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之死

太宗從太祖手中，接過的是一個大好的局面：統(tǒng)一將成，社會穩(wěn)定。但太宗遺留給他兒子真宗的，卻只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危局。

太宗晚年的危局

雍熙北征失敗后，太宗還在位十年。在這十年中，太宗費盡心機，全力防范內(nèi)部，企圖安定局勢，但心勞日拙，仍只能留下一個危局給兒子真宗。這種危局，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邊防形勢的嚴峻，內(nèi)部矛盾的尖銳，階級矛盾的激化。

宋太宗

一、邊防形勢的嚴峻

雍熙北征失敗后，遼軍占據(jù)了優(yōu)勢地位，掌握了宋遼戰(zhàn)場的主動權(quán)，自是頻頻南下，縱橫馳騁于河北大地，宋朝首都開封時常告警。端拱元年（988）十月，遼兵南下，攻破涿州、長城口、滿城、祁州、新樂等地，宋軍屢敗，不能作有效的抵擋。遼兵耀師至第二年正月，才滿載而歸。不久，遼兵再度南下，攻破宋城易州，刺史劉墀投降，遼遷易州民于燕京。當年六月，遼將耶律休哥又率兵在保州擊破宋軍。淳化五年（遼統(tǒng)和十二年，994）八月和九月，宋朝兩次派遣使者至遼求和，被遼圣宗拒絕。但遼圣宗也因此而對邊將加以約束，不令隨意入宋境剽掠。至道元年（遼統(tǒng)和十三年，995）三月，遼國武清縣百余人入宋境剽掠，遼圣宗命誅之，還其所掠人畜財物。自淳化元年（990）以后，遼軍再未大舉南下，宋朝的北部邊境，稍得休息，但雙方仍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并未正式停戰(zhàn)。

北部邊事稍緩，但其時西北邊事又急，李繼遷崛起，發(fā)動了反宋戰(zhàn)爭。

太平興國七年（982）五月，定難軍留后李繼捧到開封朝見太宗，愿留京師，遂獻上銀（今陜西橫山東）、夏（今陜西靖邊東北）、綏（今陜西子長東南）、宥（今陜西靖邊西）、靜（今寧夏銀川南）五州之地。其弟李繼遷與其黨數(shù)十人，奔入夏州東北三百里的地斤澤，開始了反宋活動。李繼遷雖在次年為宋軍擊敗，其母親和妻子均被宋軍俘獲，但他矢志不渝，從者日眾，終于在雍熙二年（985）二月攻占了銀州，又攻破會州（今甘肅靖遠）。三年（986）二月，李繼遷依附于遼國，遼封他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四年（987），宋朝的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眾與繼遷戰(zhàn)于王亭鎮(zhèn)，李繼遷擊敗宋軍，追至城門而還。此后，李繼遷與宋屢戰(zhàn)屢和，或言歸降，但不肯付諸實施，益發(fā)為患西北。端拱元年（988）五月，太宗重新任命李繼捧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仍管領(lǐng)銀、夏等五州，而以李繼遷為銀州刺史。淳化二年（991）七月，宋朝授李繼遷銀州觀察使之職，賜名趙保吉。至道元年（995）正月，李繼遷的謀主張浦到京獻物，太宗又封張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宋廷雖然著意籠絡(luò)李繼遷，李繼遷卻腳踏兩只船，在與宋廷往還的同時，又向遼國稱臣。端拱二年（989），遼將義成公主嫁給繼遷；淳化元年，遼冊封繼遷為夏國王。李繼遷對宋的攻掠活動，也始終不曾停止。至道二年（996）三月，李繼遷大敗護送輜重去靈州（今寧夏銀川）的宋軍，奪取芻粟四十萬。太宗聞訊震怒，派兵五路進討李繼遷，大小數(shù)十戰(zhàn)，均不利，直至太宗去世，仍無勝績。終太宗之世，李繼遷崛起西北，宋廷使盡了軟硬兩手，既未能使其就范，反而眼睜睜看著李繼遷坐大，西北之患，一直未能平息。

北敵未平，西患又熾，宋朝的邊防形勢，是兩面受敵，十分嚴峻。

二、內(nèi)部矛盾的尖銳

太宗后期，朝廷的內(nèi)部矛盾也相當尖銳。淳化二年（991）八月，太宗對近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nèi)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yù)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nèi)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彼^“奸邪”、“內(nèi)患”，以往多有人釋之為農(nóng)民起義，實則不然。這主要是指內(nèi)部變亂，臣下為患，太宗以此為首要提防之事。這表明，太宗已將臣下生變、變生肘腋的危險置于首位，收復(fù)幽云則暫時拋之腦后了。

