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地方政治和平民主義

《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美]施珊珊著，邵長財譯，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2年2月版，428頁，78.00元

在傳統認知中，明代是中國專制主義發(fā)展的一個高峰。明太祖出身微末，以淮右布衣而君臨天下，他的多疑、殘暴和強烈的控制欲似乎給整個明朝歷史都打上了鮮明的個人烙印。人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些荒唐的君王、跋扈的宦官和腐敗的官僚，常常津津樂道的是嚴峻的刑法、激烈的黨爭和紛亂的變局：這一切都構成了一幅晦暗的政治圖景。專制統治發(fā)展至明代，科層制的官僚體系已經高度成熟，朝廷通過任免府縣官員對地方施行有效統治，自上而下的政令得以貫徹執(zhí)行，可以實現強有力的資源控制和社會動員?！贿^這一切都順理成章嗎？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教授的新著《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將目光聚焦于明代廣泛存在的生祠制度，通過對生祠理論和實踐的考察，重新審視明代地方政治的發(fā)展和平民主義的興起，為我們理解明代中國的政治運作提供了新的視角。

生祠的理論與實踐

本書作者施珊珊，現任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系教授，她的研究領域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重點關注明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她的第一本專著《明代的社學與國家》（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 State in Ming China）已翻譯成中文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討論的是明代的社學作為由中央授權的地方機構，在明代的國家建設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以及社學作為一種話語場域，朝廷、地方、士紳、百姓等圍繞它所展開的競爭?！缎√烀芬粫永m(xù)了她前一本書的研究思路，所關注的同樣是在明代廣泛存在，而今卻鮮有人注意的地方性制度——生祠，該書希望通過這一制度透視明代地方社會的運作，討論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觀點。

提起生祠，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明末大太監(jiān)魏忠賢。當“九千歲”權勢熏天的時候，各地紛紛為他廣建生祠，極盡溜須拍馬、無恥奉承之能事。人們對生祠的一般印象，往往是“反常、荒謬和悖理的存在”，“象征著前所未有的腐敗、專制和個人崇拜”（11頁）。同時，魏忠賢的對立面東林黨人也十分重視生祠的建設。所以一般的關于生祠敘事往往和明末的黨爭緊密相連，本書的導言也的確由這一點引入了研究。但是作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重新講述一個關于晚明的士人和宦官進行權力斗爭的老套故事，而是將生祠視為一種長久存續(xù)的制度，一種范圍廣泛的建設，一種可以反映明代政治運作圖景的存在，對明代的生祠做了全面而富有新意的考察。

除了導言和結語之外，本書共有九章，恰好每三章構成一個單元。作者將著作比擬為祠廟，分別將這三部分命名為“基礎和地面”“立柱和橫梁”“墻壁和屋頂”，大致對應為關涉生祠的歷史概況、圍繞生祠的政治實踐和關于生祠的理論探討，展現了一條“由地窖到閣樓”式的逐漸深入的論證線索。

第一章“一種常見的制度”對明代生祠的歷史發(fā)展做了概括性的描述。本章旨在回答圍繞生祠的一系列問題，分別討論了生祠的形制和數量、資金來源、存續(xù)時間等問題，描述了在生祠中舉行的儀式活動，并考察了明代律法關于生祠的規(guī)定。這一章初步將生祠和祀主死后建立的遺祠、祭祀歷任地方官的名宦祠做了對比，指出民眾對祀主的衷心感戴賦予了生祠獨特的合法性。第二章“父母之官”則將目光聚焦于大多數生祠的祀主——地方官，討論了府縣官員所應擔負的職責和民眾對他們的期待。作者著重指出了“父母官”這一比喻所蘊含的“家長式”（paternalist）意涵，地方民眾通過建造生祠來表彰他們所認可的父母官，“是下面的地方要求和塑造的，而不是上面的朝廷和中央官僚機構強加的”（101-102頁）。第三章“崇祀”聚焦的則是圍繞生祠的紀念和崇祀活動。作者認為，在明人的觀念中，生死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兩者之間的界限可以輕易跨越。所以生祠的祀主和那些已經去世的遺祠的祀主一樣，能夠回應祈禱、影響現實、發(fā)揮作用，成為了“半人半神”的存在。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傳統的官僚式隱喻反轉過來，“國家及其官員就像神靈一樣，必須通過不斷地建立功德來贏得人們的擁護”（134頁）。這一思路引導我們重新思考地方官員的立場和普通民眾的作用。

