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大叔》：關(guān)于家與行走的漫漫記憶

最近，馬家輝的隨筆集《大叔：我們終于可以聊聊走過的路》出版。馬家輝在微博上稱：“這本書面世的時候，我即將邁入五十九歲，而收錄在書里的小散文，寫作時間橫跨三十五至五十六歲，那時候，確實是大叔。《大叔》本該在五十七歲那年出版，卻因諸種原因，延至今年，又剛好在我生日來臨前印好，隱隱似歲月之神送來的一片生日蛋糕，讓我品嘗。然后，神說：‘吃過了，抹抺嘴，我?guī)阕呦蛄?，不做大叔，轉(zhuǎn)做大爺。相信我，別有一番好滋味?！?/p>

馬家輝

整本書的寫作從“家”開始，在《大叔》的開篇馬家輝就分享自己小時候爸媽之間的“口角之戰(zhàn)”，導(dǎo)致媽媽離家出走，坦露自己小時候?qū)τ谕夤馄啪司私枳≡诩依锏牟唤?。以及成年后對“家”的理解和珍視?/p>

馬家輝分享他心中最難忘的經(jīng)歷，是有一年，一家人——馬家輝和父母姊妹，太太小孩，一起去曼谷旅行，一起在一個地方住了一個星期，每天吃喝玩樂打麻將，一家人打牌、聊天……那幾天的美好而平凡的家庭聚會成為他印象最深刻的經(jīng)歷。

馬家輝在書中寫及香港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意指具備刻苦耐勞的拼搏精神，而且懂得靈活變通，馬家輝也認(rèn)為，“獅子山下精神”的另一項關(guān)鍵元素是重視家庭，即 “顧家”。

多年以來，馬家輝筆下的題材很多是生活，自己的生活，別人的生活，他用散文的形式記錄自己的時代。

1963年，馬家輝生于香港灣仔。在《大叔》中，馬家輝多次強調(diào)香港對他的影響。

他談到，自1841年以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因為不同理由從四面八方移居至此。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里求生存，覓生路。所以香港人的刻苦耐勞成就了香港的經(jīng)濟和社會成就。除了這些繁華，馬家輝說香港精神還在于享受平常。他說如果從演藝界找尋一位“香港之子”，首選就是周潤發(fā)。周潤發(fā)雖已是閃亮巨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搭地鐵隨處走、蹲在大排檔打邊爐、穿著拖鞋到九龍城買菜、排隊看病等，過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他說，“香港是容得下平常心的城市，繁華仍未過盡，卻已享受平常，如周潤發(fā)，正是香港精神的最佳映照。”

《大叔》是馬家輝在中年之際寫下的散文集，也是關(guān)于家與行走的漫漫記憶。生活、愛情、旅行、人物品評等主題貫穿于寫作中，《大叔》的最后一部分“銀幕記憶”中，他也為張國榮、楊德昌、周潤發(fā)、李安、胡金銓等留下“人物側(cè)寫”，今年的4月1日，是張國榮逝世19周年紀(jì)念日，《大叔》中，以《療愈系的張國榮》為題，馬家輝寫了自己眼中的張國榮。

攝影師夏永康鏡頭下的張國榮

《療愈系的張國榮》

懷念

前兩天，在香港，“愚人節(jié)”幾乎變成“哥哥節(jié)”，排山倒海的張國榮，照片、視頻、文字，十幾年前的心碎和噩夢，今天仍然刺痛和驚嚇著許許多多人。什么是經(jīng)典？經(jīng)典就是脫離時間而存在的一種真空狀態(tài)，仿佛飄浮在月球表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隨時隨地都在。張國榮當(dāng)年的縱身一跳，不是墜樓，只是躍進了經(jīng)典銀河，定格在里面，供我們無限仰望。

諸照片里，有一種是三十年前的《號外》封面，劉天蘭負(fù)責(zé)的造型設(shè)計，張國榮側(cè)坐眺望遠(yuǎn)方，純白的背景，似無翼的天使。該期專輯里有許多照片，主打懷舊風(fēng)，不少是黑白和泛黃的，其中一張是他的半身近照，回眸望向鏡頭，看起來非常眼熟。

劉天蘭抓住了他的英俊長相，透過造型，透過照片，讓兩人穿越時空而詭異相遇，既跟他開了玩笑，也戲弄了一去便決絕地不回頭的時間。

是的，時間。今年悼念張國榮的氣氛似乎特別濃烈，當(dāng)然是對他致敬，卻亦可能跟大家急欲回頭緬懷那些美好歲月隱隱有關(guān)。

時代越是倉皇，難免越想在已被定義的昔日時光里找尋慰藉。那些年，仿佛所有理想即使尚未達成但亦必在前頭等待，等我們?nèi)プ?，等我們?nèi)ヅ?，等我們朝著目?biāo)或快或慢地前行摸索。我們的風(fēng)繼續(xù)吹，我們的不羈的風(fēng)，俊男美女和金玉滿堂，像閃閃發(fā)光的珠寶在香港的夜空上擱著、晃著，伸手碰不到，但至少能夠看見，看見已是滿足。

悼念張國榮以至所有人或事物，越來越有療愈效果。在焦躁的時候，只好想象昔日曾有的點點星光，否則，日子怎么熬得下去？

同代人

懷念張國榮，對于不同的年齡層，想必有很不一樣的意義。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看張先生，隔了一代，對于張國榮離世的記憶與感受，與其說是哀慟，不如說是深深的惋惜和感慨：“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一位明星的起落明喻著生命無常，沒有永恒的璀璨，沒有永遠(yuǎn)的不朽，生命如是，不管是否自斷自絕，死亡就在前頭，誰都一樣。張國榮的榮耀與努力跟他們隔了一層，不在他們的偶像名單里面，故充其量只有悲，沒有慟。

