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識的維度與……生死抉擇

《歷史意識的維度》，[法] 雷蒙·阿隆著，董子云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丨六點圖書，2017年1月版，350頁，58.00元

雷蒙·阿隆的《歷史意識的維度》（原書名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1961；董子云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以前就讀了，但是在今天重讀有更多的感受。進入2022年以來——我注意到最近這一時間敘事不斷出現，在現實情境中人們的“歷史意識”似乎不斷被喚醒，這個“維度”不是來自歷史學家的著作，而是從人們所經歷、所耳聞目睹的生活中自然地浮現出來。在世界上某個地方的一件牽動人心的事件，一場說來就來的戰(zhàn)爭，很多地方在轉眼間就進入的緊張狀況，某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在“時代的灰塵”中人們會不自覺地“思前想后”，“昨天”變得不像在昨天那樣陌生和遙遠?！皻v史”這面“倒后鏡”很自然就被舉了起來。其實，我們小時候就知道“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句名言，但不知道什么是“過去”，更不懂“背叛”了什么。不過，要真正思考什么是“歷史意識的維度”，還是歷史學家能給予我們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深刻的啟示。

《歷史意識的維度》匯集了雷蒙·阿隆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寫的有關歷史意識與現實關系的論文，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歷史與我們所思索的歷史之間的關系。作者以淵博的歷史知識和獨特的現實眼光揭示了現實與歷史的關鍵性聯(lián)系，旨在啟發(fā)讀者通過“歷史意識的維度”思考和判斷當下時代生活的問題和趨向。

關于“歷史意識”這個概念，在雷蒙·阿隆的1950年代還說不上有多流行。德國學者博多·馮·博里斯（Bodo von Borries）指出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才呈現活力，而且首先是在歷史教學之中；但它仍然是比較模糊的，而且對它的理解也充滿了陷阱。（參見斯特凡·約爾丹主編《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孟鐘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2月，82頁）阿隆也并沒有對“歷史意識”的概念作非常詳細的界定和闡釋，他只是說：“每個集體都有一個歷史意識。我這里所說的歷史意識，指的是對這個集體而言，人性、文明、民族、過去和未來、建筑和城市所經歷的變遷所具有的意義?！痹谒哪恐兴撌龅摹皻v史意識”指的是歐洲人在十九、二十 世紀所產生的歷史意識，嚴格來說包含有三個具體的成分：“傳統(tǒng)與自由的辯證意識，為捕捉過去的真實或真相所作的努力，認為歷時的一系列社會組織和人類造物并不是隨意的、無關緊要的，而是關切到人類本質的那種覺知?！甭犉饋碛悬c拗口，他接著的表述可能更清晰些：“歷史中的自由，科學地重構過去，人類歷程的人道主義本質意義?！保ā稓v史意識的維度》，85-87頁）如果從日常意義上的“意識”來理解的話，這種歷史意識就是用來指導行動的，是為了在行動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正如歷史這面“倒后鏡”的作用就是為了正確地前行，防止掉到溝里或開倒車。

這是一部關于歷史哲學的著作，但是它的思想并非只是產生于書齋里的歷史形而上的沉思，而更多是伴隨著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世界政治風云而在論戰(zhàn)中萌發(fā)與發(fā)展。它的起源應該追溯到1930年代雷蒙·阿隆在德國居住期間對哲學和歷史的思考，他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論歷史客觀性的限度》于1938年3月26日在索邦大學通過答辯，答辯會變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歷史觀的激烈交鋒。這時正是戰(zhàn)爭黑云壓城、極權風暴將至的時刻，歷史哲學的學術討論無法不被現實政治的氛圍所籠罩，關鍵的問題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命運生死難卜。這位年輕的博士學位申請者竟然敢于設想民主制度可能失敗，而他的教授們卻仍然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夠戰(zhàn)勝制造大規(guī)模殺戮的瘋狂，以至評審團中的保羅·福科奈（Paul Fauconnet）用“絕望或者說邪惡”來形容雷蒙·阿隆。（《歷史意識的維度》，“法文版序言”注釋2，第2頁）用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阿隆當年的設想錯了，但是以后大半個世紀的歷史卻印證了這個年輕人有著與他的年紀不太相符的深刻的危機意識。在阿隆的著述編目中可以看到，他在1936年就開始發(fā)表了一些關于自由、民主的文章，1935年發(fā)表《當代德國社會學》（La sociolog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1934至1938年發(fā)表了不少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的文章。這些應該都是與他的博士論文所研究的歷史哲學議題相關的基礎工作。

