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獻與中國道教史研究

2022年3月9日晚，“廈門大學歷史學研究生論文寫作暨強基班學術訓練”系列講座第三講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南強二403舉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雷聞教授受邀以《金石文獻與中國道教史研究》為題展開演講。講座由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張達志教授主持，陳博翼老師與六十余位強基班本科生及碩博研究生共同參與。

雷聞，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講座圍繞道教金石的種類、材料來源、研究案例三部分漸次展開。雷教授首先介紹道教金石的種類，其中“金”主要包括銅鐘、投龍簡、金銅造像、銅印和銅鏡等。這些金屬類實物史料都有著重要的信仰意義，反映出道教在世俗政治、社會中的角色變遷。如《續(xù)高僧傳》中所載“隋文以通道觀鐘賜玄都觀”一事，顯示了銅鐘作為中古時期佛道寺觀共同實用的法器，兼具實用性與宗教性，因此往往成為爭奪的對象，這在一些靈驗故事中得到渲染。又如武則天中岳投龍金簡、唐玄宗南岳投龍簡及五代吳越國時期的一些太湖投龍簡，都是“投龍”這一重要中古道教儀式的實物遺存，其功能意在向道教神仙求得長生，展現(xiàn)出道教在盛唐時期地位的持續(xù)提升。至于銅印和銅鏡，均為道教的重要法器，雷教授指出，考古發(fā)現(xiàn)了一批東漢“黃神越章”“天帝神師”“天帝使者”等法印，我們可以據(jù)以考察早期道教的組織形態(tài)。而唐代道教宗師司馬承禎所撰《上清含象鑒劍圖》，也可與傳世的銅鏡實物相互印證。

另一大類“石”主要包括碑、墓志、鎮(zhèn)墓石、造像、經幢、石燈臺。碑和墓志是道教史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以漢碑為例，東漢靈帝時的《肥致碑》，是現(xiàn)存年代最早、文字最多的道教刻石，頗得學界矚目。而施舟人教授也曾通過解讀東漢《仙人唐公房碑》，考察了這一流行于漢中地區(qū)的古老信仰，他發(fā)現(xiàn)天師道正是在相同的時間和地區(qū)發(fā)展起來的，唐公房修道的云臺山是天師道二十四治之一，其宅第也被杜光庭歸入道教三十六靖廬之內。由此，應重新思考這種地方性仙人崇拜與正統(tǒng)道教的關系。雷教授認為，這兩方漢碑及之前提到的法印，反映的都是天師道、太平道興起之前早期道教教團的組織與信仰方式。此外，雷教授還提到造像從南北朝到隋唐時期的大小變化，北朝大多是高大的造像碑，立于鄉(xiāng)村或要路，而隋唐時期出現(xiàn)許多形制較小的造像，供奉在家，這也反映了中古時期信道方式、供養(yǎng)方式的變化。對于鎮(zhèn)墓石、經幢、石燈臺等道教石刻，雷教授也做了簡要介紹。這些金石文獻對理解早期或盛唐時期的道教都有很大幫助，值得引起更多的關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講座第二部分著重論及道教金石研究的材料來源，即傳統(tǒng)金石學著作、新出碑志錄文本及圖錄本、圖文對照本和工具書四大類。其中，雷教授特別提到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的《道家金石略》在道教金石研究中的引領作用及其局限，進而引出近年學界以地域、類別、教派為單位進行各類細化整理。鑒于現(xiàn)存唐代金石文獻已達七百余條，雷教授計劃推動“唐代道教金石集成”的整理工作。同時，雷教授還著重強調四種宋代傳統(tǒng)金石學著作——《金石錄》《集古錄》《寶刻叢編》《寶刻類編》的重要性。對于初學者，建議先從集大成著作讀起，如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編》與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雷教授宏大的文獻整理工作計劃，以及對道教金石文獻的如數(shù)家珍，尤其對相關實用工具書的推介，極具研究門徑和研究方法的引導意義。