太宗后期，朝廷大臣之間的矛盾，士大夫之間的爭斗，也確實在不斷困擾太宗，令他苦惱，憂慮，朝夕提防。

太宗時，其親信把持的樞密院威權(quán)大盛。雍熙北征，太宗“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yù)聞”。獨任親近，架空政府，中書宰臣不滿，自在意中，一般士大夫也頗有異議，認為這樣做不合法制。端拱二年（989）正月，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和知制誥田錫這兩位宋初著名諍臣，在上疏中均提及中書不預(yù)聞北征之事，表示不滿，指出：“豈有議邊陲，發(fā)師旅，而宰相不與聞！”希望太宗“一一與宰相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悔自前獨斷之明，行今后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端拱元年（988）二月，太宗以元老重臣趙普為首相，其中不無安撫群臣、重振中書威權(quán)之意。趙普為相不久，即在三月嚴懲太宗親信——樞密副使趙昌言、鹽鐵副使陳象輿、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等人，又處死“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的太宗親信佞臣侯莫陳利用，“聞?wù)呖熘?，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有所緩和。雖則如此，當年閏五月，右領(lǐng)軍衛(wèi)大將軍、知平戎軍（今河北文安西北）陳廷山等人與遼國潛通消息，打算賣國投敵，事發(fā)被誅殺，籍沒其家。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太宗“尤所鐘愛”的兒子開封尹許王元僖暴死，牽涉到其妾張氏，太宗謚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系獄，悉決杖停免。至道元年（995）四月，太祖皇后宋氏死去，太宗不肯為她發(fā)喪，群臣不成服，這顯然與禮制不合。翰林學(xué)士王禹偁有“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之語，被貶知滁州。直到至道三年（997）正月，宋氏才陪葬太祖陵墓。

上述事實反映，太宗后期的內(nèi)部矛盾不僅一直不斷，而且頗為尖銳。作為這種情況的另一側(cè)面反映，即是投遼的宋朝士大夫人數(shù)的增加與遼國對投遼的宋文武官員的優(yōu)禮。

據(jù)《遼史·圣宗紀》記載，統(tǒng)和六年（宋端拱元年）十月，雞壁砦守將郭榮率眾降遼，遼以宋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圣軍。七年（宋端拱二年，989）三月，宋進士17人挈家歸遼。四月，吐渾還金、回鶻安進、吐蕃獨朵等自宋歸遼。八年（宋淳化元年，990）五月，以宋降卒分隸諸軍。九年（宋淳化二年，991）正月，選宋降卒五百，置為宣力軍。十二年（宋淳化五年，994）十一月，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授予宋俘衛(wèi)德升等六人官職。統(tǒng)觀《遼史》本紀，在宋初三朝中，以太宗后期降遼的士人及軍人為最多。這很可以反映當時宋朝內(nèi)部矛盾的尖銳，迫使這些人走上一般宋人所極不情愿的降遼之路。

外有強敵環(huán)伺，內(nèi)部又離心離德，因此，太宗雖然除去了德昭、德芳、廷美，但太祖的宋皇后還在，太宗仍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注意皇位及其遞嬗。至道元年（995）四月，宋皇后去世，年僅44歲。宋皇后一死，太宗傳位兒子的最后障礙也排除了，于是在八月立壽王恒為太子，兼判開封府。據(jù)說，這是中唐以來二百年不立太子后，第一次舉行立太子之禮，影響很大，天下咸知。然而，當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太宗又因后宮讒言而疑心大起，發(fā)出“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的嘶叫，活畫出一個汲汲于皇位的疑心狂的嘴臉。