三十五歲以下的人呢，張國榮之于他們確是偶像，也就只能是偶像，因為亦是隔了一代，在成長的路程里，張先生已經(jīng)是天上的耀目亮星，抬頭仰望，遠(yuǎn)遠(yuǎn)的，像周刊、報紙和童話書里的傳奇，看的聽的都是對岸的故事，甚至是歷史。從他們懂事以來，張國榮已經(jīng)是張國榮，不是其他，而到了二〇〇三年，存在的張國榮變成不存在的張國榮，死了一位明星，名人榜里失去了一個名字。他們傷心難過，卻仍只等同于對人世災(zāi)難的諸般傷心難過。

至于在這兩個年齡層中間的那一群，亦即跟張先生差不多同歲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過香港的輝煌年月，一起成長，一起打拼，一起見證路途上的種種不平與挫敗、掙扎與成績，張國榮之逝遂如同自身的離散崩壞，那種驚嚇與惶恐，雖非確確實實地“切膚”，卻是確確切切的痛楚。怎么會這樣呢？不應(yīng)該是這樣的。當(dāng)他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并被確認(rèn)，忽然間，像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了套，像一同出發(fā)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下車了，或迷途了，召喚不回來，像一位極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聯(lián)絡(luò)，留下懸疑，留下?lián)模呶ㄒ荒茏龅氖率潜M快接受事實，然后慢慢去習(xí)慣事實，承認(rèn)它，卻又惦掛他。

對這一群人來說，張國榮之成為“張國榮”是一段緩慢的養(yǎng)成歷程，由默默無聞到大紅大紫，由落后于陳百強的“下把”變成香港演藝精神的代表，付出了也收獲了，具體而微地映射著這一群人的樂觀信念。他美，他愛美，他懂美，他善良，他贊美善良，這一群人看著他變成明星也陪伴他變成明星，他是可以親近的夢想，在他身上，凝聚了同代人的歲月記憶，以及笑聲與眼淚。

而他畢竟說走就走。把同代人舍棄于后，讓同代人錯愕悲哭，哭他也哭己身之逝?；夭蝗チ?，張國榮，還有跟他同代的可憐人間。

沖浪者

內(nèi)地傳媒探問，在“后張國榮時代”里，香港樂壇是何景象？

未免說得有點嚴(yán)重，仿佛張國榮在那年代是獨領(lǐng)風(fēng)騷，創(chuàng)造和主控了樂壇盛衰，一人獨大，成為他那歲月的堂堂代表。

當(dāng)然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時代很難由一個人壟斷了代表權(quán)，所謂時代精神充其量只能透過一個群體予以彰顯或索引，群體里的單獨個體，各有崗位、各有山頭、各有特色，卻亦隱隱有互通互近的特征，把所有人合起來觀之察之，始可窺見一場時代盛宴的大概輪廓。

所以“后張國榮時代”只具單純的時間意義，即指“在張國榮去世之后”，亦即二〇〇三年之后，其實時代如果要變，他在不在，都一樣，都會變，并不因為失去了張先生便山頹水涸。

張國榮從出道到死亡之間的二十多年，經(jīng)歷了香港樂壇的兩個本土化階段，先是多元，再是北望，都是關(guān)鍵的時代特征。以許冠杰為首的第一撥本土化于七十年代末已經(jīng)完成，廣東歌正式取代英文歌成為主流，直面本土生活的甜酸苦辣，百無禁忌，替本土認(rèn)同打下厚實的底子。

然后，香港社會起飛了、香港樂壇也起飛了，一起邁進專業(yè)分工的燦爛年華，流行文化產(chǎn)業(yè)開始了打造明星的全方位行銷策略，影視歌全線發(fā)展，替不同的藝人建構(gòu)不一樣的輝煌形象。在此以前的歌星都只是唱唱唱，唱的魅力大于一切，在此以后的歌星則是復(fù)合偶像，唱歌雖是本業(yè)，但被其他演藝行業(yè)的成績也突出地加了分，像白糖和白奶融在咖啡粉里，怎也分不清楚聲音演藝的貢獻比例孰輕孰重。

張國榮有成為偶像的所有必需條件，是流行文化產(chǎn)業(yè)的寶藏，產(chǎn)業(yè)操手亦成功地把他推向亞洲樂壇，他使香港本土升了級，“沖出香港”，讓香港樂壇忽然“跟世界接軌”，不讓臺灣的鄧麗君和翁倩玉專美。

再往下走，是跟北方粉絲和大腕的接軌。參演陳凱歌電影是關(guān)鍵的一步，是首次有土生土長的香港歌星在這么嚴(yán)肅和被重視的中國電影里擔(dān)起重任，偶像北上，他代表香港打了頭陣，但這仍是大時代的必然趨勢，他站在浪頭，躬逢其盛，表現(xiàn)雖好，始終不是浪潮的創(chuàng)造者和發(fā)明者，即使當(dāng)時不是他，亦會有其他的他或她，活在人世的背景里，他是特大號的沖浪者，并非興風(fēng)作浪的神話英雄。

別忘了，當(dāng)時的偶像群體尚有他人。各人頭上一片天，誰都霸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