中的石窟造像相當脆弱。在易遭溶蝕的石灰?guī)r山體和石灰?guī)r溶洞開鑿造像是西湖造像的特點，為石窟保護帶來了嚴峻的挑戰(zhàn)。江南露天、多雨、潮濕環(huán)境下的石灰?guī)r文物的物理和化學保護，是亟需攻關的科技難題，期待文物保護科技工作者在此領域有所發(fā)明，在我們呵護下，古人偉大的藝術(shù)，庶幾不隨流光磨滅。
（本文轉(zhuǎn)刊自浙江考古，原標題為《浙江古代石窟造像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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