三、階級矛盾的激化

太宗晚年，水旱蝗災(zāi)也接踵而來，考之《宋史》卷5《太宗二》，幾乎無年無之。至于民間，亦不穩(wěn)定，階級矛盾尖銳。雍熙三年（986）八月，劍州一帶民饑，“盜賊四起”。四年（987）九月，饒州一帶，“群盜”橫行。淳化二年（991）二月，夔州卒謝榮等數(shù)百人“作亂”；閏二月，雄州軍校謀變；太宗下詔，令內(nèi)外諸軍除木槍、弓弩矢外，不得蓄其他兵器。淳化五年八月，貝州有驍捷卒劫庫為亂；十月，西川行營指揮使張嶙殺其將王文壽以“叛”。至道二年（996）十一月，許州“群盜”劫掠郾城，斗死巡檢。更有甚者，淳化四年（993）二月，西川王小波聚眾起義，其后李順、張余等人相繼而起，一直戰(zhàn)斗到至道元年（995）二月，才被宋軍撲滅。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來看，說太宗晚年是一個危局，并不為過。他沒有收拾好這個危局，只能把它留給兒子真宗去應(yīng)付了。

箭疾的困擾

太宗晚年，政治上弄成危局，只得遺留給兒子來處理。他個人的身體，也長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因此而去世。他個人的性格、心理，都受到疾病的很大影響。

南宋初年人王铚，在《默記》卷中記載：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元發(fā)）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fā)，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fā)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繒數(shù)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后永樂、靈州之敗，故郁郁不樂者尤甚，愴圣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王铚的這段記載，明確說明，太宗是在太平興國四年（979）的高梁河之戰(zhàn)中受箭傷的，并且因此而去世。對于王铚的記載，論及其可靠性的不多，據(jù)此而討論太宗晚年疾病的更少，不免令人遺憾。

太宗在高梁河之戰(zhàn)中受傷，除《默記》的記載外，宋代史籍均未記述。然據(jù)《遼史》卷9《景宗紀下》和卷84《耶律沙傳》記載，在高梁河之戰(zhàn)中，太宗連夜逃至涿州，微服乘驢車，間道而走，才逃脫了遼軍的追擊。太宗為什么在逃至涿州后要改乘驢車呢？結(jié)合王铚的記載就很清楚了，原來是太宗大腿中了兩箭，無法繼續(xù)乘馬逃走，只好改乘驢車，更換服裝，從小路奔逃，僥幸擺脫了遼軍的追擊?！哆|史》卷83《耶律休哥傳》記載，休哥在高梁河之戰(zhàn)中，“被三創(chuàng)”，“以創(chuàng)不能騎，輕車追（宋軍）至涿州，不及而還”。這不僅證實了受傷后不能騎馬而必須改乘車的事實，而且說明，遼軍主將受傷不能騎馬，所以遼軍追擊速度不能太快，于是太宗得以逃脫了。

太宗受傷后，曾經(jīng)多方求醫(yī)。

太平興國六年（981）至七年（982）間，太宗的箭疾曾發(fā)作，病情較重，所以身處儲位的廷美，難免不覬覦帝位，便有聯(lián)絡(luò)太宗近臣之舉，又在與盧多遜的傳言中共同提到希望太宗早死。恰好，太宗的親信、樞密承旨陳從信訪到以賣藥為生的侯莫陳利用，侯莫陳利用運用民間非正規(guī)的醫(yī)術(shù)，使太宗的箭傷得到控制。太宗身體稍好，便與趙普勾結(jié)，興起大獄，將廷美、盧多遜一伙貶的貶，殺的殺，完全清除出朝，掃清了傳位兒子的障礙。

侯莫陳利用是來自西蜀的賣藥郎中。太平興國初，他來到京師，“多變幻之術(shù)，?；箝偫铩?，很有些名氣。太宗中箭受傷，復(fù)發(fā)求醫(yī)時，陳從信便引薦給太宗，“試其術(shù)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所謂“變幻之術(shù)”，應(yīng)是不正規(guī)而又能專醫(yī)奇難雜癥的醫(yī)術(shù)，故被士大夫目為“左道”，指為“巫術(shù)”。侯莫陳利用這樣一個賣藥郎中，破天荒地從九品的殿直，“驟加恩遇”，很快升至正五品的團練使，當時百戰(zhàn)功高的名將楊延昭（楊業(yè)之子）也不過升為此職。細究其由，侯莫陳利用必有其特殊之勛勞。賣藥郎中的“殊勛”，不正好是治療箭傷嗎？

侯莫陳利用因“前后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橫，無復(fù)畏憚”，“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當三度入相的趙普要處治他時，太宗竟說：“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趙普回答說：“此巨蠹犯死罪十數(shù)。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太宗才無奈地命人賜死侯莫陳利用。但馬上又后悔了，派使者“馳傳貸其死”，因未趕上，侯莫陳利用才被殺掉。這是端拱元年（988）三月的事。

