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逝世十五周年了，我對他的思念與日俱增。
我每捧讀他的書，眼前立即浮現(xiàn)出多倫道那間常常透風漏雨的臥室兼書齋的老房子；在學湖里那間比較寬敞的新居室，即他所曰或蕓齋或耕堂的房間，不知多少次我們促膝相談，無拘無束。時而談讀書，時而談寫作，時而談家長里短、生活瑣事，要多愉快有多愉快……可惜，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再復返了。但是，他那恂恂夫子的音容笑貌，卻永遠活在我的內(nèi)心深處。
孫犁先生
一
1980年代初，百花文藝出版社擬出版《孫犁文集》。該社的編輯與我的摯友張學正是同班同學，她約我們倆編選一本《孫犁評論集》，配合文集出版。這是孫犁從事創(chuàng)作以來，第一本有關他的創(chuàng)作的綜合性評論文章選集。
有一天吃過晚飯，我與學正去多倫道孫犁家中拜訪他。進門后第一句話，他說我晚上睡得早，你們不要晚上來。話說得很直率，當我們坐下來說明來意之后，他說話的語氣卻是那樣和藹可親。他要求我們不光收入正面的評論文章，也要收入有不同意見的文章。
初次見面時間很短，但他給我的印象，真是“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短短的十幾分鐘交談，我就覺得他好像多年過從的父執(zhí)一樣親切。這時，我就很后悔為什么二十年前，不早和他相識呢。那時，我在一所中學任教，班上有一個學生與孫犁同住在一個大院，他的同學王英杰與我是同鄉(xiāng)，課下聊天很是投契。他曾問我想認識一下孫犁嗎，我很費躊躇。從1950年以后，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以及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反右傾機會注意等活動，哪次不是把文藝界、教育界推上風口浪尖，飽受折磨、摧殘，想想不寒而栗；其后不久，“文革”風暴中，我主動地向團支部書記匯報了喜歡讀《燕山夜話》（作者馬南邨，即鄧拓），于是我就享受了全校大批判的待遇，通欄標題的“三家村小嘍啰”。三家村在哪？我怎知他們是何方神圣？結(jié)果是打入另冊，下放勞動。
“文革”期間，我是絕不想再弄文學了。可是，新時期以來，讀了巴金、孫犁的文章，我又“死灰復燃”，舊念復萌了。我深感文學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對塑造人的靈魂，豐富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改變?nèi)说钠犯瘛⒘晳T方面，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以至于人的稟賦氣質(zhì)，都能在耳濡目染中發(fā)生改變。
在近前有這樣一位學識淵博、正氣浩然的藹然長者，怎能再錯失良機而不移樽就教呢！我和孫犁的住所距離較近，往返方便。當然關鍵是我們談得來。所以，除了家屬（在外地的例外），外人之中，二十余年，我是和孫犁見面次數(shù)最多的人。
我們交談的內(nèi)容太多了，可惜我沒有做好記錄，非常遺憾?，F(xiàn)在回憶起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從他的散文《雞叫》談起了農(nóng)村雞叫的事。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有幾章的譯文在《世界文學》上發(fā)表，我倆都讀過了，所以一說起來就興致盎然，話題不斷。孫犁說，肖洛霍夫之所以能成為偉大作家，就是他在農(nóng)村的根扎得太深了。所以，他能把全村的雞叫之聲，諳熟于心，如數(shù)家珍，描寫得繪聲繪色，栩栩如生，各有特色，絕無雷同，令人拍案叫絕。在《談趙樹理》一文中，他說“他要寫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而肖洛霍夫幾十年沒有離開他的故鄉(xiāng)——頓河地區(qū)維申斯克鎮(zhèn)克魯齊林村，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他都無比熟稔。在家鄉(xiāng)，他參加過征糧隊工作，參加了頓河區(qū)域的剿匪工作，那一帶的各種各樣的人物、曲折復雜的故事和千變?nèi)f化的生活，他都了然于心，所以寫出了史詩《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好像沒有寫完）等杰出的作品。
