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脆弱的聯(lián)合》：“紳士謀國”：權力之爭，抑或權利之爭？

《脆弱的聯(lián)合：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美]安德魯·香克曼著，汪凱譯，東方出版社2021年4月版，256頁，72.80元

1787年5月，原本以修改《邦聯(lián)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為目的的費城會議，在華盛頓、富蘭克林、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人主導下，開成了一個制憲會議。整個會議的基本原則是以妥協(xié)求平衡——會上聯(lián)邦派和反聯(lián)邦派經過長達四個月的爭吵和協(xié)商，最終形成憲法草案，提交各州表決通過?？傮w而言，本次會議既不團結，也不成功：以喬治·梅森為代表的三位革命元勛拒絕簽字——梅森是美國駐法大使杰斐遜的好友，一向以捍衛(wèi)自由為己任，被聯(lián)邦派稱為“反憲法健將”。在離開會議的那一刻，梅森不顧同鄉(xiāng)兼好友華盛頓情面，將憲法文本投擲于地，拂袖而去。會后，梅森發(fā)表聲明，宣稱“如果沒有《權利法案》”，他“寧愿砍下右手，也不愿將其放在當下通過的憲法之上”。

同為浴血奮戰(zhàn)贏得獨立的美國締造者（Founding Fathers），雙方在本次會議上為何劍拔弩張、勢同水火？《權利法案》與憲法之間存在何種關系？雙方據(jù)理力爭的到底是權力還是權利？《脆弱的聯(lián)合：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一書為讀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論據(jù)和答案。

一、從《邦聯(lián)條例》到美國憲法

《邦聯(lián)條例》是美國的一份歷史性文件。1776年北美宣布獨立后，第二屆大陸會議負責起草全國性憲法，稱之為《邦聯(lián)條例》。1777年條例通過，1781年批準生效。這一權力極其有限的《邦聯(lián)條例》需要長達四年時間才得以通過，說明當時大多數(shù)人心懷戒備，“不想將這一廣袤的大陸合并為一個全國性政府”，而更希望“像希臘人、荷蘭人和瑞士人那樣，建立邦聯(lián)”。盡管如此，《邦聯(lián)條例》對于新生的共和國而言意義重大——沒有它，美國不可能贏得獨立戰(zhàn)爭。

然而也正是在這場戰(zhàn)爭中，以各州名義簽署但對各州普遍缺乏約束力的《邦聯(lián)條例》之“短板”也暴露無遺。相比于強大的英國“紅衣軍”（Red coat），大陸軍軍需供給短缺，士兵饑寒交迫，軍紀松弛，軍心渙散。華盛頓認為，上述因素造成軍隊戰(zhàn)斗力大大減弱，也極大延緩了獨立戰(zhàn)爭勝利的進程。對此，擔任華盛頓軍需副官的漢密爾頓感受最深：由于各州政府相互推諉，華盛頓將軍本人不得不自掏腰包以充軍餉。漢密爾頓將這一筆筆支出記錄在案——建國后，這位首屆美國政府財政部長力主強化中央政府權力（尤其是財權），與這一段慘痛經歷不無關聯(lián)。

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各州自行其是的狀況未見好轉。首先，各州為解決財政危機，大肆印發(fā)紙幣、發(fā)行債劵，造成通貨膨脹，亦擾亂國內市場。同時，各州之間以鄰為壑——擁有優(yōu)良港口的州向鄰近州征稅，被索稅之州心懷怨恨，于是貿易壁壘進一步加大，嚴重影響“內循環(huán)”。此外，由于利益沖突，南方各州竭力與西班牙爭奪密西西比航行權，北方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使得“美利堅合眾州”淪為一盤散沙。諳熟歐洲歷史的美國革命領袖不免憂心忡忡，害怕年輕的美國會像老邁的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常年陷于戰(zhàn)爭的泥沼。

