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導演吳宇森2008年執(zhí)導的電影《赤壁》的片頭，從迷漫的霧氣中出現(xiàn)一柄生銹的寶劍，伴隨著片頭字幕的播放，鐵銹漸漸消失，直至再次煥然一新。當煙霧散去，我們也被帶回到昔日的歷史時刻。
《赤壁》劇照
對于熟悉歐美電影傳統(tǒng)的觀眾來說，劍與霧的視覺符號營造出來的“中世紀氛圍”不容錯認，比如以亞瑟王傳奇為題材的影片《神劍》（1981）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對一件兵器的磨洗與除銹，作為一個凝聚著懷舊情緒的紀念性行為，卻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我們想到唐代詩人杜牧（803—852）的名作《赤壁》，這首詩就隱含在吳宇森同名電影開端的視覺速記中：
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赤壁一戰(zhàn)，周瑜（175—210）借助一陣及時的東風，用火船大敗曹操（155—220）的水軍。二喬姊妹是傳奇性的美人，分別是孫策與周瑜的妻子。六百年后的詩人在赤壁古戰(zhàn)場發(fā)現(xiàn)一支折斷的鐵戟，開始想象另一種歷史可能：如果周瑜打敗了，又該會如何呢？大喬小喬會被俘擄，被曹操帶回北方，住進鄴城的銅雀臺。在那里，根據(jù)曹操的遺令，他的姬妾伎人在他去世之后都要永遠住在臺上。
詩人磨洗武器，就像出征之前的將士一樣；但他不是要上戰(zhàn)場廝殺，而是為了辨認歷史的遺跡。戰(zhàn)爭與暴力轉(zhuǎn)化為赤壁之戰(zhàn)的另一種結(jié)局以及這一結(jié)局所指向的未來，轉(zhuǎn)化為發(fā)生在想象中的喪失與憔悴，轉(zhuǎn)化為欲望的壓抑。東風是經(jīng)常和春天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公元208 年冬天刮起的那陣不合季節(jié)的東風標志著歷史的偶然性。東風在詩的最后一句中含蓄地回歸：詩人想象那些被封閉在銅雀臺上的美人，而銅雀臺在曹操死后則逐漸荒蕪于被春風催生的草木。
杜牧的詩，以其具有煽動性的歷史思考，第一次結(jié)合了東漢末年由兩個不同空間地點所體現(xiàn)的方面；這兩個地點，就是赤壁和銅雀臺。它們分別代表著一個獨特的傳統(tǒng)。就像這首詩一樣，本書把這兩個傳統(tǒng)帶到一起，展示它們?nèi)绾位ハ嗉m纏，不能分開對待。
建安（196—220）是東漢最后一個皇帝的年號。曹操之子曹丕（187—226）于220年稱帝代漢之后不久，蜀主劉備（161—223）和吳主孫權(quán)（182—252）也相繼稱帝。換言之，嚴格地說曹丕建魏才是“三國時代”的正式開始。隨著263年魏滅蜀、265年司馬氏代魏立晉和280 年晉滅吳，三國鼎立的局面逐漸瓦解。不過，在中國的文化想象中，三國時代通常被視為始于東漢末年的群雄四起，特別是以公元3世紀初二十年間魏蜀吳三國政權(quán)的形成作為標志。
因此，本書題目中的“建安”與“三國”，在根本上指的是同一個歷史時期，然而，它們喚起的聯(lián)想?yún)s截然不同。“建安”令人想到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不僅產(chǎn)生了大量的詩賦，而且也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文體的寫作。在文學史中，建安時代是在上古的《詩經(jīng)》《楚辭》之后中國古典詩歌的真正源頭，我們也在這時看到了對文學所作的最早的理論性思考。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192—232），還有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文士，在任何中國文學史敘述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提到“三國”，人們則會主要想到漢末的軍閥混戰(zhàn)、合縱連衡、運籌決勝與武藝將略。在明清時代，“三國”特別與通俗傳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以系于羅貫中名下的《三國演義》為中心：這部小說激發(fā)了多種多樣的藝術想象，開啟了無數(shù)繼作，從戲曲和說唱文學作品，直到現(xiàn)代的電影、電視劇、漫畫、電子游戲、卡牌游戲；此外，也在日本、韓國、越南得到廣泛傳播和改編，使“三國熱”成為一個東亞現(xiàn)象。而時至今日，隨著日本三國電子游戲的流行，吳宇森的影片《赤壁》的全球放映，還有網(wǎng)絡上粉絲們的創(chuàng)作，“三國”已進入到國際視野中。
如此一來，3世紀初期便對于中國文學與文化傳統(tǒng)具有雙重意義：其文字書寫奠定了古典詩歌與文學批評的根基，其人物事件則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然而，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整齊的割裂，這一割裂顯示了雅、俗文學傳統(tǒng)的不自然的隔離，也顯示了現(xiàn)代的文學研究領域內(nèi)部存在的自我強加的隔離。圍繞著這兩個題目，分別有著巨量的學術研究成果，但二者互相接觸的界面卻幾乎無人論及。