而孫犁本人，在1949年以前，也完全在農(nóng)村生活，雖然小學高年級、中學是在外地城市上的，高中畢業(yè)后又在北平流浪兩年，但抗戰(zhàn)時期、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一直在農(nóng)村打游擊，和做文化宣傳教育工作。說到《鐵木前傳》，他說絕不是進城后又去安國農(nóng)村體驗生活才寫出來的，而是他畢生積累的生活感受和體悟到的人情世故凝結(jié)成的心血結(jié)晶。他晚年寫的《鄉(xiāng)里舊聞》，記述了幾十個農(nóng)村人物的悲慘遭遇，可知他的生活積累是多么深厚瓷實，如果不是兩個十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廢于遭逢”），即生病和動亂，二十年間沒能踏踏實實地搞創(chuàng)作；不然，說不定他會寫出《鐵木后傳》和“風云”二記、三記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是不能和命運抗爭的（時代、社會裂變），這些說起來也毫無意義了。
我多年與孫犁交往，深深地感受到，他不像有人說的那樣，不好接近。話不投機半句多，但若聲應氣求，也可以敞開心扉，談笑風生，高興時也會捧腹大笑。
二
曾有傳言，說孫犁家里有個小紙條，告訴來訪客人談話時間不超過十五分鐘等等。究竟有沒有這樣的紙條，我不敢斷定，但迄今我沒見過實物，也沒見過誰把小紙條的原文一字不差地寫出來。
孫犁在多倫道老房子住時，臥室兼書房（即他的蕓齋、耕堂），一進房門就是一張方桌，大玻璃板下的確壓著一張小紙條。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坐在桌前，一字不差地抄錄下來，全文是：“本人年老多病務請來訪親友體諒談話時間不宜過長。”言辭懇切，合情合理，并未限定多少分鐘。全文沒有標點，紙條是從報紙上撕下的一個小條，用紅鉛筆寫的，字體工整。1988年秋，他搬到學湖里住，方桌不用了，紙條也不知去向。
十年動亂，全國人民都遭受了巨大損失和傷害，對于許多作家，這十年正是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最佳歲月，沒有寫作，他們痛心疾首，無比懊惱?！拔母铩焙?，他們無不迫切需要一個不受干擾的生活環(huán)境，以便埋頭筆耕，彌補失去的時光。孫犁未能免俗，但他卻從未拒絕親友來訪，他的許多文章和《書衣文錄》中記錄了來訪的人，多時一日三撥，有些遠從外地來，其中包括從北京來的丁玲、林默涵、賀敬之等知名詩人、作家和孫犁的老領導。對慕名而來，事先又未約定的，他也不堪其擾。
《孫犁文集》，海燕出版社2017版
的確，在劫難過后，能和心儀已久的文學前輩坐下來面對面地親承謦歡，聆聽他的睿智言語，那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1983年，我從《耕堂書衣文錄》上發(fā)現(xiàn)了孫犁的生日。郭沫若50歲就給他賀壽，這年孫犁已是70周歲，不是更應慶賀一番嗎？于是，我聯(lián)絡了室內(nèi)十多位孫犁作品的研究者（有編輯、大學教師以及文學研究者），專程給他賀壽。進入那逼仄的房間，來客幾乎無法全部坐下。他說，自己過生日，就是和兒女們吃碗壽面，別的什么也沒有。當他看到我們送上的壽禮：百花文藝出版社資深編輯曾秀蒼撰聯(lián)，知名書法家龔望、玄光乃書寫和劉止庸畫的七條魚的畫，他非常高興。雖然來人很多，但大家還是很興奮、很安靜地傾聽孫犁說話，我們怕影響他的休息，急于告辭，他特意挽留我們多坐一會兒。我們和他合影留念，他拿出剛出版的新書《尺澤集》，一一簽名贈送。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又拄了手杖親自把我們一行人送到大門口。這個大院曾是吳鼎昌姨太太的公館，從他的住室到大門口有將近20米。據(jù)我所知，1980年代初，只有丁玲和他的老首長來訪，他才送出來，一般讀者，他是不送的。