1786年秋，馬薩諸塞州爆發(fā)退伍老兵丹尼爾·謝司領導的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強烈震動了美國統(tǒng)治階級。已解甲歸田的華盛頓率軍征討——盡管內亂很快弭平，但這位昔日大陸軍總司令卻清醒地意識到，為了保衛(wèi)革命勝利果實，首先必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而創(chuàng)立政府的先決條件是將軟弱無力的《邦聯(lián)條例》變更為代表全民意志的美國憲法。

華盛頓等人的倡導遭到包括梅森在內的數(shù)位“異議分子”——戰(zhàn)爭英雄帕特里克·亨利、馬薩諸塞州代表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和弗吉尼亞州長埃德蒙·倫道夫（Edmund Randolph）——的強烈反對。相對于中央政府“集權”，他們更主張維護州權。帕特里克·亨利于1755年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激勵了無數(shù)革命志士，如今他又挺身而出，成為“州權”的頭號捍衛(wèi)者。他深信英國之所以能夠悍然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正是由于它擁有“蠻橫而強力的中央政府”（并豢養(yǎng)一支鎮(zhèn)壓人民的常備軍）。作為與華盛頓、杰斐遜齊名的弗吉尼亞代表人物，帕特里克·亨利反對任何放棄州權的行為——漢密爾頓將其稱為“州權優(yōu)先”的鐵桿擁躉。杰斐遜對此深有同感，曾不無諷刺地寫道：“只要亨利還活著，就會讓我們永無天日……我們真是巴不得他早日離開人世?！?/p>

盡管聯(lián)邦黨人和反聯(lián)邦黨人在制憲會議上分歧眾多，但歸結到一點，即在于聯(lián)邦政府集權與州權到底該如何劃分。圍繞這一焦點問題，雙方展開激辯。由漢密爾頓、麥迪遜和約翰·杰伊合撰寫的《聯(lián)邦黨人文集》（包括八十五篇支持批準憲法的系列文章）便是奠定美國根基的另一綱領性文件。在上述文章中，漢密爾頓等人不僅要求憲法賦予中央政府各個部門巨大權力，而且要求聯(lián)邦國會擁有常備軍和征稅權兩項絕對權力。這益發(fā)加深了反對派對于中央集權的戒心。

州權思想在殖民者中可謂根深蒂固。富蘭克林、杰斐遜等人的著作中無不將所在各州稱為“我的祖國”。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在“美國人三部曲”中研究發(fā)現(xiàn)：在《獨立宣言》這份美利堅合眾國的“出生證”上，竟無一處提及國家——所有提法皆明言“各州”。制憲會議上，康涅狄格州代表宣稱：“我的幸福取決于我的州政府之存在，正如一個新生兒需要依賴他的母親獲得營養(yǎng)。”這一說法也反映了大多數(shù)與會代表的共同心聲。值得一提的是，近一個世紀后，羅伯特·李將軍在面對林肯總統(tǒng)征召令時，毅然選擇就任南方軍總司令，因為他立誓永遠不會選擇與“我的祖國”交戰(zhàn)，否則將“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歷史學家莫里森（S.E. Morison）在《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一書中認為，美國內戰(zhàn)中，導致南方“聯(lián)盟國”失敗的因素除了人神共憤的奴隸制，還有尾大不掉的“州權”——這是當年力主妥協(xié)的革命領袖未曾料想的后果。

在反聯(lián)邦派看來，昔日的邦聯(lián)條款是“頭腦聽從四肢指揮”，而當下的聯(lián)邦憲法則是“四肢聽從頭腦指揮”——這是他們難以容忍的。與帕特里克·亨利同樣“死硬”的倫道夫州長誓死捍衛(wèi)州權，一絲一毫也不肯讓步——他的名言是：“要一個州讓出它的部分主權，就好像要一名婦女讓出她的部分貞操一樣?！?/p>