我沒有讀過阿隆的這篇博士論文，他的《回憶錄》（內有數頁篇幅談這次答辯）也不在手邊，但是他對西方民主命運的擔心與納粹關于民主制度是沒落的、已經沒有前途的宣傳當然不是一回事。在這里我想起1941年7月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fā)表的演講《民主與極權的沖突》（英文原題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這篇演講因詳細引述了此前M.伊司曼（Max Eastman）發(fā)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列舉的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征而至今備受關注，但是他在開頭先談了納粹對民主國家的進攻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張起鈞譯，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五冊，聯(lián)經，頁1732-1733）由此也可知阿隆在戰(zhàn)前的危機意識是敏銳和深刻的。

到了五十年代，在經歷了戰(zhàn)后歐洲的分化、重組和世界進入核威脅時代之后，他繼續(xù)保持對歷史意識的思考廣度和深度，這部《歷史意識的維度》匯集了從1945年到1960年他所寫的歷史哲學論文。這是雷蒙·阿隆在媒體和大學、公共輿論和學術場域都非?；钴S的時期，他大膽批判知識分子的盲目性，1955年出版的《知識分子的鴉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1955）引起激烈的批評，使他被法國左翼知識界孤立。同年，他重返大學，獲索邦大學社會學教席。此期他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把這些文章與同期的歷史哲學論文聯(lián)系起來，就可以發(fā)現與1938年的博士論文一樣，阿隆關于歷史哲學的研究仍然與對現實政治的認識和思考有緊密聯(lián)系。他說：“盡管它們都是應景之作，但是在我看來，它們從不同的角度闡明了一個相同的問題。這個問題有關兩種歷史：一種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歷史，另一種則是我們絞盡腦汁思索的歷史?！保ā稓v史意識的維度》“前言”，第1頁） 所謂“應景之作”，其實就是以歷史意識關照現實。我們生活在現實里，同時也是生活在歷史中，即便我們不去“絞盡腦汁思索”歷史。

但是，如果僅僅看到現實與歷史的緊密聯(lián)系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應該看到在這種聯(lián)系中最關鍵的主線是歷史意識與政治意識——如何評價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歷史？可以通過不同的層面來判斷，而這些層面最終都是與政治和自由相關?！斑@就是《歷史意識的維度》貫穿始終的思考主線——從討論修昔底德的宏文，直到討論歷史學家的社會功能的結論。阿隆之所以對政治史情有獨鐘，是因為在政治史中，諸多個體通過行動體現出了個人自由，而政治史領域的表達正是著重于個人自由?！保ㄍ?，13-14頁）熟悉阿隆的基本思想的讀者恐怕都會發(fā)現他的確是對政治史——當然還有政治哲學——懷有強烈的興趣與使命感，他的《知識分子的鴉片》就是最好的證明。

關于介入現實與歷史，他自己有很好的說明：“我在波恩大學當助教時就決定了我的知識分子道路。我決定當一個‘介入的旁觀者’，當一個現在進行時歷史的旁觀者，盡可能客觀地對待現代歷史的旁觀者，但也不完全脫離歷史，而是介入歷史。我愿意把行動者與旁觀者的雙重立場結合在一起?！保ā督槿氲呐杂^者: 雷蒙·阿隆訪談錄》，楊祖功、海鷹譯，吉林出版集團，2013年，253頁）既然談到行動者和介入，很自然讓人想起馬克思關于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經典命題，在此之前阿隆果然就說過，“當我決心既當歷史旁觀者又做歷史行為人的時候，正是從研究馬克思，特別是《資本論》開始的”。（同上，27頁）他的確曾經深受馬克思影響，而且保持對其思想的尊重，雖然他不同意“歷史決定論”。作為一個“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相信自己對形勢與事件發(fā)展的判斷：“我曾以得體的方式分析過大量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我相信，我的判斷大體上還可以。這是涉及現代社會性質問題的根本性爭論，我相信，我始終站在善的一邊。我[……]沒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國可以通過法屬阿爾及利亞實現自我革新?！保ㄍ?，246頁）其實，以政論家的身份隨時介入動蕩的歷史之中，這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群像。阿隆、薩特那一代人，還有像托尼·朱特、霍布斯鮑姆、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貝拉·格雷什科維奇、查爾斯·蒂利和西德尼· 塔羅，這些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都是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斗爭現場中發(fā)展他們的思想和論述。對于他們來說，密納瓦的貓頭鷹不必等到黃昏，就在現實生活中、在斗爭的漩渦中與和廣場上隨時起飛。生活中的政治就是現實與歷史的最真實的聯(lián)系。