寇準

侯莫陳利用死后，太宗失掉了一位偏方療疾的大師。淳化五年（994），太宗箭疾再度發(fā)作，當年八月，太宗為立儲之事，從青州（今山東青州）召還寇準時，曾對寇準掀開自己的衣褲，讓寇準看“創(chuàng)甚”的腿，并埋怨說：“卿來何緩！”結(jié)果依寇準之議，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成為準皇儲。

在淳化五年九月，太宗箭疾發(fā)作十分厲害的時候，峨眉山僧茂貞，“以術(shù)得幸”；河南王得一，“以方技進”，“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兩人都得到太宗的無比寵幸，竟可以在太宗面前議論軍國大事，王得一甚至“請立襄王為皇太子”，可見與太宗關(guān)系之密切。細思之下，這一僧一道，便是為太宗治療箭疾者，因而才獲寵信。

其后，至道元年（995），又有詩人兼賣藥郎中的潘閬，因宦官王繼恩的推薦而為太宗療疾。潘閬是杭州人，號逍遙子，頗有詩名，交游甚廣，與宋初著名文學(xué)家王禹偁私交很深。王禹偁曾說：“天生潘閬，以詩為名，賣藥澤國，吟潮海城。”潘閬跑到京師，“混跡于講堂巷，開藥肆。劉少逸、鮑少孤二人者為藥童，唐巾韋帶，氣貌爽秀”。其實，潘閬的藥，是賣給當時箭瘡嚴重的太宗了，北宋劉攽的《貢父詩話》即記載：“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宋會要輯稿》選舉九之一也記載，潘閬賣藥京師，好交結(jié)貴近，有人對太宗說其能詩，因而在至道元年四月召見，賜進士及第，試國子四門助教。太宗在淳化五年（994）九月后，因足瘡嚴重，已無法如以前一樣親理政務(wù)了，因此他不會有閑情逸致去會見一個小詩人，倒很愿意會見一個尚無名氣而被人稱道的醫(yī)林高手，尋找治病良方。而潘閬一經(jīng)太宗召見，便也頓時身價百倍，且不安守本分，插手皇位傳承的根本大事了。

在治療箭瘡方面，太宗的御醫(yī)多不濟事，只得求助于江湖郎中。雍熙四年（987）五月，太宗曾詔諸道薦善醫(yī)者送闕，充任翰林醫(yī)學(xué)。到至道二年（996）正月，太宗仍“念翰林無良醫(yī)，因遍令索京城善醫(yī)者，得百余人，悉令試以方脈；又詔諸道州府，令訪能醫(yī)者，乘傳置闕下，俾近臣各得薦所知以隸太醫(yī)署”?？梢娭钡教谌ナ狼?，御醫(yī)中仍無良醫(yī)可言。于是侯莫陳利用得寵于前。侯莫陳利用被殺后，又召僧茂貞、道士王得一之徒，入治太宗箭疾。迨后，詩人兼賣藥郎中的潘閬，賣藥給太宗，使太宗在箭瘡攻擊下又支撐了兩年多才去世。潘閬治療箭瘡有秘書，而且有成效，故而大受寵信，橫行不法。

端拱二年（989）五月，太宗在與臣下談話時，提及他自己“晨夕下落，常以鹽湯代酒”?！痘⑩j經(jīng)》卷10，記載治療金瘡的藥，“每用，先以鹽水洗瘡，后用藥敷之。日一換之”。這不啻是上述太宗之語的注腳，說明太宗每天早晚都要用鹽湯來治理瘡傷。這樣做，也只是暫時抑制住了箭傷，一旦復(fù)發(fā)，那就只好求助于旁門左道的民間奇士、奇物了。

太宗除了遍訪名醫(yī)治病外，還曾大力搜求和刻印醫(yī)術(shù)、醫(yī)方?！渡襻t(yī)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就是太宗時期編成的兩部大醫(yī)書。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大醫(yī)書的編修工作，都是從太平興國中開始的，也即是說，是從太宗在高梁河中箭受傷后開始的，這肯定與太宗受傷求醫(yī)的工作有關(guān)。太宗搜羅藥方，是有治療之需要，也以備不時之需；他廣購良方，匯編成書，刻印傳播，嘉惠黎民百姓，也含有造福消災(zāi)、廣積善緣之意。