很顯然，制憲會議意在加強聯(lián)邦集權，因此勢必削弱州權。如果雙方不肯退讓，結果必定是一拍兩散。然而與會代表憑借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及富蘭克林與華盛頓的崇高威望），最終達成“大妥協(xié)”（the Great Compromise）：眾議院按人數(shù)比例分配（大州滿意）；參議院每州兩個席位（小州安心）。員額如此分配也符合代議制民主原則：眾議院代表民意，當以多數(shù)制約少數(shù)；參議院代表民智，應以少數(shù)制約多數(shù)。

需要注意的是，或許考慮到殖民地歷史傳統(tǒng)與政治現(xiàn)實（Realpolitik），憲法并沒有明確聯(lián)邦權與州權孰重孰輕，然而正是這樣的妥協(xié)與平衡打破了傳統(tǒng)政體格局中上下級之間威權的界定，取消了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制，可見這一“頂層設計”深得聯(lián)邦制之精髓，也符合美國人的權力制約觀念——即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長久地凌駕于其他權力之上。聯(lián)邦制是以中央和州政府平衡為核心所創(chuàng)立的政治制度——照托克維爾的看法，采用聯(lián)邦政府這一形式，使得美國將一個大共和國的強大性與小共和國的安全性結合起來（孟德斯鳩有言：“如果是一個小共和國，那么它易為外力所摧毀；如果是一個大共和國，那么它易為內部紛爭所毀滅?！保渲髦荚谟谝环矫婢S護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對個人權利提供可靠保障”。而后者，正是馬薩諸塞、弗吉尼亞和紐約三大州批準憲法的前提條件——聯(lián)邦派必須首先在憲法中補充關于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條款（即《權利法案》）。

二、《權利法案》有無必要？

《權利法案》由“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執(zhí)筆，每一稿都經過國會反復討論和修改，但臨到表決依然陷于“難產”——聯(lián)邦派認為此舉毫無必要，反對派則認為法案中人民的權利尚未得到充分保護。最終由時任國務卿杰斐遜一錘定音：“半片面包好過沒有面包。既然無法保護所有權利，就讓我們保護我們能保護的權利?！保▍⒁姟栋肫姘好绹鴻嗬ò甘寄罚琜美]利維著，李松鋒譯，東方出版社，2021年）

早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期間，康涅狄格州代表羅杰·謝爾曼（Roger Sherman）在關于憲法條文的辯論中便提出“權利法案”的設想，認為“問題并不在于人們生來被賦予何種權利；而是在于這些權利在社會中如何得到最平等、最有效的保護”。不久，當新憲法的副本送到約翰·亞當斯手中時，這位美國第二任總統(tǒng)的第一反應是：憲法缺少保障民眾利益的權利宣言。隨后，他在與杰斐遜的通信中談及此點，雙方在這一問題上取得“高度一致”。

美國憲法旨在賦予政府權力，而《權利法案》則意在對此加以限制。作為十八世紀啟蒙哲人的“信徒”，杰斐遜、麥迪遜對洛克及孟德斯鳩的權力委托及權力制衡學說了如指掌。他們深信，政府的一切權力均來自人民的委托。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只是人民的仆人，而且是一個不能信賴的、靠不住的仆人。不能讓政府自由地掌管它的主人的事務，相反，必須多方面對它施加限制；必須在每一個可能的要點上對它約束，隨時都對它抱戒心。否則，它就會不再是仆人，并且反仆為主”。因此，用杰斐遜的話說：“自由政府應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p>

杰斐遜不止一次指出，美國面臨著與以往所有共和國相同的問題：如果權力缺乏約束，自由會無可避免地滑向無政府主義，繼而需要君主專制才能維持社會秩序。法國大革命期間，他曾親眼目睹雅各賓派的恐怖統(tǒng)治（Reign of Terror）絞殺革命同志和無辜民眾，引發(fā)劇烈社會動蕩，并最終走向拿破侖軍事獨裁，對此心有余悸。他認為，為防范掌權者走向專制和獨裁，必須通過《權利法案》這一“鎖鏈”對政府權力加以遏制。