因此，政治始終是理解阿隆關于現實生活與歷史意識的關系的基本層面，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阿隆指出：“我們的政治意識（conscience politique）是，而且不可能不是一種歷史意識?！保ā稓v史意識的維度》，26頁）這句話非常重要，很值得思考和記取。當我們談論政治的時候不應忘記實際上我們也是在談論歷史，反正亦然。當我們在談論現實問題的時候，政治意識與歷史意識是最具有關鍵性意義的兩個維度，如果缺失這兩種意識，或自以為擁有的這兩種意識根本上是錯亂顛倒的，那就可以說這個人腦子有問題，即俗話說的“腦殘”。從這個意義上更可以說，一代人的政治意識的成長不可能不是伴隨著歷史意識的成熟，歷史曾經是而且永遠是政治教科書中最重要的一頁。當然，不可否認也有一些讀歷史、研究歷史的人的政治意識是顛倒錯亂的。阿隆繼續(xù)說：“半個世紀里的權力關系，發(fā)生了其他時代從未有過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本世紀初尚為國際政治中心的歐洲，受到兩次難以平息的戰(zhàn)爭的撕扯，喪失了它的權勢，并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它的獨立。我們的歷史意識不可避免地有我們的經驗的烙印。文明的不穩(wěn)固性在我們看來變得是顯而易見的?！保ㄍ希?6-27頁）在書中，阿隆以自由與理性的歷史意識反對歷史決定論，反對任何以未來的、終極目標的名義而忽視現實的虛妄歷史神話。

對于不研究歷史哲學的讀者來說，讀這本書、思考“歷史意識”有什么必要或意義嗎？“法文版序言”的作者認為，雷蒙·阿隆提出問題是想知道“應該如何思考我們眼下所展現的歷史”。“這個問題對于我們當前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1983 年辭世的阿隆還繼續(xù)思考著《本世紀的最后幾年》（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他不可能看到柏林墻的倒塌和蘇東陣營的巨變。他也沒有看到911恐怖襲擊和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不過，這里他要求讀者所擁有的、他自己也首先踐行的現實主義和批判思維，仍然使得這本小書成了當前值得時常品讀的佳作。”（第2頁） 如何思考眼下所見的歷史——在阿隆看來，眼下的現實同時就是歷史，我們就是生活在歷史之中，這本來就是事實，只不過我們未必時刻都會想到已經發(fā)生的就已然成史，也未必總能自覺從歷史中獲取有助于認識現實、判斷趨向的教益。我們未必能從眼下遠方的戰(zhàn)火想到歷史大格局的時移勢易，也未必能從每日的一飯一粥想到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饑荒、餓殍。雖然我們從小就會背誦“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知道“要經常講、反復講。 只給少數人講不行, 要讓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但是背誦得來的東西與從“歷史意識的維度”看現實顯然不是一回事。

既然談到“廣大人民群眾”，想起了早在1931年美國歷史學家貝克爾（Carl Lotus Becker）就提出“人人都是歷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觀念。當時貝克爾還只是更多從個人生活體驗與社會共識的建立等樸素的經驗層面上強調了喚醒普通人的歷史意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七十年代以后在美國出現“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推動了以大眾文化媒介作為歷史記憶的載體，近年來約翰·托什（John Tosh）極力倡言的“應用史學”和“公眾史學”概念的核心主旨是培養(yǎng)具有理性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公民。阿隆在當年所談的“歷史意識”中的讀者與后來這些“公民”觀念還不是完全一樣的。比較接近阿隆的“歷史意識”觀念和論述主旨的是美國著名媒體人丹·卡林（Dan Carlin）的關于歷史意義上的“末日”與普通人的關系的論述，他認為歷史與現實有時只是隔著薄薄的一層膜，歷史的重演、倒退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歷史的前進與倒退有時就決定于“咫尺間”，人類曾經遭受的災難很可能會在轉眼之間重新降臨。（參見丹·卡林《末日總在咫尺間：從青銅時代的崩潰到核浩劫》林華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這就是一種與普通人命運緊密相關的歷史意識，也就是普通人也應該具有一點“歷史意識”的重要理由。

