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家書店的故事

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

1

一九九三年年初，一個天空格外湛藍的仲夏日，我回到大學繼續(xù)讀我的法律系二年級課程。我原本以為自己注定會成為律師，盡管我從小最感興趣的，除了足球，就是小說，那些我讀得好像命都要靠它們拯救的小說。但是在學習羅馬法民法典及其附注的那些年，事情起了變化。沒有人知道使命感是怎么來的，或者命運是以怎樣的形式出現(xiàn)在它的苦主面前的。就在我從第一年向下一年過渡的時候，變化發(fā)生了：我發(fā)現(xiàn)我對小說的熱愛并不只是作為讀者的熱情，而是要獻身于創(chuàng)作小說。我開始翹課，不僅因為那些關于合同或民事訴訟法的課快把我悶死了，還因為在波哥大市中心有幾家書店。我去逛書店就像病人去看醫(yī)生、少年犯去收容所。我跑得最勤、也是離大學最近的那家書店叫萊內爾書店。

萊內爾書店一直都擁有一個寬敞的一層空間：塞滿書的展示櫥窗環(huán)繞著街區(qū)的整個拐角。但那是一個奇特的拐角，因為書店所在的那棟位于希梅內斯林蔭大道上的樓，是一幢有點像船的宏偉建筑，形狀是不規(guī)則的。它狹長的“船首”曾經是《旁觀者報》報社。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回憶錄《活著為了講述》中寫道：每天都有一個報社職員從窗口探出身子，掛出一塊黑板，上面用粉筆寫著即時要聞。當時的人就是這樣知曉世界大事的；要是他們想知道更多，就得買第二天的報紙。不管怎么樣，從我決定成為作家到一九九六年離開哥倫比亞（去努力成為作家）之間的那三年里，我每周至少三次從這個擁有輝煌歷史的輝煌“船首”前經過。我走過整幢建筑的“船首”，走進萊內爾書店，如果時間不多，我會在一層迅速瀏覽一圈，如果時間充裕，就會到樓下在地板上坐幾個小時，翻閱我挑出來可能會買的一沓沓書，像所有的小說學徒一樣，想象著我自己的書也在其中，在書架中等待被某個不設防的讀者翻閱，乃至買走的那一刻。

對于作家來說，書店是使他脫胎換骨的地方。當別人請一個作家說出他最喜愛的書店，他選出的往往并不是他去得最多的書店，而是那些激發(fā)出他懷舊之情的場景：對寫作起步階段的懷舊。他會想起那些艱苦歲月里，他的文學理想還停留在不知出路何在的渴望，因為從學徒到小說家，并沒有明確、必然的方法。所以，帶著二十歲的滿腔熱情，我去了萊內爾書店。我通常會一頭鉆進一層的書架之間，那里的光線并不是讀別人寫的書最理想的位置，而我想的是我自己的書出現(xiàn)在這里的奇跡——那本我甚至還沒有想好，沒有動筆寫的書——有一天它會在那些書架上，按照字母表順序緊挨著它的鄰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當時我發(fā)現(xiàn)字母表有一種隱含的魔力，因為巴爾加斯·略薩是我當時心目中的大師，我的楷模：他就是我想成為的那種作家。多年后，作家圣地亞哥·岡博亞向我透露他想象有朝一日他的書能夠毗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書——正如今天書店里擺放的那樣——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感；還有作家安東尼奧·薩拉比亞，也因為意識到自己和影響他最大的作家若澤·薩拉馬戈在書架上做鄰居而特別高興。即使到現(xiàn)在，每當我重返一座曾經居住的城市，到某家書店找一本巴爾加斯·略薩的小說——比如巴塞羅那的中央書店或拉耶書店、巴黎的文學樹書店、列日的帕克斯書店——看到我的書和他的書比肩而立，我就想起過去的那些歲月，驚覺這些年發(fā)生的一切。這種驚覺也是那些書店帶給我們的。

萊內爾書店里一直都放著好幾把皮質扶手椅，讓人感覺好像是在誰家里的客廳，而我們讀者坐著，就感覺像是在一個好客的人家里參加大派對。這種感覺在今天許多書店里是找不到的，在這些書店里，讀者好像被視為入侵者，進來浪費時間，可能什么都不買，而店員對瀏覽書籍這種神圣的習慣不以為然，也許是因為他們從沒這樣做過。而坐在那些扶手椅中，我會計算自己作為學生的零花錢，在錢包允許的情況下，盡量選對自己想要的書，完成幾個小時的神游。就是在那里，我決定買聯(lián)合出版社低價平裝版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加繆的《局外人》；在那里，我翻閱了赫爾曼·布洛赫的三卷《夢游人》，但盧門出版社的版本當時對我來說太貴，我只能等哪個好人在我下次過生日的時候作為禮物送給我；在那里，我還發(fā)現(xiàn)一本阿道夫·比奧伊·卡薩雷斯訪談錄《到寫作的時候了》，我買了它，從此凡是作家訪談我一概都愛。訪談人問比奧伊·卡薩雷斯，寫作的時候是不是就廢寢忘食不過日子了?！安?，”比奧伊回答，“我認為恰恰相反。我敢建議別人寫作，是因為寫作就像是給一個人生活的房子增添一個房間。人要有生活，也要思考生活，那也是熱情生活的一種方式。”