講座第三部分，則通過研究實例展現(xiàn)新出土墓志對中國道教史研究的價值。首先，雷教授指出，新見碑志可豐富一些此前資料匱乏的高道生平，并糾正之前文獻中的錯誤記載，其一是茅山宗師王遠知的家族譜系?！缎绿茣分杏嘘P王遠知的記述甚少，之后出土的王遠知后人墓志，豐富了其整個家族的信息，還原了他們的家族譜系，進而可以證實《新唐書·王遠知傳》的錯誤記載。其二是新出《景龍觀威儀田僓墓志》（2019）?！杜f唐書》有唐玄宗為掩人耳目而使楊玉環(huán)著道服的記載，雖然迄今未知楊玉環(huán)成為道士的具體過程，而貴妃之師田僓墓志則提供了新的線索。他曾給楊貴妃授三皇箓，所謂“箓”可以理解為道士的“職稱”，不同等級“箓”能掌握的鬼神不同，三皇箓在四個法位階梯中排第二位，可見楊貴妃是正式受箓的女道士。不僅如此，佛典曾載唐初因《三皇經》涉嫌謀逆而被禁毀，但從盛唐時張萬福還能詳載《三皇經》內容，而田僓也還能給楊貴妃傳授三皇箓的史實來看，佛典的記載不無夸大之處。由此或可推知，盛唐時期《三皇經》依然擁有重要地位，曾經禁毀也許力度不大，時間不長，三皇箓在道教階梯中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講座現(xiàn)場

講座現(xiàn)場

其次，雷教授進一步講述新出土墓志對于宮觀研究的價值。與佛寺研究相比，小野勝年曾寫出煌煌數(shù)卷唐代長安佛寺研究著作，而唐代道觀研究則略顯孱弱。雷教授簡略介紹了自己利用新出道士墓志對唐代兩京龍興觀、開元觀、洛陽大弘道觀、大圣真觀等重要宮觀進行研究的成果。

此外，雷教授還指出新出道教墓志對于唐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如天寶八載（749）的《唐故淑妃玉真觀女道士楊尊師（真一）墓志銘》，開頭即稱因其叔父犯下大罪而舉家被貶，后因她受到拔擢，全家得以赦免。雷教授指出，此處所言犯下大罪的叔父，即《舊唐書》所載楊均，他曾是中宗韋后的面首，涉嫌毒害中宗而被玄宗處死。那么，罪臣侄女何以成為玄宗嬪妃？雷教授認為，這牽涉到當時玄宗與睿宗及太平公主之間的斗爭?！杜f唐書》曾載太平公主“尤忌東宮”，因此在李隆基身邊安插眼線，于是東宮中“事無大小”太平公主都能獲悉。在開元二年（714）八月十日的詔書中，李隆基曾言“太平公主取人入宮，朕已事雖順從，未能拒抑”。這說明淑妃很有可能是因太平公主的意志而被安排到李隆基身邊。而李隆基系一代英主，一旦權力穩(wěn)固，即悉數(shù)掃除太平公主勢力。從這些傳統(tǒng)史料所反映的信息出發(fā)，即可以理解墓志中所言淑妃“悟貴寵之難極，恐傾奪之生釁，乃棲心服道”。此外，墓志顯示，貴為淑妃的楊真一在入道以后與皇室沒有任何往來，其兄弟的仕途也沒有得到關照，她在死后也沒有任何追贈或葬事官給。雷教授認為，只有關照楊真一入宮和入道的真正背景，才有可能理解這方墓志的背后隱情，她是被玄宗以“入道”這樣一種較為體面的方式休棄了。