由于太宗是患箭疾，他對金瘡治療學(xué)必然十分留意，從而推動了金瘡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兵書《虎鈐經(jīng)》中，即有治療金瘡的記載。在太宗的大力推動下，當時的金瘡醫(yī)術(shù)，水平相當可觀。蘇耆《次續(xù)翰林志》曾記載太宗為其父蘇易簡治傷的故事，即可反映出太宗的醫(yī)術(shù)水平：

公（指蘇易簡）嘗早朝省覲其母于堂上，燭滅，誤為門扉傷其額。及引對，上（太宗）再三顧矚曰：“豈非因酒乎？”公再拜，具以實對。上曰：“待歸院，續(xù)有藥去?！奔耙茣r，中使至，于金合內(nèi)有藥一刀圭許，其色微碧，及生豬肉一臠。中人遽請偃，息傅藥于上，以肉貼之。不食，許時揭去，其肉痂隨而起，宛如無傷，蓋神異之方也。

久病成良醫(yī)，太宗長期受箭疾折磨，每年都發(fā)作，痛苦不堪，多方治療，漸漸也成療傷高手了。治療蘇易簡的額頭創(chuàng)傷，僅僅是牛刀小試而已。

太宗時期，崇奉道佛，大建宮觀寺廟，也含有祈禳消災(zāi)之意。頑疾久治不愈，轉(zhuǎn)而乞求神靈佑護，去病消災(zāi)，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太宗死后，王禹偁在至道三年（997）五月上疏中即說：“先朝（指太宗）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可知太宗確是為了求福消災(zāi)而廣建寺觀的。

由于太宗中箭受傷，箭傷又每年發(fā)作，經(jīng)常威脅到他的生命，所以，他在心理上產(chǎn)生了嚴重的障礙。仔細考察太宗平生的行為，可以發(fā)現(xiàn)，太宗有兩點心理方面的變態(tài)：一是憂懼多疑，特別不愿聽人談起身后之事；二是迷信心理加劇，常有天理昭昭、報應(yīng)不爽之感。太宗一生的許多怪行，與這種異常心態(tài)是有關(guān)的。

太宗在高梁河之戰(zhàn)后，敏感多疑，輕信謗言，結(jié)果弄出很多悲劇。德昭、廷美，在戰(zhàn)后首遭太宗猜忌，必迫死而后心安。追究其因，與太宗箭疾頻發(fā)，自以為死期不遠的憂懼感有很大關(guān)系，他必須先發(fā)制人，才能夠確保皇位獨屬其家。

以謙謹避權(quán)著稱的樞密使曹彬，接著成為太宗猜忌的對象。僅因弭德超的誣詞，就罷去曹彬之職，而且不聽參知政事郭贄的勸解，同時又擢升弭德超為樞密副使。從此，大開告密攻訐之風(fēng)。若非弭德超獲罪，太宗還不會覺悟是錯疑了曹彬。

太宗一手提拔的狀元宰相呂蒙正，以小心安分著稱，也遭太宗猜忌而被罷相。猜忌之由，牽涉到宋沆請立太子，正關(guān)系太宗身后之事。

太宗晚年最為賞識和信任寇準，稱為“朕之魏鄭公（徵）”，只不過因為馮拯告他弄權(quán)，他不忿而抗爭，即被罷去參知政事之職?？軠矢易鞲覟椋矚g弄權(quán)，太宗不免為兒子擔心，不知兒子能否控制他，故而謗言一入，立遭罷黜。

太宗甚至連他親自選立為太子的真宗也猜忌，發(fā)出“欲置我何地”的呼聲。

太宗的上述行為，固然同嚴酷的政治斗爭有關(guān)，但也與太宗因箭疾頻發(fā)而造成的心理變態(tài)大有關(guān)系。

太宗迫死弟、侄，全是為了傳位于子。孰知長子元佐詐瘋被廢，次子元僖暴死，使太宗傷透了心，他怎能不認為這是一種因果報應(yīng)呢？趙普臨死，有神降語，說他“久被病，亦冤累爾”。這不免使太宗想到，自己的箭疾久不愈，也是冤累和報應(yīng)。廣造寺觀，即是消禳之法。

太宗本極好色，但晚年曾告誡許王元僖，說他自己“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游田之樂，內(nèi)卻聲色之娛”，后又自夸說：“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似脫屣爾?！碧谌绱斯?jié)制，以遠女色，完全是為箭疾所困，保命要緊，不得不這樣做罷了。