第四到六章所組成的全書第二部分“立柱和橫梁”，實際上正是對第三章所提出問題的深化與展開，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圍繞生祠所展開的政治實踐。概括言之，作者認為，“包括生祠和去思碑在內的紀念行為，賦予了地方臣民批評朝廷的權利”（169頁）。他們通過建立生祠來為到本地任職的官員樹立楷模，引導他們施行有利于地方的政策，乃至于在祠記中對歷任官員進行褒貶。這些言論匯聚成一種“公論”，使生祠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從而在地方政治的運作中發(fā)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對生祠記的文本分析中，作者發(fā)現，“為了證明官員政績的真實性，碑文作者往往強調廣泛的民意認可”（196頁）。這樣一種敘述策略實際上已經隱含了一種態(tài)度傾向，即重視民眾的聲音，將之作為評判官員的重要標準。這或許意味著明代“平民主義”（populism）的發(fā)展。在具體的研究中，作者通過分析生祠碑的題名、祠記中不同人群話語所占的比重等，試圖描繪出生祠政治圖景中的平民形象。她認為，“平民自身完全可以擁有政治上的思考和發(fā)言權，這種合法的權利不僅在明代律法中有明確的規(guī)定，而且在……碑文中也有明確反映”（227頁）。也就是說，平民百姓通過生祠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話語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參與地方政治的運作。

全書的最后三章討論了更加復雜的情況，并試著就生祠這一問題做出理論上的歸納。第七章“政治投資”是對沙河縣的個案研究。作為華北平原上的一個普通縣治，沙河因為承擔了繁重的勞役負擔而陷于貧困。但就是在這樣一個百姓愚昧、文教不彰的縣城中，卻有著專門奉祀歷任官員的生祠，和數量更多的碑刻。這些祠宇和碑刻意味著巨大的資源支出，對沙河百姓來講無疑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那么，是什么促使他們?yōu)橐呀涬x任的官員立祠樹碑呢？施珊珊解釋說，這是一種政治性的投資，希望“與歷任的官員建立一種持續(xù)性的聯系，以冀換取他們的忠誠，施行有利于地方的政策”（233頁）。沙河的百姓通過生祠實現了政治言論的制度化表達。第八章討論了更加復雜的情況，在奉祀地方官的生祠之外，明代還有許許多多其他類型的生祠，比如為師長、高官甚至太監(jiān)建造的祠堂，還有為祝壽而建的生祠，“在所有這些案例中，都援引了民眾的聲音”（259頁）。這些復雜的情況表明，生祠不僅僅是一種祠祀制度，更是一種聯系廣泛的政治實踐。在這一政治參與中，“民眾的聲音”是生祠得以建立的重要合法性來源。作者將這一理論概括為“小天命”（Minor Mandate），在最后一章中進行了集中闡述。施珊珊指出，地方官員相對于皇帝是“臣”，而相對于百姓是“君”。在這二重的君臣關系中，“州縣官的中間地位和民眾認可的言辭產生了一種理論，即他們可以在轄區(qū)內贏得一種自主的合法性”（297頁）。這種自下而上的政治理論被她命名為“小天命”，描述了明代地方的治理模式。在本章中，作者對小天命和天命的十點相似與不同之處進行討論，試圖說明，這一政治模式使地方和民眾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自主權，表現出一種相互重疊的政治秩序。

全書通過扎實的個案研究、細致的文本解讀系統描繪了關于生祠的方方面面，既回顧了生祠發(fā)展的歷史，也關注到生祠政治的實踐，更試圖對生祠這一明代普遍存在的制度進行理論上的抽繹與概括，對生祠做了引人深思的解讀。

“小天命”的政治模式

本書原作名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s，直譯為《明代政治宇宙中的生祠》。在翻譯為中文版的過程中，作者希望強調全書的核心概念以利于讀者的把握，于是選定了《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這一書名?！靶√烀钡恼文Ｊ绞菍γ鞔糁贫鹊睦碚摳爬?，也是作者全部論述的關鍵所在。