本書旨在打破這種人為造成的隔離。它探究這些不同的聯(lián)想與關懷千年以來在變動不居的文化語境中的逐漸發(fā)展，但它首先討論的，是這些聯(lián)想與關懷在其復雜多元的起源中如何密切關聯(lián)與交纏，在其后的演變中才慢慢呈現(xiàn)出日益清晰的輪廓。我們將看到，不僅“三國想象”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構(gòu)建，就連“建安”本身也是后來形成的概念。早在3世紀后期，人們就已經(jīng)帶著懷舊的向往閱讀建安時代的作品了。在后世浪漫化的三國敘述中，建安的意象，以其飲酒宴游、英雄氣概、文采風流和男性情誼，一次又一次地復歸，無論是作為潛文本，還是作為明確的主題。它漸漸地代表了一種失落的豐滿，這豐滿卻從來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代表了一個已逝的時代，這個時代充滿龍飛鳳舞的傳奇性人物，在他們身上，史實與虛構(gòu)難解難分。
“建安”被分解成了兩種不同的懷舊：一種是對“文”（文采與文化）而另一種是對“武”（武德與武功）的范式性體現(xiàn)。這到底是如何發(fā)生的？這兩種被分解和隔離的懷舊，又如何互相影響與交涉？本書的目的，就是講述這個中國文化史中的故事，這個故事對文學傳統(tǒng)和大眾想象都十分重要。本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這個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包括以這個時代為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并由此顯示，對這一時代的想象影響到了對其文本的保存，而這些文本經(jīng)由整理與編選，又反過來落實了這一時期的文化形象。
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瘟疫”包括兩個以建安為中心的章節(jié)。第一章《瘟疫與詩歌：重新思考建安》追溯“建安時代”本身作為文學建構(gòu)的創(chuàng)造，標出這一回顧過程中的三個關鍵時刻。第一個時刻，發(fā)生在217年的大疫過后不久，身為魏太子的曹丕緬懷和悼念亡友，這個時刻標志了當時都已逝去的“建安七子”的產(chǎn)生。第二個時刻，是詩人謝靈運（385—433）進行的一場口技表演——用曹丕等人的口吻創(chuàng)作組詩《擬魏太子鄴中集》。最后，在梁朝，蕭梁皇子在曹魏宮廷看到了他們自己的理想，“建安”形象終于被固定下來。昭明太子蕭統(tǒng)（501—531）的《文選》是建安文學建構(gòu)過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文選》中收錄的建安作品和以建安為題材的作品，強調(diào)宴游和友情，壓抑了與這種得到認可的建安形象不相符合的方面。本章最后探討一個被流放到歷史黑暗角落里的、基調(diào)也十分陰暗的“建安”。
曹丕
第二章《繞樹三匝：主公、臣僚、群落》繼續(xù)討論建安文學，轉(zhuǎn)向群落話語（the discourse of community），檢視群落建設（community building）的一些重要面向與主題：食物、酒宴、書信與饋贈。關于建安文學的特征，現(xiàn)代學界最普遍的一種說法是“文學集團”的發(fā)展；另一常見論調(diào)則是“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指建安文學中被視為主觀性甚至個人化的書寫表達。前者主要源于曹丕的“七子”概念，后者則體現(xiàn)了歐洲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思潮對20世紀初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學界一直視這兩種觀念為不言自明的事實， 但是缺少對這兩種概念的歷史生成和歷史性質(zhì)的反思，也罕見對其相互矛盾的認知與解決矛盾的嘗試。
在此章，我不用“文學集團”這個比較有問題的概念，而選擇更具有包含性的“群落”（community）模式，希望向讀者顯示，在早期中古時代，自我身份的構(gòu)建與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是關系式的，通過社會同儕之間以及更重要的主臣之間的交往得以實現(xiàn)，同時也是對這些交往的反映。雖然現(xiàn)代人幻想一個封閉自足型的“自我主體”，但自我意識無論在彼時還是此時，都是由一個人的社會關系構(gòu)成的。這一時期被視為主觀的個人化表達模式也需要在這樣的語境中考量。因此，此章探討東漢帝國分崩離析之際群落的重建，考察書寫，特別是詩歌寫作，在群落重建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劉安的《淮南子》、司馬相如的大賦都是在統(tǒng)一帝國的語境中產(chǎn)生的涵蓋一切的百科全書類作品。進入建安時代，抒情詩歌，特別是地位尚低、可伴隨音樂演唱的五言詩，作為一個有用的文體，從帝國的廢墟中誕生。同時，書信也滿足了建立與維持關系網(wǎng)絡的特殊目的。這一章提出，漢帝國的瓦解及其后的群落重建，是促成當時文學與文化生產(chǎn)的主要動力。