1995年在天津市舉辦世乒賽。4月30日，山東、北京的朋友托我?guī)麄儼菰L孫犁。這是他在大病之前接待朋友比較多的一次。那天他的精神很好，我們五六個人與他暢談了一個多小時。除了談些有關寫作的話題，就是請他簽名。山東一位年輕人帶了許多本孫犁早期的書，他都一一簽上名字，分別與大家合影。山東青年送給他的小小鼻煙壺，他也很高興地留下了。
這一年的秋天，我又隨同林默涵、賀敬之、陳涌、程代熙等孫犁延安時期的老戰(zhàn)友，去看望孫犁。他們一邊暢談戰(zhàn)爭年代的故事，一邊吃著西瓜。其中有一個場面非常感人，那就是孫犁拄著手杖與林默涵握手表示感謝。上世紀50年代，市作協(xié)派孫犁去北京參加一個批判所謂反黨集團的大會。會上，主持人林默涵說孫犁身體不好，就不要發(fā)言了。孫犁一生沒有寫過一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無限上綱上線的批判文章。他從不為自己寫過的文章臉紅而拒絕收入集子。他也從未在大批判會上聲色俱厲、惡言惡語、置人死地地發(fā)言。唯有這么一次，情勢迫人，林默涵還替他解了圍。孫犁的感激之情永銘于心，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
三
我對孫犁的“書衣文錄”情有獨鐘，許多內(nèi)容我都耳熟能詳。這真是一本講真話的書。
我曾兩次將其編選成書，出版了單行本。后來看到《書衣文錄》手跡本，我很想把已出過兩次的《書衣文錄》，據(jù)“手跡”補充、訂正，以期給讀者一個全新的版本。剛好“星漢文章”約我再編《書衣文錄》，可謂正中下懷。根據(jù)手跡本校訂，又根據(jù)我自己所留存的資料等增補的《書衣文錄》作為《孫犁集》的一種，已經(jīng)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上世紀80年代伊始，常常就有本市或外地的年輕人給孫犁寄書。一者，他們想到孫犁年邁，不能親自到書店選購圖書（的確，他早年逛過舊書店和市街冷巷的小書攤；后來絕大多數(shù)是按圖書目錄郵購，或托人代購），就隨時選了孫犁可能喜歡的書給他寄去。二者，有些年輕人自己喜歡的書，也希望孫犁能喜歡，例如《菜根譚》他就列了兩本，一本是一個在校學生寄的。孫犁說：“青年人之所以喜歡它，也是因為人際之間，感到困惑，好像找到了法寶，其實是不可靠的?！边@是經(jīng)驗之談。
《書衣文錄》
而孫犁把這些贈書給他的人，都一一記錄在書衣上。他生前發(fā)表《耕堂書衣文錄》時，我就注意到了，而在《書衣文錄》手跡本中，書衣上僅有書名和包裝日期，他也不忘是誰贈的。我粗略地數(shù)了數(shù)，贈書將近20人次（包括三個出版單位），所贈書將近40種。最多的是山東自牧（鄧基平），有11本；其次是劉宗武，5本；金梅4本；吳泰昌3本；其他人大都是一本或兩本。從這個記載中，我覺得還不是一個細心的問題，細微處可見精神。古人云“記人之善”“物輕情意重”，此之謂也。孫犁一生極重友情，晚年寫了很多懷念戰(zhàn)友的文章，也可見一斑。
說起送書，孫犁所送出的書就不知有多少了。就我本人來說，從1978年4月，他又開始出書，到1995年他生病這十幾年間，共出版了將近70本書（包括文集，一次5本，一次8本），除了再版的重復的，凡是新出的書都送過我。從《晚華集》《耕堂雜錄》到《如云集》（《曲終集》出版時，他病了，誰也沒送），將近20本。其他人，據(jù)我所知，韓映山、冉懷舟、自牧、金梅、吳泰昌、姜德明、郭志剛、宋曙光、宋安娜、孫秀華、李屏錦、段華、楊棟等，或多或少都得到過孫犁的贈書。
作家贈書與人，是作家與讀者溝通的一種方式，增進了彼此的感情，自古有之。一者，讓大家都分享作家辛苦勞動獲得成果的喜悅；二者，這是主要的，作家真心實意地期盼讀者的寶貴意見。孫犁在樹上寫得往往極簡單：××同志指正。這不是虛文浮禮，而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愿望。就上述我列出的名單，其中主要是報刊、出版社的編輯和文學研究者。他們對孫犁作品的發(fā)表、出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許多研究者對孫犁的生活、創(chuàng)作，也寫出過中肯、實事求是，令孫犁滿意的評論。孫犁的贈書，也算是一種表達謝意的方式吧。（文/劉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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