關于戰(zhàn)爭，阿隆在書中第五章和其他章節(jié)都談到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敘述，講述了政治與戰(zhàn)爭的關系、戰(zhàn)爭的歷史敘事如何書寫、古代的戰(zhàn)爭與現代工業(yè)社會的關系等等問題，他的這種“歷史意識”在當時指向的是二戰(zhàn)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在今天重讀起來恐怕就會指向另一種新的大趨向、大變動。光是讀這一段就有點激動人心：“《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至今仍是激動人心的作品，原因有三。歷史，即見證者——過去發(fā)生的事情的繼承者或者遠距離的觀察者——有意識的記錄。修昔底德的這本書也是一部歷史。對于我們而言，它是巔峰之作：通讀整個敘述，我們能夠理解希臘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自治，如何相互斗爭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將戰(zhàn)爭本身的主線勾畫出來，使之具有了一種精神著作的美感，且事件有各種概念作明確的闡述，并沒有因此喪失自身的特殊性。最后，這場戰(zhàn)爭是一場偉大的悲劇，我們知道它的結果，但我們對于重新體驗其中的一波三折樂而不疲。……我們想要知道事情是如何發(fā)生的，還更想知道發(fā)生了什么。”（《歷史意識的維度》，144-145頁）阿隆把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與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zhàn)聯(lián)系在一起，最后提醒我們：“國家向社會施加了過分的影響，致使變遷如此迅速。但這也同時表明了政治的首要性。當權者強制性地將一種風格、一些目標、某種資源分配方式加諸工業(yè)社會之上。今日，國家之間的對立支配了它們各自的生活。……只要有戰(zhàn)爭，政治就在統(tǒng)治，人就要活動。我們怎能忽略列寧、斯大林、丘吉爾[……]時代塑造歷史的英雄們呢？修昔底德仍然具有當代意義。他是那場悲劇性戰(zhàn)爭、自我產生而不可避免的事件的見證者，而我們呢，尚未準備好超脫地看待當代的既成事實，也尚未準備好將戰(zhàn)斗者們的痛苦和功勛遺忘?！保ㄍ希?53頁）在這里的“歷史意識”中的意味究竟是什么，恐怕還需要深入思考?！胺ㄎ陌嫘蜓浴闭J為，“正如希臘歷史學家所展示的，政治，及其終極表現——戰(zhàn)爭，在歷史上是最容易發(fā)生生死抉擇和意外情況的”。（同上，14頁）生死抉擇和意外情況，這不僅是戰(zhàn)爭的、更是政治的“歷史意識”中的關鍵要素，是我們的“歷史意識的維度”中首要的維度。阿隆回憶起在德國的歲月時說：“我曾在德國經歷了1933年那幾個悲壯的月份，一周接著一周，柏林的街道不斷被棕色制服所占領，那些半個世紀以來為文明的社會主義投票的工人似乎神奇地消失了，一個奧地利下士嘶啞的嚎叫，在所有高音喇叭中發(fā)出回響，淹沒了繼承著一個偉大傳統(tǒng)的文化人的聲音?！保?7頁）“棕色制服”與“高音喇叭”，這些從視覺記憶到聽覺記憶的“歷史意識”如果重新復蘇，那真是一種生死抉擇的關頭。

最后想到的是，人們在談論完“歷史意識”的時候可能會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在很多時候、很大程度上這是對的，否則歷史還能成為一面的確有用的“倒后鏡”嗎？但是雷蒙·阿隆也提醒我們：“歷史認識，如果我們運用正確的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所見到的這個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它非但沒有教導我們太陽底下無新事，反而讓我們不得不承認有我們還從未見過的事物?！保?12頁）這提醒很重要，就如德國人不一定都知道在棕色制服之后還有什么顏色的制服，在高音喇叭之后還有什么喇叭，人們永遠需要對新的事物有心理準備。所以雷蒙·阿隆要以自由與理性的名義提倡和傳播“歷史意識的維度”，反對任何以未來的、終極目標的名義而壓迫人性、殘害生命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