像杰斐遜一樣，麥迪遜對潘恩政治學說——“社會總是善的，政府卻永遠為惡”——深信不疑。麥迪遜在報刊文章及與友人書信中反復申明，權力具有慢慢滲透和擴張的天性，必須有效設限加以抑制。因此，為彌補憲法中“羊皮紙柵欄”（權力部門相互制衡）之不足，還需要發(fā)動群眾——“人民必須虎視眈眈盯緊掌權者”，才能保證政府權力不被濫用，人民權利不受侵害。麥迪遜在致杰斐遜信中不無擔憂地寫道：“每個州都在反復沖撞這些羊皮紙柵欄：一個政府的實權在哪里，哪里就有壓迫的危險。根據(jù)以往的經驗，《權利法案》總是會在權力亟須控制的時候化為一紙空文?！?/p>

與杰斐遜的啟蒙樂觀精神和“性善論”不同，麥迪遜堅持“性惡論”，認為人性天然具有自戀和貪欲，而掌權者危害更大——在利益和欲望面前，信仰和道義的力量微不足道：機會和誘惑越大，宗教和道德力量就越弱。他的名言是，“只要有枉法的利益與土壤，法律就必定會被踐踏”，人民的自由就無法得到保障，而相關法律條款也就淪為一紙空文——如同旅居英倫的盧梭譏諷的那樣，英國人七年當中只有一天能享受自由，即他們“被允許投票的那一天”。

在制憲會議辯論期間，麥迪遜已明確表達他“分兩步走”的限權主張：首先讓政府掌握權力；然后再讓這個手握重權的政府控制好自己的權力——在他看來，正當?shù)姆沙绦蚝蛡€人的自由權利這兩者都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由此可以證明“我們的政府體系能夠自我約束：這種體系不僅能規(guī)范自身，還能限制體系內的各要素”。

然而，麥迪遜等人的主張，在聯(lián)邦黨人看來，卻是一幫頑固派打著“保民官”的旗號刻意延緩甚至阻礙歷史的進程——著名歷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在《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聯(lián)邦黨人認為，“反聯(lián)邦黨人如此狂熱支持《權利法案》”，其目的不過是想“掩蓋他們妄圖削弱國家政府權力這一事實”。

漢密爾頓撰文指責杰斐遜是“耍弄陰謀詭計的煽動家，野心勃勃的搗亂分子”，認為《權利法案》是多此一舉，“別有用心”。他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八十四篇旗幟鮮明地宣稱，“權利法案，從目前爭論的意義與范圍而論，列入擬議中的憲法，不僅無此必要，甚至可能造成危害。權利法案條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與政府的權力限制……例如，既然并未授權政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則何必聲明不得限制之？”

在漢密爾頓的鼓動和影響之下，聯(lián)邦黨人紛紛著文，公開諷刺憲法修正案，尤其針對其中列舉權利一項——美國公民的個人權利不勝枚舉，單列言論自由等寥寥數(shù)項何其偏頗，何其荒謬。作為對這一修正案的“戲仿”（parody），詞典編纂家諾亞·韋伯斯特煞有介事地提出增補一項“限制國會條款”，即“國會永遠不能剝奪美國居民在合適的季節(jié)進食和飲水的權利；也不能當一名美國居民在漫長的冬夜里疲于以右側臥的姿勢休息時，禁止他采用左側臥或是平躺的姿勢”。

當然，漢密爾頓等人并不反對維護公民自由和權利，但他們對于《權利法案》所體現(xiàn)的“民主”思想?yún)s高度警惕。埃德蒙·倫道夫認為國家的弊端源于“民主政治所固有的騷亂和放蕩”，并聲稱“我們體制中的民主成分”孕育著巨大的危險；約翰·亞當斯在文章中寫道：“請記住，民主政治向來不能維持長久。它很快就會衰敗、枯竭，并終將扼殺自己。”對民主最不放心的漢密爾頓指責民眾“動亂多變”，“他們的判斷很少正確”，并且斷言：古羅馬至今，史上從未有過不自殺的民主政治——世界民主的經驗“徘徊于極端專制和極端無政府狀態(tài)之間”。因此，為避免上述極端情形出現(xiàn)，美國必須采取“精英統(tǒng)治”（Meritocracy）模式。