在建安時代，寫作是一個政治性的行為——這里所說的政治性，不是狹隘的政事公務和治國平天下意義上的政治，而是指廣義的政治，也即牽涉到權(quán)威與權(quán)力的復雜社會關系意義上的政治。這一章也將檢視個人與其所屬的社群之間的語言交易，借以考量個人利益如何與群落利益相互交涉。物質(zhì)形式上與語言文字形式上的交換既作用于社會關系的經(jīng)濟，也幫助建構(gòu)一個流通和人際聯(lián)網(wǎng)的系統(tǒng)。這一章最后以討論欲望的語言和男性情誼作結(jié)。
本書的第二部“銅雀”和第三部“赤壁”，分別探討兩個空間場所，也即文本地點：銅雀臺和赤壁。銅雀臺是曹操在鄴城修建的高臺，建成后曹操與曹丕、曹植都曾寫賦紀念。但要理解銅雀臺作為文本地點在三國想象中的重要性，我們就必須脫離以北方曹魏政權(quán)為中心的建安傳統(tǒng)，而去觀察一個外在于曹魏的視角。第三章《南方視角：“扇的書寫”》提出，最能在文化權(quán)威上與曹魏分庭抗禮的東吳，提供了看待曹魏、看待三國動態(tài)關系的另一種角度。這在出身東吳望族、也是早期中古詩歌傳統(tǒng)中重要人物的陸機（261—303）、陸云（262—303）兄弟的作品里得到了至為充分的體現(xiàn)。陸氏兄弟既是曹魏文學的熱烈愛好者，也對之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他們的懷舊對創(chuàng)造浪漫化的三國形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銅雀臺是這一浪漫形象的關目。
《赤壁》中的曹操
陸機在《吊魏武帝文》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曹操的遺令：曹操在遺令中要求自己的姬妾伎人住在銅雀臺上，每月初一和十五為他的亡靈演奏。被封閉在高臺上的女子繼續(xù)為死去的主公表演歌舞，這一意象完美地表現(xiàn)了威權(quán)無常的悲哀，在南朝和唐代成為標準的詩歌題材。第四章《臺與瓦：想象一座失落的城池》追溯了銅雀臺詩歌傳統(tǒng)自5世紀以降的演變。11世紀的文化想象從銅雀臺轉(zhuǎn)向了銅雀臺的提喻式瓦解：號稱來自原始銅雀臺的陶瓦被制成硯臺，在古董市場上賣出昂貴的價錢。這一轉(zhuǎn)型體現(xiàn)了人們與歷史的關系在發(fā)生改變：與銅雀臺詩不同，在銅雀硯詩中，我們看不到任何對歷史人物的同情；在一片強烈的道德義憤中，歷史變成了一件古玩，一件可以被偽造、認證、買賣和擁有的商品。在銅雀從臺到瓦到硯逐漸瓦解的漫長過程中，我們目擊了一部微型文化史：曹操試圖通過建造鄴城和銅雀臺而創(chuàng)造一個模擬并代替漢朝的新政權(quán)；南朝的銅雀臺詩是對處于北方“蠻族”統(tǒng)治下活生生的鄴城的執(zhí)拗否認和對建安傳統(tǒng)的繼承；唐朝一開始還延續(xù)著南朝傳統(tǒng)，但后來則表現(xiàn)出豐富多樣的變化；最終，在11 世紀，銅雀硯成為宋代文人文化的最好寫照，而這種文人文化作為“宋”的代表，隱含著與“唐”的對立。
本書第三部只有一章，《修復折戟》。英雄氣概、權(quán)術計謀，沒有哪個地名是比“赤壁”更能激發(fā)起三國想象的。從公元9世紀的“南方轉(zhuǎn)型”，到蘇軾（1037—1101）的經(jīng)典之作以及南宋對蘇軾的回應，到《三國演義》對赤壁之戰(zhàn)的著名描述，最后再回到吳宇森的《赤壁》和2010年的大陸電視劇《三國》，赤壁的形成與歷史語境的變遷不可分離。本書的第一章探討一場大疫過后對建安的回憶與建構(gòu)——那是一個永遠都處于過去式的詩歌與宴飲的黃金時代；本書的最后一章則向我們顯示，那場歷史性戰(zhàn)役的核心，仍然是詩歌、酒宴、大火與瘟疫。
對群雄角逐的三國世界，歷史和文學再現(xiàn)都沒有給予女性一個顯眼的、充滿活力的角色。本書余論集中于三國想象中被壓抑者的復歸，包括探討一部罕見的由旦角主唱和以女性視角為中心的三國雜劇。但時至今日，三國想象最引人注目的新元素，并不是三國題材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而是女性作為作者的活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年輕女性作者創(chuàng)作的網(wǎng)絡同人小說。3世紀初期的男子社會性同性友愛（male homosocial bonding）被網(wǎng)絡時代的女性寫作群落所取代，但如何通過閱讀和寫作構(gòu)建群落的問題卻是不變的。今天，在一個被技術、資本和新型社會關系所支配的新世界里，這個問題仍然被繼續(xù)討論與探索著。
（本文選摘自《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田曉菲著，張元昕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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