然而，太宗雖然多方求醫(yī)，不斷服藥，并且重養(yǎng)生，遠女色，起居有度，更廣建寺觀以求福消災(zāi)，箭疾卻始終未能痊愈，而且越發(fā)作越厲害。終于，在勉強支撐了20年后，太宗還是被箭疾奪去了生命。而能夠支撐這么長時間，的確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

托孤呂瑞

淳化五年（994）底，太宗病重，急召寇準入闕，問以定儲大計。這對于忌諱談及身后的太宗來說，實屬不尋常之舉動，由此可以推知，太宗的病情，已令深通醫(yī)術(shù)的太宗自己也感到無法救治了，其嚴重程度可想而知?？軠实絹?，太宗又自掀衣，讓寇準看他的腿傷，可知箭瘡之重，已很難隱瞞了。

在這種情況下，太宗便開始選擇托孤之臣，為兒子的繼位，尋找有力的保障者。所以，他在召入寇準，聽了寇準的建言后，雖任用寇準為參知政事，但并未如寇準所言，正式立太子。

至道元年（995）四月七日，太宗毅然罷去他一手拔擢的狀元宰相呂蒙正，任用“磻溪釣魚人”呂端獨相。從太宗稱呂端為“磻溪釣魚人”，即可知太宗是把呂端看作是自己的“姜太公呂尚”，付以托孤重任的。這位為相持重、識大體、罕所建明而立場堅定的宰相，是太宗經(jīng)多年考察后才認清他“大事不糊涂”的真面目的。后來的事實證明，太宗沒有看錯人，也沒有選錯人。

有了可靠的托孤大臣，太宗才算稍微放心一些，又開始考慮治療箭瘡的事了。經(jīng)宦官王繼恩引薦，太宗于四月十四日召見賣藥郎中潘閬，為自己療傷。潘閬似乎很有些本事，經(jīng)他治療后，太宗病情居然得到了控制，又支撐了兩年多才死。

太宗病情好轉(zhuǎn)后，遂于當年八月，正式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史稱：“自唐天祐（904-907）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上（太宗）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p>

立了太子，有了托孤宰相，太宗又想法讓他們親近、熟識。《后山談叢》卷3記載：“太宗數(shù)私謂正惠公（即呂端）曰：‘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笨磥?，太宗生前似乎也預(yù)料到身后會出現(xiàn)麻煩的，所以有意識地要呂端先熟悉太子，以防將來被掉包。

至道二年（996）六月，為郊祀升官之事，參知政事寇準指責(zé)“自來中書不與朝廷執(zhí)紀綱”，矛頭直指宰相呂端。七月，廣州左通判馮拯，狀告寇準弄權(quán)，太宗罷寇準參知政事之職，不久，又派他出知鄧州，將這位定策立儲者趕出了朝廷。八月，太宗為肅清中外，臨軒親擇官吏，如有續(xù)用而無私累者，必加獎擢。趕出了“魏鄭公”，又不放心中書，太宗只得親自選擇官吏了。

至道三年（997）正月，因半年來西北邊境多事，呂端又罕所建明，太宗打算罷免呂端，任用溫仲舒（時任參知政事）為相。但是，時不我待，太宗很快病發(fā)，只得放棄了罷相之意。

二月辛丑（六日），太宗病情加劇，無法上殿，只得改在便殿決事。戊午（廿三日），皇太子、諸王、文武群臣因太宗病重，都到佛寺，修齋祈福。太宗詔文武百官并于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親王及諸軍校分為七班。

三月壬辰（廿八日），太宗病重，已不能視朝。癸巳（廿九日），太宗死于萬歲殿，終年59歲。群臣上尊謚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己酉（十八日），葬于永熙陵。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上尊謚曰：至仁應(yīng)運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五年（1012），再加上尊謚曰：至仁應(yīng)運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經(jīng)過了18年箭疾的折磨，太宗終于撒手人寰，極不情愿地離開他不放心的世界。他把苦心經(jīng)營了22年的天下，留給了已立為太子的趙恒，而輔佐重任，則托付給了呂端。

呂端不負太宗重托，果然“大事不糊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有力手段，保證了趙恒繼位，開始了真宗26年的統(tǒng)治。

（本文摘自張其凡著《宋太宗：陰影下的帝王》，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