再往后幾頁，我用綠色的筆高亮標出了其中的一句話。訪談人要比奧伊談談他不喜歡的早年作品。比奧伊說：“當時我真心喜歡的是文學，我覺得它是我的家園，我要加入它的世界。”

我從萊內爾書店的地下室走出來（日光照得我眼睜不開），想著他的話，對，就應該是這樣：文學是我的家園，我要加入它的世界。

2

在我那段成長的歲月里，波哥大只有一家書店能與萊內爾書店爭奪我的忠誠。在它北面相隔七十六條街的中央書店與萊內爾書店截然相反。一方面，它位于安靜的中產街區(qū)，而不是繁忙的市中心，雖然書店并不小，可全部加起來也不如萊內爾書店的地下室大。另一方面，它不像萊內爾書店那樣是我自己發(fā)現(xiàn)的，而是某種父輩的傳承：我父親很久以前就認識店主，并且是多年忠心耿耿的老主顧，因而他可以不付錢就把書帶回家，到月底再結賬。我也繼承了這一特權：我不記得是從什么時候、怎么開始的，總之，有一天我開始掏錢買下里面夾著一張橫格紙、上面只有我簽名的那些書，不止一次，我不得不把我一整個月賺的錢攢著，最后買下這個月里沒有考慮賬單累加、只顧簽名拿回家的那么多書。

中央書店的店主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從奧地利來到哥倫比亞的一對猶太夫婦，漢斯·烏加爾和莉莉·烏加爾。一九四七年，年輕的漢斯經常去現(xiàn)在已消失的圣菲巷逛一家書店，離我的大學僅一箭之隔。那家書店老板去世后，他的遺孀建議漢斯接管書店，但他得在那里工作，用微薄的薪水來抵書店開支。好多年過去，中央書店又搬遷了幾次，它在我心目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最終我把它寫進了我的小說《告密者》。小說中的敘述者出版了一本書，關于二戰(zhàn)時期在哥倫比亞的德國人，既有納粹同情者，也有猶太難民。當讀者讀到敘述者講述他的寫作素材來自一個名叫薩拉·古特曼的女人時，她已經死了：

書已經出版，我在電話答錄機里聽到了莉莉的留言。她邀我去書店一敘，語氣非常嚴肅，簡直可以說是急迫了。我心想，這次的邀約在某種意義上應該與薩拉·古特曼不無關系，或者至少也是同她那未曾實現(xiàn)的、以哥倫比亞統(tǒng)治者暗中進行的反猶主義為題材的講座相關聯(lián)，因為洛佩斯·德·梅薩為了防止猶太人過量擁入哥倫比亞頒發(fā)了禁令，而（大家都知道）漢斯·烏加爾便是禁令的直接受害者之一。他每每都會在采訪中、在日常談話里面提及，自己的父母死于收押德國人的集中營，而他們的死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沒能取得哥倫比亞的簽證。不過，這簽證他拿到手了，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他被這個國家允許入境。事情就是如此。我去赴約時見到了漢斯跟莉莉兩個，他倆正一塊兒坐在桌邊。那張桌子是灰色實心的，就擺在波哥大的德國人開會的位置。桌上放著一臺旋轉號盤電話機，還有一部老舊的打字機——雷明頓牌，又高又重，活像一座圓形階梯劇場。書店就是靠這些東西做生意的。陳列窗中，擱了三本我的書。莉莉身穿酒紅色的高領毛衣；漢斯則是西裝領帶，此外還有一件菱形圖案的絨線衫。

我肯定是在二〇〇三年年初寫下這段文字的。當時我已經在哥倫比亞之外生活了七年，還要再過九年我才回國。雖說如此，有時候，假期我還是回去的；在那些短暫的回國期間，我不止一次去了中央書店，確定我所描述的就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確實沒有變——只有一樁例外。灰色實心的桌子還在，打字機和電話機也還在，在手機出現(xiàn)之前的日子，我還用電話機打過幾次急電。但二〇〇四年，我在小說出版后第一次去書店的時候，莉莉·烏加爾向我抱怨她始終耿耿于懷的一件事。她告訴我，漢斯確實如我在小說中寫的那樣，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好幾次采訪中，說過哥倫比亞當局的反猶主義觀點。但這么多年過去了，他的觀點已經改變，或者他認為用那些措辭表達觀點是錯的。我不應該未經他的同意就把他這樣一個現(xiàn)實中的人寫進小說里，也不給他機會修改被我寫進書中的他所說的話。莉莉生氣了，我很遺憾。對話以一句對小說家的指責結束：

“而且，漢斯從沒穿過菱形圖案的絨線衫。”