根據(jù)歷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A. Beard）在《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一書中的研究，出席制憲會議的政治精英大多出身富裕階層，他們相信“財產是社會的穩(wěn)定力量”。相反，無產者一無所有（故“無恒心”），便很容易接受煽動——“給無產者選舉權”，繼杰斐遜之后擔任駐法大使的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聲稱：“（窮人）他們也會把這權利賣給富人，因為富人能夠支付得起。”在上述精英人士眼中，民主不啻一劑毒藥，不僅會敗壞政府和人民的品格，而且更是向無政府狀態(tài)敞開的一扇大門。莫里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發(fā)回國內的報道最讓人恐慌之處，是巴黎暴亂中的所有財產——無論公共財產還是私人財產——都無法得到保障，連天主教修道院也被洗劫一空。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出身于平民家庭，憑借個人努力躋身精英階層，漢密爾頓等人卻不乏“貴族情結”——他們固執(zhí)地認為貴族階層對于政局穩(wěn)定至關重要：由于貴族繼承了財富和地位，能夠協(xié)調上下權力之間的沖突，由此可以保證其立場之堅定與獨立。換言之，貴族的作用，就像平衡輪一樣，一方面，他們要阻止暴民（“烏合之眾”）踐踏規(guī)則，侵犯富人權益；另一方面，他們還要阻止掌握絕對權力的君主蛻化為獨裁者。

與之相反，貴族出身的杰斐遜卻堪稱是美國民主的“守護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政治傳統(tǒng)及其締造者》一書中以“矛盾修辭法”稱杰斐遜為“出身高貴的民主派”。針對權力與財富“掛鉤”的謬論，杰斐遜主張窮人應與富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甚至“富有的公民應該比他的貧苦鄰人享受更少的選舉權”，因為“財富不應有代表；財富的優(yōu)勢應該盡量予以剝奪”。同時，他主張將財富與責任感等同起來，即財富越多，地位越高，擁有的社會責任越大（noblesse oblige）——這也是他與華盛頓等人的共同信念，一如劉祚昌先生所言，“弗吉尼亞的這些紳士都有一種強烈的公共責任感”。對于謝司起義在美國政壇引發(fā)的震動，杰斐遜也不以為然，認為這樣的起義每過二十年來一次，未嘗不是好事——至少能夠警醒當權者“一切權力源自人民”。杰斐遜畢生念茲在茲的皆是如何保障民眾權益——在他看來，政府越強大，其收入越豐厚，其管理越得力，對普通民眾權利的威脅就越大。

1789年9月，麥迪遜提出憲法十二條修正案，經過國會表決保留其中十項，《權利法案》即為此十項修正案的代稱。該修正案旨在保障各項公民自由權利，如言論自由和攜帶武器的權利，同時也包括人民和各州的保留權利。1791年底，《權利法案》經各州表決后正式獲批，并因此成為憲法的組成部分（麥迪遜本意將法案條文添加至憲法文本，未果）。時至今日，盡管美國憲法歷經修正，但《權利法案》卻巋然不動，因為美國人堅信它代表著美國歷史上“最崇高、最神圣”的理念：“公民應是政府的主人，而非其臣仆”——為排除出現(xiàn)“最壞政府”的可能性，必須從兩方面施加壓力：既要限制政府的權力，又要追究它的責任。

由此，主張集權的漢密爾頓與主張限權的杰斐遜——在首屆政府中分別擔任財政部長和國務卿——產生了激烈爭執(zhí)，即“杰漢之爭”，其結果不僅對當時的美國經濟造成影響（十九世紀美國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更對未來兩百余年的美國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兩條路線之爭”：權力與權利