“天命”政治思想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從五德終始到天人感應，天命思想成為傳統中國皇權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实?，往往被稱作“天子”，職責是上承天命，下撫萬民，代表上天的意志來施行統治的責任。王朝的興衰迭代，被認為是天命的轉移。在日常統治中，官員們也往往將天象變化、災異祥瑞視作天意，以此來勸諫君主，對政策施加影響。這一套政治話語為古人所熟知并運用，深刻影響著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

但是以往關于“天命”的討論往往集中在高層政治，談論的是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tài)。施珊珊卻通過生祠的研究，將天命的政治思想擴展至地方重新加以解讀，稱為“小天命”。她所關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廟堂，而是與普通民眾聯系更為密切的地方。

在傳統的政治史敘事中，明代中國施行自上而下的統治。朝廷發(fā)布政令，由其委任的各級官員予以執(zhí)行。施珊珊的研究發(fā)現，地方官員在其轄區(qū)內并不完全是朝廷施行統治的“繩索”（294頁），而是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案改腹佟钡谋扔靼凳玖说胤焦俚臋嗤?，民眾的認可則賦予了他們執(zhí)政的合法性，而生祠則成為民眾表達意見的重要途徑。當朝廷的政令和地方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官員們需要做出選擇，是貫徹政令以剝削民眾，還是順應民意來贏得贊譽，施珊珊認為生祠中所記載的大多是后者。她在書中著重申說了地方官的雙重地位，他們對于皇帝來說是“臣”，對治下的百姓來說則是“君”。

這讓我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延續(xù)長久的爭論——在地方施行“封建制”還是“郡縣制”。自秦王朝實現統一以來，這一問題長久困擾著統治者?？たh制下的官員是朝廷統治的工具，有利于中央集權的加強；封建制下的官員則是地方治理的主君，代表著地方分權的意志。對于明代，人們普遍認為科層制的官僚體系已經發(fā)展成熟，朝廷通過任免各地官吏對遼闊的疆域施行有效統治，在地方上所實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府縣制（這里是針對傳統的漢地中國而言，不包括邊疆地區(qū)。明代雖有分封的藩王，但成祖之后皆不治民）。但是施珊珊的研究啟發(fā)我們重新思考明代中國的地方治理。府州縣官雖由朝廷委任，但同樣需要關注地方的需求。他們傾聽民眾的聲音，維護地方的利益，“民生”問題是評價他們工作的重要標準，而生祠則是表達民意的一個重要途徑。她認為，生祠的存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顧炎武所說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理想境界。

在對生祠的討論中，施珊珊尤其關注普通民眾的聲音。她認為明代社會存在一種廣泛性的政治參與，“社會流動、學社林立、哲學運動、廉價書籍、參與性宗教和階級斗爭都促成了‘平民主義’的標簽在明代，尤其是晚明的流行”（25頁）。而普通民眾實現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便是生祠。他們通過建立生祠來表彰自己認可的官員，在碑文中批評那些無所作為的庸碌官僚，試圖引導到任的官員實行有利于地方的政策。攀轅臥轍、立祠樹碑等儀式化的行為，蘊含著關乎現實的政治目的。盡管顯得頗為曲折，但民眾還是通過這種方式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生祠因此也成為一種“公共空間”，匯聚了民眾的意見，對地方政治發(fā)生影響。

無論是平民主義的標簽，還是公共空間的概念，都頗具現代性的色彩。這些源于社會科學的話語，最初被運用于近代中國的研究領域——具體而言指太平天國以來的歷史。但作者在書中做了重要的推進，她嘗試運用這些概念對明代的地方政治和平民參與做出新的解讀，帶給我們深刻啟發(fā)。當然，書中的討論并不暗示著某種必然的政治走向，而只是對以往歷史圖景的重新描述。

《小天命》一書中關于地方政治和平民主義的討論引人深思，讓讀者注意到別具一格的明代政治運行圖景。不過我想，作者的這些論述，或許無意于完全顛覆現存的關于明代政治的主流論述，而只是指出了我們先前不曾注意的歷史面向。歷史是復雜的，歷史敘事也是復線的。任何清晰明了而路徑單一的歷史敘事都是值得警惕的?！缎√烀诽峁┝艘环N可能的復線的歷史敘事，這或許是它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相關討論與展望