那次對話已經過去了很久，中央書店我去得越來越少。但我會充滿溫情地想起那些不付錢就把書帶回家、買書就像有種豁免權的日子。某一天，我?guī)Щ丶业臅锞陀邪柛ダ锥唷げ假囁埂ぐＧ心峥说摹抖唐≌f全集》；有《喬伊斯的詩學》（英譯本書名改為《混沌的美學：詹姆斯·喬伊斯的中年》），這是翁貝托·?？频囊槐緦W術書，我讀了好幾遍；還有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學術書《卡夫卡：走向少數(shù)族文學》，這本我始終沒有讀。在中央書店，我買了卡洛斯·富恩特斯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假面具的日子》（三千一百比索），維爾納·耶格爾的《教化：希臘文化理想》（一萬八千八百比索）。我買的這些書售價都是用鉛筆手寫在書上的，但不知道是誰寫的。也許是那個在收銀桌旁等我的女人埃斯特拉，她不是叫我在賒賬的清單上簽名，就是忙著記下我異想天開想訂購的書。如今，網絡購物剝奪了我們的這種樂趣：沒有找到書，然后要書店訂貨，為它等幾天、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網上買書迅速送達的便利對我來說很無趣。為了找一本書跑幾家書店，像對付狡猾的獵物一樣追蹤搜尋它，仍然是我的樂趣，并且一點一點地把我變成一個不可救藥的愛書人。

在我的小說中，敘述者坐在一張灰色的桌子前，開始給他自己新出的書簽名。我從未在中央書店簽名過，但我有時依然會回到書店，確認我的書在那里，在巴爾加斯·略薩和巴斯克斯·蒙塔爾萬的書之間，暗自感到滿足，依然津津有味地看著書架的布局和我感興趣的書被放置的位置，也依然遺憾自己不懂德語，無法閱讀漢斯擺放在一張?zhí)厥庾雷由系臅?。桌子放在書店后面靠右的位置，像一個失落的國度中無人認領的信。我也依然對這個地方充滿崇敬之情，在它的方寸之間，我從紙質書中獲得了那么多快樂，感謝它還活著，還在烏加爾家族手中，七十年了。如今，面對把書當成吹風機一樣賣的網絡書店的競爭，面對無數(shù)當代讀者，也就是隨意傳輸電子文檔、認為文學非常重要但為文學付錢又似乎是不公平的那些人，它沒有沉淪。

3

隨著時間推移，我最喜歡的書店名單也會因我所在之地的不同、需求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這兩家，萊內爾書店和中央書店，以及波哥大幾家新的書店，比如“養(yǎng)兔場”書店或威爾伯拉達書店，始終在我的名單中。我對它們的需求始終不變。最好的書店是相會的地方，是文化交流的空間，屬于比奧伊·卡薩雷斯說“文學是他的故鄉(xiāng)”時他心中所想的那個世界；然而，書店也應該是（至少對于我）當我孤獨時別無他處可去、可以讓我獨處的地方。我會去我最愛的書店——紐約的斯特蘭德書店、利馬的總督書店、倫敦的當特書店——在孤寂中消磨時光，在逝去的時光中找到什么。一家好書店是這樣一個地方：你為了找一本書進去，出來時卻買了你原本不知道存在的書。文學的對話就這樣得以拓寬，我們體驗的疆界就這樣在反抗局限中向外推進。這是網絡商業(yè)從我們這里剝奪走的其他東西：在一個網站上，我們什么都發(fā)現(xiàn)不了；不會撞見某本意想不到的書，因為算法已經推算出我們在找什么書，然后引導我們——沒錯，精準地——只去我們已經知道的地方。

所以你看，書店已經是我小說家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僅因為我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我敬仰的大師們，也因為我的小說家人生可以體現(xiàn)在一系列的書店場景中。比如我還記得一九九七年來到巴黎塞納街上傳奇的西班牙人書店。那天我?guī)Я似弑疽呀洷蝗诉z忘的、我的第一部小說，放在那里寄售；一個月后我回到書店，發(fā)現(xiàn)賣光了（由西班牙共和派流亡者創(chuàng)辦的西班牙人書店，比佛朗哥多活了好多年，但未能在互聯(lián)網時代幸存下來）。我還記得在海伊鎮(zhèn)的一家書店，發(fā)現(xiàn)了一本積滿灰塵的書，里面夾了一名美國和平隊志愿者從哥倫比亞寄出的幾封信。那本由私人出版、在二手書店的書架上意外發(fā)現(xiàn)的書，最后在我寫《墜物之聲》時成了我的關鍵文件。最好的書店就是偶然性法則大放異彩的地方：你會邂逅你日后才會知道其價值的書。而一個讀者的生活，除了別的之外，就是由這一連串巧合構成的。

（本文由安妮·麥克林從西班牙語翻譯成英文，彭倫譯為中文，選自《世界在書店中》一書，該書是十三位作家寫給書店的“溫暖情書”，[英]亨利·希金斯編，彭倫譯，上海九久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