無論從出身或精神氣質看，杰斐遜與漢密爾頓都截然不同——前者崇拜的偶像是培根、洛克和牛頓，后者獨愛一人：愷撒大帝。二人的治國理政方略亦可謂南轅北轍：受法國“重農主義”學派影響，杰斐遜重視州權，主張以農立國，同時強調個人權利和貿易自由，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事務；而漢密爾頓信奉國家干預主義，致力于建立強大的聯(lián)邦政府，大力發(fā)展工商業(yè)和銀行業(yè)，以此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崛起。漢密爾頓堅持認為，如果沒有國家的富強，美國的個人自由將無從談起；對此，杰斐遜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主張國家富強固然重要，但是個人自由更加重要。由于政見不合，加之各自擁有一幫“門徒”，逐漸形成“黨爭”（即日后民主/共和黨之雛形）——二人猶如“好斗的公雞”，連華盛頓總統(tǒng)也無可奈何。

首都選址問題是雙方爭執(zhí)的第一回合。建國前后，美國曾分別定都于費城和紐約，是當時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都市。而杰斐遜和麥迪遜則希望汲取倫敦的經驗教訓，把首都定在遠離可能產生君主專制和“宮廷文化”的地方——倫敦集中了英國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少數(shù)人由此掌握政治和經濟（尤其是金融）特權，形成具有社會掌控力的特殊利益階層。因此，為避免重蹈覆轍，杰斐遜和麥迪遜建議將共和國首都設在偏遠地區(qū)，比如南北交界的波托馬克河上——如此一來，不僅能夠將政治與經濟中心隔斷，從空間上削弱政商之間的勾連與腐敗，而且有利于平衡和統(tǒng)籌南部各州與北方的經濟利益。

受“重商主義”思想影響的漢密爾頓一開始更傾向于定都于大城市，但相對于首都選址，他更關注自己財政改革的一攬子方案能否落實——后者顯然需要杰斐遜等人的大力支持。最終經過艱難磋商，雙方達成一致：杰斐遜和麥迪遜同意漢密爾頓財政計劃的核心條款——由聯(lián)邦接管各州戰(zhàn)時債務；漢密爾頓則同意定都于波特馬克河上之新城華盛頓——以補償和安撫南部各州。由于商討過程秘不示人，1790年的這次政治妥協(xié)也被視為一樁“秘密交易”。

雙方更大的較量體現(xiàn)在對于報刊媒體的態(tài)度上。漢密爾頓是著名“快槍手”，也是一流政論家，他旗下掌控的《合眾國公報》（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由知名報人約翰·芬諾（John Fenno）主編。漢密爾頓時常以筆名刊發(fā)抨擊政敵的文章，曾指責杰斐遜“虛偽狡詐”——“一顆貴族的腦袋鑲在平民的鏡框內”，又指斥其為親法派——他“對法國表現(xiàn)出女性般的愛戀，對英國則表現(xiàn)出女人氣的怨恨”。

作為回應，杰斐遜聘請著名詩人弗雷諾（Philip Freneau，麥迪遜在普林斯頓的同窗好友）創(chuàng)辦《國民公報》（The National Gazette）展開反擊，于是雙方憑借各自黨派“喉舌”大打出手。隨著論戰(zhàn)升級，激烈的言辭逐漸由黨派門戶之見上升到人身攻擊，其范圍也由雙方政黨領導人擴展至幾乎所有政治領袖——連華盛頓、亞當斯兩位總統(tǒng)也無法幸免。在弗雷諾等人筆下，漢密爾頓不過是“一個蘇格蘭流動商販下流的私生子”，卻熱衷于充當紐約富人的“走狗”，道德人品堪疑；此人目空一切，作風霸道，恒以拿破侖自居——甚至膽敢向國會提議：參議員終身任職，可見其個人政治野心。而一向縱容包庇漢密爾頓的華盛頓總統(tǒng)，“更像一名演員而非政治領袖，最擅長莎士比亞式的戲劇性表演”；總統(tǒng)讀書甚少，講稿都是由別人代擬——他“不可能在不拼錯一些單詞的情況下寫成一個完整的句子”；更為致命的是，總統(tǒng)外表敦厚，其實道德敗壞——曾與“一名洗衣婦之女勾搭在一起”。