《小天命》一書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于明代政治的思考，它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其實有待更加深入的討論。梳理全書的論述脈絡，作者把生祠看作明代地方政治中的一種“公共空間”。我們要思考的是，生祠作為一種祠祀制度，它在明代整個國家祠祀體系中占據什么位置？“國家大事，在祀與戎”，傳統中國時代，祠祀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有著突出地位。各式各樣的祠宇充當著連接政治和信仰的紐帶，從皇帝到官員、從士紳到平民，每個人都十分重視對各類神靈的奉祀?！懊鞔斡钪嬷械纳簟敝荚谔綄ふ涡造綮胂碌纳糁贫龋敲瓷襞c其他祠祀制度的區(qū)別何在？它在整個祠祀體系中又有著什么樣的地位？

雖然第一章就把生祠和遺祠、名宦祠等做了比較，但這種比較似乎還不夠深入。書中也反復提到了《大明律》對生祠的規(guī)定，但這僅僅是律法規(guī)定的一個方面。整部著作似乎缺少了對明代國家祠祀體系的整體關照，沒有將生祠置于制度體系的背景下展開充分詮釋。同時，在明人的觀念中，生祠和遺祠并沒有那么顯著的區(qū)別。作者在書中談到，明人認為，生與死的界限可以輕易跨越，很多生祠在祀主去世之后也自動轉變?yōu)檫z祠，這前后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為了研究和寫作的方便，作者將生祠從整體的國家祠祀制度中抽離出來進行分析，這樣突出了重點，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倘能將生祠制度還原到明代國家祠祀體系之下，從當時人的觀念出發(fā)考察相關祠祀制度，對生祠的理解當會更加深入。

書中討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明代“平民主義”的流行。作者在對各種祠記的分析中努力區(qū)分士人和平民，強調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不過我們可以注意到，祠記中的記載往往是格套化的表述，“農獻力，商獻貲，賈獻材，陶獻埴”（174頁），“衡人獻材，陶人獻甓，匠輸宮，壯趨事”（176頁），這樣的語句太過籠統，很難判定實際參與其事的普通民眾所起的作用。即使是那些列出了詳細贊助者名單的生祠或碑刻，目前留下的材料也不足以充分證明沒有功名的平民所產生的影響。歷史學家面臨的尷尬處境在于，我們所能讀到的材料都經過了文人的加工。碑文的撰作者一般都是社會地位較高的士人，就算是那些尚未取得功名的作者，也都是接受了經典教育的“準士紳”。華美的文辭掩蓋了現實的粗糙，也隱蔽了部分歷史的真實。正如賀蕭（Gail Hershatter）所指出的，當歷史學家面對“消失的下屬群體”時，下屬群體一旦開口說話，便自然失去下屬群體的地位（《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27頁）。如何從這些格套化敘事中解讀出真正平民的聲音，分析他們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細加考量的。

本書關注的重點是生祠的政治功用，實際上如果從大眾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考察，生祠仍具有非常廣闊的研究空間。對于那些下層的社會民眾而言，祠記的作用反而并不那么重要。生祠、碑刻等建筑本身的存在，就構成了一種社會文化景觀（Socio-Cultural Landscape）。普羅大眾來此瞻拜、祈禱、供奉，它們因而成為地方性宗教信仰的重要一環(huán)。在這個意義上講，生祠和遺祠，乃至于寺廟、道觀、城隍廟、山神廟等祠廟并沒有根本的區(qū)別。吸引那些目不識丁的普通民眾的，并非祠記中所蘊含的政治意涵，而是圍繞生祠所產生的動人故事和靈驗傳說。仍舊在世的祀主讓生祠與其他祠廟有何區(qū)別？普通民眾在生祠中寄托了什么樣的期望？關于生祠的傳說有著怎樣的流傳路徑？宗教信仰視角下的生祠又有何特點？這些問題都有待回答?；氐綒v史的場景之中，拋開后設概念的干預，我們或許可以從新的角度對生祠做出更全面的解讀。

總的來說，《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是一部內容詳實、論證獨到、觀點新穎、敘事流暢的學術著作。它挑戰(zhàn)了有關明代中國的傳統敘事，在生祠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它在重新理解明代國家與地方的關系、平民主義的發(fā)展、儒家政治理念的演變等多個方面都帶給我們許多新的思考，代表著美國漢學界的前沿進展。本書的譯介和出版，也希望引起中文世界的讀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