在講座的第四部分，雷教授重點分析了史料相對豐富的麻姑山鄧氏。鄧氏是橫跨盛唐至中晚唐的道教世家，鄧紫陽和鄧延康的墓志可以豐富這個家族的重要信息。麻姑山位于今江西撫州南城縣，早在鄧氏崛起前，此地已被司馬承禎納入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中（《天地宮府圖》）。麻姑山鄧氏始祖系鄧紫陽，事跡見于李邕所撰之《唐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原碑已軼，原文收錄于《全唐文》。雷教授指出，此碣在晚唐得到重建，或與紫陽后裔鄧延康直接相關。據(jù)《鄧天師碣》可知：開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下令征召著名方士，鄧紫陽趁機應召。后因其出使有功，被敕度于東都大福唐觀。自此，鄧紫陽從一個山野方士成為一名官方道士，這對麻姑山鄧氏的發(fā)展意義重大。（一）原本自稱是麻姑山靈跡的不止江西鄧氏一脈，四川等地也有此類靈跡。因鄧紫陽得到官方認可，江西麻姑山的正統(tǒng)地位得以確立。（二）其弟鄧思明被度為道士，表明這個以鄧氏為中心的麻姑山道團得到國家認可。（三）能請李邕撰寫碣文的家族一定具有相當?shù)呢斄兔@也從側面顯示當時鄧氏已經具有雄厚的實力。只有當鄧紫陽走下麻姑山，登上兩京的舞臺，才是麻姑山真正進入朝廷與知識圈的視野之時。其后，繼承鄧紫陽衣缽的是麻姑山鄧氏第二代傳人鄧德誠和紫陽徒弟譚仙巖。雖然《麻姑山志》載鄧德誠曾作法破石堡，不過他在當時的影響相當有限，元和七年（813）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八“撫州”條下對麻姑山鄧氏只字未提，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中對他也只是一筆帶過。相比之下，鄧紫陽的徒弟譚仙巖則更加活躍，其記載見于《魏夫人仙壇碑》。到第三代鄧延康，鄧氏家族的發(fā)展日臻鼎盛。其《墓志》記載，“神都威儀與名德半出于門下，法教之盛，近未有也”。如故相元稹、李逢吉、段文昌等都曾接受他的授箓。許多名流士大夫、皇室都與他有關系。而新出土道士墓志如《郭元德墓志》《王虛明墓銘》等都表明他們曾接受鄧延康的授箓。鄧延康很注重整理其家族曾經獲得殊榮的記憶，并以此構建家族神圣譜系。元和九年（814），因鄧延康的推動，鄧紫陽石碣重新被樹立在麻姑山。鄧延康墓志記載，他曾經撰寫《家紀》。在他的努力下，麻姑山鄧氏在晚唐重獲尊崇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鄧紫陽、鄧延康登上兩京的舞臺時，他們的名望才能更加興隆。因為二者的墓志的志題都特別強調他們來自兩京的道觀。

《金石錄》

最后，雷教授深入總結在具體研究中體悟出來的對所謂金石材料的反思：第一，重新認識新材料與舊材料的關系，需要特別重視對傳統(tǒng)金石學的材料整理。不要一味地去追逐新材料，沒有充分利用的材料就是新材料，因為它完全可能帶給你全新的信息。第二，新出墓志之外不能忽視傳世文獻所載的大碑，有時候后者反而更重要。無論《權德輿詩文集》中收錄的《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善經碑銘》，抑或《唐文粹》中保存的由馮宿撰文、柳公權書寫的《唐升玄劉先生碑銘》，都蘊藏著豐富的歷史線索，考察中晚唐那些重要道士生平的框架性信息來源。第三，強調碑志文本性與物質性的統(tǒng)一，需要特別重視石碑在文本內容以外的信息。如唐玄宗曾在臨汾的浮山縣慶唐觀立下石碑，碑陰刻有太子、親王及朝廷重臣的名銜，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表現(xiàn)形式。

在講座的交流環(huán)節(jié)，雷教授還就“國家祭祀”的概念進行剖析。他認為，所謂國家祭祀，即朝廷與各級官府舉行的一切祭祀活動。這一概念超越以往的皇帝祭祀，將地方官府的祭祀也納入討論范疇。但此類等次祭祀并無正式名單，直至宋代才由禮部制訂并具體執(zhí)行。通過國家祭祀的活動，皇帝不僅管理著百姓的世俗生活，也掌控著百姓的精神世界。隨后，張達志教授從道教金石文獻類型劃分、材料來源、石刻史料利用與研究三方面，闡述了聆聽雷教授講座的心得與體悟。雷教授提示的所謂“舊材料”即傳世文獻中的大量金石錄文，其與所謂“新材料”即出土文獻的對應，以及在現(xiàn)實研究中的關系，值得我們特別留意。張教授表示希望同學們能從雷教授的講座中習得研究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在前輩學者的指引下按圖索驥、循序漸進，在各自關注的研究領域中取得新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