正如從古至今所有黨爭中的常見“套路”，與“下三路”有關的個人隱私永遠是觀眾最喜聞樂見的話題。與高調行事的漢密爾頓不同，杰斐遜一貫立身謹嚴，然而也禁不起小報記者的“深度挖掘”：有傳聞說1787年，陪同杰斐遜之女一同前往法國的“黑美人”，其實是杰斐遜的“剛果”小妾——二人并育有一名私生子。十九世紀中期前后，杰斐遜在廢奴運動中聲望大跌，顯然與這一流言的廣泛傳播不無干系。

相對而言，漢密爾頓在私生活方面遭受的質疑更多，傷害也更大——以致最終不得不黯然退出政壇。身為政府財長，他的出軌對象是紐約一名投機商詹姆斯·雷諾茲之妻瑪麗亞（Maria Reynolds），后遭雷諾茲惡意敲詐，鬧得滿城風雨，名聲掃地。政敵抓住這一污點不放，進而指控漢密爾頓濫用職權大肆貪腐。漢密爾頓急于洗刷“瀆職”之罪，著文自辯，一方面公開承認自己婚內出軌，一方面堅稱，在經濟方面“我絲毫沒有問題”——仿佛英國培根大法官的自我辯護：“我的確受賄，但并未因此影響我的判決?！薄獫h密爾頓舉例說，雷諾茲曾謀求他本人執(zhí)掌的財政部職位，而他無視對方脅迫斷然拒絕，以此證明自己“忠于職守”。然而公眾的信任一旦坍塌，政治家又如何能夠在政壇立足？

作為黨派報刊及政治小冊子（pamphlets）的最大受害者，漢密爾頓（以及亞當斯等）主張對涉嫌“誹謗”的報刊進行管制，一旦違反當立即予以取締。而杰斐遜和麥迪遜則力主報刊言論不受限制——任何思想學說也都需要在“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公開亮相——接受公眾評判，如此才能有效揭露政府管理中的黑幕：“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該不受阻礙、富有活力和廣泛公開，這些討論包括對政府和公職人員激烈、苛刻，有時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銳抨擊?！痹谒麄兛磥?，“僅僅因為擔心受到嚴重的損害，并不能證明壓制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正當性。這種行徑猶如人們害怕巫婆而燒死婦女……”

與此同時，杰斐遜尤為看重報刊的“教化”功能，強調受過教育的民眾積極參與才能真正保障報刊的自由——正如馬克思在1849年所指出的，在公眾對自由和開放的新聞界失去期望的前提下，報刊的自由必定是“沒有希望地處于病態(tài)”，換言之，對報刊自由最大的威脅是人民暮氣沉沉、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最終淪為看客并由此失去寶貴的獨立思想。杰斐遜等人舉出的“反面教材”是沙皇俄國——“一個緘默的陰謀”（a conspiracy of silence）。在這樣一個專制政府之下，“每一次輕率的言談都等同于重大叛國罪”，導致每個人時時刻刻進行自我審查，最后造成萬馬齊喑的局面。對此，杰斐遜大聲疾呼：“人民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應該讓他們聽到一切真實和虛偽的東西，然后作出正確的判斷。倘使讓我來決定，我們應該是有一個政府而不要報紙，還是應該有報紙而不要政府，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后者?！?/p>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雙方在若干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毫無疑問其共識遠大于紛爭——否則1800年大選（杰斐遜稱之為“1800年革命”）后政權交接勢必難以完成。當國會為杰斐遜和伯爾（Aaron Burr）兩位候選人連續(xù)進行了三十六輪投票仍難分高下后，漢密爾頓力排眾議，打破黨派區(qū)隔，將杰斐遜推上總統(tǒng)寶座，理由是杰斐遜“更具紳士風度”（伯爾后以叛國罪受審）——據(jù)說漢密爾頓對聯(lián)邦黨人所說的原話是：“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必須痛恨誰的話，那就是杰斐遜。但是公眾的利益必須超越個人的恩怨?！蓖瑯?，杰斐遜對漢密爾頓的才能也極為欽佩。1788年，他在致麥迪遜的信中稱贊，《聯(lián)邦黨人文集》是“對政府原則最優(yōu)秀之闡述”。1790年，在家信中，杰斐遜再次盛贊，“在理論指導實踐方面，沒有比《聯(lián)邦黨人文集》更好的著作”。此外，在“雷諾茲事件”中，杰斐遜也毅然拋棄黨爭，為漢密爾頓打抱不平，稱“自古君子難斗小人”。事實上，根據(jù)歷史學家的一致看法，在他當政八年期間，杰斐遜的治國理念越來越背離自己的初衷，反而與英年早逝的漢密爾頓（決斗中死于伯爾槍下）越來越近。天若假年，二人之間達成和解（如晚年的杰斐遜和亞當斯）恐是勢所必然。

唯其如此，杰斐遜在總統(tǒng)就職典禮上才滿懷信心地宣稱，“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都是聯(lián)邦黨人”——因為他知道，雙方的沖突更多源于政見而非權欲，而他們的最大共識乃是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即貪戀權力是人天生的欲望所在，權力“就像一張嘴，總是不停地張嘴吞食；同時，它也像癌癥，野蠻生長，吞噬生命的速度越來越快，最終成為自己的犧牲品”。因此，他們最為擔憂的是“這種對于權力的饑渴會被轉諸壓迫人民”。他們深知，盡管權力對于維護自由必不可少，但是權力一旦失控，其危險性倍增。從政治平衡的角度出發(fā)，他們既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官員——即便是人民選出的官員，也不能無條件相信——因為世上不存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同時，在政治實踐層面，他們也不約而同將政府權力視為侵害個人權利的“天敵”。按照著名歷史學家貝林（Bernard Bailyn）在《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一書（尤其是第三章“權力與自由”）中的看法，權力和權利，指涉的對象不同：前者對公，后者喻私。因此他認為（公）權力最好的運作方式是，既不在權欲的誘惑下腐化，也不在多數(shù)的暴政下屈服。他進而指出，從權利中攫取的權力不會賦予統(tǒng)治者以政權合法性，而在此權力之上建立的各項權利（特權）自然也不合法——如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之“暴政”。一言以蔽之，就其本質而言，“權利，意味著平等，并且對牽涉其中的人不需要考慮他們的地位而公正對待”——在貝林看來，此即美國憲法及《權利法案》主旨之所在。

兩個多世紀后回看“杰漢之爭”，不難發(fā)現(xiàn)它無關道德人品（雙方皆表現(xiàn)出不夠“紳士”的一面），而確乎是美國歷史進程的“兩條路線之爭”——它不僅表現(xiàn)在聯(lián)邦權與州權之爭、大小政府觀念之爭，以及工商業(yè)與農業(yè)利益之爭，更表現(xiàn)在政府權力與個人權利之爭。羅榮渠先生在《美國歷史通論》中曾作出如下論斷，“從保護人民民主權利和純粹民主的角度來看，漢密爾頓被劃為保守派，但如果從資本主義的必然進程來看，漢密爾頓主義實質上是激進的，而杰斐遜主義實質上卻是保守的”——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和促進美國歷史的發(fā)展。借用哲學家羅素的話說：“杰斐遜使美國變成民主政治的故鄉(xiāng)，漢密爾頓使美國變成百萬富翁的故鄉(xiāng)。政治上的勝利屬于杰斐遜，經濟上的勝利屬于漢密爾頓?！边@也是當初美國締造者們“共謀”的結果——安德魯·香克曼《脆弱的聯(lián)合：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一書原著題名為“初心”（Original Intents），其寓意或正在于此。

參考書目：

錢滿素主編，《紳士謀國——美國締造者》，東方出版社，2017年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Leonard Williams Levy, The Origins of the Bill of Righ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